张慧波：以“走出去”谋划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篇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日新月异，高职教育在其国际化发展道路上激流勇进，成绩斐然。从教育服务输出与输入的角度看，可以将其发展进程归纳为从被动到主动、从单向到双向、从借鉴引入到分享输出的跨越式发展。

1.从“请进来”到“走出去”，国际化历程彰显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壮大和特色经验。改革开放之初，为满足工业化战略调整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巨大需求，也为了拉近与国外先进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我国高职教育通过各类政府间的职业教育合作项目或派遣专家赴境外研修等途径，学习德国“双元制”、澳大利亚TAFE学院等先进的职业教育办学经验，寻求联合国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援助与支持，不断引入和借鉴来自国际社会的优质职教资源与发展经验，推动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与各国际组织、国外政府间的各项合作日益深化，并开始通过项目合作引入世界一流的国际职业资格证书及其培训体系。与此同时，以金陵职业大学与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学生分段式联合培养为代表，开启了我国高职教育探索中外合作办学的先河。21世纪以来，在坚持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职教经验的基础上，我国高职教育也开始着力“请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展，并相继在招收来华留学生、境外办学、服务境外企业等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这意味着我国高职教育在单向引入的同时，也开始走向国际化发展的新征程，与世界分享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特色经验。

2.服务“一带一路”倡议，高职教育“走出去”成效初显。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深化，高职教育“走出去”因其在服务企业“走出去”、推动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等方面的天然优势被寄予厚望，俨然已然成为当前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引擎。《2017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年度质量报告》数据显示，当前我国高职院校中开展“走出去”实践的共有505所，约占全国高职院校总数的38.1%，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走出去”企业培养了大批旅游、建筑、水电等技术技能型人才，推动了沿线国家职业教育的共同发展。为沿线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境外职业技术人才。2017年《全国高职院校年度质量报告》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共有172所高职院校接受全日制国（境）外留学生，留学生总数超过7000人。如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援外培训基地”自2007年开展援外培训以来，已为113个发展中国家开展97期培训，培训学员达2012人。逐渐规模化的境外人才培养，在有效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我国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认可与肯定。

产教协同，服务“走出去”企业需求。随着“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格局的构建，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走出去”寻求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在此过程中，我国高职教育以其独有的专业性更显优势。2016年在校生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实习时间达59万人日，其中187所院校在校生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实习时间超过10人日；专任教师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指导时间达5.9万人日，其中162所院校专任教师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指导时间超过10人日；除此之外，我国高职院校积极探索与“走出去”企业合作，在境外设立职业教育或培训机构，就地开展教育培训，为“走出去”企业提供人才支持。如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8所高职院校联合中国有色金属矿业集团，在赞比亚筹建“赞比亚能力建设学院”二级学院，培养机电一体化、土木工程等专业人才。

联合开发职教标准，携手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共同发展。开发境外认可的各项职业教育标准不仅是高职院校把握境外人才培养目标、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同样也是规范我国高职教育“走出去”实践推进的重要参考。2016年全国有100所高职院校开发了283个国（境）外认可的行业或专业教学标准。如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应世界中餐业联合会要求制定《海外中餐业行业标准》，规范海外中餐业的运营管理。

3.加快推进“走出去”，为世界高职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结合当前高职教育“走出去”的各项实践来看，其仍旧面临着缺乏“走出去”的政府统筹与政策指引、行业企业与职业院校协同“走出去”的探索创新以及“走出去”相关标准体系的构建等诸多挑战。因此，要把握好高职教育“走出去”的空前契机，需要将其作为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战略重点予以推进。为此，当前应在以下3个方面努力。

加强高职教育“走出去”的制度建设。加强政府统筹规划，发挥政策指引作用。要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相结合，制定职业教育“走出去”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如结合 “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的实际需求，分区域确定优先“走出去”的学校和专业类型，引导高职院校循序渐进地开展“走出去”实践。高职教育“走出去”实践，尤其是境外办学、境外培训等是一个需要耗费极大人力、财力的大工程。因此，需要有效拓宽经费来源，为高职教育“走出去”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在此基础上，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地缘优势，充分发挥各级示范“骨干”校的专业示范引领作用，扩大“走出去”的发展规模。

发挥产教协同“走出去”的多元主体作用。从高职教育“走出去”的行为主体来看，其主要涉及国内外的政府、高职院校、行业企业等。因此，要充分发挥境外企业在推动高职教育“走出去”的主体作用，构建政府、院校和企业三者协同“走出去”的互动机制。

完善高职教育“走出去”的标准体系构建。高职教育“走出去”的标准主要是指诸如各项“走出去”实践开展院校的选拔标准、境外办学机构设置标准、师资配套标准等，需要系统规划各项规范的制定与实施。以援外项目为例，商务部就专门制订了《援外项目实施企业资格认定》《对外援助项目评估管理规定》等一系列规范条例，提升了援外项目的质量。同时，需要引进第三方评价机制，严格效益评估。我国高职院校已经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走出去”实践，但是关于相关实践的过程监督以及效益评估，仍缺乏相关机制的健全。为此，可以考虑对当前开展的实践项目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进行优质项目的遴选，并将其作为不同实践项目类型的“样板工程”予以宣传推广，提升高职教育“走出去”实践的质量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