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职业院校开展创业教育是提升学生就业创业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完善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有效措施。但是，职业院校需要清楚认识到，脱离了专业教育而盲目强调在校创业，就混淆了学校教育与企业经营的界限，偏离了职业学校教育的本质特征。一些职业院校鼓励学生占用大量专业学习时间经营网店，甚至记入学分，这无异于杀鸡取卵。

　　现代职业教育是适应技术进步的教育，任何改革措施都应该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有利于学生职业素质的养成。笔者认为，职业院校开展创业教育，有必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一是创业教育与就业教育的关系。

　　职业教育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手段，必须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的方针。在职业教育中开展创业教育，是为了更好地让学生了解技术进步和企业发展的要求，提高自身的市场适应力和就业竞争力，让职业学习者的人生更加精彩。这并不是说职业院校学生不能创业，事实上，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创业率远高于普通本科院校。但是，创业具有很大风险性，仅有创业激情和创业能力还不足以保证创业成功，我国创业成功率不足10%，有些地区甚至不足1%，而职业院校学生多数来自于农村，抵御经济风险能力很差，盲目地让他们去创业，就如同让小学生去深山老林探险一样。

　　二是创业教育与创新教育的关系。

　　创业成功以创新为前提，只有实现了创新的企业对社会才有更高价值。在市场经济体系不够完善的条件下，的确有些人依靠投机取巧发了横财，但随着改革深化和社会发展，企业经营成功主要依靠知识和技术，投机活动在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环境中缺乏生存土壤。因此，创业与创新是相互依存的，创新是创业的基础和目的，创业是创新的途径和手段。特别是对于高职院校大学生而言，应该立志成为技术创新的推动者，通过发展型创业实现自身职业理想，而不是采取短期性的生存型创业行为。在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条件下，少数毕业生从事卖猪肉之类的活动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三是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

　　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对于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极为重要。我国只能走一条工业化与信息化相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不可能逾越工业化阶段而直接步入知识经济。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工业化阶段，需要一大批懂技术、善经营的实业家，对职业技术教育有着特定的要求。如果职业院校忽视专业教育，培养一批脱离实体经济的创业者，不仅不利于实现“中国制造”向“精品制造”的转变，而且也不利于改变创业者的生活状况。因此，职业院校的创业教育应该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将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创业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实现人生价值的精神动力。职业院校的创业教育是在专业教育中培养全体学生的创业精神，而不是让全体学生都去创业。

    随着互联网、移动终端的迅速发展，数字化阅读越来越普及，公交、地铁上的“低头族”越来越多。4月20日，中国教育报在官方微信上发起“数字化时代，老师是如何阅读的”调查，结果显示，61.4%的受访者花在数字化阅读上的时间比纸质阅读时间更多。同日发布的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也显示，数字化阅读率首次超过传统的纸质阅读率。

    数字化时代，教师们是如何阅读的？他们阅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数字化阅读给他们的教育教学带来哪些影响？

    数字化阅读给教育带来全方位的影响

    一台平板电脑，一个Kindle阅读器，外加手机和台式电脑。

    四川阆中水观镇初级中学校长马洪德告诉记者，这4样东西，是自己现在的阅读“利器”。 

    马洪德从2011年开始接触数字化阅读，最初，面对汹涌而来的信息，他有时候觉得难以甄别和取舍，对数字化阅读有一种半推半就的感觉。

    而现在，他已经完全“沦陷”其中。除了在设备上投入增加外，在电子书籍的购买上投入也越来越多，3元到5元不等的电子书，现在马洪德一年下来也要投入好几百元。

    马洪德所在的初中，一共有48位老师。为了鼓励教师们阅读，学校除了提供数字化阅读的场所和设备外，每年还投入5000多元采购专业书籍推荐给教师阅读，每位教师也可以自行选择购买图书，学校予以报销。根据观察和统计，马洪德发现，学校教师们数字化阅读的比例已经明显超过了纸质阅读。

    马洪德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与中国教育报微信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在以中小学教师为主体的4057位参与者中，2475位受访者表示，平时花在数字化阅读上的时间比纸质阅读时间更多，占比超过61.4%。

    随着电脑的普及、智能手机的广泛运用以及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全面推广，无论是在农村学校，还是在城市学校，数字化阅读如今已成为广大教师不可或缺的一种阅读方式。

    刘忠平在农村小学——湖南省新田县龙泉五小从教近30年，以前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查询的工具书和各种资料书籍堆满书柜和案头，而如今，一台电脑或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解决疑难的问题。“数字化阅读技术的不断发展，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查询资料的便捷，同时，对于我们快速获得新的信息，扩大知识面，也很有帮助。”刘忠平说。

    成都市实验小学语文教师张兰在反思自己这几年阅读情况时，惊讶地发现，数字化阅读竟然占到自己全部阅读的七成左右。对于有“纸质情结”的她来说，这个结果让她略微有些失落。 

    “数字化阅读不经商量，席卷而至，影响所有人。”张兰说，数字化阅读，给教育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影响教育的理念、内容还有方式。数字化阅读，让所有人成为教育人，也让所有人成为受教人。“一夜之间，新的理念一出，只要能吸引人的眼球，击中人的内心，便可以‘秒达’所有人的眼睛”。

    数字化阅读将教师带人“浅阅读”时代？

    有人说数字化阅读把人们带入了“浅阅读”时代，可能造成人们阅读兴趣的泛化和情感的流失，但浙江省宁波国家高新区实验学校教师陆青春并不这么看，他说，自己并没有真正感受到这些不良影响。“相反，这种阅读，提高了我的学识，促进了我的专业化成长”。

    与陆青春一样，很多教师在数字化阅读中，主要以增长知识和促进专业成长为目的。中国教育报微信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可多项选择的数字化阅读目的中，投票选择以增长知识阅读目的的达2491人，占61.4%，选择以专业成长的也有1770人，占比43.6%，还有不少人选择获取资讯、满足兴趣、修身养性和休闲放松为目的。在数字化阅读题材的调查中，选择教育专业类读物的受访者比例为67.3%，其他阅读量较高的题材分别是人文社科类、新闻资讯类、自身兴趣类、亲子读物等。对于这些内容，很少有人“只看标题，不看内容”，但“仔仔细细从头看到尾”的也只占3%，更多的是“看到感兴趣的话题再仔细阅读”，这部分受访者占91%。

    在浙江宁波鄞州高级中学教师张全民看来，数字化阅读的海量信息和便捷检索弥补了纸质阅读的一种不足，“尤其对于我们学术研究的文献查阅以及教学备课的图文索引而言，数字化阅读确实体现了它独到的优势。从某种层面上讲，它解放了一个人的时空，获得一种工具意义上的自由感”。

    但张全民认为，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应该有一种教育上的责任担当和精神上的引领义务。那就是，正确理解经典阅读和通俗阅读的关系，正确理解纸质阅读和数字化阅读的不同价值，在阅读过程中，定期做经典阅读摘记，定期开展阅读交流活动，让充满意义的阅读随着时间的沉淀真正内化为生命的一种深刻的存在方式，建立起精神主体性。这样做，才能抵御阅读的浅俗化和碎片化，让阅读真正成为灵魂的成长所需。

    马洪德认为，对学校的教育教学以及管理来说，数字化阅读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但从目前来看就是网上的资源质量不一，老师们需要提高鉴别能力，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数字化浪潮来袭，每个人都避不开，但可以尽量利用好这些资源服务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马洪德说，自己学校的邓建平老师，今年已经50岁了。虽然不太喜欢数字化阅读，但是他利用数字化的资源，将自己在纸质阅读中的收获记录下来。如今已经出版了《猪八戒学数学》、《数学探究性学习教材》等书目，还成立了初中名师数学工作室，是一位典型的阅读研究型教师。 

    为何过半教师不支持学生进行数字化阅读

    尽管教师们的阅读时间大多花在数字化阅读上，但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支持自己的学生进行数字化阅读，来自中国教育报微信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53%的受访者不支持或不太支持自己的学生进行数字化阅读。

    宁波国家高新区实验学校教师罗树庚分析说，数字化阅读提供了“随时阅读”的便捷状态，但也常常使人陷入“随性”的泥潭。例如，开会时玩微信、稍有时间埋头手机，这样的现象经常可见。

    “如果我们成人也缺乏自控自律，那么何谈教育孩子。”罗树庚说，另外，一些孩子在电子阅读或者查找资料时，不经意间会触及一些不适宜网站和游戏，如果任其发展，危害极大，这就需要家长多多关注孩子，特别是网络学习和阅读的时候要加以指导和提示。 

    罗树庚说：“就中小学生而言，基于他们的心理特点和生理特点，我更赞成以传统阅读方式为主，数字化阅读作为辅助手段。”

    张全民也表示，在数字化阅读潮流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倒不是来自教师自身，而是来自教师对年轻学生精神生活单向度和碎片化的一种隐忧。对于不少尚缺少精神独立性和价值判断力的年轻学生而言，数字化阅读并不是一种精神提升之路，而是一种浅俗的娱乐方式；形式纷繁、内容芜杂的电子书、网络小说以及网页等会解构他们的主体性，让他们最终迷失自己的灵魂。

    “我经常提醒我的学生，在数字阅读的同时要警惕这种危险的倾向，特别是智能手机时代的微信阅读，在一个社交化分享化无时不在的情境下，人的精神生活不断被海量的信息所刺激撕裂，貌似无所不知，其实最终一无所有。”张全民说。

    张兰也在教育教学中发现，数字信息的便捷化，让学生在面对疑问的时候首先寻求的是网络资源。“当孩子们在这些繁杂的信息里去寻找自己需要的内容时，他们是缺乏这样的阅读能力的，不能很好地去鉴别。最终，还可能给孩子们造成一种假象：自己懂得很多，网上也有很多的资源，阅读被变得浅表化了。”

    面对这样的困惑，张兰在自己的语文教学中也在做一些尝试。如教孩子们如何去进行数字化阅读，如何整合资源等。在她看来，自己在数字化阅读中，需要的也是提升在海量信息中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在数字化背景下，学技能易，养精神难。

    张兰认为，无论数字化的浪潮来得有多猛烈，教师和学生都应该坚守纸质阅读。在她看来，数字化阅读的冲击每个人都不可避免，而且其视听优势确实也带给我们不同的阅读体验和收获。但传统的纸质阅读仍然有其优势，纸质阅读或许更能让人养成一种精气神，更能让知识得以沉淀。

    针扎学生、“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等个别现象，引来人们对教师责任感、幸福感的思考。带着幸福感去做老师，正如揣着理想上路，必然会使教育教学变得精彩，进而创造出整个人生的幸福和全体社会的幸福。

                                                       ——编者

    一段时间以来，各种各样针对教育、教师批评的声音纷至沓来，尤其是，每当有个别教师行为失范时，各大媒体的批评声就会不绝于耳，使教师群体的声誉降到冰点，使人们不得不对师德、师风、师道进行反思，对重铸教师之魂进行思考——究竟什么样的老师才是中国好教师？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教师节前夕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教师学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讲话很好地回答了以上问题。

    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教师，教书有成绩，育人有效果，学生有亲近，家长有信任，领导有肯定，同事有支持，心中有理想，未来有憧憬，这就是教师最大的幸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做老师，最好的回报是学生成人成才，桃李满天下。想想无数孩子在自己的教育下学到知识、学会做人、事业有成、生活幸福，那是何等让人舒心、让人骄傲的成就”。

    好教师是一首诗，韵味长存；好教师是一幅画，清新高雅；好教师是一棵松，正直伟岸；好教师是一座碑，坚实高大。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教师，做一位幸福的好教师理应成为我们广大教师的崇高理想和人生追求。那么，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党和人民满意的好教师，怎样做一个幸福的好教师呢？

    由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好教师”丛书，试图通过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四有”好教师讲话，生动地讲述章开沅、潘懋元、周小燕、钟期荣、颜宁、李吉林、霍懋征、汪金权、杨小玲等一大批影响中国教育的杰出人物最精彩、最感人的事迹，从“幸福，在教书育人中追求；幸福，在学习中追求；幸福，在生活中追求”等方面来回答。

    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这个“光辉”中必然应该蕴含着“幸福”的因子。这种幸福不只来自于外界的赋予、物质的回馈，而应得益于内心的充盈，来自于心灯的呵护、薪火的维系和传承；来自于精神的给予获取、吞吐吸纳。

    教师面对的是鲜活的、成长中的学生，他们将来不仅要对自己负责，更要担负起民族、国家的重任。教育一直是以小喻大，以近知远的源头工作。教师要有幸福的追求，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教师，做一个幸福的好教师，有幸福感地做好教师，深味做好教师的幸福，有“春风风人，春雨雨人”的亲切，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自然，好教师的敬业、勤奋、刻苦、奉献是追寻人生价值的内在过程。

    教育是一种使命，始于神圣，结于厚重。教师是文化的信徒，起于传承，归于发展。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教师，就要学会开心工作，开心生活，就要懂得在忙中享受，在累中快乐。

    教育是一种劳动，始于辛劳，结于平淡。教师是教育的行者，起于梦想，归于追求。做一位幸福的好教师，就要学会尊重自己，宽容他人，就要懂得在做中充实，在行中提升。

    带着幸福感去做教师，正如揣着理想上路，不仅能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使自身魅力十足、光芒四射，而且必然会使教育教学变得精彩，进而创造出整个人生的幸福和全体社会的幸福。（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

      今年高招，对于北京中等成绩的考生而言，能够进入北大、清华等名牌高校不再是一种奢望。北京市推出的“双培计划”将为成绩刚过一本线的考生提供了一种进入知 名部属高校学习的可能。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双培计划”不是走读的形式，而是与部属院校的学生同吃同住。除了学籍不一样，其他跟985高校都是一样的。虽然毕业证和学籍变不了，但学生可以拿到双学位。（《新京报》4月20日）

    这其实是以前跨校选课、校际合作办学的进一步延伸，从学生跨校选修专业课程，到有一年到两年时间在合作学校学习生活。这是一种值得探索的合作办学模式，为学 生提供更多的学习、体验机会。但我并不赞成把“中等学习成绩进北大”作为这类合作的“卖点”，虽然到北大、清华学习和生活对很多普通市属高校的学生更有吸 引力，但这一合作如果只是单向开展，价值将很有限，而应该是合作学校双向交流，北大清华的学生也可到其他高校去做“交换生”，这可促进各校平等交流，在合 作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也形成本校的人才培养特色，建立起学生校际自由流通的渠道。

    近年来，我国高校为矫正高考计划录取制度的弊端——学生被大学录取后，就只能一个萝卜一个坑在这所大学学习，很难在校内转专业、更别提转学——推出了校内转 专业、专业辅修、跨校选课、插班生等政策，旨在让学生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专业、课程，同时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但总体而言，由于政策的局限，能换专 业、选修课程的学生还是少数。而插班生制度，则是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学籍，成为另一所大学的学生，到另一所大学学习。

    在这种情况下，同一省区内的部属和地方高校，进行深层次合作，给市属高校学生提供进部属高校学习的机会，就将校际合作进一步推进。从大学生培养角度看，这可 让学生在不同的学校环境中学习、成长，有利于培养复合型人才，而这种措施还对基础教育有深入影响，即学生即便考进一所普通院校，也有机会到名校学习，获得 学位，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高考焦虑。

    在美国，一名学生在高中毕业后，申请进入社区学院，在社区学院求学两年后，可转学到名校，社区学院和名校之间签约学分互认和转学协议，这为高中毕业生提供了多元的升学选择，而且也促进各种不同类型学校的办学水平，不少社区学院的本科教学水平，并不比名校低。

    毋庸讳言，北京推出的校际合作，距离美国的自由转学、校际合作，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它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是值得肯定的进步。未来，我国高校应该进 一步开放办学，在不同学校之间，建立学分互认、转学和交换生制度，包括高职院校的学生也可到普通高校做交换生，以打破各类教育、各类学校间的壁垒，改变社 会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传统认识。

    当然，这种合作模式，不能只停留在概念上，必须在课程建设、质量监控上有周密的考虑、设计。如果只是以名校的学位来吸引普通学校学生，这还是学历导向，普通学校只是将名校作为“靠山”,而不是通过校际合作提高本校质量。如果在普通学生到北大清华学习一两年的同时，北大清华也有学生愿意选择到某所普通学校，去接受教育，那么，我国高等教育的全面合作、交流，开放的办学格局就会逐渐形成，从而为所有受教育者提供更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和多元的选择。（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由北京市教委与联想集团共同主办的“转型变革联想融合——北京职业院校校长领导力高级研修班”日前结业，来自42所职业院校的46名校长、书记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的创新之处在于由过去的行政主导转变为企业主导，将企业实际在用的运营和管理模式以课程的方式呈现，通过实际案例分享与交流，为职业院校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和帮助。

    酒好也怕巷子深，技高更须好包装。蓬勃发展的职业教育，也应该通过营销自己让更多的人为职业教育发展“点赞”，求得更多关注、关心和支持，促进职业教育发展。

  　第一，创新“新闻宣传”，让社会认识我们。应重视各级教育部门门户网站建设，网站是社会“认识”职业教育的重要窗口，但教育部门网站中职业教育栏目往往被放到很不显眼的位置，要改变义务教育是政治任务、普通高等教育比职业教育高一等的老观念，把职业教育栏目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还应该开辟一些专题栏目，如示范校专题、技能之星等，自己扩大影响进行营销。各职业院校更应该重视自己的网络平台建设，很多职业院校“领头羊”的网站仍然有一些重要栏目比如“专业介绍”、“就业方向”、“优秀毕业生”是空白的。互联网+时代还要用好各种新型媒体，比如博客、微信、微博、微信、微视频、微电影、网络、直邮、户外等，做好“互联网+职业教育”的新文章。创新宣传要注意避免洋洋洒洒数万字却毫无新意、令人生厌的形式，用文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多增加一些生动的图解图片、影像视频等，做到“独具特色、与众不同”“简约而不简单”。

　　第二，举办“营销”专题活动，让社会感知我们。全国职业教育活动周要办成全民活动周，而不能不只是职业教育自身的内部活动。活动周的中各级在策划时，要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比如目前电视上的各种“秀”吸引了众多的电视观众，活动周中可以举办“技艺达人秀”，用具有可视性、趣味性节目，吸引更多社会公众的密切关注。应以联谊会、茶话会等轻松活泼、便于组织、成本不高的活动拉近我们和社会各方面尤其是行业企业、学生之间的距离。同时，要加强善于发现或创造于职业教育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认同。

  　第三，组织“公益性”活动，让社会欣赏我们。政府和学校对职教在校生有各种扶贫和奖励政策，对于学生创业成才也有鼓励和支持政策，这体现了对学生的关爱和人性化的管理，是一种内部营销。同时，也要策划一些活动，鼓励职业院校走出校园，校地共建、校企共建，“参与公益事业，共担社会责任”，更鼓励学生和老师积极参与支教、义工、青年志愿者等活动，塑造职业教育的良好形象。

　　第四，充分利用“名人效应”，让社会熟悉我们。利用名人效应是现代营销的常用手段，名人对公众的影响力比一般的传播效果要好，借助名人效应，能够强化信息的影响力。例如，从北大转学进入北京工业技师学院并且在第六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上获得一等奖的周浩，“对于北京工业技师学院来说，无疑是这无一个天大的喜讯”（该校党委副书记仪忠）。职业教育培养出来技术能手、技术标兵、首席技师等著名毕业生一定要得到宣传。针对目前社会普遍缺乏的“工匠精神”，要联合工会、人社和有关产业部门对许振超、李斌等等各条战线上的“中国名‘匠’”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让人们更加深地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思想精髓，营造崇尚技能、尊重劳动的社会氛围。

　　第五，利用“展销展览会”，让社会走进我们。教育主管部门应举办职业院校的科技成果展、创新成果展、大赛作品展、杰出校友事迹展，宣传职业教育的同时，推进科技成果、大赛成果的转化。各校要举行人才推介、科技成果转化推介、校企合作推介和巡回演讲、招生咨询等活动，要主动无偿或以微利开展社会性培训活动，要发挥自己优势支持社区乡村的文化建设，要对社会开放实训、图书、师资、体育、演出场所等资源，在服务社会中全方位展示院校的建设发展成就，让社会走进校园，让校园融入社会，实现良性互动。

　　职业教育是与社会经济息息相关的教育，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更直接、见效最快的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是更需要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支持的教育。职业教育不能关起门来自己热闹，要主动服务，广泛宣传，加强“公关”，在产教融合中加快发展。

    日前，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老年福祉学院举行了一场特别的颁奖表彰研讨会。与给在读学生发奖学金不同，这一次“优秀毕业生就业创业奖”奖金，发给了老年福祉学院的历年毕业生。

　　虽然叫老年福祉学院，但就读的都是朝气蓬勃的90后。专业的正式名称是“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老年福祉学院院长杨根来教授介绍表彰会的目的，旨在关注养老服务专业人才职业成长，拓宽养老专业招生规模和形式，提高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为养老服务行业输送更优秀的人才。

　　青春养老人，点赞

　　“刚做护理员的时候觉着日子特别痛苦，先不说每天干了多少活，单是每天早上六点半上班，晚上六点下班就够让我受不了，那时候我每天早上起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真是不想活了’。”贾凇说。老年福祉学院2011级毕业生贾凇，现在的工作单位是千禾颐养家苑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从2013年年底在千禾实习任护理员岗，对自理、失能、失智老人进行照护，现在的职位是千禾颐养家苑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经理助理。

　　贾凇做护理员时，接触的最多的是失智老人，单位有一个专门的失智区，护理员们叫它记忆小镇，里面有很多的失智也就是痴呆老人。“里 面的爷爷奶奶叫我什么的都有，有说我是她女儿的，有叫我妹妹的，有叫我大姐的，还有叫我妈的，称呼多的只有大家想不到，没有她们叫不出来，照顾她们的时候，得随时做好挨打挨骂，被泼水和被吐口水的准备，因为她们的行为已经不受自己控制。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像哄宝宝一样哄他们，她们说什么我接什么，做什么我看着，保证她们在我的视线范围内，保证她们不发生危险，闹哄哄的一天下来，晚上回去一句话都不想说。”贾凇回忆道。

　　不知道自己到底可以干什么，认为自己满腔热血确没用武之地，觉着自己是匹千里马，但是没有人发现。这是贾凇当时的想法。

　　后来主管把新开的一层楼单独分给了贾凇和另外两个同学。三个人三班倒照顾一层楼的13位老人。

　　贾凇还记得，那一楼层走廊长170多米，住了13位老人，有高龄的，有吸氧而且基本卧床的，有脾气古怪的，有神经衰弱受不了一点响声的，还有癫痫的，小儿麻痹。

　　照顾的老人中还有一位很特殊的奶奶，她每天基本不间断地吸氧，每次呼叫间隔不会超过10分钟，但基本没什么事，有时候甚至只是帮她拿一下遥控器，这让贾凇很恼火，后来贾凇就和小伙伴一起琢磨奶奶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猜奶奶可能只是没有安全感，想让大家多去看看她，然后大家就每隔一会就去看看，时不时和她聊聊天，后来，奶奶真的就不经常呼叫了。

　　奶奶很脆弱，上夜班的时候，走廊那么长，算上贾凇只有14个人，空荡荡，静悄悄，照顾奶奶的时候贾凇很害怕。贾凇给自己订了闹钟每20分左右提醒一次，去看奶奶需不需要帮助，还有没有呼吸，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就怕一不小有什么突发状况。

　　时间久了，爷爷奶奶们对贾凇很依赖。实习结束前奶奶身体不太好，贾凇和奶奶说，我们实习结束了，要回家一个月。奶奶说：“我快不行了，你们别走，不然我就看不见你们了，我会想你们的。”当时贾凇认为奶奶在闹脾气，哄哄奶奶就走了，等到再回来的时候，奶奶竟然真的去世了……听到消息的时候，贾凇觉着头皮特别麻，整个身上都僵僵的，特别伤心。现在也会偶尔想想，奶奶去世前没有见到贾凇，会不会觉着有那么一点遗憾。

　　经历了最初的磨练，现在贾凇走上了管理岗。但他说：“做护理员的时候，整天都在想着我什么时候可以去管理岗，我什么时候可以早八晚五，我什么时候可以不再做这些事情，等到真的到管理岗的时候，却发现我竟然那么怀念那个时候，那么想回到那时候，那段日子是我长这么大，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时候。我发自内心的认为可以给那些老人带来快乐我是幸福的。那种感觉是管理岗带不来的，只有在做护理员的时候才会有那种感觉，会为自己骄傲。”

　　养老人才，亟缺

　　今年9月，湖北省首个“养老硕士”班(老年护理方向)将在武汉轻工大学护理学院开课。该校护理学院院长张红菱透露，人才短缺一直是养老行业的突出问题，目前养老服务机构从事护理工作的人员多从家政转行而来，缺乏专业护理技能。

   “按‘十二五’规划，我们需要有500万持证上岗的养老护理员。但是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养老从业人员不足50万，持证上岗人员不足5万人。”杨根来说，从1999年全国第一个开设养老服务专业的学校算起，到现在，全国培养了不足5000名毕业生，全国养老服务专业在校生总规模不到4000人。 

　　“人都招不齐，谈何专业人才！”谈起养老服务业，不少养老机构负责人如是说。护理人才、管理人才均奇缺，对职业经理人队伍的建设更是可望不可求。

　　在老年福祉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就业创业奖”表彰会上，河北仁爱养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武卫东、山东颐合华龄养老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谭美青等亲自出席，并为在校生设立了每年总计80万元的奖学金。覆盖面达到学生总数的52%。初衷也是希望能吸引更多优秀人才。

　　“月薪低于3000，不会邀请我们老年福祉学院的毕业生去工作。” 武卫东在发言中肯定地说。“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才，加强养老教育、养老人才的培养，迫在眉睫。”谭美青说。

　　而不少愿意从基层做起的养老服务人才，在养老机构，都得到了企业的重视。老年福祉学院2008级毕业生徐然，就职于北京首钢实业有限公司老年福敬老院。2011年毕业后，从护理辅助岗——保洁员做起，现在已经是石景山区所有养老院中最年轻的护理主管。2009级毕业生王伟鹏，现在已经是北京怀柔联建老年公寓院长助理。

　　尽管如此，杨根来表示，培养出来的养老服务人才流失严重，“60%-70%的养老服务专业毕业生，毕业后不再从事养老行业。”

　　留住人才，真难

　　“上岗第一天我成为了一名基层护理人员。我是独生子女，区域卫生的清洁、消毒、整理等工作很让我头疼，11间屋子，那么长的走廊，不知为何，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好歹也是一个大学生，就来做保洁员，地位还没有四、五十的护理人员高。”徐然回忆自己最初的心路历程。

　　“毕业生都是二十多岁的姑娘、小伙子，要让他们整天为老人服务，真的很不容易。这也是我们为现在仍然坚守在养老岗位的毕业生颁发奖金的原因。”杨根来说，“养老人才紧缺，首先是观念因素。在传统印象中，养老院都是伺候人的活儿。在他们眼里，敬老院，养老专业就是跟老人打交道，做端屎端尿又脏又累的活。很少有人把养老服务当职业。”

　　杨根来分析，养老人才流失，其次是薪酬。去年学校11个专业中，养老服务专业的平均月薪不到3000元，而全国职业院校学生的平均月薪是4500元。

　　为何人才紧缺，薪酬还低？杨根来解释，目前养老行业缺少国家鼓励。一般都是民营企业在做养老服务。企业的人力成本很高。按规定，养老护理员和老人的比例是1:3，也就是一位护理员照顾3位老人。有些养老院收取的费用标准是每人每个月两三千元，除去成本、企业盈利，能够发给养老护理员的工资，也就在两三千元左右。而且现在一些养老机构多是聘请四五十岁的护理员，也不愿意多花钱聘请年轻人。

　　杨根来认为，第三是职业升迁空间有限，影响了养老服务人才的发展。“在一些民办机构，干了很长时间，也许只是护理员，劳动强度大，上升空间有限，都使得一些养老服务专业的毕业学生，逃离了养老服务行业。”

　　期待更多政策支持

　　2013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指出，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民政部门要支持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增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和课程，扩大人才培养规模，加快培养老年医学、康复、护理、营养、心理和社会工作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大专院校对口专业毕业生从事养老服务工作。

　　去年6月，教育部等九部门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人才培养的意见》指出，现阶段我国养老服务业人才培养存在规模小、层次单一、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养老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到2020年，基本建立以职业教育为主体，应用型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层次相互衔接，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并重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培养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质量较好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以适应和满足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需求。

　　虽然出台了各类指导意见，但杨根来对用“惨淡经营”来形容目前的养老服务专业的招生情况。“去年，全国66个可以设养老服务专业的学校，成功招生的有44个。目前养老服务专业规模最大的是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在校生有400人，其次是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在校生有376人。去年，17所学校计划招生50人，招20-25人的有7所学校，不足20人的有3所学校，还有1所学校只招到1人。”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长期照护和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但养老人才短缺却成为老年服务机构快速增长的瓶颈。”杨根来说，“首先，希望能加强政策支持，在入口上，让养老服务专业的高职学生也能免费入学，同时，疏通出口，给予从事养老服务专业的毕业生职业补贴，让他们有从事职业的荣誉感。其次，在学校办学条件上，给予独特的财政支持。最后，调整办学政策。”

　　虽然现实不如理想丰满，但每一个毕业后仍坚持做养老服务工作的大学生，已经像一颗颗火种，给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注入了新的力量。就像老年福祉学院2011级毕业生陈洋说的：“我只是希望能尽我最大的能力给长者们提供一丝便利，我不奢求回报，只是希望当我年老的那一天，会有那么一群二十几岁青春靓丽的姑娘、小伙子愿意带着我一块玩耍，扶我过一下马路。”

　  日前，记者从教育部获悉，自2014年3月，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关于开展“劳模进职校”活动的通知》、联合启动开展“劳模进职校”活动以来，各地各职业院校积极响应，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发挥劳模身边榜样的激励感染作用，成为推动职业院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截至目前，北京、上海等19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大连、青岛、宁波、厦门市全面组织开展了“劳模进职校”活动，其他省（区、市）结合实际在部分职业院校开展了相关活动。各地各校邀请劳模举办主题报告会、专题讲座；聘请劳模担任校外德育辅导员，参加班级主题班会谈心交流；担任兼职教师、创业导师，走进课堂参与课程教学，指导技术技能培养；合作建立劳模实践育人基地、工作室，指导学生实训实习等。

　　“劳模进职校”活动，不仅促进了教育教学改革，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更成为职业院校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和重要载体。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各校共邀请劳模举办各类报告会、讲座、分享会等2500余场次，劳模参加学校班级活动2000余人次，近4000名劳模被学校聘请担任校外德育 辅导员、兼职教师、创业导师等，近百万名师生参与活动。

　　大连市自2009年正式聘请10名“金牌技工”为全市德技辅导员以来，深入学校班级，通过专题讲座和结对帮教等形式开展职业道德、法律常识等教 育；广西机电工程学校、广西银行学校等聘请了全区劳模担任学校名誉德育副校长。湖南体育职业学院邀请龙清泉、王明娟等奥运会冠军走进校园，为学生们树立职业榜样，聘请他们担任校外辅导员，用身边榜样激励感化学生。

　　与此同时，“劳模走进课堂”的长效机制也正在逐渐建立起来。上海市初步形成了以“培养劳模精神”为重点，以劳模主题报告会、劳模进课堂、劳模专 题讲座、劳模导师制、劳模育人实践基地为载体的劳模精神育人机制；福建省将活动要求凝练为“六个一”：即一次班级主题班会、一次劳模实践基地活动、一次学 生演讲比赛、学生至少做一件好事、一次自编小报竞赛、一次励志读书活动；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把不同行业的劳模请进学校“道德讲堂”、“企业文化大讲堂”、主题党日活动中，实现劳模教育广覆盖、长效化。

    日前，武汉某高职院校推出“新政”，拟实施“刚性考核弹性补考”政策。以100分为例，60分及格，若学生只考了58分，就只用补考2分，且补考次数不限，直到过关。争议声中，有人认为学校此举是人性化管理；有人则提出，学校是在折腾教师、折腾学生，实在任性。让我们一起分享下业内人士的各自观点。

     补考有弹性管理更人性

    ■姜朝晖

    武汉这所高校推出弹性补考，让外界倍感新颖的同时，对该校学生尤其是那些文化课成绩不太好的学生，也算是一种福音了。考试作为一种检验学生学习成效的评价手段，有其必要之处，但显然并不能通过考试甚至补考为难学生。

    从制度设计来看，补考是对知识再学习、再检验的过程，大学生挂科，通常需要重新达到及格线才能算过关。对于一些基础差的同学来说，每逢考试无疑就会背上很重的心理负担。由于时间紧，或者需要补考的门数多，有的学生补考后还是未能通过，出现了反复补考的情况。有些学校补考或重修还需再交费用，也加重了学生的经济负担。因此，降低补考难度、减轻学生心理负担，即便补考也是有针对性地补习知识点，从这个角度来看，该校实行弹性补考体现了人性化管理的特点，具有积极意义。

    在我们传统的大学教学中，许多教师平时喜欢把上课点名算成平时成绩，考试偏好出一些偏题难题来刁难学生。似乎按时听课，能回答上一些难题就是好学生，反之，缺课、补考的都是不合格的学生。而且考试知识点大都是一些需要死记硬背的内容，除了增加学生课业负担外，并没有多少知识含量。许多学生即便花力气通过了考试，很快也就都还给教师了。

    其实，真正需要考评的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对大学生来说，课程考试主要还是针对基本知识和技能的考核，以及思维方法的训练或是进行简单的学术启蒙。脱离了这样一个标准，或者用“变态”的考题为难学生，只会显示授课教师的平庸。

    值得注意的是，该校是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学生文化课成绩普遍偏弱，相对实践课程来说，理论知识学习、学术积累并不是最重要的，只要完成“双基”目标，学生就算是合格了。完成文化课的学习和考试后，学生就能有更充裕的时间参与实习、实训，从整个人才培养的环节来说，也需要协调文化课和实践课的关系。毫无疑问，该校大胆“破局”，淡化考试和补考，体现了对人才培养定位的深刻认识。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教育教学质量，需要改善一些不合理的评价机制。该校提倡的“弹性补考”，结合了高职院校的特点，让学生有针对性地补考知识点，给文化课成绩偏弱的学生更多自信，同时间接促进了师生间的沟通交流，未尝不是一项好的创新。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博士）

    弹性补考折射功利教育观

    ■胡乐乐

    学生一门考试不及格，是不是教师就应该将学生差的那几分所涉及的课程内容单独拎出来，编制相应考题，让学生补考？显然不是。因为考试不及格说明学生没有达到这门课程最基本的要求，应当重新选修、学习或者重新复习，然后接受包括整门课程内容在内的考卷的补考。而不能学生差几分，教师就从其差的那些考点中出题。“缺多少分就补多少分”，容易让人以为高校就是以让学生考试及格为目的，并进一步怀疑高校的育人定位和价值取向。

    给学生出考题，外行人看上去以为就是个简单的技术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一份好的试卷，不仅要求命题教师准确认识到一门课程的重点、难点，而且还要让卷子能充分考查到所有学生对基础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因此，对于出题教师来说，不仅要对所考课程的内容本身十分了解，还要考虑设计一定的区分度。

    “缺多少分补多少分”这样的考试“新政”，毫无疑问会加重教师工作负担，而且容易把学生惯出懒惰的毛病。首先，教师得仔细查阅不及格学生的试卷，找到失分的地方，然后再对照着课程大纲和教案，找到这些知识点所在的具体章节，再依之出新考题。几个学生不及格还好办，但若是十几个、几十个学生不及格，教师的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高校管理者需懂得，不能让学生以及格为求学的目的。更不能今天想当然地搞一个看上去很美的“新政”，明天搞一个所谓的“创新”。事关师生的事情，学校在推出改革之前，应广泛征求意见，不能强令师生全盘接受、执行。拿“缺多少分补多少分”来说，如果高校事先征求教师们的意见，相信很多教师会反对，因为期末考试通常有A卷、B卷两份试题，“新政”必然要让教师重新出很多份试卷，这严重增加了教师们的工作负担。

    笔者以为，“缺多少分补多少分”不仅不能算是什么创新，而且直言不讳地说，分明是一个“拍脑袋”决策的产物。即便是职业技术院校，也应该努力让学生全力学好文化课知识，而不应该满足于60分过关即可。“60分万岁”这样的功利主义教育观，要不得。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教育系讲师）

　　王雁：现代残疾人观在中国有很多学者认为已经建立起来了，但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正确认识残疾、正确对待残疾人。  

　　侯晶晶：如果放眼国际教育，可以看出融合教育是残疾人教育的总体发展方向。如果着眼于为残疾青少年融入社会做准备，融合教育是一种大的趋势。  

　　杨泰峰：特殊职业教育一方面要提高残疾人求职能力。另一方面，学校要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减轻用人单位安置残疾人的顾虑。　 

　　访谈嘉宾：　 

　　王雁 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侯晶晶 中共十八大代表、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杨泰峰 北京市残联教育就业部主任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半粒种子”也有春天，关注残疾青少年的生存状况，关心他们的生活和成长，是发展残疾人事业的重中之重。怎样关注并满足残疾青少年的核心需求？怎样才能给予残疾青少年实质性的帮扶？怎样创设更适合残疾青少年生活与发展的环境？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教育报记者对3位专家进行了专访。　 

　　给残疾青少年提供更合适的教育　 

　　记者：调查表明，智力水平和残疾程度是影响残疾青少年上学的最大因素，如何保证残疾青少年受教育权利，让他们有学上？　 

　　王雁：我们国家的特殊教育的确还存在“起点低”、“底子薄”、“欠账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过去由于条件有限、重视程度不够，残疾人的入学机会比较少，他们接受教育的程度有限，但也要看到这些年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还是很快的，不能一味指责。　 

　　根据统计，我国2012年的残疾儿童的入学率就已经达到了72%。国家颁布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也要求：“到2016年，全国基本普及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视力、听力、智力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0%以上。”　 

　　但也要看到，特殊教育整体来讲还是我国教育发展的一个短板。比如说，特教跟普教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还很大；国家东西部之间特教发展水平差异也很大；特殊教育的义务教育阶段跟学前阶段以及再往上的高等特殊教育之间发展并不平衡。还有，不同的教育对象之间也有差异，盲、聋、智障、自闭症等不同教育对象之间接受教育程度也存在不平衡。在我国，特殊教育还缺乏一套完整标准体系。因此，要让残疾青少年接受到优质均衡的教育要从多方面入手。

　　发展特殊教育，不能仅仅重视义务教育，还应关注非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的发展，如残疾儿童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及高等教育等，更应关注残疾人的职业教育。要提高特殊教育质量，还要制定完善的标准，包括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特殊教育学校课程标准等。　 

　　侯晶晶：有一部分残疾儿童没有上学，原因之一在于前期康复得不尽理想，达到义务教育学龄后，很难进入普通学校。如果特教学校离家又比较远，接送方面有困难的话，那么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就会因此失学。对于这部分学生可以开展定期的送教上门服务，辅以一些远程教育，使他们也能够实质上接受义务教育。　 

　　从国际经验来看，对于智力水平受限以及残疾程度较重的学生，要实质性地保障他们受教育的权利，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个别化教育，对他们的教育内容做一些个别的调适，这样才能让他们接受到有效的、有质量的教育。　 

　　杨泰峰：我们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由教育、发展改革、民政、财政等10个部门组成的特殊教育联席会议制度，落实相关责任，定期研究特殊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制定了全国首个省级《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及实施细则，研制《特教教师基本功标准》、《资源教室建设标准》，以标准化推动特殊教育发展规范化、优质化。提高特殊教育学校教职工编制标准，将师生比标准由1:3.5提高到盲校1:2、聋校1:3、培智学校1:2.5，解决了多年制约特教学校发展的瓶颈问题。提高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生均公用经费标准，达到普通学生的7倍。通过这些措施，有力地维护了残疾人接受教育的权利。　 

　　记者：残疾青少年不仅要有学上，而且要上好学，而合适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哪种类型的残疾青少年更适合特殊教育？哪种类型更适合融合教育？　 

　　侯晶晶：哪种类型更适合融合教育，不能够一概而论。就以我们所熟知的海伦·凯勒的案例来说，她听力完全丧失，视力也完全丧失，作为重度双重残疾者，其自身条件似乎难以接受融合教育，但她所受的融合教育是成功的，最终毕业于哈佛大学。我国也不乏重度听障儿童在融合教育中获得学业成功的案例，因此不好一概而论。　 

　　如果放眼国际教育，可以看出融合教育是残疾人教育的总体发展方向。增建特殊教育学校的经费支出非常大，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我国特殊教育政策导向上来看，都不可能完全依靠特殊教育学校来解决残疾儿童的受教育问题，保障残疾儿童的受教育权利。如果着眼于教育为残疾青少年充分融入社会做准备，也应该说融合教育是一种大的趋势，是主流。但是，到底哪些残疾儿童适合融合教育，具体而言并不是残疾类型和教育类型的对应关系问题，而要看残疾儿童自身的适应能力和身心发展水平，还涉及学校的道德氛围、家庭教育等因素。　 

　　王雁：我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就形成了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和辅设特教班为主体的特殊教育发展格局。现阶段，在我国的一些地区，已经按照轻度残疾学生到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中度残疾学生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习、为重度残疾学生提供送教上门服务的思路来安置残疾儿童少年的学习，满足他们的学习需要。　 

　　杨泰峰：北京市为了保证残疾青少年得到合适的教育，实施双学籍制度，学生具有特殊教育学校学籍和户籍所在地就近入学学校学籍，从制度上保证特教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合适的教育形式。北京市高度重视随班就读工作，2013年1月，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随班就读工作的意见》，对完善随班就读的管理机制、资源中心建设、教师专业发展和政府责任等做出详尽规范。2013年3月，启动了“中小学融合教育行动计划”，2014年北京市推动了全市100所资源教室、60所融合教育试点学校的建设工作，让残疾学生真正有机会与普通学生一起学习。

　　努力改善残疾青少年就业状况　 

　　记者：残疾青年在就业方面就业率低、工资水平低，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情况？如何通过教育改善残疾人“就业率低、工资低”的现状？　 

　　王雁：过去，对残疾人的培养过于强调技能，缺乏整体的职业适应能力的培养。比如，智障的孩子培养出来了，他可以在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收拾餐具，这个技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回家不干了呢？可能就是因为一件小事，如跟同事的关系问题，或者比如说加班让他觉得累了，然后就不干了。　 

　　因此，在职业教育培养过程当中技能当然很重要，但不要忘记了要让他们能适应职场，或者说在这个单位生存下去。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人的圈子，可能涉及的不仅仅是会按摩、能找到穴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培养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处理能力。　 

　　杨泰峰：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北京市残联采取了几方面措施：一是完善促进残疾大学生就业六项措施，在政策机制上给予保障；二是加强与人力社保部门合作，通过与全市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系统联网、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场所设置残疾人就业服务专区等途径，加大残疾人大学生就业政策宣传力度，开发残疾人大学生就业岗位；三是举办专场招聘活动，集中为残疾人大学生提供就业岗位。据统计，2009年至2013年，各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举办了招聘会85场，吸引了200多家用人单位，平均为每名求职残疾人大学生提供就业岗位5个；四是将就业困难残疾人大学生纳入就业援助重点对象，开发残疾人公益性就业岗位或社区服务岗位，对短期内难以实现市场就业的残疾人大学生进行托底安置。　 

　　记者：职业教育是让残疾青少年掌握谋生技能、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手段，但在我国特殊职业教育的发展并不理想，如何加强残疾青少年职业教育？

　　王雁：据我了解，一些特殊教育学校里面已经开办职业教育部。比如像北京宣武培智学校，就有专门的智障孩子的职业教育部。发展残疾人职业教育一是要考虑市场需求，另外还要考虑残疾儿童本身的特点。比如说，像智障儿童可以进行酒店服务这样的职业技能培训。而且，不同残疾程度的智障孩子，在职业的潜能预测上和相应的培养也是不一样的。　 

　　另外，特殊职业教育职业类型的选择上要足够灵活，要能迅速地与用人市场对接。现在的反应还不够机敏，似乎还存在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说一提到盲生，似乎只适合盲人按摩、针灸，这从职业教育大的层面来看是不够多元的。因此，我们要考虑怎样才能更灵活、更多元，跟市场的对接和反应要敏锐。　 

　　杨泰峰：特殊职业教育一方面要加大残疾大学生职业指导工作，提高残疾人求职能力，帮助残疾人大学生深入了解社会，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学校要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减轻用人单位安置残疾人的顾虑。北京市残联先后为18家安置聋人实习或就业的用人单位聘请手语老师，协助用人单位做好和聋人员工信息沟通与交流，帮助聋人适应就业岗位要求并最终顺利就业。邀请残疾人心理专家到初次安置残疾人大学生的企业，开展残疾人心理专题讲座，委托社会组织为新安置残疾人大学生的用人单位开展跟踪服务，让用人单位更加快速科学地了解残疾人的身心特点，降低沟通成本和管理难度，也为残疾人大学生营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　 

　　帮助残疾青少年融入社会　 

　　记者：康复治疗可以有效提升残疾青少年的生活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但调查显示，残疾青少年中仅35.0%的人接受过康复治疗服务。怎样才能让更多的残疾青少年接受康复治疗？　 

　　王雁：特殊教育学校的康复不同于专业康复机构的康复，学校肯定还是以教为主，同时做到“教康结合”。在特殊教育学校的康复，除了有很具体的康复训练的课程，可能有的学校也有物理治疗、音乐治疗，还有个别训练，比如说可能在聋校有专门的听力训练、一对一的语言的训练等等，这都是属于专门的康复治疗。当然，非常重要的一种康复是体现在课堂上的，比如教师教孩子说完整话就是一种语言康复。　 

　　杨泰峰：现在北京市0到6岁儿童残疾筛查的工作还没有工作标准，在儿童保健常规工作中，基层保健医生在发现问题后多是用“是”或“否”进行判断，并没有程度上的具体判断。下一步，北京市残联将协助卫生部门加强对基层保健医生的业务培训，不仅要把儿童残疾筛查纳入儿童保健常规工作，还要制定儿童残疾诊断医疗机构的工作标准，建立残疾儿童转介服务工作流程，有效开展儿童残疾报告制度和残疾儿童早期干预服务工作。同时，北京市还将为0至6岁残疾儿童提供基本康复项目免费服务，建立残疾儿童少年个案管理平台，推进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服务体系建设，实现有康复需求的残疾儿童少年康复服务覆盖率达100%。　 

　　记者：在帮助残疾人的时候，仅仅具备同情心是不够的。怎样才能在充分尊重残疾青少年权利的基础上，给予他们实质性帮扶？　 

　　王雁：在这方面，树立现代残疾人观很重要。现代残疾人观在中国有很多学者认为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是没错的，但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正确认识残疾、正确对待残疾人。例如，有时我们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普通孩子的教育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呢，哪能顾得上残疾儿童的教育问题。”其实，这种观念就是错误的，残疾人与普通人一样，应享受所有人都应享受的权利，包括受教育权等，权利的满足没有先后之分，人人平等。所以，社会还要从根上转变观念，形成正确的残疾人观，这是开展特殊教育、帮助残疾人等的基础。　 

　　要让社会关注残疾青少年，宣传、呼吁很重要。比如，我们在谈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的专业发展时，除了强调其应具有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外，还强调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有责任为这个领域去呼吁，推动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是一种不同于普通教师的责任。对于特教从业者，不管是研究人员还是一线教师，都有责任推动这个领域的发展，因为毕竟这是一件起步比较晚的事情，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　 

　　侯晶晶：关注残疾青少年，要做到高端与基础并重。在高端方面，政府要创建完整的残疾人体育服务体系；建设一批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在基础层面，对残疾人文化创业给予扶持。此外，通过举办残疾人文化活动周、文化活动月，激发残疾人参与文化生活的热情。　 

　　另外，需要专门机构扶残与全社会助残互补。各级残联及残疾人协会可通过举办残疾人文艺演出、携手媒体等方式，宣传“平等·参与·共享”的现代残疾人观，加大残疾人的社会关注度，促进残健交流与理解。

    记者近日从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了解到，去年教科文卫委赴地方开展修改职业教育法立法调研。

　　在去年3月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蒋琬求、王家娟、周洪宇、荣兰祥等123名代表提出4件议案，建议修改职业教育法。代表们在议案中提出，现行职业教育法在促进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解决“三农”问题等方面未能发挥出应有作用，建议尽快修改法律。

　　据介绍，职业教育法（修改）为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2014年，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赴黑龙江、贵州、吉林等省开展修改职业教育法立法调研，关注就大学本科及研究生层次开展职业教育的进展情况；在京召开座谈会，分别听取教育部、人社部等有关方面的意见，全面了解法律修改工作进展情况，并重点就职业教育的管理现状、就业准入制度等方面进行询问；同时，就企业承担发展技、中专职业教育免费运行等问题听取全国人大代表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教科文卫委员会将继续积极推动职业教育法（修改）立法进程，督促有关部门在立法工作中认真研究和采纳代表议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将所征求到的部门、社会、地方及人大代表对职业教育的意见，反映到对职业教育法修改草案的审议之中。

　  今天，我国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行列，学生人数逐渐减少，教育经费逐渐增多，各级教育的供求关系已经极大地改善，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通过教育创新，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

　　一场实质性的教育改革，是包括社会文化价值、教育体制机制、教育内容方法等的整体转型，它是以文化更新、理论创新为先导的。但教育创新并不是人为的标新立异，而是为了改变现实，创造未来。也就是说，通过教育创新改善教育的可及性，帮助边缘群体获得教育，弥合城乡之间、阶层之间、民族之间、性别之间的教育差距；通过创新改善教育品质，克服严重的应试教育弊端，为明天培养具有创造力的合格公民。今天，特别需要重视改变应试教育所依赖的知识本位、学科中心的价值，走向学生中心、生活本位的教育，依据生活而重塑教育。

　　这需要重新认识教育变革的机制和路径，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新机制。为什么自下而上的教育创新是重要的呢？因为教育本质上是一个因地制宜、自下而上的生长过程。日本著名教育学者佐藤学认为，主要发生在教育内部和基层的“静悄悄的革命”，“是植根于下层的民主主义的、以学校和社区为基地而进行的革命，是支持每个学生的多元化个性的革命，是促进教师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革命。”它使学校最终成为一个学习共同体。

　　系统科学的研究，认为对一个具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复杂系统，自组织机制往往更具稳定性。加拿大著名的教育政策研究专家迈克·富兰通过对世界多国教育改革的追踪研究发现，不少政府强力推行的教育变革在轰轰烈烈开展之后往往无疾而终，教育改革的结果往往是不确定的。因为在一个保守的体制中推进改革，没有人能够计算出这一复杂过程所有相关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因此，解决的办法不是靠政府或专家外在的强迫和控制，不是设计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而是更多地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改革。由学习型个人、学习型组织组成的学习型社会，才是推动复杂变革的真正动力。

　　植根于大地之上、在学校和教室之中发生的“静悄悄的革命”，是一个有机的生长过程，凝聚着整体性变革的基础性力量。这个启蒙过程越有深度和创意，未来教育的变革之路就越清晰。反过来也可以说，没有活跃的创新探索和基层实践，没有一大批具有首创精神的学习型个人和学习型组织，整体性的体制改革也往往难以奏效。

　　教育家和教育家精神是教育创新最重要的来源。在大致相同的制度环境中，总有一些地方、学校、教师、家长能够做出不同凡响的业绩。无论地方政府、学校、社会组织、企业促进教育创新，都取决于一个具有创新思维、勇于改革现状的个人。

　　在2013年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上，与会者认为学校是可能发生变革的重要载体，要特别重视校长的创新作用。澳大利亚前总理吉拉德谈到，实质性的教育变革比较容易出现在非主流的教育边缘，出现在体制外的教育。这是因为政府提供的教育只能做“不错”的事，无法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政府特别需要学习的，是对教育创新有宽容和吸收的弹性，使得体制外的创新能够被接纳、融入正规教育而得以推广。

　　此外，教育创新的路径，还有对外开放促进教育创新和网络促进教育创新。在信息化和互联网的时代，通过新技术改变学校教育和学习方式，是教育创新的重要内容。需要认识到，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文化。我们固然需要互联网、MOOC、智能手机和ipad，但更需要汲取自主性、开放性、个性化、互动性、非行政化、去中心化、去权威化、服务至上、公众参与、信息公开、资源共享等互联网思维，使它们融入现行学校和教学，从而产生革命性的反应。

　　在大教育的新视野中，教育不再只是学校的事，教学不应局限于教室。学校应当扎根于社区，促进教育的社区化、生活化，按照青少年生长的实际需要、按照生活重塑教育。家庭是孩子人格养成和个性发展最重要的场所。学校、家庭、社会共同构建一个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今天，我们身边正在出现越来越多自下而上、局部的、零散的、非制度化的自主创新和教育探索，也在出现像LIFE教育创新这样关注和聚集各种创新与探索的平台，这种微改革、微创新、微公益不仅可以帮助许多具体的个人，而且指明了互联网时代教育创新的新特征：通过每一个人的个性化学习和自主参与，促进教育范式的整体转变，最终“使变革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中职教育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域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和支撑。在当前的新形势下，中职学校迫切需要适应产业转型升级要求，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布局，以此打造全新的职业教育。近年来，普兰店市教育局从本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人才培养定位、办学模式更新、专业结构调整、双师队伍建设四个方面强势切入，职业教育实现四轮驱动，产研教学驶入了快速车道。

　　人才培养定位做到一个“准”字

　　针对一些制造型企业“招工难”和“难留人”现象，普兰店市教育局在科学调研的基础上，准确定位中职教育人才培养方向，在全面提高中职生全面素质上做文章，临渊羡高工资、高待遇之“鱼”，不如退而结终身本领之“网”。在关注学生的职业岗位动手能力、操作能力的同时，更要注重职业适应能力、职业迁移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

　　职教中心根据职业学校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专业要求，以培养学生综合职业素质为目标，坚持德育为先，特色文化育人的教育理念，实施准军事化的学生管理、保姆式的家庭服务、职场化的校园文化，确保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三结合”，让学生达到了一年成型、两年成人、三年成才。

　　为丰富师生的校园文化活动，职教中心建立起每周一次的升旗仪式；组建起女子铜管乐队、卓青文学社、校园电视台、校园广播站和各类文体活动小组以及学校志愿者服务队；每年举办一次规模宏大的校园体育、艺术节，让师生在校园舞台上尽展风采；具有鲜明特色的职场化活动也持续开展，幼师、旅游专业重点举办了演讲、舞蹈、器乐比赛，电子、服装、园艺专业举办了产品设计大赛，电焊、机械类专业则举办岗位技能大赛，计算机、财会专业开展办公自动化竞赛等。

　　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极大增强了中职生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竞争力，一些学生在各类技术大赛中展露头角。2013年以来，职教中心共组织校内技能大赛20次，参与学生近400余人，在全国省市各类技能大赛中有56名学生获得一等奖，81名学生获得二等奖，143名学生获得三等奖。

　　办学模式更新做到一个“活”字

　　近年来，普兰店市职教中心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促进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积极更新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由单一的学历教育向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并举发展，由单一的职前教育向职前与职后教育并存发展，依托地区知名企业，实现借船出海的育人目标，努力成为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新引擎。

　　在实际教学活动中，职教中心充分利用地区教育资源和就业市场的优势，走出校门办教育，实行多元化、多形式、多渠道合作办学模式。学校先后与大连电子学校、大连商业学校、大连房地产学校中的优势专业进行联合，实行“1+2”的办学模式，既解决大连市内学校学生生源不足的问题，又强化了本校的发展优势；与大一互、大杨集团、大显集团等知名企业达成合作办学意向，进行长期稳定的校企合作，实行订单式培养。拓宽学生就业渠道，走出了一条校校合作、校企合作的办学新路子。

　　针对当地企业的发展实际，学校开设了机械加工、电子电器等专业，并根据普兰店市互感器行业的发展需求，特别增设了互感器专业。为企业量身定做、订单式培养的方式，极大地满足了当地互感器行业的用工需求。为加强校企合作，我们建立了校企合作新机制。学校与企业签订合同，共同制定实习计划，定期安排学生到企业实习，实现“做中学、做中教”，把企业的生产车间建在学校，实现了专业教学与企业岗位的零距离对接。学校制定了专业教师定期到企业轮训制度，选派专业教师到企业和其他用人单位定期进行见习和工作实践，所有专业教师参加了大连市组织的“鲁班行动”双师型教师培训。学校的专业教师还经常深入企业，与企业工人师傅一起组织编写了《互感器制造与营销》、《钳工实训教材》、《电工理论与技能应用》等校本教材。通过改革教学模式，把课堂搬到车间、实验室，实现了课堂、车间的一体化，切实保证了学生在做中学、教师在做中教，学生的动手能力普遍得到了加强。

　　在政府的主导下，学校与大一互集团、北互集团、二互集团等六家企业组成互感器职业教育集团，开展联合办学，订单培养并且职教中心服装专业与大连大杨服装集团、大连服装研究所、大连服装学校组成了服装教育集团，联合培养服装人才。集团成员之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2012年，加入大连装备制造业职业教育集团，该集团集聚了市内外83所职业院校、21个行业组织、170家企业和7个科研机构，专业覆盖大连市近80%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60%的高新技术企业和70%的现代服务企业。2013年，职教中心加盟辽宁仪表仪器职业教育集团，实现与46家学校、企业集团化办学。职教中心已成为大连服装职业教育集团、辽宁仪表仪器职业教育集团的理事单位。2013年，职教中心又与山东潍坊地区航运学校联合举办航海专业，进一步扩大了办学的新领域。

　　专业结构调整做到一个“新”字

　　近年来，职教中心瞄准市场，调整过剩专业，改造传统专业，及时设立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新兴专业，专业结构调整做到一个“新”字，极大增强了学校办学活力。为了增强职业教育对学生的吸引力，教育局积极倡导职业教育专业改革，在强化学前教育、机械制造、互感器、财会电算化等优势专业的同时，即将增设农村新能源开发（光伏发电，生物质能）、工程车辆维护与运用专业（预备役），给学生更多的选择和就业机会。

　　学校长期以来，始终在各专业中，推行“毕业证+专业技能等级证”的双证书制度。让大多数学生，在毕业时，既能得到中职学校毕业证，同时也能得到专业技能等级证。目前,职教中心各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报考职业技术等级证的,占学生总数的95%以上,获得初、中级专业等级证书的学生数，逐年提高。“双证书”制度，作为中职教育的办学特色，随着当代社会对专业技能水平要求的日益提高。正越来越受到广大学生与家长的重视，越来越受到社会的认同。2013年，在普兰店教育局指导下，职教中心共向辽宁省职教学会申报3个教科研课题，职业教育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2009年职教中心整合后，校领导多方筹措，投入大量资金，结合专业特色，不断完善实训基地建设，为教学和学生实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真正做到了教学环境优质化，教学内容职业化，能力培养专业化。近三年共向企业输送近2000人就业，就业率达98%以上，其中对口就业率86.08%。互感器、服装、学前教育、机械加工等专业，已成为人才培养和输出的基地。特别是互感器、幼师、电焊、机加、服装这几个专业，是服务普兰店市地方经济发展的专业。学校还是大连地区涉农专业的教研中心，担负着引领大连农业职业教育的重任。截止2014年10月15日，职教中心上报大连市教育局职成处2014年招生入校数为816人，招生数在北三市名列前茅。

　　教师队伍建设

　　做到一个“实”字

　　全面加强教师师德建设。学校按照《普兰店市学校德育工作十二项制度》、《普兰店市学校德育考核评价标准》等文件要求，不断加强对教师的师德教育，积极参与全区（市）“仁爱之师”评选，定期举办优秀教师师德报告会，参加课堂主渠道德育渗透优秀课、优秀主题班队会、优秀社会实践活动和特色家长会评选，教师师德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建立教师企业实践制度。为提高教师指导学生实践的能力，职教中心每年两次组织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进行实践，并作为教师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的必要条件，其他教师和管理人员也应定期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进行实践。2012年，职教中心选派一名机械专业教师赴国外学习数控机床技术，归国后对专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组织专业课教师研修。学校鼓励教师面向生产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围绕教学、生产开展技术攻关、技术创新。鼓励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参加职业资格和职业技能的考核认证。鼓励实践性较强的专业课教师、实习指导教师，按照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系列规定，评审第二个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帮助。

　　推进用人制度改革。职教中心现有教职工253人，其中专任教师190人，高级教师107人，高级工程师11人，双师型教师105人，专业学科带头人6人。学校按照“资格准入、公开招聘、择优聘用、合约管理”的原则，对新进教师一律实行公开招聘、择优聘用，并全面推行全员聘用制。淡化教师的身份管理，强化教师的岗位管理；淡化教师的校籍管理，强化教师的区域管理，进而推动教师由“学校用人”、“系统用人”向“社会用人”的转变。学校先后向社会招聘能工巧匠近十人，有力支撑起特色专业发展，电工、焊工、卯工、机械等专业已在大连地区颇有名气。普兰店市职教中心也先后荣获辽宁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等称号。

　　我们有理由相信，实现四轮驱动的职业教育，必将在产研教学的快车道上，一路凯歌，一路芬芳。 

2015年1月13日，2014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发布会暨2015年社会科学研究展望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会议正式发布了2014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分别是：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2.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3.儒家思想的政治哲学解读；4.微时代的文化传播与话语表达；5.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国家发展战略转型；6.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7.甲午战争与东亚历史进程；8.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服务体系优化；9.教育综合改革背景下招生考试制度的理性探究；10.边疆民族问题研究。

会议同时还发布了10个提名热点，分别为：“一带一路”战略：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空间问题、互联网金融与金融变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与论争、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与深化国企改革、新医改背景下医疗保障制度的走向、教育管理改革背景下的“管办评分离”研究、科学数据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国故事与本土叙事传统等。

据介绍，“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评选自2003年起，已经连续举办了12年，逐渐形成了读者调查、文献梳理与调研、学者推荐、专家评议、投票确定、正式发布等严格而规范的程序。此次会议公布的十大学术热点集中代表了2014年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研究热点问题和主要成果，较为准确地反映和梳理了年度学术发展的主导脉络。从十大学术热点包括的范围和辐射的领域看，其中既有国家改革、社会发展的主导方向，同时也有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点，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现实社会变革中的焦点问题和深层问题。

随后，学者围绕2015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展望的主题进行了演讲。

　  自从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之后，“本科职业教育”一下子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那么，本科职业院校有无科研问题？如果有的话，教学与科研的矛盾又怎样处理？

　　本科职业教育属于高等教育。既然属于高等教育，本科职业教育就有科研问题。钱伟长院士曾说过：“你不教课，就不是教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教师。”本科职业教育也一样，不搞科研的教师不可能成为好教师。雅斯贝尔斯也曾说过：“只有自己从事研究的人才有东西教别人，而一般教书匠只能传授僵硬的东西。”要想有东西教给学生，就应该进行科研，这是对本科职业教育教师的基本要求。

　　在高等学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存在斗争性，又存在同一性。在人文主义者看来，科研的目的是为了发现真理，教学则是培养发现真理的人才，两者天然地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因此，要辩证地看待和审视高等学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教学与科研经历了分分合合的过程。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大学的教学与科研可以说是浑然一体。到了现代大学萌芽与创建时期，大学的教学与科研出现了分离。直到现代大学进入繁荣时期，教学与科研才又走向统一。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则进入了合作与博弈的阶段，在不同类型的高校中有不同的表现。在研究型大学中，教师往往把科研看得比教学重，科研严重挤压了教学的空间；在教学型大学中，尤其是一些新建高等院校中，教师由于科研基础薄弱，有淡化科研的倾向。这两种现象都有可能使教学与科研的矛盾尖锐化。

　　本科职业教育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首先应该遵循高等院校教学与科研关系的一般规律。而本科职业教育又属于高等教育中职业教育的特殊类型，应该具有这种特殊类型所具有的特殊规律。本科职业院校决不能因为其职业性、应用性而矮化科研，正因为强调其职业性、应用性，证明其所进行的科研不是摆设，更不是花架子，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特殊类型的高校还应该更加重视科研，尤其是新建本科职业院校，科研基础薄弱，不把科研摆在突出的位置，科研水平和科研能力很难提高。这样大学也就不成其为大学。

　　本科职业院校在科研方面，应该体现应用型地方高校的特色。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科学研究方面，本科职业院校更加重视应用研究。认识自然、揭示自然规律的基础研究，是任何高校都应该做的，包括本科职业院校，排斥或拒绝基础研究都是不对的。但是肩负基础研究重要使命的主要还是研究型大学。本科职业院校在力所能及地进行基础研究的同时，主要任务还是进行能够将理论发展成为实际运用的应用研究。如果说研究型大学主要进行知识创新的话，那么，本科职业院校就主要进行技术创新和工程创新，其目标是“应用”和“市场”，进行应用研究是本科职业院校其应用型高校类型的内在要求。由于本科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进行应用研究有着天然的优势。同时，由于本科职业院校属于教学型或教学服务型大学，又必须关注教学，研究教学，本科职业院校不仅要重视应用的学术研究，还应该重视教学的学术研究。二是在课题来源方面，本科职业院校更加重视横向课题的争取。建议本科职业院校也要尽可能地争取国家纵向课题，以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和影响力。当然，主要任务还是面向地方争取横向课题，研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为行业、企业攻克技术难题，凸显本科职业教育的应用性特色。三是在服务面向方面，本科职业院校更加重视为地方服务。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都应该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本科职业院校由于身处地方，为国家服务的落脚点也应该在地方，即通过为地方服务达到为国家服务的目的。

　　还应该指出的是，不同本科职业院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其具体情况而定，尤其要注意“度”的把握。总之，本科职业院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既要遵循一般高校教学与科研关系的规律，也要考虑本科职业院校教学与科研关系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其教学与科研关系的内在规律。 （侯长林 罗静 作者侯长林为贵州铜仁学院校长，罗静为贵州铜仁学院生农学院院长）

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推出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顶层设计，从制度层面明确了职业教育体系化、跨界性特征，是职业教育认识论的一次飞跃。职业教育体系具有耗散结构的运行规律。一是变化性，即随时间、地域、行业、市场的变化而变化，这决定了职教发展模式的多元性；二是开放性，这种结构只有不断地从外界取得支持或产生交换才能维持下去，这决定了职教与产业的依存关系；三是协同性，即内部子系统之间存在非线性作用，需要建立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关系，这决定着职教体系的功能和效率。从当前情况看，各地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思路、做法存在一些差异，也遇到了一些理论认识、制度政策问题，实践需要“原研究”和“硬政策”的支持。

 一、如何将职业教育真正建成一个科学体系

 作为科学体系的职业教育必定有其理论基础、概念规范、体系边界、内部结构和运行规律，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首要工作就是职业教育理论构建。

 一是要理清概念。概念是科学活动的基础，职业教育概念是对职业教育性质、对象、范畴、作用等基本认识的高度概括。国际上，职业教育概念存在不同表述，如技术与职业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涯与技术教育（美国）、技术与继续教育 （澳大利亚）等，在我国曾使用过“职业技术教育”概念，后来《职业教育法》确定使用“职业教育”概念。但我国职业教育概念与国际上其他提法有何异同，职业教育与技能教育、技术教育、工程教育等概念有何区别，并不十分清晰，中国的职业教育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二是要划定边界。职业教育不可泛化或异化，职教体系的边界既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学校职业教育、企业职业教育和社会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体系的三大支柱，然而2014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规划以学校职业教育为重点，对企业、社会的职业教育没有做出明确的制度安排，显然是一个缺憾。此外，学校职业教育在现有中职、高职两个子系统之外，是否建立和如何建立应用技术大学子系统，需要做深度研究，并尽早明确相关政策。

 三是要制定规则。职教体系内部子系统需要依据规则运行，形成协同关系。中职和高职是职教体系内部两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中职不是高职教育的必要条件和必然基础，各自承担的教育任务也不是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般到特殊的线性过程，它们与劳动力市场的密切程度要高于彼此之间的联系。所以，中职与高职不像普通学历层次关系那么简单，两者之间呈现非线性作用。正是这种非线性作用导致了子系统之间建立协同关系的必要性，只有建立起协同关系才能保证职教体系的整体效能。然而，各地出台的中职、高职衔接方案大多局限在建立不同学历层次之间的线性衔接关系而非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关系。有的地方大幅度提高中职毕业生升入高职的比重，如果这个比重过大甚至超过了就业比重，中职教育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或许中职教育有可能消失了。

 二、如何将社会需求转化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动力

 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深刻影响着社会分工，社会人才需求出现了新特点、新矛盾。2014年第二季度我国部分城市人力资源市场供求数据显示，对技术等级有明确要求的用人需求占36.6%，对高级技师、技师、高级技能人员的需求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12.2%、4.3%、6.6%，技师、高级技师用人需求缺口最大，其求人倍率达到1.68、1.78，反映出技能人才严重短缺，供求矛盾十分突出。另据北京市2014年第三季度数据显示，用人需求缺口达17万人，人力资源市场呈现招聘难的特点。高学历人员面临求职难，博士生的求职人数大于需求人数，而大专学历的人员缺口最大，求人倍率高达3.73，说明教育人才供给结构同社会需求之间有着巨大反差。

 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人才供需矛盾问题，但现在的职业教育管理模式是政府主导下的“政府－学校”模式，政府是职业学校的举办者和办学经费的单一来源，不利于调动企业和社会积极性，不利于将社会需求转化为发展动力。要想让职业教育活起来，必须出台促进职业教育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型的硬政策。

 一是要将企业需求转化为发展动力。建议将一定比例的企业税收返还给企业专门用于设立“校企合作基金”，明确资金投向企业与学校开展职业教育合作，政府监督使用情况，形成政府和企业相结合的新的职教投入模式，推动传统职教治理模式向以行业和企业为主导的“市场－学校” 模式转变，建立企业之间、职业学校之间良性竞争机制，提高教育质量和服务水平，从而构建起以需求为导向、校企合作制度为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二是针对公民个人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制定相应的鼓励或资助政策。建议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人本人或者本人资助他人在国家认定的机构中接受职业教育的，其学费支出可以不计入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这项制度有利于将公民个人需求转化为职业教育发展动力。同时国家继续健全和完善针对农民子弟、困难人群和社会优抚对象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国家资助政策，并针对流动人口探索发放“职业教育券”等资助新途径。

 三、如何使职业教育成为广大青年的理想选择

 在西方很多发达国家，接受职业教育成为青年人普遍选择。例如，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被视为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有75%的青年人通过接受这种职业教育走向工作。在瑞士有60%以上的学龄青年参与学徒制学习。在发达国家大约有64%的人接受过职业教育，成为这些国家最稳定的人才。据笔者对1990年年代我国出生人口及其受教育情况研究，学龄青年通过接受职业教育走向工作的仅占46.5%。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职教办学条件得以明显改善，国家对职教学生的资助力度也越来越大，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广大考生对职业教育的认识。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分析，中职招生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规模的比重从2009年的51.1%下降到了2013年的45.1%，同期高职招生占本专科教育招生总规模的比重从49%下降到了45.5%。国家重视、社会急需与考生选择的“热”与“冷”形成了强烈反差。

 一是建议改革用人制度。我国早在1993年就提出“实行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两种证书制度”，又经《劳动法》、《职业教育法》加以明确。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对于公民来讲只要“二者有其一”即可，但实际情况是一部分职业只认可学历文凭、一部分职业只看重职业资格，使得大多数人不得不去追求两种证书。目前职业学校毕业生在学历文凭上不具备优势，而在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和拥有职业技能方面具有优势。用人单位能否真正落实我国法律规定，建立起两种证书的平等关系，消除不平等待遇，是人们选不选择走职业教育之路的关键。

二是要建立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和证书体系。职业教育毕业生要到职场中寻找定位，他们要拿着什么证书去找工作呢？现在的说法是“双证书”，但不论是学历文凭还是职业资格证书都不是职业教育自己的证书，况且“双证书” 逻辑起点不同，标准各不一样，分别归两个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两个体系并没有在职业教育中融为一体，这必然影响职业教育的科学性，必然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因此，衔接用人制度与教育制度、变两套标准为一套标准、变“双证”为“一证”，是职业教育制度建设的核心，是科学评价职业教育人才、提高职业教育人才社会地位、激发年轻人学习职业教育积极性的根本保障。

 （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员、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理事） 

 “我们社会上许多职业都有家，有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好像就没有教育家。” 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日前指出，中国有1400万教师，应该有教育家，而且应该有大批的教育家，提倡教育家办学的意义首先就在于让全社会都来尊师重教。顾明远是在山东聊城杜郎口中学举办的第10届中国名校长高峰会议作上述表示的。

 顾明远表示，政府非常重视教育家办教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教师和校长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和办学风格，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

 “因为人人都受过教育，所以似乎人人都可以对教育说几句，但是并不一定是符合教育规律的。”顾明远指出，教育是有规律的，教育家办教育，就是要懂得教育规律，懂得青少年的成长规律，科学地按照教育的规律办教育，让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

 如何成长为一名教育家？顾明远表示，仁爱之心非常重要，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我们要相信每个孩子，热爱学生首先是建立在信任学生的基础上，要信任孩子。要信任孩子就要了解学生的需要，不仅是学习的需要，也有玩的需要，也有社交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