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健，学长以实力打倒高富帅。地势坤，学姐凭智慧战胜白富美。”

    这条悬挂在大学校园里的横幅，或许可以窥见当下90后大学生对高校学生工作带来的改变。当这批被打上“热情健康、有创造力、极具生命力”标签的大学生，伴随着互联网大潮“撞”上大学校园时，传统的高校学生工作格局已然到了“升级”的时刻。

    日前，在2014全国职业院校宣传部长联席会议年会（以下简称“年会”）上，来自全国137所职业院校的260余名代表把视角投向了这群“新兴人类”。这些职业院校领导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他们希望能搞清楚，90后大学生有着怎样的特点？又该如何服务这些互联网青年？

    90后到底啥模样

    “在90后愿意给自己贴上的标签中，‘宅’以47%的比例拿下首位，紧跟其后的是‘屌丝’和‘奇葩’。”

    这是由腾讯公司和易观智库公司联合出具的《中国90后青年调查报告2014》里的一句话。今年4月起，两家公司面向全国的90后共发放8041份有效问卷，对其价值取向、生活态度、社会认知、网络行为4个方面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腾讯大成网副总编辑付强在年会上公布了问卷的结果。其中，21.3%的90后在找工作时会更看重自己的兴趣，这比80后提升了9.6个百分点。超过75%的90后喜欢在社交网络上发布自己的信息。

    这份数据让年会现场热闹起来。百余名职业院校宣传部长面对这个话题，一个劲儿地从嘴里蹦出各种词语，来形容90后这个他们“如今的工作对象”。

    热情健康、有创造力、极具生命力正是与会宣传部长提到的高频词。

    当然，不靠谱、心理脆弱等“负面标签”也频频被提及。上海医疗器械高等专科学校校办副主任陈泓认为，90后之所以被打上一些负面标签，是因为他们缺少与长辈的沟通，而倾向于通过社交网络去分享自己的想法和心情。“当你真正了解90后时，会挖掘出他们很多的闪光点。”

    这一点，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长曾劲颇为认同。他曾对学校的90后学生有过近距离观察，“90后在面对内心压力时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发泄，同时过高的生活成本也使得90后容易急功近利”。不过，曾劲依然看好这个群体，“没什么能影响90后的崛起，他们终将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

    在付强看来，90后是伴随着网络长大的一代，90后信息来源的渠道非常丰富，网络上各种信息的传播都会对90后的思想产生影响。同时，90后传播自己思想的渠道也相应地变得更宽。

    也正因为更为宽广的渠道，造就了90后更多元的性格。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宣传部长王迪新对此体会很深，“学生的生源地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所表现出的特点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事实上，“多元化正是90后最大的特点。”付强说。

    《中国90后青年调查报告2014》中的一句话说出了与会不少宣传部长的心声：“无论贬低还是夸赞，为90后青年贴上集体的标签恐怕都太过武断。”

    高校作好准备迎接90后了吗

    “现在很多职业院校一切围绕着市场和企业，没有站在学生的立场上提供服务。”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部长平沪生直言不讳。

    他认为，服务这些90后大学生应该是一件“两厢情愿”的事，大学生不但要和学校“相互关注”，学校宣传工作还要针对90后的特点，让他们的力量融入到校园新媒体建设中。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长汪中银正在盘算着要怎么做好这件“两厢情愿”的事情，“网络时代下的学生思维非常活跃。这是好事，需要学校积极地去引导学生”。

    这个引导的过程，并不容易。一些与会的宣传部长坦言，自己已经跟不上90后的节奏，有点“落伍”了。有宣传部长很苦恼，对于一些流行的网络语言，自己是“一点儿也不熟悉”。

    “接地气”是一些宣传部长想到的迎接90后大学生的第一个“妙招”。王迪新所在的学校鼓励每个教师都开通博客，在博客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学生。

    而上海的部分职业院校已经开始使用互动社区“易班”，学生跟老师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布信息、参与网上讨论和投票、使用网盘储存，等等。这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班级建设与交流模式。

    这批90后大学生带来的不仅是沟通交流方式的转变。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校园舆情工作也被第一次搬到学校领导讨论的文件中。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长郑毅刚在年会的分组讨论会上，主动提及前不久网络上炒得沸沸扬扬的“陕铁职院百人打一人”事件。

    网络上对该事件的说法是，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百名护校队学生围殴另一名学校学生，其间并没有一名老师或校领导上前制止。该事件在网络传播后，迅速引来大批网友“驻足”，“口水、谩骂、各式各样的攻讦层出不穷”。

    类似的事情如果发生在过去，学校的“封杀政策”会很管用。毕竟，作为信息传播的窗口，“只要宣传部不说话，外面的人就很难知道”。

    互联网已彻底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而90后是互联网上最活跃的一群人，如何处理学校、尤其是和学生有关的负面事件，需要职业院校的宣传部长重新思考。

    （上海医疗器械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记者余捷、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记者刘瑶、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生记者周晓红对本文亦有贡献）

    依法治教具体到学校层面，就是依法治校。依法治校，说白了就是立规矩、守规矩，让学校各项事务运行在法治轨道上，让学校管理者树立办事依法、遇事用法、难事靠法的法治思维。从全局来看，全面推进依法治校，是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必然要求，是依法治国总体布局的重要环节；从教育内部来看，要实现教育现代化目标，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现代学校制度，都离不开依法治校。依法治校既是教育自身转型升级的驱动力，又是确保教育改革“深水突围”的压舱石。

    近年来，依法治校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要求、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相比，还存在提升空间。一些地方和学校对推进依法治校认识还不到位，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办学、违规招生、违规收费等问题时有发生，学校管理者和教师运用法律手段处理问题和保护自身权益的能力还有待提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快推进依法治校，学校管理者尤其要增强法治思维，提高依法治校能力。

    推进依法治校，首先要加强章程建设，建立依法办学的制度体系。章程相当于一所学校的宪章，对内部如何治理、权力如何运行、学科如何建设、人才如何培养等核心问题，以制度规范的形式作出约束。章程是依法治校的基本依据，没有科学的章程就谈不上依法办学、自主管理，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更是空中楼阁。章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写在纸上”不如“走在路上”，体现法治精神的章程应在各级各类学校落地扎根。学校管理者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应严格依照章程，让章程成为人人遵循之法。

    推进依法治校，要健全科学决策机制。在个别学校，有的管理者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决策“一张纸”，既违背法治精神，又破坏法治秩序。这种现象存在的背后，是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的缺失。对权力的限制以及对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是依法治校的根本。应该健全科学决策机制，依法明确学校内部不同事务的决策权，把师生参与、专家参与、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决策法定程序。同时，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师生监督权力、家长参与管理、权力阳光运行。

    推进依法治校，要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育人环境。教书育人是学校的核心职能和存在根基。落实师生主体地位，形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育人环境，是学校推进依法治校的落脚点。当前，一些学校办学行为不规范、个别教师对学生分类分等、学术失范现象严重，事关师生权利的信息沟通不畅，这些现象与依法治校的要求严重背离。应以依法实施办学、保护师生权利、健全学术保障机制为重点，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育人环境。尤其应在校园中大力弘扬平等意识，切实尊重保护师生权利。

    推进依法治校，要健全学校权利救济和纠纷解决机制。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教育领域各种矛盾日益突出，学校与学生、教师之间纠纷呈多发趋势。学校应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学校改革发展中矛盾、纠纷的能力，依法建立和畅通纠纷解决渠道，特别是要规范校内师生申诉和调解制度，保证处理程序的公开公正。针对目前学校安全面临的复杂局面，应积极借助政府部门、社会力量、专业组织，共同构建学校安全风险管理体系，通过法治手段处理纠纷。

    归根结底，依法治校意味着学校治理从行政思维和方式向法治思维和方式的根本转变。这需要从学校日常管理的每个细节入手，让法治成为一种习惯和必然，让每一个受教育者和教育工作者在学校管理中都能直接感受到法治的力量。

图片来源：新华网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5日讯 （记者 韩秉志）2014新华教育论坛'大国教育之声'活动4日在京举行。在论坛上，新华教育、新华网网络舆情监测中心联合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教育行业舆情报告》显示，职业教育与在线教育有望成为教育市场首要增长点，教育途径的多元化趋势将更加凸显。

报告显示，2014年教育舆情总体上来看，正面及中性的信息占多数，达到近9成（89%）。但舆论影响较大的热点事件中，负面信息（占56%）的网民参与度更高，讨论也更热烈。究其原因，由于民众对教育的期望值与教育实际情况存在差距，当前教育也承载了太多的社会问题。因此，面对接连曝光的教育界、学术圈的负面信息，必须有实质性作为，突破原有的权力利益结构，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和学术管理体制改革，否则，单靠正面舆论宣传或说教，很难消除其负面影响，进而影响我国教育和学术形象。

在2014年教育热点事件中，考试招生类在舆情类型中占比最多，超过三成（31%）。此外政策法规类、安全事故类等事件也易引发热议。

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2014年我国教育网络舆情事件仍旧频发，全国（多地）层面教育热点事件有10件，，多涉及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以及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如考试作弊、校园安全等。由于区域间教育发展差异较大，人们对教育的关注点各有不同，舆情分布呈现出不同的区域特色。因此，教育舆情的分析研判、教育政策的出台实施都要有区域意识，因地制宜。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朱永新在论坛上表示，'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应该用法治思维、法治理念、法治意识来提升教育自理能力。在依法治教的框架下，明确学校、社会、市场、政府之间的关系，引导教育更加健康发展。

报告还对2015年教育舆情做出预测：随着教育日益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教育领域相关事件还将呈现出多发、易发的态势。由城乡差别、地区差距以及地区内校际教育资源的差别引起的涉及教育公平的政策出台及个案报道的相关话题仍将备受舆论热议，改革的推进以及实施效果或将成为网民的关注热点。此前，教育部出台师德条规引不少网民点赞。然而，这些规定能否真正筑起师德底线仍让部分网民存疑。如何防止整顿不到位和规定流于形式现象再次发生，需要有关部门多管齐下，从制度、法律和道德等层面进行综合治理。

    近日，深圳市斯维尔科技有限公司诉广东省教育厅涉嫌行政垄断一案引起业界重视。案件的起源是广东省教育厅在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工程造价基本技能赛项”比赛中，指定使用软件程序。该公司认为此行为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故起诉广东省教育厅。该案目前正在审理中。（《法制日报》12月4日）

    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教的背景下，不管广东省教育厅是否违规，其被诉的事件本身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敲响了警钟。依法治教最直接的体现之一就是教育部门的依法行政。而依法行政不能仅仅将法律思维、法律意识停留在纸面和口头，而应当落实到具体行为和工作细节之中。对于法律框架下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要有明确而清晰的认识。

    就案件本身来说，广东省教育厅通过其在赛事规程方面的行政权力，以部门红头文件的形式限定赛事使用的软件，这种行为本身或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第32条的规定。据笔者了解，广东省教育厅的此种做法在全国职业教育大赛各省级选拔赛中并非首例。当然，行政部门涉诉并非坏事，只要各级各类教育主体予以重视，恰恰可以起到以司法实践推动落实依法行政和依法治教的作用。

    教育部门依法行政的落脚点在于依法履行职责。教育部门是否依法履行职责的判断标准，就是“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即是否有法律规定或法律授权。为了明确教育主体的权、责、利，为教育系统各主体确立行为边界，各级教育部门应加快建立面向教育系统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明确教育部门在教育系统改革和现代化治理中该做什么、怎么做好工作，明晰政府和学校的职责权限。教育部门不仅要把该放的权放开、该管的事管住，还要把权放到位、把事管到位。

    避免权力滥用或权力失范是教育部门依法行政的应然要求，教育部门应当建立起长效化、动态化的行政监督机制。“让权力走在阳光下”是教育部门依法行政的重点环节，也是避免权力滥用或权力失范的重要途径。只有让教育权力公开透明地展现在公众面前，保障利益相关者、专业人士和专业团体、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和监督权的有效行使，才能切实推动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各级各类学校依法、依章、依规办事。

    而且，教育行政部门要意识到，教育决策不能仅仅关注结果的合法性，还要注重方向和程序的合法性、合规性。政务信息公开不应当只是决策结果的公开，更需要决策程序和决策机制的公开化、透明化。教育部门做出的行政决策或行政行为，不能仅仅“就事论事”，还要充分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保障教育决策的方向、程序和结果合法、合规、合理。而决策结果的科学性与合法性，依赖于决策过程中利益相关主体、专业团体和人士的有效参与。这就要求教育部门充分听取专家和利益相关主体的意见和建议，根据决策事项的受众范围等的不同，建立不同层级和差异化的教育决策集体讨论、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合法性评估等机制。如果广东省教育厅在决策过程中，及时进行专家论证，对相关文件及内容的合法性进行专业评估，在很大程度上会免于被诉。

    教育行政部门不仅是依法治教的重要主体，还依法享有指导、监督学校依法办学的职责和权力。在大力推进依法治校的同时，教育部门更应当以身作则，将懂法、知法、守法、用法、敬法的理念融入到日常的行政管理、服务和决策行为之中，不仅要追求实体正义，更要注重实现程序正义，将依法行政落到实处。对此，教育行政部门可谓任重道远。

    （作者系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法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培育上升通道转变用人导向

提及职业教育，许多家长会认为，那是初考或高考“分数不高”孩子的无奈选择。“在大部分人眼里，技就是‘雕虫小技’，只是一个赖以生存的饭碗而已。”参会的部分大陆职业院校校长坦言，对于望子成龙的家长而言，职业教育就等同于“次等教育”，“因此，望子成龙从来就不会和‘技’联系在一起”。

“长期以来，人们对职业教育所持有的偏见，根深蒂固。要改变这种观念，恐怕一时难以做到。”台湾科技大学校长廖庆荣认为，要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观感，最有效的途径是从资源投入和政策导向入手。他建议大陆，在排名前3名的大学里，培育1所承担职业教育任务的一流大学；在排名前10名的大学里，则培育3所承担职业教育任务的一流大学。

    台湾科技大学是台湾职业教育院校体系中的标杆大学。这所大学的大部分毕业生最终进入了上市公司就业，承担着许多大公司的研发任务。“许多职校毕业生在职场打拼多年后，都会选择再深造，首选的学校就是台湾科技大学。”廖庆荣说，设立职业教育名校，让职校毕业生拥有学业上升通道，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和歧视。

当然，社会各行业的用人态度也至关重要。如果许多企业看重的不仅仅是文凭，还有人才的实际能力，将促进职业教育与人才市场的良性循环。

为此，台湾佛光大学校长杨朝祥建议，职能部门要从制度入手，从过去重学历的用人导向，转为以能力考量为基础的用人导向。具体而言，应尽快建立行业技能鉴定、证照考级体系，让用人单位可以依照技能水平招录人才。

改变“士大夫”观念，需要营造“职业教育照样成才”的浓厚氛围。台湾教育大学系统总校长吴清基认为，职业教育不单单是因材施教，还要让学生发挥各自的所长，找回信心、价值感和尊严感。

目前，在台湾的上市（上柜）企业中，有10%的企业老板或创办人是台北科技大学的技职毕业生。“这让世人看见了职业教育毕业生的价值，对改变社会的偏见大有裨益。”台北科技大学校长姚立德说。

锻造实战师资提高教学质量

“现代职业教育不能简单地定义为‘蓝领教育’，关键要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福建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吴仁华认为，作为技术型院校，职校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力和创造力，而在这方面教师的力量不可或缺。

然而，目前大部分职业院校，主要招收博士学位的老师，却极少或甚至没有来自业界的师资。“殊不知，这种缺少实务师资的职业教育体系，很容易与产业需求相脱节，也直接影响到职业教育毕业生的竞争力。”论坛上，不少职业院校校长坦言。

那么，如何锻造实战型师资队伍？自2005年起，台湾推出了“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要求技职学校须具备一定比例的业界师资，改变传统教学观念，掌握产业脉动，增强课程实战性，提高教学质量。

据悉，目前台湾科技大学对教师评鉴、升等体系进行了改革，摒弃以往以技术报告参评职称的做法。“老师可以自主地在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选择合适的比例，以利于自身职称升等。”廖万荣说，原先许多老师都倾向于学术研究，没多少人愿意搞应用研究，该政策执行后，越来越多的老师热衷于产学合作，推行实务课程内容，整个教学局面就扭转过来了。

对此，台湾铭传大学副校长王金龙持同样看法。“当前，铭传大学正大力实施‘大学教学卓越计划’，推动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学校鼓励80%的高学历教师到大企业蹲点调研，协助企业解决难题。”王金龙告诉记者，蹲点期间工资照发，短则半年、长则一年，教师从中可获得实战经验。同时，学校还聘请了大型企业中高层人士来校授课，每学期至少有3到6周的课程，以此提升课程实战力。

诚如许多业界人士所言，职业教育的成败关键在内涵建设，培养一流的学生，需先培养一流的教师，而两岸在师资交流、技能培训、联合办学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携手破题之路方兴未艾。

莫忽视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

台湾技职类院校起步早、发展快，已形成中职、高职、高等职校于一体的职业教育体系，为台湾经济发展源源不断地输入大批的高新技术人才。

近年来，我省借鉴台湾办学经验，引进台湾优质教育资源，创造了“3+1”、“校校企”等闽台高校合作的新模式。眼下，我省正在拟定《福建省促进闽台职业教育合作条例》，并提出了闽台高校合作计划等，这都将为闽台职业教育合作迎来新契机。

采访中，不少台湾职校校长指出，闽台职业教育的合作空间广大，在引入台湾师资、两岸共同成立研究室、合编教材等方面，都可以尝试合作。“不过，在借鉴台湾经验的同时，要避免重蹈台湾的覆辙。”台湾佛光大学校长杨朝祥表示，台湾曾经盲目扩张研究型大学，并将岛内原先77所专科学校改制为13所，这给产业发展带来莫大局限。因此，发展研究型大学、高等职业院校时，千万不可忽视中等职校的均衡发展。

当然，若要职业教育的竞争力不输于普通大学，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同，还需相关配套政策的扶持。如提高技职院校研发补助比率、为有潜力的职业高中生提供就读优质大学的机会等。在新机遇下，我们期待，闽台职业教育在各方的努力和推动下，能携手迎来新的春天。

 新快报讯 11月29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民办职业技术教育分会成立大会暨亚太地区民办职业院校合作发展研讨会在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开幕。本次会议为期两天,以“协同·融合·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刘占山指出,中国职业教育已进入新常态,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发展观已经转变为以提高质量为特征的发展观。他充分肯定了分会成立的意义重大,并对分会提出在当前职业教育发展要求下的6点希望:深入贯彻学习《国务院关于加快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实现“学术立会、科研强会、服务兴会”宗旨;搭建中高职民办职业教育沟通交流平台;积极推进民办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切实加强好自身能力建设,加强组织建设,除高职外还要吸收中职学校参加;重视宣传工作,注意发现民办职业教育好的典型,总结民办教育的困难和问题,反映民办职业教育的呼声,共同推动民办教育发展,使民办职业教育真正能够办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

　　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统保示范项目联合工作小组日前发布《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工作2013年度报告》（简称《报告》），将职校生的实习安全问题，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根据教育部选取的80万例样本分析，2013年每10万名实习学生发生一般性伤害的约为78.65人，其中导致死亡的约为4.69人，明显高于2012年每10万名实习学生中约39.9人发生一般性伤害，3.96人死亡的统计数据。

　　学业未成身先死，“揪心”的背后，我们更应发问，职校学生实习事故频发，问题出在哪儿？他们的安全又该由谁来保护？

　　比“挖矿”还危险吗？

　　事故频发，机械伤害占比最多

　　根据《报告》显示，实习学生的伤害率和死亡率不仅逐年递增，而且也高于部分行业正式职工的数据。通常被认为事故多发的全国工矿企业，每10万名职工平均死亡率为1.636人，仅是职校实习学生的1/3。

　　“这是真的？没骗我吧？”某职业学院青年教师许冠群（化名）根本无法接受这数据。“难道学生实习比‘挖矿’还危险？”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

　　2013年5月15日，某中等职业学校学生马某跟随实习单位在塔里木油田英买二井作业区承修YM2-11井，因灌液需要，班长安排泥浆工和副钻连接一号泥浆罐罐浆泵灌液管线时，灌液管线挂到了防爆插头上，泥浆工将防爆插头拧开放在地上，实习学生马某看到插头脱落后，去接防爆插头时发生触电，抢救无效死亡。

　　2013年10月11日，某省铁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张某在实习单位车间内遥控行车进行货物卸载过程中，被倒下的货物压倒，由于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这只是学生意外事故的“冰山一角”。

　　据统计，2013年我国职业院校参与实习的学生人数约为1000万。而按照每10万人死亡4.69人的比例，实习生整体死亡人数约为469人。

　　《报告》显示，2013年学生实习伤害事故类型主要包括机械伤害、跌倒摔伤、交通事故、砸伤、突发疾病、灼伤、暴力伤害等。其中，机械伤害、跌倒摔伤、交通事故是学生实习伤害事故的三大主要类型，分别占总事故数的22%、21%、13%。与上年相比，机械伤害事故数量占比有所下降，由27%降为22%；交通事故占比下降幅度较大，由21%降为13%；跌倒摔伤事故占比增加，由16%增为21%，成为继机械伤害后第二大事故伤害类型。

　　管理措施落实了吗？

　　“都是表面功夫”

　　采访中，许冠群把一份学生顶岗实习手册递给了记者。该校的《顶岗实习手册》规定，在校生至少有半年时间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实习可由学校派遣，也可自己联系。其中“学院指导教师要求”一栏明确写道：老师每周至少与学生联系一次，定期到实习单位与实习单位指导教师及学生沟通、交流。

　　“都是表面功夫。说是学校派遣，其实真正能得到机会的只有少数，剩下全都是自己联系。说让老师定期联系学生，还要去实习单位交流，据我所知，真联系的没几个。”许冠群有些惭愧，这种“放羊”式实习为意外事故埋下了隐患。

　　另外，记者发现，在长达15页的手册之中，“安全”二字竟然从头到尾都没出现过。

　　“学生安全得不到保障，学校难辞其咎。”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副所长王寿斌认为，在职校学生就业供不应求的背景下，职业院校大都不指望通过做好实习来“消化”毕业生，因而也就普遍不太重视学生实习工作。这种理念反映到实习指导教师身上，就表现为没尽到联系、指导学生的职责。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技术系主任夏军指出，当下职业院校普遍存在实习岗位与所学专业不对口、实习内容与教学目标不一致以及岗位层次过低、地点分散等问题。“学生的实习预期目标与现实状况存在较大落差，导致学生思想消极，极易引发事故。”

　　事实上，职校生实习意外事故频发，并非今天才有。那么，这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为何“久攻不下”？

　　“问题难解，根源在于迟迟没有建立长效制度。”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王振洪指出，实习安全风险管理的机制薄弱，导致很多学校没有制定具体的实习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由于实习生不受《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的保护，很多企业对管控实习生的安全风险不够重视。

　　“作为既是学校教学、又是企业工作的一项具有特殊性的培养环节，学生实习理应实行学校和企业‘双主体’的协同管理，但实际上这种管理恰恰是处于‘单主体’或者‘无主体’的状态。”王振洪说。

　　实习安全制度到位了吗？

　　应尽快完善法律政策

　　为职校生实习撑起安全保护伞，已不能“一推再推”。

　　“避免出现意外，应让教师更多地参与到学生的实习之中，改变‘放羊’式实习的局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许冠群说。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田秀萍表示，职业院校应缩短教育与产业的距离。具有企业工作经验的教师应逐步达到60%以上，新进教师必须为具有企业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不允许高校毕业生直接到职业院校任教，更不能担任专业带头人。

　　在王寿斌看来，保障职校学生实习安全，工作重心应在防患于未然，而不是过度依赖偏重事后理赔的“联合投保”。“教育主管部门应强化学校的实习安全保障责任，实行院校长负责制。学校也应当把这一责任逐级分解到具体的教师身上，强化实习前的企业考察、学生培训和流程完善，使校企双方共同承担保障学生实习安全的任务。”

　　“校企应建立长效安全教育机制，将安全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加强就业、创业和职业生涯教育，提高适应社会和岗位要求的能力。”田秀萍强调，教学管理部门应有专人负责安全教育和安全督导，消除以实习保险替代安全教育的思想。同时，要将安全课程作为必修课开设，让学生建立安全意识。课程结束后，学校要对学生的安全知识、技能进行考核，未达标者不得参与实习。

　　“事实证明，将实习落实在与学校有紧密合作的企业，一般很少会出现安全管理方面的问题，而到松散、分散的企业实习，安全形势则不容乐观。”王振洪表示，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情况，还是要依赖于健全的校企合作机制。

　　“归根结底，尽快完善学生实习的法律律政策体系，将学生实习安全工作纳入法律轨道，才是维护学生实习安全的根本途径。”夏军强调。

　  新华网长春11月30日电（记者 张颖 姜明明）边工作边学习，工作期间还有薪水，这种工学交替的“预约就业”模式让正在长春读大四的陈婷颇有安全感：“我已经决定明年毕业后直接留下就业了”。　

　　29日，吉林省工业设计协会携手其会员单位与开设工业设计专业的省内高校及职业院校进行校企对接，以“预约就业”的形式为从事工业设计的学生提供学习、实训、就业等机会，从而拓宽学生的就业渠道。　

　　据了解，“预约就业”的合作形式非常灵活，学生们或是参加预约企业组织的活动，或是利用业余时间进入企业“试就业”。学生可以逐步增加对预约企业所在行业发展方向及本身发展潜力的认识，再根据企业岗位要求和自身水平的差距，改进学习方法、优化知识结构、提升实际能力。

　　中国的职业教育与应用型教育一直采取“埋头走路”的做法，学校教育与企业需求之间缺少有效连接。此次吉林省校企之间采取的“预约就业”模式，不同于以往的实习、“定单式”培养，而是边教学边实践，让学生充分参与到企业的工作当中去，双方共同开展管理、实习、培训、科研合作。　

　　吉林省正能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秦立海表示，通过这种模式，学生可以让自己的技术水平和学术能力在实践中进行一个评估，企业为吸纳优秀人才，自然要提供对等的报酬，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目前，吉林省工业设计协会的会员单位中已经有十几家企业与开设相关专业的高校或职业学校对“预约就业”形式达成意向，这将有助于学生对企业和市场有更直观的感受，从而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拓宽就业渠道。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正迎来历史上最好发展机遇！”11月29日，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民办职业技术教育分会成立大会暨亚太地区民办职业院校合作发展研讨会”（以下简称“中国职教学会民办分会”）上，中国职教学会常务副会长刘占山表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未来颇为乐观，但教育体系的创新和改革仍是发展的关键。会议正式宣布民办职业技术教育分会成立，力促民办职教良性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职业教育正处于新的转折点。”刘占山表示，职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推动和市场的引导。今年6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为职业教育创新改革提供了政策环境。

　　刘占山说，政策的闸门已打开，职业教育的发展应当从主体和形式“双管齐下”，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主体上，实现多元主体办学，不仅政府可以办学，企业、行业、社团组织甚至是公民个人皆可办学，实现公办、民办同等地位、同台竞争。

　　形式上，实行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探索委托办学和委托管理等兼容并包的灵活办学机制。他还特别指出，建设现代化大学制度的队伍中民办职业教育正走在前面，要想方设法实现社会资本向民办教育的集聚，力争将民办职业教育学校发展成为省级创新强校。

　　“实现培养目标从技术型人才到技能型人才的转变。”中国职教学会民办分会会长俞仲文强调，教育模式、教育机制、人才培养模式等制度建设是根本。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要以提升教学质量为核心，其关键在于建设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高质量的办学要立足于当地经济发展情况，使专业教育面向社会需求”他提出，三年的高等职业教育不仅要在课程、专业装备、师资队伍上加强建设，传授学生高质量的技术知识，更要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实现青年成长向合格“职业人”的转变。

　　“我国职业教育既要走出去，也要引进来。”俞仲文说，推动国际化发展是中国职业教育的下一步目标。

　  4日，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就全面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此次改革主要涉及六个方面的内容：

　　坚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

　　《征求意见稿》提出，把提高质量作为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正确处理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和职业能力培养的关系、文化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训练的关系、学生就业需求和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关系。高等职业教育要结合区域和学校的实际情况以及不同的生源对象，推进教学改革创新，深化专业内涵，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的高职院校和骨干专业，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培养高地。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征求意见稿》提出，把德育工作放在首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梦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并结合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强化职业精神培养。

　　改善专业结构和布局

　　《征求意见稿》提出，要引导和支持职业院校结合自身优势，科学准确定位，紧贴产业、紧贴企业、紧贴职业岗位调整专业结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统筹管理本地区专业设置，围绕区域产业布局和发展趋势，宏观调控区域内职业院校专业布局，努力形成与区域产业分布形态相一致的专业布局。

　　健全课程衔接体系

　　《征求意见稿》加强和改进公共基础课教学。要在保障学生技术技能培养质量的基础上，加强文化基础教育。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程学时一般占总学时的1/3，高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程学时不少于总学时的1/4。同时，要推进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使学生在取得毕业证书的同时，直接获取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促进中职与高职课程相衔接，统筹开发中高职衔接教材，也成为《征求意见稿》的一大亮点。

    推进产教深度融合

　　《征求意见稿》提出通过“引企入校、引校入企”等，拓展校企合作育人的途径与方式，促进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要发挥职业教育集团的办学优势，以产业或专业（群）为纽带，推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产业岗位人才需求标准相衔接，人才培养链和产业链相融合。积极推动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一体化育人的现代学徒制试点。

　　建立三级质量监测体系

　　教育部计划建立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监测体系，还将积极支持各类行业协会、专业组织等第三方机构开展教学质量评价，以此完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度。

　　同时，还将组织制定公共基础课程必修课和部分选修课的教学大纲（课程标准）、部分专业核心课程标准、国家重点建设专业教学标准、顶岗实习标准、专业仪器设备装备规范等职教标准。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也将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课程标准。（本报记者 练玉春）

    12月4日是国家宪法日。宪法日的设立，既昭示着依法治国理念的前行，也意味着法治精神的回归。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在教育领域最核心、最本质的要求就是依法治教。依法治教是教育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客观需要，第一要义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入推进教育综合改革。

    “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是对改革与法治关系的深刻总结。教育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后，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涉激流、行险滩，靠什么冲破阻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用法治为改革护航，教育改革就会事半功倍。

    过去的改革更多靠“摸石头过河”的勇气，“边抓牌边定规则”。而在今天，随着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不断确立，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必须循着法治的轨道前行。教育综合改革事关全局，不仅要破除制约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还要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等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闯关，必须于法有据、有法可依。

    教育综合改革，必然涉及利益和权力的重大调整。深水区的利益藩篱，攻坚期的复杂难题，只能用法治理念去破解。把改革主张转换成法治主张，用法治方式化解改革风险，才能确保改革有序进行。反观近年来时有发生的“校闹”事件、安全纠纷、师德失范等社会敏感问题，其实完全可以在法治框架内，通过教育制度创新化解处理。

    教育综合改革必须寻求法治之下的“最大公约数”，这是教育改革持续向前的制度源泉。教育综合改革涉及部门多样、利益主体多元，要通过法定程序凝聚共识，并将各方共识以法治方式确认下来。通过法定程序广纳众议形成的改革方案，有利于激发教育利益相关主体活力，降低改革实施成本。

    法治护航下的教育综合改革，不仅意味着有法可依，而且意味着良法善政；不仅意味着更完备的制度与秩序，而且意味着更多的公平和正义。在这样的改革图景下，“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彰显着深刻内涵：更加注重程序正义，改变教育领域传统上对实体正义的追求，建立健全推进教育综合改革的法定程序；更加注重权利保护，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要求尊重和保障师生权利，建立健全权利保障机制；更加注重制度完善，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以《教育法》为核心的专门教育法律体系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教育相关法律体系，但依法治教的制度措施还不健全，这要求建立健全教育法律制度；更加注重规则公平，良法是善治的前提，要通过法治方式建立健全公平的教育法律规则，充分体现各方合法权益和合法诉求；更加注重利益相关方参与，教育综合改革要激发利益相关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通过信息公开和决策民主等各种法治途径，让利益相关方广泛参与。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关键在于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真落实。比如，在转变教育管理方式、深化招生考试制度改革，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推进管办评分离等群众高度关切的重大改革过程中，要切实推进依法行政，建立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健全教育依法决策机制，加大教育执法力度。“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让法治精神渗透在各项具体改革领域里，让教育改革走在法治的轨道上。具体到学校管理上，也须以法治思维和方式推进，要以建设现代学校制度为目标，落实和规范学校办学自主权，形成学校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教师依法执教，学生依法维权的局面；还要以健全权利保障和救济机制为着力点，不断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学校改革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

    教育是民族振兴之基。让我们凝聚共识、开拓进取，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教育领域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首善之区”。

    提高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成效，需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格局。学校应健全和完善法制教育课程的内容和形式。法制副校长政策也不能废弃，应继续坚持下来，并进一步加以完善。

    ■方芳

    在近日举行的第十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项针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群体的研究数据显示，其中64.7%的未成年人在犯罪时居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法制意识薄弱已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因素。这样的数据让人震惊，但也让人不禁要问，法治教育为什么会失效？我们的法治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青少年时期是培养公民法制意识，树立法制信仰，学习法律知识的最佳时期。据笔者多年来对青少年法治教育的调查发现，法治教育实效不佳与学校法治教育形式单一，内容枯燥有关。目前，我国中小学的法治教育主要依附于德育课程，通过品德课、思想政治课等传授法律知识，内容设计并不完善，大多是说教式教学，缺乏生动、形象的案例。同时，法治教育的课时比重非常少，有的学校将课时节省下来上其他科目课程，甚至将法治教育内容作为选修课，让学生自学了事。

    学校法治教育的资源有限，也阻碍了学生法制素养的提升。法治教育是一门专业性比较强的学科，需要具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教师任教，而我国中小学很少有法学专业的专任教师。尽管学校对教师有定期的法律培训，但由于培训时间短、实效性差，培训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同时，学校的法制副校长资源也没有充分利用。一些法制副校长很难抽出固定的时间到学校讲课。有的公安机关人员经常发生变动，也导致法制副校长工作无法稳定开展。

    在操作层面上，学校法治教育缺乏不同平台的资源共享机制。虽然有的学校也意识到具有实践性、生动性、形象化的教育形式更符合学生实际需要，如法院旁听，参观监狱等，但这种形式的教育需要公安、司法机关提供资源和支持，缺乏互动的联动平台导致这样的活动实施起来有一定难度。

    另外，家庭在培养孩子的法律意识方面做得也远远不够。笔者曾做过“校园低龄暴力犯罪原因”的调查，结果显示，将近一半的学生犯罪主因与家庭教育有关。家长本身的法制意识低下，对孩子的溺爱、放任不管，以及自身不良行为的影响等都可能导致孩子行为出现偏差。很多国家特别重视对家长的教育，如德国设有“双亲学校”，对家长进行系统教育；巴西政府则从提高结婚质量入手，要求青年男女在结婚前系统学习家庭教育知识。这些经验都值得借鉴，有助于提高家长的法制素养和教育水平。

    不能忽视的是，当下社会的信息对青少年法治教育也产生较大影响。由于教育界尚未对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达成共识，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使得色情、暴力、赌博等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发展的信息，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影响着孩子们的行为。部分未成年人正是受网络不良信息的影响，走上犯罪的道路。

    因此，提高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成效，需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格局。学校作为青少年法治教育的主阵地，应健全和完善法治教育课程的内容和形式，尽量采取学生乐于接受且效果较好的多样化形式，如通过开展法制知识竞赛、模拟法庭、排演小品、法院旁听等活动实现教育目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组织编写适合青少年学习的、便于理解的、贴近生活的法治教育教材，将法治教育纳入学校教学质量考评体系。

    法制副校长的政策也不能废弃，应继续坚持下来，并进一步加以完善。各级公安机关要选派熟悉法律知识、具有较强语言表达和组织协调能力、热心青少年教育工作的优秀民警担任法制副校长，应确定每学期法治教育课程的次数与方式，结合学生特点扎实有效地开展法治教育。

    作为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一环境，家庭对于孩子法制素养的提升可谓责任重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还应重视对家长的教育与培训。建议行政部门、社团组织、社区大力创办各种各样的家长学校,有目的、有重点、有组织地对家长包括准家长进行教育，提高家长的法制意识，教会家长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最后，有关部门需加强对网络等媒体的管理，加强对广播、电影、电视、戏剧、出版物的监督，形成良好的法制文化氛围。

    (作者系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法制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4年11月1日至11月2日，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与市场营销领域对话活动在山东省济南市成功举办。来自全国20个省市（含香港和台湾地区）的120多所院校、企业、行业组织和科研机构近300名代表参加此次活动。

    本次活动由教育部指导，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联合举办，旨在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精神，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机构与市场营销领域行业组织和企业的产教合作机制，搭建沟通、交流平台，通过深化校企合作，推动对外交流，促进职业教育发展与市场营销发展的有效对接，进一步提高市场营销领域技能型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活动得到了亚洲营销联盟支持，由全国商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市场营销专业委员会、中国商业统计学会、香港市务学会、台湾行销科学学会、新加坡营销协会、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全球华人营销联盟共同协办，由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国资委）商业国际交流合作培训中心和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承办。深圳市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了特别支持。

    活动由校企合作对接洽谈会、全体会议和分论坛等3个版块组成。11月1日上午举行了全国市场营销领域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对接洽谈会，来自全国40家企业、行业组织与67所院校举行了一对一和面对面的洽谈。

    全体会议首先由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会长曾亚非致辞。曾亚非会长指出：从人才需求看，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中国人力资源市场网发布的2013年全国部分省市人才服务机构市场供求情况分析报告显示，2013年全年营销类人才需求主要包括“市场营销、公关、销售”和“百货、连锁、零售服务”两类职位群，营销类人才需求始终位居人才需求的第一位，并且占了全部人才需求的29.61%，接近三分之一，全年营销类人才岗位需求约400万个。2014年第3季度的数据也显示，营销类人才需求也依然位居人才需求的第一位,占全部人才需求的28.21%，共计101万个岗位需求。从人才供给看，在全日制学历教育领域，其中应用型本科设置了市场营销专业，高等职业教育设置了市场营销专业、市场开发与营销专业、营销与策划专业和连锁经营管理专业，以上高等职业教育与市场营销相关的4个专业，截止到2012年共有1431个专业点，在读学生308346人。此外中等职业教育也设置了市场营销专业和连锁经营与管理专业。一方面市场营销人才需求占比近三年持续保持在30%左右，人才需求旺盛。另一方面高校培养的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很难就业，所以这实际是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问题。

    山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总督学徐曙光和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山东商会副会长宋文模先生也分别代表山东省教育主管部门和对话活动承办单位致辞，介绍了山东省职业教育的有关情况。

    全体会议上表彰了本年度市场营销职业教育领域校企合作优秀企业3家和优秀院校13所。此外，还举行了产教合作签约和对外交流合作签约仪式，同时启动了2014年至2015年市场营销系列竞赛活动。系列竞赛活动主要包括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品牌策划竞赛、流通业经营模拟竞赛和营销模拟决策竞赛等赛事活动。

    在全体会议的主旨演讲环节，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司长向欣和全国商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王茹芹分别发表了《流通业创新发展与现代营销人才的需求》和《中国商业职业教育发展新趋势》的演讲。随后，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金陵科技学院和深圳市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分别代表高等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和企业在全体会议上介绍了校企合作典型经验。

    在全体会议的圆桌研讨环节，来自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台湾行销科学学会、香港理工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和台湾特波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从国际化的视角下探讨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和企业到底需要何种营销人才，如何才能培养出具有竞争力的复合型营销人才，并与听众进行了精彩的互动。

    11月2日上午，活动根据目前院校和企业最关注的方向，共设置了3个分会场，安排5场分论坛，分别围绕营销策划人才、销售人才、客户服务人才、新媒体营销人才和校企合作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研讨。分论坛结束后，各分论坛主持人在全体会议上进行观点综述的分享。

    最后，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在全体会议上发布了《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促进市场营销人才培养倡议书》，面向全国市场营销领域的行业协会和企业提出了10项倡议。

    据悉，本次活动同期还组织开展了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流通业经营模拟竞赛和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营销模拟决策竞赛，上述竞赛均作为海峡两岸大赛大陆地区选拔赛，通过选拔共有来自17所院校的17支参赛队获得资格于2015年5月赴台湾参加海峡两岸大赛总决赛。此外，中国商业统计学会职业教育分会成立大会也与本次活动同期举行。

 附件：

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促进市场营销人才培养倡议书

    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和改善民生的历史使命，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途径。

    市场营销在现今的商业环境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是各类工商企业重要的企业职能，是连接制造业和流通业，连接流通业和消费者的重要的桥梁和手段，以市场营销为基础和核心的流通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关于职业教育领域“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的要求，以及“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指导思想，本着“交流、合作、共赢”的宗旨和“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原则，为推进我国市场营销领域的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在此，我们谨向市场营销领域的行业协会、企业提出如下倡议：

    1、在市场营销领域建立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对话常态机制，定期举办全国职业教育与市场营销领域对话活动，推动市场营销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和科学发展。

    2、共同分析研究国家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市场营销职业岗位变化和人才需求的影响，结合国际上市场营销最新发展趋势，提出市场营销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职业道德、知识和技术技能要求，建立市场营销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与职业标准联动开发机制。

    3、共同开展全国高等院校推动工商企业品牌建设促进活动，搭建市场营销职业教育实训实践与创新创意平台，提升市场营销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

    4、共同宣贯《国际商会广告与营销传播实务统一准则（2011 年版）》，在市场营销职业教育领域推动宣传国际惯例准则；加强对外合作交流，推动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促进市场营销职业教育与国际接轨。

    5、建立政产学研促进市场营销人才培养协作机制，加强行业协作与行业联动，及时研究解决市场营销职业教育工作中的有关问题。

    6、市场营销领域的行业协会和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共建，培育行业特色二级学院，打造行业特色专业。

    7、市场营销领域的行业协会和企业积极吸纳职业院校教师到行业协会和企业实践工作，提高教师专业技能水平和实践教学能力。

    8、市场营销领域的行业协会和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加大职业院校教师培养培训力度。

    9、市场营销领域的行业协会和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开展委托培养、定向培养、订单式培养试点工作。

    10、市场营销领域的行业协会和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共同研究专业设置、教学计划、课程开发、教材建设等问题，共同组织开展市场营销职业教育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及技能竞赛等活动。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

   2014年11月2日

　  继6月取消58项中央部门设置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后，近日国务院再次宣布取消了保荐代表人资格许可等67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从名单来看，一些比较热门和专业度比较高的证书也赫然在列。有业内人士认为，不再惟证是论，对于职业教育来说，可以让其真正回归市场化，而长期以来以“考证”为目的的职业教育，也将向就业为目的的教学本质回归。

　　从业门槛进一步降低

　　经统计，此次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中，共取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共26项，其中准入类14项、水平评价类12项；取消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共41项，其中准入类1项、水平评价类40项。尤其是关于保荐代表人资格许可的取消引发了极大关注，凭证高薪至此彻底成为历史，投行的准入门槛被极大降低。

　　据了解，此次名单有两大特点，一是落后于时代的证书被取消，二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证书被取消。

　　好学教育总经理肖松柏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由于过去国内人才素质偏低，学校专业数量少，为更有效地进行人才分工和细化，所以需要设立各种职业资格证来强制达到人才培训的效果，“但现在这些证书已经失去了时效性”。

　　此外，许多证书对于在职和求职人员也成为困扰。在实际应用中，不少企业和单位对资格证的要求流于形式，有证没证在工作中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但由于证书的硬性要求仍需要人们花费时间学习考试，也就造成了资源浪费。

　　招聘格局或被改写

　　取消证书后，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部分行业将从此告别惟证入门的招聘情况。在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标筛选人才后，行业协会和企业自身的能动性便得以充分发挥。

　　一方面，这倒逼用人单位建立自己的人才录用和考核标准，以及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之前的资格证是由政府组织起的考试，取消证书后实际上是摆脱了政府对用人单位的干扰。”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取消证书后，个人的能力和素质将成为用人单位关注的重点，没有资格证的阻碍也能更加全方位地吸引各类人才。

　　另一方面，行业协会以及各类社会机构可以针对本行业的需求对求职者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实现独立自主的职业培训而非政府出面干预。熊丙奇表示，用人单位考核一般都为两个层面，一是由本单位组织考察，二是认可特定机构的培训和测评结果。通过这种独立自主的方法，用人单位能找到真正适合本行业的人才。

　　职业教育回归市场化

　　有业内人士认为，尽管自6月以来，一系列被取消的职业资格证接踵而至，但这样并不意味着职业资格证从此没有存在的必要，仍需要根据行业的自身特点来进行取舍。对于律师、医师等行业，资格证显然是必要的；对于并无特殊要求的行业，实际上没有必要设立资格证作为门槛阻碍正常就业。同时，取消资格证对培训机构影响并不大，反而有利于其未来发展。

　　肖松柏认为，取消即是求变，即是创新。“时代在进步，职业教育也将会随之变革。这次取消证书意味着下一步职业培训将会更加针对市场所需要的人才而变化。”

　　同样，熊丙奇也表示，政府对职业培训的放权将会“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把政府的职能下放到行业机构，放到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而言都是必须行之的。” 

黄达人 汪龙华摄

    在一场齐聚全国职业院校领导的会议上，讨论的焦点不出意外地落在了半年前召开的2014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

    用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的话来讲，这场“前所未有”的会议“在社会上引起了更多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和讨论”，顺带着，职业教育这个词语也成了热锅上的油，“一点开网页全是各种对其的讨论”。

    从985高校校长退休后，黄达人校长选择了“倾听”和关注职业教育，他走访了几十所高职院校，发现高职界对会议的态度很鲜明：国家最高层开始关注职业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一个大好的形势。

    事实上，黄达人同样认为，国家通过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衔接中高职，打通职业教育断头路，提高了职业教育办学层次，增强了职业教育吸引力。

    这样一种自上而下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令不少职业院校感到欣喜，“职业教育的春天好像来了”。但同时，黄达人也注意到另一部分高职院校长的声音，“他们认为国家更多在关注中职教育，高职教育好像又是春天又不是春天”。

    话说到这里，黄达人对现场来自全国137所职业院校的260多名中层干部抛出了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职业院校如何来应对？如何走好自己的路？

    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 不要让学生一考定终身

    关于职业院校的前程路在何方这一问题，黄达人的回答很简单：职业院校的前程依然存在于建立职业教育体系之中。

    谈及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认识，这位拥有几十年工作经验的教育工作者开门见山：“我反对把职教体系独立于高等教育体系之外。”他表示，把职业教育独立于整个教育之外，反而是降低了职业教育的身份，无法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

    因此，黄达人强调，应该把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放在完善中国教育体系的背景下提出，充分考虑与整个教育体系的融合，把高等职业教育放在高等教育的框架下去考虑。而且“要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融合，才能使得职业教育的地位获得提升”。

    不过，他同时希望现场所有职业院校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建职教体系？究竟是国家需要这么一个框架还是学校需要？”

    黄达人提高嗓门说，在职业教育体系中，最重要的一层是学生。“要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不要让学生一考定终身，不要一次分流就决定他一生，而且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给他选择的机会。”他说，“为了学生”是建立职教体系最重要的出发点，所以“大学的管理者应该都朝大的层面想想，也要从学生的层面想想，尊重学生的选择是体现学生为本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关于这一点，一所985高校校长的一席话让黄达人感触颇深，这位校长曾明确提到，学校的定位是“希望能培养出更多科学家”，但同时，校长也很坚定地表示，“不能因为这样的定位而要求每一个进了学校的学生都要做科学家，学生自己选择进来，应该让他们自己选择。我认为好的办学者，就是学校要尊重学生。”

    所以，“职业学校也是一样，有学校的定位，有整体的培养计划，也要给学生选择的自由，这是建立职教体系最重要的出发点。”黄达人说。

    正因如此，前不久《中国青年报》“学生弃北大读技校”的报道也让黄达人感慨，“这样的报道很好。自由意愿应当尊重，未来，如果这样的事情不再是新闻了，那么职教的春天也就真的到来了。”

    内涵建设不要成为同一个模式

    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地方本科转型这个思路被提出后，黄达人走访了不少地方本科院校。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几乎所有学校都向这个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的职教组组长讨价还价，“都在问能得到什么资源，每个学校都是这个问题”。

    作为中山大学曾经的校长，黄达人坦言，自己很理解这些学校的校领导，“作为一个管理者不考虑自己学校，就不是一个称职的管理者，但是我认为学校层面可能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办学定位做好，立足于定位进行内涵建设”。

    不谈能拿什么资源拿什么“好处”，而多想想自己在建立职业教育体系的进程中该做些什么，这是黄达人希望能传递给职业院校的思路。

    “职业院校不仅要醒得早，还要做得早。”他说。

    那么，醒得早了，职业院校要做些什么？黄达人的建议是，内涵建设。

    “高校办学水平不体现在办学定位上，服务于定位的水平才真正彰显办学质量。”第一个被搬到台面上讨论的话题，黄达人坚持认为，应是明确办学定位。

    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曾接待了不少前去学习取经的国内职业学院管理层。该校前院长林靖东表示，到南洋理工学院来学习的国内高职院校很多，其中比较多的人是关注操作层面的做法。但是，“要借鉴和引入外国的办学理念和模式或者办学特色，最重要的不是模仿而是学习它的内涵，然后发展自己学校的特色，最后还得走自己的路。国内的职业院校只能用作参考，作借鉴，而不要去模仿”。

    所以，黄达人补充说：“推进内涵建设也不要成为同一个模式，同一个指标体系，越是强调内涵建设就越要强调学校自己的定位，找出自己的特色。”

    除了部分职业院校“一窝蜂地走研究型道路”的办学理念，黄达人还想纠正一个观点：科研和教学并不对立。

    如今，社会上有一种看法，把教学与科研对立起来，不明白科研是为了出成果还是培养学生。黄达人认为，“在大学里进行研究工作是为了科研成果吗？不是，是为了培养人才，通过科学研究让更多人接受科学的训练，走到社会岗位，这是学校开展研究的目的。”

    他列举了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的例子，该学院院长丁金昌介绍，学校针对小微企业成立了很多研发平台，把企业引进来。但在所有的研发平台里，老师、学生的岗位全都是有的。

    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学生岗位的话，就变成企业自己的研发中心了”。

    此外，双师型队伍建设、校企合作模式、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校园文化氛围建设、校友工作也是黄达人期待职业院校去积极探索的领域。

    “每一位中层干部都要发挥主动性”

    方向既已明确，具体到人，该如何去做？

    面对在场的200多名职业院校中层干部，这位退休老校长谈起了中层干部尤其是宣传部长该做些什么。

    “中层干部要有主动性”，黄达人打了个比方，在重大决策上，一定要是“处长出主意、校领导拿主意”。因为对于中层干部来讲，“处长无功便是过”。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通过处长布置，处长就是要出主意，碰到问题得拿出方案来，而不要碰到问题就问领导这个事情怎么办，要多汇报少请示”。

    正因如此，黄达人希望包括宣传部长在内的中层干部要有追求，不但能积极谋事、成事，还要能解决新问题，最好能引领部门的发展。

    具体到宣传部长如何在推动学校建设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动性，黄达人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宣传部长最基本的工作是对内对外，做好宣传。

    “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需要更多的实干家。职业院校的宣传部长要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与其抱怨，不如实干。”黄达人勉励在场的所有宣传部长。 

陆士桢 秦纪栋摄

    “社会变迁中的高职学生是‘被标签化’的群体，自我实现的愿望和现实世界的冲突让他们时时刻刻受到困扰。”在2014全国职业院校宣传部长联席会议年会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原党委书记陆士桢教授的发言直指被误读的高职学生这一现象。

    抛开社会已有的成见，这位青少年研究领域的专家希望为260多名高职院校政工宣传干部还原一个真实的高职学生的形象。

    陆士桢曾近距离观察过当下社会变迁中的高职学生，她觉得，“用一句话或者一个特征来描述一个群体很难”。了解后，她发现，这个被贴上了诸如“学习差”、“不靠谱”、“习惯差”的群体其实发展日趋个性多样，且表现出的形态也各异。

    比如，这个群体和大部分青年一样，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单一，专业选择缺乏理性，“真正因为热爱去选择专业的人有，但是相当多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是盲目的”。因此，陆士桢得出结论，这种状况下“高职学生的心理相对比较脆弱”。

    脆弱的不仅是心理。陆士桢指出，高职学生大多学习自觉性较差，动力不足。往往，很多职业教育从业者会采取更加“霹雳”的手段来“纠正”这些“毛病”，但陆士桢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帮助高职学生找到自我，“帮他们从世俗的社会评价模式当中真正解脱出来，找准自己，找到自己”。她说，只有高职学生自己想透了“我的人生我做主”，自己走自己的路，不为了别人穿“高跟鞋”，才能真正萌发学习发展的动力。

    另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是，高职学生和社会之间的互动频繁、尖锐，比较容易受到社会文化潮流的影响。她发现，高职学生比一般的大学生更容易受到社会的影响，原因很简单，“不管是实习还是其他方面，高职学生和社会接触的都更多”。

    也因此，这位已退休的高校管理者希望如今职业院校的老师和管理人员能去尝试理解高职学生，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们，“这些学生面临着多种诱惑和压力，这点我们必须明白。跟我们比，这一代人其实活得艰难得多。”叹口气，陆士桢说。

    当然，在道德层面，高职学生也呈现出某些新特点，这也和这一代青年相同。陆士桢打了个比方，一个高职学生从医院门口过，医院说一个孩子得了白血病，他兜里面有3元，他随手放到捐款箱了，“这个行为可能不那么高尚，但是有一个特点是纯自觉，他既没有打算受老师表扬，更没有打算上报纸。事实上也没有人强迫他，那么他的唯一动机就是他心里真的觉得这个小孩挺可怜的”。

    陆士桢也就此向职业院校领导建议，摒弃传统的道德教育模式。她说，那些过度重视传递价值，整天给人讲革命道德，又或是重视行为习惯养成的话，其实效果并不好。

    相反，“其实情感的体验和启迪对今天的高职学生来讲特别重要，你让他们试着做，比如说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这些行为带来的情感体验远比你给他们讲这些更好”。

    解读之外，陆士桢向所有教育从业者发问，“对教育的要求，咱们国家说的是人民满意，那到底要如何理解人民满意呢？”

    “孩子上一个好学校，将来有一个好工作，这叫人民满意吗？”她提高嗓门自问自答：“这不是真正的人民满意。每一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人，所以立德树人是根本任务。”

    陆士桢希望职业教育从业者能牢记这句话，也借此扭转自己的固有观念，“职业教育不是追逐所谓世俗的成功，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同样是立德树人，其实这也是家长内在的根本需求，所以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让每一个高职学生能在这个社会上真正的安身立命”。

    她也向与会代表强调，要把对高职学生单纯的被动教育转化为科学成长发展的辅导，把高职学生变为发展的主体。

    换句话说，即“不是学校要把高职学生塑造成什么人，而是学校推动学生发展，发展的目标不是对社会作什么贡献而是满足自己的需求”。

    如何保证这个需求不“跑偏”？陆士桢的建议是，抓好党建，相信理性的价值观具有对高职学生的影响力。同时，必须改革政治理论课，以高职学生的发展为主线；重视专业发展教育，以多种形式激发学习自觉性；构建心理危机渠道和就业资助体系；加强网络虚拟载体建设；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强化社会性；搞开放式教育，重视道德辨析，讨论高职学生身边的社会价值问题；建构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将其活化为对学生的德育工作；建立完善学生工作的社会动员机制，资源的整合机制，项目化运作、社会化发展机制。

    此外，陆士桢向职教界人士推荐了成长小组学习模式。用香港人的话说，这个模式就是“分享成长的快乐与痛苦”，陆士桢希望通过这个模式，让高职学生学会倾诉和倾听。

    在陆士桢心中，“被标签化”的高职学生不应受到歧视，这一代青年都是社会活力的源泉和基础，所以，职业院校别光顾着就业率、升学率，也该好好思索怎么样让高职学生真正地“活”起来。

李华 绘

　　对于大多数中职学生来说，中考一考就定了“终身”，进了中等职业学校基本上就是直接就业一条路走到底。其实，中职学生是一个变化和发展中的群体，可塑性很大，定向过早不能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

　　11月12日，浙江省教育厅宣布，全面深化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课程改革方案提出，以国际上“普职融合”教育大趋势作为改革取向，着力构建中职教育的选择机制，打破学生多样化发展的制度瓶颈。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是课改方案的主要参与者，为详细了解课改有关情况，记者采访了该院院长方展画。

　　记者：浙江省的职业教育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高位发展。据我所知，浙江省早在2007年就启动了中等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此轮课改，与上一轮有何联系和区别？

　　方展画：此轮课改是对上一轮课改的深化。上一轮课改仅仅局限于中职专业课程内容和专业教学方法的改革，在专业教学范畴内探索“理实一体”的课程内涵变革，并且改革的取向是培养一线技术工人。此轮课改则涉及包括公共课在内的整个中职课程，是在课程制度层面上进行整体设计，同时，融入了“选择性教育”、“工学交替”、“现代学徒制”、“做中学”、“弹性学制”等新的教育元素，因此，是一项更加系统、更为综合、更有深度的改革。

　　记者：从强调类型特点到关注“普职融合”，为何会有这种调整，或者说回归？

　　方展画：中职教育发展到了今天，我们感到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亟待破解。例如，中职学校文化课教学和专业课教学呈二元结构，文化课与专业课“井水”“河水”泾渭分明，事实上很不利于中职学生的成长——中考一考就定了学生“终身”，进了中等职业学校大多数学生基本上就是直接就业一条路走到底。我们认为，中职学生是一个变化和发展中的群体，可塑性很大，定向过早不能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关键在于如何改变职业教育的内容与方法，让中职学生从“要我学”变成“我要学”。一方面，我们将积极探索文化课改革，将“学术性”的知识体系改为“应用性”、学以致用的模块化知识，通过“做中学”或“学中做”有机整合文化知识与专业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有效的专业体验和认知，提高学生学习目的性和积极性，让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特长自主选择多样化的文化课程和专业课程，切实提高学习效率。需要强调的是，围绕“选择性”构建起来的中职课程体系中的文化课教学，绝不是普通高中文化课教学的翻版，而是与专业教学相结合、相融通的以“应用性”为取向的、融入职业（专业）元素的文化课教学。我们已着手进行“应用语文”、“应用数学”、“应用英语”等文化课程的开发。在这个意义上，“普职融合”是一种新的课程模式，不是简单的回归。

　　记者：这次课改秉承的原则或者是总体思路是什么？

　　方展画：这次中职课改，我们强化了选择性。以学生的充分发展为教育之本，尊重学生的可塑性变化，尊重学生的兴趣特长，尊重学生的成长意愿，赋予学生更多的选择课程、选择专业、选择学制权利。我们还要彰显专业性。上一轮课改确立的专业课程模式，我们将继续贯穿于就业教育与升学教育始终，在夯实专业教育的基础上，分别开发、开设能够满足直接就业需要的课程系统和继续升学需要的课程系统，建设既具有职业教育特点又能适当融合普通教育的多样化职业教育课程体系。

　　我们很注重增强课程的实效性。课改要破除旧的教育观、教学观、课程观、评价观，改革与学生的多样化发展不相适应的教学方案、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和管理模式，促进学校内涵发展，提高教育质量与效益。同时，我们也很注重课程的灵活性。从学校实际出发、从教学实际出发、从学生实际出发，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利用灵活多样的资源，创新灵活多样的途径，充实和丰富职业教育教学形态。

　　记者：这次课改的创新点和亮点体现在哪儿？

　　方展画：最大的亮点，在于我们建立了可以让学生进行多次选择的机制。学生在校期间，经过一学期适应性学习后，围绕直接就业或继续升学可以进行不少于两次的选择，包括选择专业方向或专业，符合条件的学生还可以选择提前毕业或延期毕业。为加强对学生学习选择的专业指导，我们将实施学生“成长导师制”，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尤其是在专业学习过程中逐步发现和培育兴趣，明晰成长方向，树立发展目标。

　　我们优化了选择性课程体系，课程体系由“核心课程模块”和“自选课程模块”组成。“核心课程模块”属于必修课程，由公共必修课程和专业必修课程组成，按1∶1比例分年段设置，确保专业理论教学和核心技能培养的中心地位。“核心课程模块”教学时数原则上不超过总时数的50%。“自选课程模块”供学生自主选修，属于校本课程，分“限定选修”和“自由选修”两种。“限定选修”旨在保证学生选定学习课程的相对系统性和丰富性，保证学生学习成长方向的一致性，原则上学校要按二选一的比例向学生提供“限定选修”的课程科目，课程之间应努力体现彼此一定的逻辑关联。“自由选修”课程可以涵盖较广泛的内容，包括通识课程、专题讲座、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自选课程模块”教学时数原则上不能低于总时数的50%。“核心课程模块”和“自选课程模块”中均应设置实训实习课程，原则上，为直接就业学生开设的实训实习教学时数不低于总时数的50%，为继续升学学生提供的实训实习教学时数不低于总时数的30%。

　　在教学组织方式我们也有所创新，将逐步推行“走班制”、“学分制”、“弹性学制”等现代教育教学组织形式。在前一阶段课改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在工学交替、“现代学徒制”理念引领下的教学组织方式变革，尝试“做中学”、“学中做”等体现“理实一体”的教学方法，开展“导生制”、“导学案”等学习方式的探索，探索“多学期制”，鼓励学校将学年按不同的教学功能分成若干个“交替式”的长短学期。

　　我们还要建立健全与选择性课程体系相适应的教学评价新体系，为每一门选修课程制定课程标准，规定课程性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时数以及实施建议。

　　记者：可否介绍一下课改推进的路线图？

　　方展画：这次课改，我们采取了整体规划，渐次推进的方式。2014年先选择一批职业教育办学思想巩固、有强烈改革意愿和较好改革条件的中等职业学校进行试点，试点学校可以整校进行试点，也可以选择部分专业进行试点。2015年选择若干个市、县（市、区）整体进行试点，2016年力争在全省中等职业学校全面推广。

    教育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化、规范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医教协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是医学人才培养机制改革的重大创新。

    医教协同培养临床医学人才，是时代要求，也是群众期盼。党中央、国务院深化医改的战略部署，对医学教育服务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适应医改需求，满足医改需要，是历史赋予医学教育的新任务。今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成为共识，为了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看好医生难”的现状，必须培养一大批具有良好职业素养和创新精神的临床医学人才。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教育、卫生等部门紧密配合，医学教育必须主动服务医药卫生事业发展。

    医教协同，意味着教育与卫生等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合作，创新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构建合作育人、合作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局面。此次出台的《意见》，一大亮点是创新了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机制。通过医教协同，加快形成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与卫生计生行业人才需求的供需平衡机制，加快构建符合医学教育规律的人才选拔机制，加快实现医学本科教育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无缝对接，加快完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衔接机制，最终实现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三阶段医学教育体系的有机衔接。

    医教协同培养医学人才对于教育综合改革也具有示范意义。教育事业涉及方方面面，单打独斗式的改革孤掌难鸣，必须内外协同、系统推进。办好教育、推进教育综合改革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需要其他各项改革相配套、相支持。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的改革也必须动员、吸引广大师生乃至社会各界支持、参与、推进，探索跨部门合作，形成良好的改革氛围。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 施雨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可穿戴设备……这些正在或即将在教育和学习领域应用的科技成果，连同逐渐为大众所熟知的“慕课”，将会对我国传统教育领域产生怎样的冲击？中国教育应当如何应对科技变革时代所带来的挑战？今天在北京召开的2014中国国际远程教育大会上，专家学者就这些问题纷纷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所谓“慕课”，是“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A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的首字母缩写MOOC的音译名称。在专家看来，这是一种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授课者和同样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学习者通过教与学联系起来的大规模的线上虚拟教室。借助“慕课”平台，一个美国的教授可以瞬间就拥有一个容纳全球几十万人同时“上课”的虚拟大教室。

    据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介绍，“慕课”于2012年在美国兴起，它提供了包括注册、讨论、辅导、完成作业和考试在内的教育全过程服务，有助于实现受教育的机会公平。“今后的大学教育，面对面授课或许会成为一种奢侈品。”他说。

    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协作组秘书长严继昌认为，包括“慕课”在内的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能够有助于满足人们接受终身教育、继续教育的需求，特别是对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群众。

    一些与会嘉宾则从更加现实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刘建同表示，中国的现代远程教育发展重点，应该落在培养具有高附加值的创新型人才上。远程教育必须有就业意识，提高人才的就业质量，通过远程教育将我国的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让“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

    据介绍，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远程教育大会自2002年开始举办。本次大会由《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主办，主题是“科技引领未来学习——教育变革时代的战略选择”，分为“大学MOOC发展高峰论坛”、“高校网络教育与继续教育院长高峰论坛”、“大学MOOC名师论坛”等数个环节。来自全国高校主管“慕课”建设的大学校长、相关领域的政府官员、国内外教育培训机构负责人等2000余人参加了大会。

    当“看病难”、“看好医生难”成为公共医疗遭遇的普遍困境时，当医患矛盾事件每每敲击人们敏感的神经时，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卫生服务需求，进一步完善医学教育制度，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标准化、规范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尤为迫在眉睫。

    近日，教育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11月27日，教育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部门联合召开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工作推进会，标志着新一轮医学教育改革全面启动。

    临床医师是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核心力量，其能力和水平直接关系着公众的健康和生命权益。如何培养出人民满意的好医生？如何不断创新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如何加强医学生医德教育？如何实现医学教育制度的深层次改革与创新？教育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林蕙青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医学教育改革迈出重要步伐

    悉心翻看《意见》文本不难发现，《意见》政策指向鲜明，即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医教协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标准化、规范化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着力培养人民满意的临床医师。“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主线，医教协同，深化改革，强化标准，加强建设，全面提高临床医学人才培养质量”的改革指导思想赫然在目。根据该《意见》提出的总体目标，到2020年，将基本建成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三阶段有机衔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化、规范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实现院校教育质量显著提高，毕业后教育得到普及，继续教育实现全覆盖。

    “《意见》是2013年以来，根据刘延东副总理关于‘加强医教协同、深化改革，借鉴国际经验，加快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化、规范化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广泛调研，总结上海试点经验，借鉴国际经验，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系统谋划、顶层设计，共同形成的。”林蕙青指出，针对医学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意见》明确了医教协同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近期任务、路线图和时间表。

    据了解，2011年，教育部、原卫生部联合召开了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工作会议，对医学教育综合改革进行了系统推动。3年来，医学教育改革发展提速，取得了显著成绩，形成了一批改革成果。上海市等地“5+3”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取得突破性进展，面向基层的全科医生培养工作加快推进，学生医德素养和临床实践能力培养进一步加强，医学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医学教育投入不足问题得到缓解。特别是2013年底，卫生计生委、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为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提供了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制度保障。

    林蕙青坦言，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从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看，医学教育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和困难。突出表现在：一是医学教育学制学位多轨并存，体系有待进一步优化。二是临床医学人才培养制度建设，特别是职业素养和临床实践能力培养有待进一步加强。三是支撑标准化、规范化医学人才培养制度的育人机制、条件保障亟待完善。此外，医学教育如何更加主动适应医药卫生事业发展需要，把握发展节奏，优化调整结构，提高教育质量，也需要不断努力，加大力度，推动各项改革不断深入。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医学教育改革和医学人才培养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教育改革、人才培养和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为全面推进医教协同、深化医学人才培养改革指明了方向。李克强总理对医改和医学人才培养十分关心，强调指出，医教协同是培养临床医学人才的有效途径，人民群众需要更高水平的健康卫生，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刘延东副总理多次就“医教协同推动医学教育改革”作出重要批示。中央领导同志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为深化医学人才培养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

    林蕙青表示，此次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明确了中国特色的标准化、规范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目标，明确了建立医学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的医教协同培养体系，统一了“5+3”培养路径模式，突出了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临床能力与人文沟通相结合、专业素质与医德素养相结合的培养内容与方式，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临床医学教育制度的重大突破，是实现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机制改革的重大创新，标志着我国临床医学教育发展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

    构建中国特色标准化、规范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意见》明确指出，中国特色标准化、规范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近期任务是加快构建以“5+3”（5年临床医学本科教育+3年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或3年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为主体、以“3+2”（3年临床医学专科教育+2年助理全科医生培训）为补充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医学教育具有周期长、分阶段细、连续性强等特点。国际经验表明，培养一名合格的、高素质的临床医生，必须经过严格的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包括住院医师、专科医师培训）。其中，毕业后教育特别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医学生”成长为“合格医生”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学生”向“医生”转变的关键环节。我国现行临床医学人才培养制度是，学生经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院校教育，毕业后即到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经短期培训即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缺乏标准统一、基地合格、管理严格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这就导致不少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缺乏实践能力，无法胜任临床工作。

    “此次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重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标准化、规范化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标准，实施相对统一、严格规范的医学生职业素养和临床实践能力培养，形成更加同质化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临床医师队伍的整体水平。”林蕙青说。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的紧密衔接是实现标准化、规范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最重要的着力点。”林蕙青表示，有四项重点推进工作：一是实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各人才培养环节上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紧密衔接、相互融合，实现招生与招录、培养过程与培训过程、学历学位授予与职业规培证书发放相结合。2015年起，新招收的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同时也是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他们具有“双重身份”，其临床实践训练与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要求一致，合格的毕业生可获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硕士研究生毕业证和硕士学位证等四证。二是调整7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招生培养工作。从2015年招生起，7年制临床医学教育将全面调整为“5+3”一体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在完成5年学习考核合格后，可免试进入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习阶段。三是改革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办法，使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同等学力申请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工作有机衔接。四是探索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逐步建立“5+3+X”培养高水平临床专科医师的制度。

    明确的人才培养标准还需要严格的规范保障。林蕙青将这种“严格”归纳为课程体系、基地建设和质量监控三个环节的“严”。既要围绕知识、技能、素养等严抓课程体系建设，切实培养临床能力，又要注重分类指导、协同建设、动态评估，提升临床培训基地建设水平，还要围绕准入、过程、考核，严把质量关，切实保证培养质量。

    “构建标准化、规范化人才培养体系的关键是建立医教协同育人机制。”林蕙青表示，这种机制体现在教育与医疗卫生机构的密切联系，体现在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相互融合，体现在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三阶段医学教育体系的有机衔接，还体现在教育与卫生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配合。此外，统筹利用政府、学校、医院、社会等各方面资源，健全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机制。一方面增加了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建设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按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标准，将进一步提高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经费支持力度。

    作为“医教协同”的试点，上海市已经开展了很好的试点。该市以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为突破口，推进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体系构建，实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临床医学硕士培养结合，推进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2010年至2014年，上海市共招收住院医师10981名，目前已合格出站4281名。其中上海5所医学院校累计招收4届临床医学专业硕士2191名，633名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成长为合格的临床医师。上海市在改革创新的实践层面，抓住了“全”、“严”、“合”三个关键字，即以医教协同为平台，系统设计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突出一个“全”字；以培养“会看病”的好医生为目标，抓好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突出一个“严”字；以体制机制建设为重点，为临床医学人才培养凝聚合力，突出一个“合”字。

    全面推动医学教育改革，更好地适应卫生行业需求

    “目前卫生计生部门正在编制《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医学教育在规模、类型、结构等方面都要更加主动地适应卫生行业发展需求。”林蕙青强调，要从把握好医学教育发展规模，进一步加强中医药教育教学改革，统筹各类医学专业协调发展，使高等学校成为医学继续教育重要基地等四个方面下功夫。

    “基于我国城乡、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国情，在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内，还要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开展3年专科教育加2年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林蕙青将以“3+2”模式作为“5+3”模式重要补充的初衷解读为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医学毕业生。一方面要紧密围绕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要求和工作特点，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见习、实习实践，着力提高医学生的基本诊疗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另一方面要强化医学毕业生服务基层的政策保障。中央财政从2010年起为中西部乡镇卫生院订单定向培养免费医学生，就是加强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缓解基层医务人员短缺的重要举措。

    提到临床医学人才培养，医德医风、医患矛盾是个绕不开的热点。“医生的职业特点要求从业者必须具有崇高理想、高尚品德和仁爱之心，医学教育更应强调以德为先。”林蕙青表示，此次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要求将医德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着力加强职业道德、医学伦理、社会学、法律等职业素质教育，注重人文关怀精神和人际沟通能力培养，使医学生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和关爱病人、尊重他人、尊重生命、团队合作的良好职业素养。

    林蕙青强调指出，医教协同构建标准化、规范化人才培养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任务艰巨，必须全力以赴，攻坚克难。一是加强各级各部门之间的医学教育工作协调，建立有效的医教协同工作机制，及时研究解决医学人才培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二是根据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标准，加快附属医院、教学医院等标准化、规范化临床教学基地建设，保障专业学位研究生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人员不同阶段学习的顺利实施。三是统筹资源，加大对医学教育的投入力度，完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经费保障机制。四是及时出台配套政策，并推动各地在坚持统一标准的前提下，因地因校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推动医教协同深化改革，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标准化、规范化医学人才培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