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 陈锋
(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审定)
今天,非常荣幸在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年会上给大家作汇报。这是我首次参加高职校联会年会,看到会议规模如此之大,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形势,令人十分振奋。刚才,葛道凯司长作了非常精彩的演讲,讲解了如何把握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政策要点和关键环节。在这里,我作个补充发言。
部党组在审议《决定》和《规划》时,袁贵仁部长对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作出了一个非常清楚、深刻的战略判断:这是教育结构的重大调整和教育制度的重大创新。《决定》和《规划》虽然说的是职业教育体系,但实际上真正要做的是对整个教育的宏观结构进行调整,是希望通过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来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对于职业教育的同志来讲,要把职业教育放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放到教育现代化的全局,放到现代教育体系的全局,来思考学校的定位。也希望职业教育战线外的同志更好地理解全国职教会精神,理解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重大意义。从大的方面讲,这是全党、全社会的事情;从教育系统来讲,这是与各级各类教育都密切相关的。下面,我就从这个角度,向大家汇报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经济社会背景
概括起来是3句话、12个字: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创新驱动。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源泉,就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变革和现代学校制度变革最核心、最重要的动力。《决定》和《规划》都强调技术进步对教育体系带来的结构性变化要求,以及技术进步对职业教育变革的影响和职业教育在技术进步中应承担的责任。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GDP增速放缓,如何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需要靠“技术进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先进产业技术转移应用。对教育战线来说,服务先进产业技术转移应用成为关注的重点,此类人才培养的规模要占到较大比重,不管是地方普通高校转型发展,还是高职院校创新发展,最核心的着力点也是如何加快先进产业技术的转移和应用,如何加快技术技能积累,从而使每一个产业、社会每一个领域创造价值的能力不断提升,进而促进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技术进步推动了原有产业升级发展;二是出现了大量新兴产业。这对产业人才提出了两个新要求:一是,技术进步导致的产业升级要求一线劳动者能力升级,更多的劳动者需要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与培训,掌握更多的知识,掌握更多的技术和技能。这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原动力。世界各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主要增量都是高等职业教育。二是,由于大量新兴产业发展,需要人才结构与之相适应,需要培养大量新的人才和复合型人才。产业升级所带来人才结构调整,可概括为两个80%,即:人才队伍中的80%是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中的80%是复合型人才。我们要根据国家产业升级需求对人才培养结构、教育结构进行重大调整。
第3句话是“创新驱动”。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三级跳经常跳不过去。这“三级”中,推广应用领域人才需求量最大;没有推广应用,就不可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如何把人类所积累的知识、把先进的产业技术、把自主创新的成果转化到生产实践中去,转化到生活实践中去,转化到社会实践中去,转化到文化实践中去,这是职业院校应承担的任务。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职业院校使命艰巨,大有可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职教界一直强调“产业链”概念,要求把产业链、人才链、价值链统一起来,按照产业链的要求来组建专业群。我们还要把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教育链)结合起来。这“三链”和“三级跳”,决定了高职院校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位置,也决定了高职院校必须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道路,才能更好地履行使命。
“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创新驱动”,是当前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面临的最大机遇和最大挑战,无论是谋划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还是谋划高等教育结构性调整,归结起来都是根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来确定国家人才培养的总体格局。这是最大的规划、最大的质量、最重要的改革创新,是关系到整个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决定》和《规划》给思想观念带来了深刻变化,要求学校突破关门办学的思想束缚,敞开思想、敞开胸怀,拥抱新兴产业发展、拥抱新的技术革命、拥抱新的工业革命。这是决定每一所学校能不能发展的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现在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通过全国职教会基本解决了,能否落到实处,取得创新发展,下一步要看地方和学校是否能真正有所作为。
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核心内容
从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特征两方面来看,指导思想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第一句是“就业导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设计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以就业为导向,无论哪一个层次的职业教育,最基本的职责都是促进就业。评价任何学校都有一个底线标准,对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来讲,底线标准就是“就业”,通过毕业生就业率、就业质量和长期职业发展能力来评价学校办学水平。目前我们也在积极建立第三方评价系统,围绕“就业”这个基本点,综合评价高等学校、职业院校对学生的贡献和对社会的贡献。
第二句是“系统培养”。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带来了对多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人才需求是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也应该是多层次的。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就是要根据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的要求,系统培养各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第三句是“产教融合”。产教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最核心的性质、最重要的灵魂,也是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根本路径。我们经常讲高等教育要多样化,但十几年来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因为靠内向化的评价、封闭式的发展、人为的规划,不可能形成特色化、多样化的高等教育。高校只有服务多元需求,在实践中找准类型定位,坚持开放融合发展道路,才能走出特色化、多样化的发展之路。对职业院校来讲,坚持走产教融合的道路,就必然会实现特色化、多样化发展;通过产教融合这条道路,高等教育同构化和同质化的问题,也能予以解决。
第四句是“全面发展”。高职院校要坚持育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学习者的职业发展、人生幸福奠定基础。
这四句话是一个有机整体,就业导向是方向,系统培养是结构,产教融合是机制,全面发展是目标。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特征可以用4个词、8个字来概括。第一个词是“贯通”。要贯通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到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贯通的前提是就业导向、产教融合。没有就业导向、产教融合,就没有贯通。
第二个词是“衔接”。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衔接,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衔接,搭建起人才多样化成长路线图。要真正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画清学习者的成长路线,把在衔接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从隐性变成显性、从抽象变成具体,找出问题,解决问题,真正把这条路连通起来。
第三个词是“立交”。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角度来讲,“立交”更多体现为怎样建立教育和就业的旋转门上。教育、就业,再教育、再就业,是学习型社会中人成长最普遍的路径。发达国家,如德国、瑞士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都充分体现了这个规律。我国现行的教育体系框架存在着把各类教育封闭分割的倾向,我们要按照“立交”的要求,打破“各自为政”的思维,把教育作为一个有机体来认识和规划。要打通全日制教育与非全日制教育的界限,大部分人认为只有课堂学习才是学习,不认可课堂以外的学习方式。这不是一个科学的理念。“立交”不仅是衔接好教育体系内的各种教育,更重要的还要把教育和就业的“旋转门”建立起来。
第四个词是“融合”。要建立有效机制,促进教育与经济社会、与产业相融合。特别是学校与所服务的产业、所在的城市、所在的社区,都要建立某种意义上的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过去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结合得不是很好,目前职业教育已探索出了一条路径,走好产教融合这条路就能真正迎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春天。在当前的就业形势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说明高等教育结构有问题,还没有调整到位,这种情况下,不能过快增加高等教育规模总量。办学校必须要创造价值,从理论上讲,高等教育规模越大,创造的社会价值应该越多,就能更加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加就业岗位。毕业生就业难恰恰说明高校没有创造出应有的价值,没有形成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的正循环。基于此,建立高等教育开放融合的发展机制是“十三五”期间必须解决的问题。
三、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需要转变观念
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首要的也是最难的是转变思想观念。重点要转变4方面的观念:一是从精英高等教育思维转向大众化高等教育思维。在高等教育金字塔结构中,塔尖的话语权远远大于塔基,一百所高职院校发出的声音不如一所985院校发出的声音影响大。再者,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管理者大部分接受的是精英教育,思维方式受到精英思想的影响。只有转向大众化教育思维,站在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角度来理解高等教育的结构,才能促进人才培养布局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相适应。
二是从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短缺经济时代所有的产品都有需求应对,短缺经济结束后,则必然要求把提高质量、调整结构、技术进步放在重要位置,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律。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经济政策的重点始终是在调整经济上。同样,在教育短缺的时代,毕业生拿到文凭就肯定能找到工作,但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后,质量问题、结构问题就显现出来了。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建立起从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的机制,需求倒逼改革。
三是要把创造价值作为评价学校的基本标准。教育的方针是为现代化服务、为人民服务,具体到评价标准就是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要为经济社会创造价值,要为学习者创造价值。在高等教育分类改革的基础上,要明确不同类型高等学校的基本定位和价值标准。对研究型大学,评价的标准主要是要按照国际标准评价学科建设和科研成果,按照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问题评价社会贡献;对应用型大学、高职院校,重点要评价对行业、区域、社区所作出的贡献。虽然具体的评价标准不一样,但共同点都是看是否创造了价值。
四是要始终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中也要求 “知行合一”。 当前人才培养模式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知行脱节的问题。如何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是贯穿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键问题。基础科学研究要和科学实验相结合,才能真正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职业教育、应用技术教育要跟生产实践、生活实践、社会实践、文化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培养行业企业欢迎的有用人才。
高职院校领导作为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实践者,要具有不断自我反思、自我对照的精神。自我反思就是针对传统观念去反思,自我对照就是不断与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规划要求相对照。如此,才能始终保持改革的正确方向。
四、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与高职院校的关系
《决定》和《规划》提出,引导一批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很多高职院校对此意见很大:为什么不允许高职院校升格举办本科职业教育?有意见很正常,但这存在一个误解。关于应用技术类型高校的发展,分为政策和制度两个层面。政策上,通过示范引领的办法,选择一部分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本科转型做试点。制度上,要建立高等教育分类体系。政策具有当前性,制度具有长远性。高等教育结构需要根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行大的战略布局,转型发展是整个战略布局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引导部分普通高校转型发展是三个方面的交汇点。第一方面是高等教育结构调整。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主要出在一部分普通本科院校身上,这些院校必须转变办学模式,转为应用技术类型,从而促进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加快高等教育分类改革。第二个方面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根据经济转型对人才转型、产业升级对人才升级的要求,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实现技术技能人才的贯通培养。第三方面是搭建学习型社会人才成长立交桥。当前人才成长立交桥存在断点,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继续学习深造需求不能得到很好满足,只能到普通本科院校接受学历教育、知识教育。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学习型社会只能是一部分精英的学习型社会,而不是大众的,不是真正的学习型社会。一批本科院校转型后,可以搭建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继续学习深造的上升通道,满足他们职业发展的要求。基于这三个方面需求的交汇,转型发展在现代教育体系建设中居于重要位置。
从长远的制度角度来看,应用技术本科学校将有三个来源:一是新建,二是转型,三是升格。这里首先要明确转型发展与高职院校原则上不能升格,并不相互冲突。高职院校原则上不能升格,是延续下来的政策;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是针对现在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所提出新的政策。但从高等教育分类改革的角度讲,今后随着院校设置制度的改革,“升格”这个概念一定要退出历史的舞台。一所高校的类型、层次如何定位,关键要看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所以,随着“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的启动,各地必须抓紧做好高等教育结构安排的需求论证工作。但也必须承认,转型发展跟高职院校密切相关,会强化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竞争,从宏观上来看,这是好事。在当前政策下,高职院校不要再无意义的盯着“升本”,不管升不升,都要坚持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这一条是确定无疑的。高职院校必须坚定发展职业教育的思想,按照《决定》和《规划》的要求,进一步激发自身办学活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这样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的高职院校,说明有的学校已经具备了冲击世界一流的基础和条件。我们要有信心!
希望高职院校领导都能深入转变观念,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格局来考虑问题,从教育结构调整、管理体制改革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真正深刻领会、贯彻落实《决定》和《规划》的改革部署,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最后,祝大会圆满成功!
人民网成都11月2日电 职业教育应该如何发展?今日,在“2014亚洲教育论坛年会”上,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校长唐开平做了《区域视角下的中职校专业建设路径探讨》主题演讲。
他认为,多年来,中国的教育逐渐异化成培养“考试机器”的工具。这种现象也深深地影响着职业教育,人们更多地认为职业学校应该培养的是具有服从意识、规则意识、标准意识和操作能力的产业工人,而忽略了学生作为人的存在及发展需求,也忽略了先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更需要具有创造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员工这一现实要求。
唐开平介绍,学校在选择专业建设路径时,不仅仅考虑学生毕业后能否获得工作,还从区域的视角,更多地考虑他们的终身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生活品质。
“在专业设置,不是盲目追求新奇和热点,而是考虑到学生的职业生命周期和发展空间,认真考察产业可能的生存期和职业准入标准,同时,也考虑学生能否通过这个专业通道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而在接下来的专业开发中,唐开平说,学校选择了产业中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与它的准入标准对接。“我们充分与企业家、技术专家合作,使我们的选择能适应区域性产业的需求,让全域内的企业都认同我们培养的学生。”
本报南京11月3日讯 11月1日至3日,由教育部主办的2014年“凤凰创壹杯”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在南京举行,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出席闭幕式并讲话。
鲁昕指出,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自2010年举办首届比赛以来,大赛逐年完善、不断创新,由最初的中职赛事发展为一年一度、中高职全面覆盖的职教盛会,在职教战线形成了“学生有技能大赛,教师有信息化教学大赛”的可喜局面,推动了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竞赛组织体系,突出了为教育教学服务的办赛宗旨,培育了一支坚强有力的职教信息化教学队伍,建设了一大批信息化教学资源。
鲁昕强调,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中央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加快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是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保障,是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支撑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基础,是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今后一个时期,要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按照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要求,以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为抓手,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教学工作,努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一是坚持育人为本,服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二是坚持学生中心,创新教学模式;三是坚持教师主体,提高信息化教学能力;四是坚持应用驱动,探索优质数字资源开发与应用机制;五是坚持科研先行,做好课题研究;六是坚持服务教学,办好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据了解,今年大赛共收到来自全国37个代表队的726件参赛作品,参赛教师1468名,保持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计划单列市的全覆盖,参赛作品、参赛教师数量均创历届之最。
中国教育新闻网讯(记者倪秀)15分钟的全英文的谈判,一边是由裁判扮演的进口商,一边是学生扮演的国际贸易师,谈判桌上双方智慧地较量着。11月2日,第四届全国国际贸易职业能力竞赛在四川商务职业学院举行,来自全国36所院校的120余名选手通过模拟货物贸易出口业务,在比赛中提升职业能力。
“人才培养不能脱离企业的实际需求,这样的比赛能让学生有较为真实的职场体验。”四川商务职业学院副院长向宏志说,比赛裁判由行业、企业、学校三方组成,这为三方的交流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据介绍,为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人才,四川商务职业学院推行“双主体”教学,与企业共同培养学生,同时成立由企业、行业参与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审定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
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带队教师林娟介绍说,本次学校组织了2支队伍参加比赛,希望通过这样模拟实战的比赛,让学生了解行业、企业的具体要求,以赛代练,以赛促教。
据悉,本次比赛由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涉外类专业协作委员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商科专业委员会主办,四川商务职业学院承办,吸引了本科、高职高专、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等不同层次学校的参与,分为国际贸易师组和助理国际贸易师组两个组别,以货物贸易出口业务为模拟对象,共设出口方案设计、出口产品营销、出口业务核算、出口贸易谈判、出口合同执行五个竞赛模块。
近日,山东省人社厅、财政厅出台《关于在全省创建创业大学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指出:到2014年年底,有条件的市力争建立1所创业大学;到2015年年底,每市至少要建立1所创业大学;自2016年起,创业培训任务全部由创业大学承担。
山东省这种创业大学是集教育、培训、实训、服务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非学历创业创新人才培养载体。这种“孵化器”式的教育机构,无疑为一些苦无文凭、但又有一定能力的人提供了平台。创业是很多人的梦想,但现实中有能力以及财力的制约,更有着环境的种种障碍。在政府不断鼓励创新与创业的同时,通过教育给创业者们提供空间,这是很好的探索。它将发展职业教育与地方积极促进就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创了一种很好的以教育带动就业的模式。
不过,对于更多的人来说,目前主要可能还是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期盼,也许日后会选择创业,但眼下先掌握一门技能是关键。而且,对很多企业来说,也缺乏技术性的专门人才。就大环境而言,在保证就业和经济转型的双重任务之下,职业教育的地位也不断上升。这非偶然,在各种就业压力中,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较为突出,这不仅是扩招之后的结果,也是因为相关教授内容与市场需求并没有最大化的实现无缝对接。因此,将一部分可造之材转为职业教育,突出他们的特长与技能,将是一剂较好的改革良药。而且,这已有先例,德国的双轨制教育模式常被人提起,即大学并不是唯一出路,学生如果不喜欢学术型的大学,可以选择职业教育学校学习一门技能,这种教育因人而异,选择性较大,也就很好地做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可想而知,在学生们学习了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并且有一技之长后,他们在市场与社会中的竞争力是较强的。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就得到了极大发展,主要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这类职业技术学校为我国经济腾飞培养了大批可用之才。要想职业教育再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且不断向高等教育延伸,还需全社会更新观念,并且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来为此改革目标助力。
首先,我国历来重视文凭与学历,这无可厚非,因为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中,文凭是其中浓重的一笔,无论是择业还是择偶,文凭都占据了很大的分量。更何况,在过去的岁月里,跳出农门几乎唯一的有效途径就是考大学。但是,时至今日,人们应该意识到能力更为重要,如果只有文凭而无能力,那么在市场竞争中很快会败下阵来。职业高等教育,同样可以造就一批有特长有能力的有用之才。
其次,良好的制度设计是保证职业教育不断发展的重要方面。应该尽快、积极推动教改中的大学教育改革,学术型大学与职业教育大学的双轨制,可以选择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先进行试点,逐步积累经验,然后再推广。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应该积极提供财政支持,对地方上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给与扶持。一个系统的、规范的职业教育体系的好处不证自明,双轨制的高等教育体系,应该尽快从促进全社会就业的角度进行论证与推进。
李华 绘
我国职业教育办学实践中受到诟病最多的是放羊式的企业实习,学生在企业里只做不学,沦为企业的廉价劳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现代学徒制,人们很容易把它与“企业廉价劳动力”联想在一起。建立起良好的声誉,是我国现代学徒制改革不可忽视的基础性工作。
■关晶
规模发展与质量发展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规模发展,往往是学徒制传统薄弱国家启动现代学徒制改革初期的优先战略。因为它们的首要任务是激励更多的企业提供学徒岗位,吸引更多学生选择学徒制。然而,如果没有良好的质量作为保障,现代学徒制终究难以持续发展下去。综合不同国家对现代学徒制的质量保障措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教学标准的制订
开展现代学徒制的所有国家,都制订了统一的学徒培训教学标准。在瑞士为“职业培训条例”,在德国为“职业培训条例”和“框架教学计划”,在英国为“学徒制框架”,在澳大利亚为“培训包”。
这些标准由国家部委级单位组织利益相关方(以行业、企业为主)共同制订,对学徒完成培训所应该达到的知识技能水平做出了明确、细致、统一的要求,有的甚至还规定了教育培训的具体内容和方式。所有开展现代学徒制的企业或培训机构都必须按这一标准开展教学。它是所有国家保障现代学徒制质量的基础性措施。
它对于保障现代学徒制质量的意义是:(1)明确了企业的培训义务,避免学徒在企业“只做不学”;(2)规定了明确的培训任务,避免不同企业、学校在学徒培训上的质量差异;(3)保障了学徒全面而可持续的发展,避免学徒的学习过于褊狭。
教学过程的监管
在学徒培训的过程中,许多国家采取了多方共同监管的质量保障方式。监管主体包括教育部门、劳动部门、行业组织以及职业学校等。
在监管过程中,许多国家还开发了多样化的监管工具。比如“联络/管理手册”和“跟踪单”是法国现代学徒制教学过程监管的主要工具。“联络/管理手册”是法国学徒培训中心与相关行业委员会合作建立的,它包括了受训者身份、培训时间表、访问企业的计划、以及学徒培训中心和企业的具体培训项目单元与内容等信息。通过它,法国的行业委员会可以跟踪检查学徒的学习情况,并及时提出改进建议。“跟踪单”是学徒培训中心设计的辅助性教学跟踪工具。学徒用“跟踪单”记录他们在企业的工作经验和体会,学徒培训中心则通过查看学徒记录了解其在企业的学习进展。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做法。
教学结果的评估
教学结果评估的对象是学徒。在那些结果导向的国家里,评估结果直接影响到企业或教育机构获得的公共拨款。
比如在英国,只有学徒通过了学徒制框架要求的所有认证考试,企业和教育机构才能收到最后1/4的经费拨款。学徒考试通常由独立于职业学校和企业的第三方机构来开展,比如行业协会或专门组织的考试委员会。考试的内容亦是综合性的,既包括实践,也包括理论,形式主要包括现场操作、书面考试和口试。
教学结果评估严守了现代学徒制“出口关”,从而对质量保障起到了关键作用。
教学条件的保障
教学条件保障是指对现代学徒制教学软硬件的要求,主要包括教育机构资质、企业资质和师资要求。
在教育机构的资质要求方面,由于大多数国家承担学徒制教学任务的是各类职业院校,对它们办学条件的要求与其他类型职业院校并没有太多区别,也不需要特殊的认定程序,但要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和评估。个别国家采用了“注册制”来突出对教育机构的质量要求,比如澳大利亚,开展学徒培训的教育机构必须是达到“澳大利亚质量培训标准框架”(AQTF)的“注册培训机构”。
对企业资质的要求,在各国分化较大。像英国、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对企业的资质几乎没有硬性的条件规定。而在大部分国家,如丹麦、德国、瑞士、法国、荷兰,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有资格开展现代学徒制。想开展现代学徒制的企业必须首先得到相关资格审查部门的批准,审查的主要内容包括硬件条件、拥有的企业培训导师资源、开展学徒培训的一般计划等。
师资要求方面,各国对职业院校教师(普通文化类/职业教育类)都有明确的任职要求,其中对职业教育类的教师一般要求具备一定的工作经验。但对企业师傅,大多数国家没有严格的资质要求,只有少数国家例外,比如法国要求企业培训师必须拥有至少与学徒制项目的职业资格相当的资格认证以及3年以上工作经验;德国规定企业培训师必须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且为技术员学校或师傅学校毕业,还要接受过职业教育学和劳动教育学的专门培训。
质量是现代学徒制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各国都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保障现代学徒制质量,当然其中亦有对客观现实的妥协。我国当前正处于现代学徒制改革的启动时期,规模发展是我们的重要任务。然而,如果忽视了质量,改革一定长久不了,上不了规模。因此,控制好质量,为现代学徒制建立起良好的声誉,是我国现代学徒制改革不可忽视的基础性工作。教学标准制订、教学过程监管、教学结果评估和教学条件保障,这些工作都非常有必要以适当的方式开展起来。总之,如果说规模着眼于当下的话,那么质量代表着未来。我们要可持续地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就必须追求规模与质量的统一、规模与质量的协调发展。(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案例】
英国:
从规模优先转向质量发展
英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启动现代学徒制时,规模扩张被放在了所有战略的首位。在一系列激励措施之下,英国也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二十年来,英国学徒人数从最初的几万人增长到现在的几十万人。
然而,质量问题也接踵而至。不少重量级的报告纷纷指出,英国学徒培训的质量不容乐观,表现为学徒的最终通过率较低,企业与培训机构不适当地缩短学徒时间等。质量问题成为了制约英国现代学徒制继续发展的瓶颈。
因此,近几年来英国政府的现代学徒制战略也从“规模优先”转向了“规模与质量并重”。“质量”成为了近几年英国现代学徒制所有重要文件的热词,如2008年白皮书《世界一流的学徒制》、2013年白皮书《英格兰学徒制的未来》等。因此可以说,质量保障是现代学徒制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链接】
学徒制两种质保范式的由来
从国际比较来看,现代学徒制的质量保障范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偏重于结果控制,盛行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以英国、澳大利亚为典型,它强调依学徒培训的质量标准进行目标-结果管理,对过程性要素的管理较为灵活。另一类偏重过程控制,多存在于德语系国家,以德国、瑞士、奥地利等为典型,表现为对现代学徒制所有投入要素一系列的严格规定。
这两种范式产生分歧的原因可概括为两个层面。一是实践层面,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缺乏职业教育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氛围,它们急切需要的是让企业和学徒愿意尝试现代学徒制,让现代学徒制开展起来,为此它们不得不在质量问题上进行妥协。二是理念层面,也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两类国家的职业观、能力观和资格观,在根本上是有分歧的。英文中职业(vocation或occupation)的词义主要是与谋生手段相联系的,带较明显的功利主义;而德语的职业(Beruf)一词,更是一种“天职”,代表着一种特定的、受人尊重的社会身份。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对能力的理解更多是具体化、专门化的,或者说是“技能(skill)”;而德语系国家则强调能力的多维性和整体性,它是综合的“胜任能力(competence)”。因此,对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来说,只要达到某种技能或业绩标准,就是好的学徒培训,学徒就可以获得从业资格;而德语系国家则坚持认为必须经过特定的培养过程,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从业者,从而授予他们从业资格。
新建地方高校转型为职业院校不但是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适应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一般认为,以工科为主的高校,具备率先“转职”的优越条件。其实,新建地方师范院校也应走在“转职”的前列,成为职业教育高水平师资的重要孵化基地。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主要有下列三大原因:
一是新建地方师范院校的毕业生供过于求。多年来,在全国各级各类高校中,新建地方高校的就业率一直在低水平徘徊,特别是2012年,更是在所有类型高校中垫底,其中师范院校的就业率更低。
原因是由于我国城镇化速度加快,大量青壮年农民携子女入城务工,导致原有的农村生源严重不足。农村学校不得不进行撤并,对教师需求锐减。另外,若干年前,许多边远地区农村为了填补师资匮乏的空白,曾招收数量不菲的民办教师应急,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摸索,不少人已经牢牢地站稳讲台,并成功转型为公办教师。然而,这些年来,新建地方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却与日俱增,这些“萝卜”既不能进入业已“坑”满的农村学校,更无力在城市与名校的师范生竞争,只能被迫改行从事自己并不擅长的非师范工作。
正是由于“出口”最难,其“进口”同样面临淤塞的窘境。在同层次高校中,以工科或其他方面见长的高校,受欢迎程度远胜于师范院校,它们能够超过最低分数线招录。后者则不得不连年降分招录和补录,而且报到率持续走低。连年的招生与就业双重低迷让这类高校举步维艰、尴尬不已。所以,及早“转职”可以逐步消除这一劣势,达到“进口顺”、“出口畅”的理想效果。
二是职业教育的师资供不应求。随着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成为中国当下和未来教育发展的重要突破口。然而,长期处于“末等教育”状态下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差距巨大,尤其是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正在掣肘其健康发展。目前,除了极个别技术师范大学为职业教育培养少量师资外,我国各类师范大学基本上与普通教育对接,呈现出严重不对称、非守衡状态。职业教育的师资短板反过来又极大地影响了自身教育教学质量。虽然近年来高职和中职毕业生的就业率屡创新高,可是其就业质量与高就业率并不成正比或正相关,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便是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职业教育解决师资的重要途径通常是从企业聘请技术人员或派教师去企业进修提高,两者的优点和缺陷都同样突出。企业技术人员擅长操作,却缺乏扎实的理论功底,他们最大的优点是“知其然”,最大的缺点则“不知其所以然”。而教师去企业进修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以其昏昏”,何以“使人昭昭”?因此,他们教给学生同样是机械式、低水平的“是什么”,而缺少更高层次的“为什么”。相反,如果新建地方师范院校成功转型为应用技术师范大学,教师本身既有雄厚的理论基础,又能具备丰富的产业经验和工程实践,属于典型的双能、双师型“高级教练”,将会有效缓解职业教育中“为什么”的困惑。
三是新建地方师范院校及早“转职”将在未来职业教育领域大显身手。“转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相当艰难和漫长的脱胎换骨过程。它需要全校上下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行动转变,需要承受来自世俗和其他高校的各种压力。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如果及早“转职”,必将能够率先占领急需大量优秀师资的职业教育高地,并不断在新领域取得新成就。同样重要的是,“转职”能够更好地彰显大学的四大功能——培养更多国家急需的高技能师资人才,更好地将科学理论与技术实践有机地结合,更加高效地服务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和地方主导产业发展的需要,更加有利于传承与创新中华职业教育文化。
总而言之,新建地方师范院校“转职”是大势所趋。晚转不如早转,被迫转不如主动转。观望等待、裹足不前都将违逆中国高等教育的变革潮流。一旦个别顶尖师范大学率先迈出“转职”的步伐,将会迅速引发“头羊效应”,形成“转职”的巨大磁场。届时,自己只得“孔步亦步、孔趋亦趋”,继普通教育的失意者之后,再次成为职业教育的落伍者。
(作者系广东嘉应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高职生“DNA”:
渴望改变 崇尚技能
向往创业 懂得感恩
知足常乐 坚韧质朴
和以往不同,过去的这个暑假,宁夏职业技术学院(下称“宁夏职院”)院长撒承贤的接待任务明显少了。可撒承贤也没闲着。他组织了一个小分队,自己带队,深入宁夏各地,到基层一线,去寻访已经毕业的学生。
整整一个暑假,这个高职校长走企业、下工厂、进牧场,共见到51名毕业生,进行了“一对一”的深入访谈,并整理形成了28万字的笔记。他走访的这些毕业生来自宁夏职院各个专业,有的刚离开校园,有的已在职场打拼多年。
“不光是社会,就连我们自己都对高职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读。”撒承贤觉得,在当下社会中,很多人都会觉得高职生学校基础差,自卑、不求上进,混日子的多。而在现实当中,当他深入接触自己的学生后,才真切地发现,高职生也拥有高尚的品格,不张扬、不气馁,脚踏实地,坚韧不拔。
一路行走、一路访谈,撒承贤在用心感触着高职生这个群体的精神气质和独特品格,他将此归纳为六个方面:渴望改变、崇尚技能、向往创业、懂得感恩、知足常乐、坚韧质朴。
“就像一个人有自己的遗传基因一样,高职生也有不断传承的气质和品格,这就是高职生这个群体的‘DNA’。”撒承贤说。
学生不认识校长 校长走基层回访学生
撒承贤缘何要下基层,回访自己的学生,这还得从5年前说起。
2009年8月,刚从宁夏大学调任到宁夏职院,学校安排第一次调研,撒承贤并没有去各系、处,而是利用10多天时间,走访了十几家企业。检验职业教育的试金石在企业,他想了解企业对学校办学、对毕业生和实习生的反映,以及企业的需求。
此间,在企业召集学生开会座谈,深入学生工作实习的车间慰问,撒承贤发现高职生和本科生有不同的地方,“学生们大都不知道校长是谁,组织开会交流也不那么积极。”他还注意到,他的这些学生却和企业的经理、员工都很熟络。
“这表面上看仅仅是学生不认校长,从深层次来讲,则反映出了学生对学校归属感不强的问题。”撒承贤分析道。在后来的工作中,撒承贤经常到企业调研,走访了将近100家企业,同样他发现,学生普遍更认可企业,对学校的归属感不强。
学生在校学习两年,只在企业实习一年,为何会更认可企业?其根源何在?撒承贤在思考这些问题。“一直想着用什么方式去探寻一下究竟。”思来想去,他还是想从学生那里找到答案。
今年暑假,接待任务减少了很多,撒承贤决定利用假期,深入到学生工作的企业、工厂,集中找一批学生进行回访。“看看毕业生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了解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成效,听听毕业生对学校教育教学的意见建议,再做一份鲜活生动的毕业生就业报告。”带着这些问题,撒承贤找了几个年轻教师,驾着私车,奔走在宁夏职院毕业生们奋斗的车间、厂房、牧场、公司,一起分享他们奋斗的收获和困惑。
校长了解学生的情况,跟学生沟通交流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包括座谈会、调查问卷等,可撒承贤却选择和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访谈。
“一个教育工作者,要是不了解学生,就不可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设计、规划和办学,但是了解学生,最困难、也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他们在想什么,真正需要什么。”撒承贤认为,要实现这个目的,通过座谈会根本没办法完成。
选择对学生进行“一对一”访谈,撒承贤的启发也是来自座谈会。在一次座谈会上,他的10名学生参会,规定一人两三分钟时间讲话,可由于时间和场合的原因,他发现大部分学生讲的很笼统,缺乏真情实感。但其中一个学生的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影响。
“他说当初在学校时感觉学的东西没用,但到企业后发现都有用,后悔没有好好学习。我觉得他说的这些话对在校生会有影响,后来我又想,如果把这些发言再深挖一下,可能会有更多的故事和想法。”撒承贤说。受那次座谈会启发,此次下基层回访,他选择了“一对一”的访谈,要看到学生工作生活中生动、鲜活的状态,了解他们最真实的心声。
为了能广泛接触到学生,起初撒承贤让每个系提供了一份名单,由专门的老师去联系。可后来,才发现那个名单没意义,有些人联系不上,有些人则在外地。而实际上,只要见到第一个学生,经同学互相介绍,找到下一个学生很容易,也更随机。这样一路回访,没有特定的对象,撒承贤接触到了学生最真实鲜活的工作生活状况。
按照以往的经验,撒承贤发现学生见到他大都很紧张,不敢说话。为了让学生打开话匣子,敞开心扉和他交流,撒承贤做足了功课。他认真研究柴静做的电视访谈节目,学习其中的技巧,还研读了国内外经典的心理学著作,同时,他还对要走访的学生所在的行业和企业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以便拉近距离,增加共同语言。
学生见校长惊喜 校长被学生感动
撒承贤清楚地记得走访的第一个学生。小俩口开一家宠物店,他们一行一大早就到了店门口,当时宠物店刚刚开张,小俩口正忙着布置宠物治疗仪器,还在接待几个顾客。为了不打搅生意,撒承贤一行在门口等了约半个小时,才进入小店。一说来者是自己大学的校长,当时小俩口就紧张得不知道说什么,撒承贤和他们坐在一起,唠起了家常,两个人的话匣子才渐渐打开了。
就这样,撒承贤决定把访谈地点放在他们平时工作生活的场景中,同每个学生进行1小时左右的深入交流。在臭气熏天的牧场、在噪杂的车间、在简陋的出租屋里,校长和学生们围坐在一起,聊工作、谈生活,一起回顾在高职学习三年中的收获,反思工作后的欠缺和困惑,畅想未来的生活。
该学院生命科学技术系06级学生马龙已是一家牧场的经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校长会来到他的牧场,关注他的就业创业之路。在马龙的记忆中,大学校长的印象已然模糊,撒承贤的到来,让他心里暖意涌动,也不禁回顾自己的大学,以及走出校门一路的奋斗与艰辛。
从进入宁夏职院起,马龙就边学边在自家的牧场做实验,更多的时候,对他的新实验,父亲都会很不屑,“觉得是在瞎折腾”。
马龙坚持己见,在奶牛饲养、防病害等方面学以致用,逐渐得到了父亲的信任。看着儿子能行,大学毕业不久,父亲将牧场的重担交给了马龙。新婚第三天,马龙携新婚妻子从家里来到了牧场上,调配饲养、为牛羊看病、清洁环境卫生……从此小俩口再也没有清闲过。
“从学校出来,我们是零起步,这些房子和里面的东西都是我们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真的是一段辛酸史……”在校长跟前,生物工程系11级学生任静敞开心扉,讲述着他和团队自毕业以来一路打拼、自己创业的艰辛历程。
从刚开始不想学,到后来在老师的引领下喜欢上自己的专业,2007级广告设计专业学生杨丽如今已是一家公司的经理。回想起起初的创业路,也是有很多感慨。
她的复印店刚开张时,由于为了省钱,租的店面比较偏僻,无人问津。无奈之下,她就去附近的建材城发名片,偌大的建材城、挨家挨户地走,一发就是一天,脚掌都磨出了水泡,还在坚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构成了高职生普遍的生存状态。”走一路、听一路,撒承贤不禁为学生们质朴的心声和积极向上、奋斗不息的精神所感动。他忽然发现,眼前的高职生是如此的实在而鲜活。
启动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 呼吁社会换一种视角看高职
每到一处,撒承贤就会来到学生们生活工作的场景中,有凳子的地方坐着聊,没凳子就站着;每次访谈,他都会像一个长者,从家长里短开始聊,询问学生们毕业以后走过的足迹。访谈开始时,有些学生也会紧张,但看着撒承贤说话很真诚朴实,没有丝毫领导的架子,也就放开说了。马龙、任静和杨丽他们的奋斗故事,回访的每个学生都会跟撒承贤讲,说到动人处,学生们潸然泪下,撒承贤也一次次被感动着。
“他们没有自卑和气馁,很少抱怨社会和家庭,而是在不断的求索中尽力扮演自己的角色,他们是一个个好母亲、好父亲,是一个个好员工、好下属,他们凭本事吃饭,用自己的双手耕耘着生活。”撒承贤说。
撒承贤接触的学生中,很多都是贫困家庭出身,他们参加工作后,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自觉地承担起家庭重任,很多人挣了第一笔钱,都会全部寄回家,也有一些学生会带着自己的父母去旅行。“我们的学生多么质朴,他们的身上有很多珍贵的品质!”撒承贤感慨地说。
走一路,听一路,撒承贤反思一路。
“学生归属感差,主要原因还在学校,学校做的太少,对学生关心不够,提供的支持少,学生不靠你,也不求你,肯定归属感弱。”撒承贤似乎找到了学生对学校归属感不强的原因。
“要用更强的爱心和责任心,对每一个学生的成长负责;也要敢于担当,深化职业教育改革,使其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撒承贤认为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一个暑假的回访,撒承贤深入了解了毕业生的工作和生活状况,高职生文化知识欠缺、知识面窄,上升通道不畅通,创业缺乏指导,女生就业、婚恋问题普遍突出……如此等等,他都认真地记下来,以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结束对51个学生的回访后,撒承贤整理出了28万字的回访笔记。开学后,在开学典礼、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中,他多次作报告,分享自己回访的经历和一路的感触,以此启发和激励师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教学当中。此外,他也在校外的各种场合作报告,呼吁人们变换一种视角看高职,了解不一样的高职生;与此同时,在宁夏职院,一些新的教育教学改革正在酝酿和启动中。
湖州艺术与设计学校酒店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正在进行摆台培训。
烹饪大师李林生为德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烹饪专业学徒授帽。
浙江信息工程学校机电专业学生在企业师傅指导下熟练操作。
为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职业教育内涵,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浙江省湖州市从2011年开始探索现代学徒制“三三四”模式,即政府、企业、学校“三元管理”,在校学习、轮岗实训、顶岗实习“三段教育”,学生、学徒、准员工、员工“四位一体”,合作式、分段式、递进式培养人才,形成多方共赢局面。
■浙江省湖州市教育局
自2013年被列入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以来,浙江省湖州市共有12所学校、16个专业、57个班级、831名学生参加试点,与65家企业广泛开展合作,95名指导教师和439名带教师傅共同指导学生,专业涉及烹饪、机械加工技术、酒店服务与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旅游与管理、数控、护理、化工、成人“双元制”职后试点等,实现学校与企业、基地与车间、专业与产业、教师与师傅、学生与员工、培养培训与终身教育的有效对接,形成企业点赞、学校叫好、家长认同的多方共赢局面。
政策引领 给力推进
2012年以来,湖州市先后印发《中职学校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深入开展现代学徒制“334”模式实践与研究方案》、《关于深入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等,不断完善顶层设计,推动试点工作向纵深发展。
建立学徒注册制度。中职学校制订学徒培养标准,建立现代学徒制注册制度。本着学生自愿、家长同意的原则,符合条件的中职学生列入现代学徒制培养对象,并注册成为学徒。建立学徒注册库,由学徒所在学校按要求整理相关信息,向湖州市教育局职成教处办理注册手续,并及时进行注册变更。
规范试点企业资质。为了使企业有效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确保学徒培养质量,湖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与湖州市教育局对相关企业进行资质审核。试点企业原则上应是规模以上企业(特殊工种除外),系中职学校校外实习基地,要求经营5年以上,有招工需求,用工规范,能提供学徒轮岗实训所需的设施设备及工作环境,未发生过环保、生产安全或其他违法事件。
实行财政税收优惠。试点企业因接收实习生所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按现行税收法律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建立考核激励机制。①健全学徒考核机制。学校和企业共同对学徒轮岗实训进行过程考核,轮岗结束时对学徒进行第三方终端考核,过程考核与终端考核相结合,考核合格的学徒,由湖州市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颁发“学徒合格证书”。②执行学徒优惠政策。取得“学徒合格证书”的中职毕业生,被用人单位录用后,可取消试用期,直接成为正式员工,并享受相应的待遇。③建立“双导师”激励机制。被评为市级现代学徒制优秀带教师傅的员工,在晋升高级工、技师或高级技师时作为破格条件之一,可通过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与企业自主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优先晋升职业技能等级;被评为市级现代学徒制的优秀指导教师,其荣誉称号在职称评定、职位晋升或评优时,视同市德育先进工作者给予加分。
项目研究 着力推进
“构建中职学校现代学徒制新模式的实践与研究”成功申报2013年度浙江省教科规划重点研究课题;2013年参与教育部职成教司“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课题,承担“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实践探索——中职机械加工技术、中餐烹饪专业”子课题……湖州市现代学徒制的课题研究实现五项转型:一是从粗放型实践向集约化创新研究转型,二是从简单岗位轮训向机制完善、内涵充实转型,三是从关注顶岗实习向注重培养过程的系统育人转型,四是从重视岗位适应向岗位胜任转型,五是从初、中级技工培养向高级技工培养转型。
为了梳理和总结现代学徒制3年来的具体开展情况,了解各学校在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及时调整下一阶段工作,湖州市教育局职成教处和职教教研室于今年5月至6月对全市中等职业学校进行了调查问卷和实地座谈调研。调研结果显示,通过试点,企业得人才,许多现代学徒制学生毕业后马上成为企业的生产骨干,80%的企业表示现代学徒制对企业利益有很大促进或有所促进;学生得技能,84%的学生认为现代学徒制对技能水平的提升有很大促进或有所促进,大部分学生实习阶段就可以拿到2500元左右的收入;教师得成长,91%的教师表示现代学徒制对自身成长有很大促进或有所促进,浙江信息工程学校机械加工技术专业教师姚志恩被评为省级特级教师;学校得发展,德清县职业中专今年顺利通过国家级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验收。
多方联动 合力推进
2012年2月,湖州市专门成立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副市长闵云担任顾问,教育局、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四部门联动,定期召开政校企联席会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试点学校和企业职责明确,密切配合,共同解决试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形成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共同推进现代学徒制。
同时,聘请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成立试点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对改革试点工作提供咨询评估,为试点工作提供有效保障。制订企业负担职工教育培训成本、承担职业教育责任的政策,并通过相关企业免税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接收学生实习实训和教师实践,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制订试点工作绩效考核办法及激励机制,评选并奖励先进实习单位、先进试点班、优秀实习指导教师和师傅、优秀学徒,提高企业的责任感和社会服务意识。
搭建平台 助力推进
为了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完善校企合作育人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湖州市积极搭建双元育人平台。一是双元招生,学生选拔与企业需求相结合。校企双方共同参与招生面试,学校、企业、家长签订协议,明确各方权责,保证现代学徒制顺利开展。二是双元计划,专业教学与实训实习相对接。校企双方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设计教学模块、开发教学内容、明确实习计划和轮训方案、编写校本教材,促进职业学校课程标准与职业岗位技术标准相衔接,推进专业课程改革;教师按照轮训岗位编写导学案,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实现专业教学与实训实习的有效对接。三是双元师资,教师指导与师傅授艺相渗透。校企双方分别委派教师和技术骨干承担教学工作,指导学生实训实习,采用导师型实习模式,进行多岗轮训,增强学生的岗位胜任力。四是双元基地,人才培养与服务经济相结合。实行学校与企业联合培养模式,实现实训设备、实训场地、技术力量等资源共享,共同完成人才培养。五是双元管理,学校实习班主任与企业中层领导共同负责学生日常管理,对学生的心理、安全等方面进行过程监管。
创新样本 有力推进
湖州市根据专业特点、企业现状和学生培养差异,主要采用4种不同样本实践现代学徒制。
一是“2+0.5+0.5”样本。2年以学生身份在学校学习,半年(第五学期)以学徒身份到企业轮岗培训,半年(第六学期)以准员工身份在企业顶岗实习。这一形式是湖州现代学徒制试点的主流形式,分布在10所学校、5个专业。
二是“1+1+1”样本。基于烹饪专业的工学交替人才培养特点,高效运用学校理论知识的优势和酒店先进实训场地的优质资源,第一年以学生身份在学校学习;第二年采用“2+3.5”(2天学校、3天半企业)形式,以学徒身份到企业轮岗;第三年以准员工身份在企业顶岗实习。
三是“2+1”样本。2年以学生身份在学校学习;1年把学徒和准员工合在一起,培训一个岗位,顶岗一个岗位;然后再转入下一个岗位,再培训,再顶岗。
四是成人“双元制”。以行业企业为主体,职业学校为基础,理论与实践、知识与技能相结合,在企业职工中针对企业需求培养“本土化”高技能人才。
(本版图片由湖州市教育局提供)
中国青年报记者(下称“记”):您访谈的这些毕业生,回过头来看,他们对高职教育有什么样的认识?
撒承贤(下称“撒”):从访谈的51名学生的情况看,大部分当初选择职业院校都比较迷茫,对学校不了解、对专业更谈不上认识。但有一点,大多数父母都比较支持,觉得高职学制短,3年后可以尽早进入社会,就业后就有收入照顾家庭,此外,很多人都希望学到一门技术。进入学校后,经过学校和老师做大量的工作后,一些学生慢慢喜欢上了自己的专业。
高职3年影响最大的是实践课,这是进入职场的高职生的普遍反映。经过大量实践训练,入职后的高职生比本科生有优势,他们能更好地融入环境、适应工作。通过技能谋生,高职生也没觉得低人一等,他们普遍比较自信,感觉这几年高职生比以前的环境好多了,国家大环境、学校办学环境都明显改善,社会对高职的认可度也提高了。
记:您回访的学生对高职教育又有何反思?
撒: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学生普遍认为,学校实践的机会还是少,特别是有些专业设置和产业发展有距离,学校学的东西跟不上产业发展速度。在实践训练方面,实训的机会、密度,和产业结合的密切度还有待加强。
学生还反映,部分老师接触现实的机会不多,讲课内容脱离生产实践。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学生接触的都是最先进的东西,如果老师也能接触到最新的东西,可能对学生接受知识、尽快适应生产和产业需求更有意义。
高职生在高中大都好动,爱捣鼓东西,爱参与一些活动,他们希望学校能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有更多创业就业的培训。
毕业后创业的学生还反映,一个人管5个人、管家里的亲戚还可以,但管20个人时就不会了,所以在管理、礼仪等方面有欠缺,他们希望学校开一些管理的课,讲讲公司怎么管理。
记:在职业生涯中,高职生面临哪些制度层面的发展障碍?
撒:在制度设计上,高职生毕业后考取职称的时限比本科长。同样的职称,本科毕业一年后就可以考取,高职可能需要三年,如此一来,高职生的收入就受到影响。
而在上升通道方面,现在很多单位晋升的时候看重文凭,较之大学生,高职生这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如此一来,高职生面临提升学历和职业技术水平的双重压力。另外,在招录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中,高职生还是面临制度壁垒。
记:您总结出了高职学生的“DNA”,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有何意义?
撒:通过对51个学生的走访交流,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发现了这些学生身上共同体现出的一种精神气质和意志品质。
渴望改变、崇尚技能、向往创业、懂得感恩、知足常乐、坚韧质朴。这是我总结出的高职学生的精神气质和意志品质,也是下去的一大发现,我把它称为高职生的“DNA”。
在学校教育教学过程和校园文化建设中,我们将针对这六个方面,进行设置、安排和培育,并将这些高职生的“DNA”一代代传下去,成为校风、学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打造更加符合职业教育的软环境。
记:针对此行的发掘,您提出要在高职院校进行“阳光青年”建设,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撒:有一种说法,说高职的学生不仅仅穿工装,还要穿西装,还要学会喝咖啡、品红酒,我把这个概括为学校的校园文化就是要塑造“阳光青年”,也是高职生应该传承和发扬的精神气质和意志品质,就是我说的“DNA”中包含的内容。
高职院校长期以来崇尚技能,文化建设相对滞后,我们提出开放、合作、包容、发展的办学传统,坚韧不拔、永远向上的“白杨树精神”,这几年发挥了很大作用,就是要通过精神文化的力量,把大家聚合在一起,同谋发展。
我们创办了“竞思论坛”,每月有企业家、校友给学生作报告,还有“阳光青年”评选等活动,想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影响和塑造学生,使其经过3年的职业教育,不但技能高超,而且在综合素质和能力方面有大的提高。
记:对于毕业生普遍反映的情况,学校在教育教学中会有哪些回应和举措?
撒:首先要有爱心,如果说中国职业教育在这十多年有了些成就,那一定离不开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如果没有他们和我们同路探索,职教探索和发展将更艰难。此外,很多高职生来自贫困地区和困难家庭,他们肩负着一个家庭的重托,更需要去关心和爱护。
其次强化责任。一个学生承担着家长、周围的人对职业教育的看法,也担负着个人的命运和家庭的前途;同时,高职生是产业发展的大军,产业发展需要高质量的产业工人,培养好职业技术人才,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此外,一个新的产业能否落地,寄希望于一个地方有没有产业工人大军和培养产业工人的能力,因此,我们也要承担起引领产业发展的责任。
最后是勇于担当。要按照改革的要求,使学校课程设置更加符合产业需求,符合劳动者创业就业的需求。
记:您这次下去和毕业生深入访谈,倾听了他们的心声,在学校的教育教学中也将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和完善,那么还有没有您觉得无能为力的方面?
撒:在高职生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很多学生毕业后有创业需求,但大部分都是自己在摸索,很难得到指导和帮扶。此外,现在很多就业岗位门槛模糊,有些是职业技术要求很强的岗位,其他人员也可以很容易进去,如此一来,对高职生就业带来影响,也降低了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同度。
师资建设是高职教育发展的重要方面,但目前存在想要的人才招不进来,招来的人,往往专业不对口等问题,知识结构不能完全符合实际教学需求,根源还在于人事方面的制度设计不完善。前些年,学校争取政府支持,招来一批宁夏相关行业的领军人才,大大推进了人才培养工作,但并没有形成长效机制,后来就没法持续操作。
近年来,以课程体系改革为突破口的中职教育改革开展得如火如荼。此次改革浪潮的核心是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从实施的效果来看,尽管取得了某些成绩,但与预期效果仍存在较大差距。任何事物,全则必缺,极则必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以课程体系改革为突破口的中职教育改革进行反思,面对现实,寻找到教改的合适路径。
反思一:中职生不需要逻辑思维学习?
传统职业教育模式以陈述性知识为主,强调抽象思维,职业学校的学生无法接受,学习效率低下,导致学习障碍。于是职业教育专家提出,中职教育应“以过程性知识为主、陈述性知识为辅”。在这样的理念主导下,陈述性知识在中职教育中被排斥,仅以“够用”为度。
陈述性知识与过程性知识真的能够分得那么清楚吗?其实陈述性知识是过程性知识的基础,没有陈述性知识作为支撑,仅仅以过程性知识为主,这样的学习未必是高效率的。另外,仅仅靠某些调研课题的结论作为依据,认为中职生可以弱化逻辑思维学习,而转向以形象思维学习为主,可能有失偏颇。不擅长不等于不重要,如果形象思维学习需要逻辑思维作为强有力的支撑,逻辑思维学习仍然是很重要的。
反思二:学科体系课程没有存在意义?
最能让我们感受到中职改革浪潮颠覆性的是行动体系课程的流行。
学科体系课程的内容是“平行结构”的,尽管考虑到了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表及里等学习过程的认知心理顺序,但结构庞大、逻辑严密的内容编排是“机械”的,与建构主义的学习观产生了冲突。而行动体系课程的内容是“串行结构”的,与典型职业工作顺序一致,对内容的编排是“有机”的,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实现了实践理论与理论知识的整合,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理论上讲,行动体系课程有很多优势。但这样的理论思辨让很多一线教师陷入了云雾之中,要掌握行动体系课程开发的整套术语和技术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迄今为止,许多一线教师都弄不明白什么是“行动领域”、“学习领域”、“典型工作任务”。
学科体系的框架真的是职业教育的“罪魁祸首”吗?行动体系真的是一种脱胎换骨的课程体系吗?学科体系的框架里面没有工作过程吗?学科体系的框架与行动体系的框架其实并没有泾渭分明的楚河汉界。另外不可回避的现实是,行动体系课程的内容在工作过程的顺序方面清晰了,但在知识结构的逻辑性方面变得混乱了。逻辑性不强不利于知识的积累与记忆,所以在实践中有的老师和学生感觉到行动体系课程教材内容编排总是有点“乱”。至于这种“乱”对学习效果有没有负面影响则有待时间检验。
反思三:没有行动就没有学习?
把学习当成工作,把学校变成工场,进入学校就一步迈进了工作岗位,学校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
知识与技能只有这样学习才是最有效的吗?没有行动就没有学习?为了让学生能在真实的工作岗位上工作,在学校缺乏岗位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就是早早将学生推向社会,寻找真实的工作情境。遗憾的是,社会工作岗位只是“行动领域”,而不是“学习领域”,企业工作有明确分工,且不可随意更换,“顶岗实习”并不能真正实现“行动”过程序列的重复操练,很多情况下只是在履行廉价劳动力的角色。
学习方式存在多样性,只选择一种流程模式不断重复,必然是单调的,因此天天在工作情境中学习其实并不能解决学生学习内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另外真实情境的成本很高,推行起来要考虑到学校的支付能力。
(作者单位:广西柳州畜牧兽医学校)
焦海洋 绘
■本报记者 刘博智
转民办高校、撤销、继续作为独立学院存在……按照教育部规定,独立学院将面临几种出路,无论怎样,转型是其发展绕不过的关键词。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转设”大潮的逼近,将有越来越多的独立学院丢掉母体学校的“红帽子”,“自立门户”。
然而,就在转型的当口,一种严峻的现实不可忽视:独立学院在依附母体发展阶段,其发展模式深受母体学校影响,很多公立大学走研究型道路,独立学院则顺着它轧出的车辙前行。即便是有的独立学院想另辟蹊径,走出一条迥异于母体学校的特色发展道路,也往往因为资金、师资和专业设置的种种障碍而搁置。
独立学院“转设”之后究竟该如何发展,要突破几道关?这成为极为紧迫的话题。对此,记者进行了采访。
专业关:你有我有全都有?
从今年年初教育部2014年工作要点中提出“探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到今年2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战略部署,再到4月25日在河南省驻马店市举办的首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形成了关于建设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的“驻马店共识”。一时间,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成为热门话题。
不少研究者指出,对近300所独立学院来说,“转设”后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是重要的发展方向,这就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然而,要想走上这条路径,独立学院首先面对的就是“专业关”。
“如果遮上校名,这一堆招生简章基本上没啥区别。”今年高考失利的栾云鹏在北京的独立学院招生咨询会上转了半个小时,手里就收了一大堆宣传材料。这些宣传材料装饰精美,印着恢宏的学校建筑,“东方耶鲁”、“东北亚哈佛”、“中国斯坦福”等宣传字眼跃然纸上。翻开这些宣传材料,只见里面是清一色的热门专业介绍,从工商管理、经济、金融,到汉语言文学、法律,可谓热门专业面面俱到,同时千校一面。
独立学院的热门专业就像《好汉歌》里唱的那样,“你有我有全都有”。重庆市教委发展规划处曾做过一个调查,全国300所独立学院中,有75%的开设了英语专业,有71%的开设了计算机专业,62%的开设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开设了艺术设计、市场营销、工商管理等热门专业的达到了40%以上,专业布点过于集中,而且有些专业的承载量过大,有些独立学院2/3的学生集中在某一两个专业。
同时,这些专业大部分与母体重合,没有形成特色,基本上都是母体大学专业的“袖珍版”和“压缩版”。在人才培养方案方面,也是跟着母校走,没有形成适合独立学院的应用性人才培养模式。
当然,这个问题并非独立学院目光短浅。在独立学院发展初期,为了保证独立学院的教学质量,教育部规定独立学院只能办母体学校已有的专业。而对独立学院来说,这样也最节省成本。
“本部有的专业我们才能办,没有的话,没法批。”重庆一所独立学院的院长解释说,“独立学院新增专业的申报是极其麻烦的,教育厅控制得非常严。新建一个专业是有标准的,如教授怎么样,仪器设备怎么样。我们的教师绝大部分都来自母体大学,如果有自设专业,必须要到社会上聘请专业技术人员,这就会无形中加大学校的办学成本。”
有研究者指出,在独立学院原始积累阶段,复制母体的专业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但是,这也在客观上形成了专业雷同,缺乏办学特色,造成独立学院与母体学校学生就业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独立学院学生时常要扮演“炮灰”的角色。同时,这也造成了全国独立学院之间的同质化竞争。而在“转设”之后,虽然很多原来的独立学院在形式上切断了与母体学校的脐带,但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学校发展上仍有母体大学留给它的“胎记”。一些独立学院定位不清,或者定位太高。有的独立学院要办“国际一流大学”、“国内一流大学”,在宣传手册上自称“中国的哈佛”、“中国的斯坦福”。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院长甘德安告诉记者,他曾经接触过的很多独立学院都有名校梦,但往往眼高手低,只是跟在母校身后亦步亦趋,并没有办出特色。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则反对当前中国大学“三本朝着二本走,二本朝着一本跑”的现象。
还有一些研究者建议,在评价大学时也应考虑多样性,避免用统一尺度衡量高等教育质量。可是,在独立学院办学评估中,一些评估指标缺乏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特色,盲从于公立大学研究型大学建设指标,这个指挥棒也拖慢了一些学校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的步伐。
甘德安说:“‘转设’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独立,单纯的分家另过只是生理上的断奶,更重要的是要在心理上跟母体断奶。”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徐军伟说:“在我看来,独立学院及‘转设’后的民办本科院校,方向是办好应用型本科院校,服务地方经济,为地方培养人才。专业要与地方产业对接,特别是要培养与战略新兴产业、高端服务业、现代制造业相贴近的专业人才。而且,这些专业应是学科交叉、跨界发展的,应是由学科与市场两个要素共同决定的,以此来适应业界的混业经营、跨界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据了解,当前很多独立学院都开始了“以服务区域城市经济为纲,以应用型人才为目的”的办学改革。吉林大学珠海学院根据广东的市场需求,特别是珠海的产业需求,设置了化学与药学、机电工程、物流管理等专业。学校注重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如国际贸易与金融系的实训课程占全部专业课程的50%。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独立学院的办学者。如果走应用技术型大学之路,如何突出自身特点?一些一本大学本科生甚至研究生也被定位为应用型人才,高职高专也是应用型大学,独立学院“转设”后与这些应用型大学区别在哪里?教学计划、培养大纲和课程设置有何不同?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副院长苗玉宁认为,虽然高职高专也在培养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但除此之外,应用技术型大学的人才培养还有第三个维度——创新型人才。
要培养带有独立学院特色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首先要对目前的课程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苗玉宁说:“由于现行招生制度规定独立学院在高考招生中是第三批录取,学生基础知识相对薄弱,传统的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课程结构体系不一定适合独立学院的学生。”
他开出的药方是,探索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发展环境下的本科生培养模式,打破专业和院系界限,整合全校本科教育资源,按学科专业大类构建公共基础课教学和实践教学大平台。将“刚性知识+柔性组合”的课程模块化课程与“分层+分级”的教学方法相衔接,要用“少课时”培养专项能力的思路,加大对学生实践能力的集成培养,增加实践实验性课程和交叉性课程。在对传统课程结构进行“增、减、删”的前提下,适度加大选修课的比重,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自主、自愿选择课程,形成符合自己职业志向的综合能力,从而将提升办学收益建立在激活学生的学习兴趣上。
资金关:独立学院只能“穷养”?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钱一直是独立学院的生命线。目前,学费收入基本上是我国独立学院唯一的办学经费来源,政府没有对公益性定位的独立学院提供办学经费,政府性经费的缺失也制约了独立学院的后续发展。
“在政府投入方面,我们不仅不如公办学校,也不如职业院校。就浙江而言,浙江高职院校的生均经费要远远超过独立学院。独立学院的生均经费大概一万元出头,高职院校要两万多元。”徐军伟说。
使得独立学院独立造血能力不足更为加剧的是每年上缴母校的高额“管理费”。我国的独立学院一般来说每年都要向母体学校上缴部分学费收入,作为对母体学校硬件与软件资源占用等的费用支出,这部分经费各个独立学院比例不一,一般能占到独立学院学费收入的20%-60%。“转设”之后,每年的管理费变成了一次性的巨额分手费,压得独立学院喘不过气来。
独立学院不仅在政府投入方面处于劣势,在融资方面,和公立大学相比,独立学院也时常遭受不平等的待遇。《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但是,法律上的平等无法掩盖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在办学实践中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如在筹措办学经费上,公办高校可以信用担保向银行贷款,民办高校却必须以非本校的资产做抵押担保。
如果独立学院依法拥有自己的法人财产,为什么不能以自己的资产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冯向东介绍:“因为学校属于事业单位,而事业单位的资产是不能作抵押的。独立学院必须寻找一个企业以其资产作为抵押担保才能向银行申请贷款, 它既要向银行支付利息,还要向担保者支付担保费用,这无疑加重了独立学院的负担。”
按照目前的贷款方式,不管是独立学院本身还是合作办学的企业作为借款的主体,银行都是按照传统的贷款模式来评估学校或企业,一般会从借款主体的资产负债率来考虑贷款的数额和年限,银行能提供的贷款数额有限、期限短,还款压力大。
厦门的一所独立学院在学校建设初期,资产数量有限,银行能够直接贷款的建设资金仅有3.5亿元,仅占总投资量的40%左右,贷款最长年限10年,短期内还款压力大。“有时,还要通过流动资金贷款或贷新还旧的方式来缓解眼前压力。”该校的校长告诉记者。
正是因为以上原因,一些研究者认为,转型中,独立学院走应用技术型大学的道路,很有可能遭遇“叫好不叫座”的尴尬。
徐军伟说:“独立学院若想转型应用技术型大学,基本上需要换血式的改革,要对之前的偏重科研型、理论型的课程进行改革,添置仪器设备,还要引进双师型教师等,这都需要真金白银。”
苗玉宁也表示:“实际上并不是不愿转,而是没钱转。”投入不足成了最现实的障碍。学校不敢扩大师资队伍,不敢在应用型专业建设方面做投入。如果这些方面不加以改善,独立学院转型应用技术型大学只能处于喊口号的阶段。
师资关:流失率快赶上餐饮业?
“现在独立学院师资队伍状况可用‘三节’来描述:九九重阳节,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院长甘德安说。
一头是老龄的退休教师,一头是招聘的新教师。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年龄结构,已经成为独立学院师资队伍的一个共同特点。江苏省教育厅曾经对省内26所独立学院做过摸底。有16所生师比超过18:1。其中,有初级、中级职称的以35岁以下青年教师为主,青年教师中,女教师偏多。专任教师的学历结构中,本科学历占了1/3。青年教师缺乏教学经验,老教师有的体力、精力有限,有的离开母体学校教学一线后,远离学科前沿。
师资结构不合理、稳定性差且没有形成梯队模式——尽管目前大多数独立学院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但解决起来并不容易。
在刚刚过去的独立学院学士学位授予权评估中,教育部对独立学院的师资提出了明确要求,专任教师中高级职称教师和研究生学位教师占30%以上;专职专任教师占教师总数1/3以上。目前,部分独立学院专业教师要达到这一标准还是很困难的,因此,在评估材料中,有的独立学院的师资建设存在造假的现象。
徐军伟说:“没有好的教师队伍,独立学院对教学质量的控制也显得力不从心。”各独立学院既要减少办学成本又要完成基本教学任务,往往采取大量招聘兼职教师和在职研究生的做法,但兼职教师不隶属学校管理,形成“只管下课拿钱,不管上课质量”、“上课闻其声,下课不见人”的现象。
时至今日,这个困扰独立学院的老问题在“转设”大潮中变得更加棘手。与母体学校“一刀两断”后,许多独立学院的“寒冬”比预计的要来得早。编制是拴住人才的一个重要绳索,但“转设”之后,很多学校脱了“公家制服”之后,摇身一变成了“民办非企业”。一方面,从母体学校聘用的师资队伍将无法正常聘请。另一方面,站在求职大门外的优秀人才也因为学校无法提供编制而纷纷放弃。
一位业内人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根据独立学院现有的平均待遇标准,一名40岁的教授在独立学院的平均年薪大约是10万元,如果服务年限达到15年,加上一次性住房补贴,学校在一名高端人才身上的总花费将超过160万元。但即便是这种情况,独立学院在与高端人才接洽的过程中也频频遭拒,其中的关键便是高端人才退休之后的养老保障体制难以令人满意。武汉工业学院工商学院有关负责人表示,该校此次调整高端师资的保险政策,就是期待能通过解决他们的“养老”之忧,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加入。
“独立学院教师的流失率都快赶上餐饮业了。在所有的教育类型中,除了教育培训以外,就属独立学院的师资队伍流动性最强了。”有独立学院的校长如是说。
“换了一茬又一茬,每年都有人考取国家公务员、研究生、博士生,走掉了。”三峡大学科技学院一位负责人打趣道,“我们这里已经成了公务员培训基地、研究生培训基地和女职工培训基地(丈夫到三峡大学、开发区,爱人就到我们学院)”。
这种频繁的流动并非三峡大学的一校之忧。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德应用技术学院院长顾德库也诉苦说:“在独立学院,因为没有编制,教师只要一评上副教授就走。学院曾多次向上级要过编制,但没有结果。”
这种快速交替的人员状况给学校的日常教学和管理带来了严重影响。“很多教师考上了公务员或者研究生,今天才告诉学校,明天就要走,有些课只能开天窗。实在没办法了只能临时招聘,招来的教师没经过培训,教学质量堪忧,每学期开学都是我们人事工作最头疼的时候。”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副校长陈金玉说。
“在这方面,学校真的很弱势,法律对这种人才的无序流动也缺乏约束。”陈金玉说。2008年颁布的《劳动合同法》给劳动者的去留以极大的自由度。在试用期提出辞职,3天之内单位要为其办理离职手续,如果在劳动关系存续期内提前一个月告知学校,可以随时辞职。
“学校是一个特殊行业,教师和普通劳动者不同。除了《劳动合同法》,学校没有一点对教师的其他约束方式。应该为教师辞职争取一个司法解释。”在独立学院峰会上,一所独立学院院长的发言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而在教师们眼中,这个问题又变成了“罗生门”。李莉研究生毕业之后就直接应聘到了重庆的一家独立学院,今年刚满一年,她却向学校递上了辞职信。“很多有志青年毕业后踌躇满志地来到学校,不久就失望地争相跳槽。”
李莉向记者抱怨说:“学校发文,女性教师如果要生育的话,要提前向学校申请,因为每年学校的生产人数是有指标的。如果要怀孕,要算好日期,产假要在寒暑假。”
不过,让她最难以接受的还是身份和待遇问题。冯向东说:“我们现行的教师管理体制,是一个‘身份管理’体制。公办高校的教师属于国家事业单位人员,而民办高校教师并没有被纳入这个体制, 因此两者在医疗、退休、购房补贴等方面的政策差异极大。这种差异,对于一个独立学院教师而言,是一道体制性鸿沟。”
“关键不在于教师走不走,而在于教师敢不敢进来。”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副院长许建刚认为,教师流动是正常现象,一些青年教师并不是对眼前的待遇或福利不满意,而是对未来事业发展的预期感到不稳定,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留人,而不是待遇留人,要让独立学院的青年教师有归属感、自豪感,然后才能谈感情留人。
同时,独立学院转型应用技术型本科学校,不仅对师资提出了量的要求,还对师资提出了质的要求。双师型教师成了独立学院的重要依靠力量。
徐军伟说:“目前,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对双师型教师资格的认定存在分歧,真正具备双师资格的教师人数少、引入难,独立学院之间没有建立可行的教师共享平台等。”
同时,独立学院要摆脱母体学校的发展框架,走特色发展的道路,一些新专业、交叉专业如同雨后春笋,这不仅要求教师有双师资格,还要有学科交叉、发掘新业态的能力。比如,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开设的多媒体艺术专业方向,走在学科和产业前沿,在专业目录上都找不到,要上好这门课既不是传媒学科教师的强项,也不是随便哪个计算机专业的教师就可以,需要既了解传媒又熟悉网络技术。对教师的类似需求,在独立学院各个专业的教学中比比皆是,需要不断突破。
转型需过三道关
专业方面:
独立学院的专业大部分与母体学校重合,没有形成特色,基本上是母体大学专业的“袖珍版”和“压缩版”。在人才培养上,也是跟着母校走,没有形成适合独立学院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资金方面:
独立学院每年向母体学校上缴高额管理费,“转设”之后,每年的管理费变成了一次性的巨额分手费,这使得一些独立学院被压得喘不过气。同时,在政府投入、融资能力上,独立学院都处于劣势。
师资方面:
教师年龄结构不合理,流动性大,用人机制没有吸引力,独立学院之间没有建立可行的教师共享平台,缺乏双师型人才。
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不是要重新回到公私分明、一大二公的境地,而是要学习有效的公私合作,真正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杨东平
广东省民办教育十分发达,民办教育在基础教育中所占份额较大,多年来民办学校成为提供外来流动人口教育的主力军。虽然国家对流动儿童义务教育要求“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但由于珠三角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特别多,一些城市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严重倒挂,作为一种因地制宜解决问题的途径,让民办教育发挥较大作用,是具有某种合理性的地方性特征。随着公办教育的能力不断增强,流动儿童在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正在不断提高,2013年广东省的这一比例已达58.4%。
广东省民办教育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具有共性而令人关注。日前《广州日报》反映,民办学校普遍存在经费投入不足、办学条件较差等问题,大多数民办学校由于收费标准较低,因此教师待遇也较低。有些小区配套的民办学校,户籍学生比例较低,甚至不到10%。这都是指那些以接收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为主的低收费的民办学校。不久前,白云区教育局宣布因承办合约到期,收回几所民办学校承办权,停止招生,重新进行招投标。对于违约违规、质量低下的学校,政府当然应当依法管理;但此次收回的信孚黄石中学和黄石小学已经建立了18年,多年来为政府分忧解难,曾被评为“白云区一级学校”、“广东民办教育特色教育示范学校”。对这样深受学生和家长欢迎的学校,突然宣布收回承办权,停止招生,忽视学生、教师和举办者的权益,造成了家长就学的困惑和困难。
这一事件所透露的,是长期存在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学校之间有待改善的关系。其背后,仍然是政府对民办教育的基本态度和认识问题。在政府财力不足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发展民办教育,甚至把某些政府应当承担的教育责任也推给市场;与此同时,民办教育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和改善。近些年来,在财政性教育经费增加、土地增值的背景下,甚至出现了剥夺和侵害民办学校权益的现象。因此,今天我们仍需深入认识十八大提出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认识政府转型和建设服务性政府的要求。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政府主导并不意味着政府包揽和包办。就珠三角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而言,地方政府至今并没有能力包办,理应通过社会参与的共同治理,引进竞争机制、采取委托管理、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扩大和改善公共服务,这就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命题和任务。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开展有效的“公私合作”。如同经济领域的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多元经济主体和“混合模式”,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之间也不是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简单关系,作为社会治理的不同主体,它们是平等的合作伙伴,通过竞争和互补,共同提供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教育领域的公私合作在国外已经有十分丰富的实践,除了委托管理、购买服务,由于教育本身所具有的公益性,在许多发达国家,私立中小学和高校都会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资助。近些年来,我国教育生活中也已经出现了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等多种“混合模式”。前些年,一些地方将优质公办学校“转制”实行高收费的“公办民助”模式,由于违背了义务教育的公益性而被叫停和纠正,无疑是正确的;广州市向低端的民办学校租赁校舍的“民办公助”模式,则是完全符合义务教育价值、因地制宜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有效探索,是值得肯定的。应当明确,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也许我们并不是要重新回到公私分明、一大二公的境地,而是要学习有效的公私合作,真正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今天给教师提供的福利不是多了,而是很不够,让教师更好地享受福利、享受更多福利,恰恰是尊重教师的一个实实在在的行动。
■汪明
近日,《中国教育报》官方微信以“老师的这些福利,您享受过吗?”为题进行了一个小调查,这些福利包括:“出行优惠”、“旅游优惠”、“学术假”、“购房福利”、“医保福利”等选项,其中的一些福利是国家法律政策之规定,还有一些福利则是地方和学校的创新之举。从调查情况看,目前教师享受这些福利的比例都很低,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有些福利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也正因如此,落实好教师福利这根弦始终不能松,这也是对教师尊重关心的体现。
落实福利是尊重教师的具体体现。尊师重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孔子曾经留下了“有教无类”、“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等一系列至理名言,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被人们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今天,如果把“教师节”视作是送给教师的一份特殊礼物,其深层的寓意就是要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让教师赢得全社会的尊重。
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还要不要尊重教师,可能在一些人的心中产生了些许疑惑。应当承认,近年来出现的个别教师道德败坏、贪赃枉法的事件,确实对教师队伍形象造成了损害,但害群之马毕竟只是教师队伍中的极个别人。广大教师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在教育教学的第一线,足以赢得全社会的尊重。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给教师提供的福利不是多了,而是很不够,让教师更好地享受福利、享受更多福利,恰恰是尊重教师的一个实实在在的行动。
落实福利是关心教师的现实要求。对教师的关心可以体现在方方面面,其中对教师健康的关注和对教师工作生活的关心尤为重要,教师福利也应当在这些方面有更多体现。前不久,媒体刊登了一份部分地区中小学教师工作状态的调查报告,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教师每周工作时间都在54小时以上,实际工作时间超过法定工作时间25%,由于超负荷工作使得很多教师身心疲惫。因而,对教师健康的关注,需要引起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高度重视,一方面要科学合理地安排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切实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另一方面,需要通过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切实为教师的健康保驾护航。为了保护教师身体健康,《教师法》明确规定:要对教师进行定期健康检查,并因地制宜地安排教师进行休养,医疗机构应当对教师的医疗提供方便。
此外,对教师工作生活的关心,也应当成为教师福利的重要内容。目前很多地方的教师还比较清苦,特别是农村基层小学教师收入较低,生活比较困难。出于对这些教师的关心,首先应当致力于提高他们的工资标准,切实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除此之外,微信调查所涉及的一些福利,很多属于地方和学校的创新,同样体现出一种对教师的人文关怀。如:北京市率先建立中小学教师学术休假制度,凡申请到市级以上课题的中小学教师,每年除了享受寒暑假,还可以休1-3个月的“学术假”。2010年,上海市的一些小学也开始试点“学术假”,鼓励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外出访学。尽管这种做法的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但其关心教师的初衷值得肯定。
落实教师福利,不仅有利于让在职教师们安心于自己的工作岗位,更有利于吸引优秀的人才加入教师队伍,意义重大。尊重教师、关注教师的健康、关心教师的工作生活,让他们能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身于教育教学工作。在这方面,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全社会都应主动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作者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基础教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本报讯(记者 杨桂青)10月29日,2014年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教育现代化水平评价报告暨2015年评价研究开题会在北京召开。会上,由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上海教科院、中国教科院、成都教科院组成的课题组,发布了2014年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教育现代化水平评价报告。
据课题组首席专家之一、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银付研究员介绍,本次评价实测包含4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55个三级指标,4个一级指标分别为教育发展指数、教育公平指数、教育条件保障指数、教育治理现代化指数。所选取的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宁波、厦门、济南、青岛、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等15个副省级城市,在我国迈向教育现代化的整体格局中居于相对领先位置。
报告显示,15个副省级城市中教育发展指数排在前五位的是成都市、沈阳市、武汉市、杭州市和南京市。该指数反映教育普及程度和目前有可资比较数据的教育质量,由小学一年级新生中接受过学前教育的比例、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初中毕业生升学率、生师比、班额达标率和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等6个二级指标构成。
教育公平指数排在前五位的是宁波市、杭州市、成都市、青岛市和武汉市。该指数反映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性,由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公办学校就读比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市域内义务教育校际均衡程度、市域内义务教育县际均衡程度和市域内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程度等5个二级指标构成。
教育条件保障指数排在前五位的是厦门市、南京市、宁波市、大连市和杭州市,东部沿海地区城市教育条件保障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城市。该指数反映教育现代化的支撑条件和保障程度,体现地方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努力程度,由师资投入、经费投入、装备投入和教育信息化投入等4个二级指标构成。
15个副省级城市教育治理现代化指数处于观察试评阶段,该指数反映教育治理、教育管理的现代化水平,由教育政策内容现代化、教育政策程序现代化、教育政策实施有效性和教育舆情应对有效性4个二级指标构成。
■孙镜峰
人际交往中,温情、友情、尊重、关怀等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加深相互之间的感情,从而感受到由此带来的温暖、快乐和幸福。其实,在学校管理中,这样的“温度效应”同样能够产生管理者所期望的那种效果。校长让教师感受到“温度”,他们就会对学校产生感情,就会以一种应有的态度和状态面对工作,对待学生;同样,老师让学生感受到“温度”,学生就会喜欢老师、走近老师,从而喜欢老师的课堂,喜欢学校。从学校整体来说,这种温度的传递就会在校园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促进学校朝着教师喜欢、学生喜欢、家长认可的目标发展。
校长关注学生,学生才会喜欢学校
有一天,两个三年级的女生敲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说是要采访我。采访结束,我微笑着送她们出门。其中一名女生走出办公室,又折回身来,略带腼腆地对我说:“校长,您知道吗?我们喜欢您。”我一愣,然后反问道:“你们为什么喜欢我?”“您做了那么多课程,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上校本课程。”
学生的话让我心生感动,也让我深感做校长的幸福。仔细想一想,学生之所以说喜欢我这个校长,是因为我懂学生,知道学生喜欢什么。换句话说,在他们的眼里,我这个校长是有“温度”的,距离他们比较近。
其实,几年前,我这个校长还远远够不上让学生喜欢。
晏婴小学4年前正式建成办学。开学不久,学校在全体学生中进行了一项学校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对学校“很喜欢”的学生占22.3%,“一般喜欢”的占56.8%,“不喜欢”的占20.9%。其中“一般喜欢”和“不喜欢”的学生竟然占到近八成,这让我这个做校长的感受到了压力和疑惑。为什么一所条件优越的学校,却有这么多学生不喜欢?怎样才能让学生喜欢学校?接下来,我就在学生中找答案,一有时间就和学生聊。其中一名学生的话给了我启示:“校长,学校里没有我们喜欢的东西,上课不如上网、打游戏有意思。”我恍然大悟,其实我们不该总埋怨学生不喜欢学校,那是因为学校没有他们喜欢的东西。
如何让学生喜欢学校?我把眼光盯在了做校本课程上。现在,学校有相对固定的58门校本课程,每周三上午第三、四节课集中开设,打破班级界限,实行走班上课。学生每学期可以选择两次,5年下来就可以学习10门校本课程。为了满足学生学习需要,学校建设了校本课程所需的科技探究室、航模室、建模室、车模室、船模室、机器人活动室、电子百拼室等40多个专用活动室,还建立了“壁挂式科技馆”。这些地方都是学生“玩”的天堂。学校先后购置的4100余件科技模型、实验器材,成为学生爱不释手的“玩具”。
去年12月,学校又组织了一次学生喜爱学校程度调查,“非常喜欢”学校的学生达到67.1%,“一般喜欢”的为23.7%,“不喜欢”的为9.2%。学生对学校的满意度大大提升,这是对校长的最大褒奖,也显示出学校的“温度效应”在学生身上有了显现。
君子至德,默默而喻。这几年,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天放学的时候,我都要站在学校大门口,看着学生一个个走出校门。有时候,我还会微笑地跟这个学生挥挥手,跟那个学生点点头。我深知,日常的学校生活中,不要小看校长对学生的一次善意微笑、一个慈爱眼神、一句温暖话语,其实就在相视一笑的瞬间,彼此的心中会多一抹阳光,多一份开心,更重要的是,在学生的心中,会增添一份对学校的好感,对校园的眷恋。
我走近学生,让学生心中有了一种暖意。于是,在他们的心中,这所学校、这座校园也就有了温度。这种温度,不光来自于校长,更多的来自于教师。无微不至的关爱,循循善诱的教诲,以心灵唤醒心灵,以德行培育德行,以智慧磨砺智慧,老师们爱的温度点燃了学生希望的灯塔,照亮了学生前行的道路。
“学校温度”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度
有一次,我在与一位女教师聊天中得知,她想在学校吃完午饭后休息一下,可是学校没有休息室,没办法,她只好到体育器材室借来一个垫子,铺在办公室的地面上,把办公室作为午休的地方。听了这位教师的话,我觉得很惭愧。于是,很快让学校总务处腾出两个房间,在房间里配上床铺,还安装了空调。从此,学校就有了专门的教师午休室。
原先,每天下午放学后,学生离校了,教师却不能下班,还要开会、培训、集体备课。这样强行将教师留在学校,他们就会有怨气,内心充满排斥。教师不只是学校的员工,他们还有自己的家庭,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于是,学校后来就作出了一个决定:每天放学后,教师和学生可以一起离校。这样一来,教师心情舒畅了。当然,他们和学生一起离校,并不影响批改作业和备课,在学校里干不完的事,他们就带回家里继续做。
学校有一个惯例,遇到教师结婚,校长做主管,全校教师齐动手,将学校餐厅装扮得漂漂亮亮,隆重而又热烈地为他们举办婚礼。教师在学校每月一过节,每学期一狂欢。清明节,全体教师一起煮鸡蛋、画鸡蛋、碰鸡蛋、吃鸡蛋;端午节,校长和教师一起包粽子;学期末狂欢节前,教师们分组准备自己最拿手的节目,跳舞、唱歌、写心愿卡。首届狂欢节,我精心制作了微电影《我们一起走过》,回顾学校建校4年的发展历程,对学校80多位教师一一表达谢意和鼓励,很多教师感动得眼里溢满泪花。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学校管理应该有“温度”,“温度效应”讲求以人为本,用情感动心。在学校管理中,我注意适度引进亲情、友情和温情,加重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砝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教师心情愉悦地投入工作,达到最佳工作状态,促进专业成长。
学校的“温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校长。校长要有一颗温暖的心,要善于营造人际关系和谐融洽的氛围,要设身处地地站在教师的角度思考问题,让教育充满生命情怀,让校园洋溢幸福气息。只有这样,才能团结教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聚力发展学校,把学校越办越好。
当然,受重名尚利社会环境的影响,再加上激烈竞争给教师带来的难以避免的压力以及教师自身的原因,尽管学校办学条件越来越优越,但仍不可避免有一些教师出现职业倦怠。要想克服教师职业倦怠,校长必须充分利用“温度效应”,营造理解、信任、合作、共生、团结的氛围,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引领教师转变思维方式,发现为人之师的快乐与幸福,舒心工作,快乐生活,享受人生,提升职业幸福度。
一张名片赢得家长支持与关注
2010年秋,在开学后的第一次家长会上,我将自己的名片发给了每一位家长,上面印有办公电话、手机和电子邮箱。我向家长承诺,一天24小时“全天候服务”,诚恳欢迎家长给学校工作献言献策,如果有什么意见建议可以随时提出来。
家长会后,有人替我担心: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全校1800余名学生,数倍于此的家长队伍,如果今天这个人打电话找校长,明天那个人发邮件提问题,校长怎么能够招架得了?
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接下来的情形有些是我自己开始时也没有预想到的。发放名片的第一周,就有40多位家长发来短信,对学校开学某些工作不满意。还有两位在政法、公安部门工作的家长发来邮件,表示自己可以在合适的时候到学校给学生讲一讲自护自救的知识。
其实,学校怎样对待家长,从某种意义上也就决定了家长怎样对待学校。如果学校让家长感觉到了“温度”,反过来,他们也会对学校有回应,这种温度的传递会让彼此更有温暖的感觉。那么,这种温度是什么?我理解,应该是一种尊重,一种关注,一种对学校与家长关系的理解与定位,一种谋求1+1>2的教育整体功能和效益的正能量。
“温度效应”让家长更加关注学校,更加积极参与学校活动,更加支持学校工作,从而使得家庭与学校的关系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实现了双赢。据粗略统计,建校4年来,学生家长打电话、发短信,通过邮箱与学校沟通交流达600余次,其中不乏一些好点子与想法。与此同时,学校设立家庭教育办公室,成立家庭教育委员会,开办家长沙龙,开展“亲子工作坊”活动,编辑家庭教育手机报,开通家校QQ群,实现了家长与学校的零距离接触,使得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形成了合力。 (作者系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晏婴小学校长)
世界职教院校联盟2014世界大会现场
10月24日,由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非洲法语国家职业教育宏观政策部级研讨班全体学员在院长张慧波先生、副院长齐小萍女士及相关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参加世界职教院校联盟2014世界大会。国家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女士、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章新胜先生、世界职教院校联盟主席Denise Amyot女士等相关领导莅临大会开幕式并作讲话。
会前,非洲部级研讨班学员代表马穆杜·穆穆尼、阿鲁西马杜·阿卜杜勒-拉赫曼、拉伯·布彻·阿卜杜和阿鲁斯伊尼马伊加·泽纳布受到了国家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女士的接见,双方进行亲切交谈并交换名片。鲁昕副部长谈到职业教育有着它不可或缺的地位,在世界职教院校联盟的平台上,各国的职教发展经验能够更好地交流、学习,以推动全世界的职教发展,以适应经济发展的人才需要。
此次会议是世界职教院校联盟首次在亚洲召开大会,会议以“全球合作:共建美好未来”为主题。章新胜会长主持开幕式,他说职业教育作用于国家可持续发展、综合竞争力、第三次产业革命等多个方面,重要性不言而喻。鲁昕副部长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讲话,她对联盟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与会人员表示感谢,并鼓励全体职业教育者们应当充满信心。她介绍了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情况以及中国发展职业教育的理念,谈到多年来我国职教事业为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就业、推进新型城镇化、提升居民收入水平、调整教育结构五大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现今,职教越来越受到重视,更要把握职教人才培养的质量,力争到2020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Denise Amyot主席就职教联盟在京召开表示感谢,并希望全世界职教系统通过此次的交流与学习,相互促进。讲话结束后,Denise女士为“世界职教院校联盟卓越奖”颁发奖项。
晚上,世界联盟大会招待会在一片欢欣愉悦中举行,中国高职院校师生才艺展示节目,向参加大会的各国代表展示了中国职业教育和中国文化的魅力。宁职院胡晓光老师带领乐器制造专业学生带来小提琴演奏《梁祝·化蝶》与《瑶族舞曲》,赢得阵阵掌声,为晚会添彩。优雅温馨的气氛中,今日的行程落下帷幕,在职教联盟的大平台,职教发展的好形势之下,全世界的职业教育将迈向更高的台阶,赢得更好的发展。
非洲部级研讨班学员代表受到国家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女士的接见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旅游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纪实
2009年6月10日,成都旅游职业教育集团在成都职业技术学院正式挂牌成立。五年来,成都职业技术学院致力于推动旅游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推进“双主体”牵头校企合作的“一体两翼”体制机制,集中院校和企业资源优势,探索“三统三带三服务”运作模式(统一管理、统一标准、统一课程,师资建设带、共享实训带、服务能力带,服务社会、服务企业、服务学生),通过“校校合作”、“专业领办”实现职业教育集团成员抱团发展,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发挥集团服务示范、辐射带动、合作引领作用,提升职业教育集团发展新活力,促进教育链和产业链的有机融合,实现旅游人才培养新突破。
上篇 创新职业教育集团发展机制 带动区域职业教育共发展
校企“双主体”管理体制
成都旅游职业教育集团(以下简称集团)在“政府推动、行业主导、学校主体、企业参与、骨干带动”的原则上运行校企“双主体”管理体制和“一体两翼”长效机制,以国家骨干高职建设院校——成都职业技术学院与成都旅游行业龙头企业——成都文旅集团担任集团“双主体”的牵头单位,以集团理事会和旅游专业指导委员会、集团产销衔接事务部为成员,在人才培养和校企合作方面提供优质服务。集团成员包括成都知名旅游企业34家,企业类型包括酒店、旅行社、旅游规划等主要旅游产业;旅游类院校32所,包括公办高职院校1所,公办中职学校25所,民办中职4所,民办教育机构2个;旅游专业教师400余人,学生数近20000人,具备了一定的内部凝聚力和行业号召力。
“一体两翼”长效机制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以国家骨干高职院校示范建设带动集团内中职学校深入研究,共同发展,建立了组织机构,构建了工作平台。集团实行“一体两翼”,即在集团的统一协调下,开展了“人才培养”和“产销衔接”两个方面的工作。组建专业指导委员会,开展专业建设改革与创新指导,进行更加贴近企业需求的人才培养;建立产销衔接事业部,推进院校和企业的深度融合;建立共享性人才培养基地和产品研发基地,集中院校和企业资源优势,参与旅游规划、旅游项目建设、灾后旅游重建,参与乡村旅游、山地旅游等,共同助推四川旅游产业健康发展。
水到渠成显成效
在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等集团组织机构的运作下,集团按照市场导向、利益共享、合作互赢的原则,通过理事长联席会明确各方的责权利,实现校企合作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召开行业职业指导委员会、“产学研”研讨会,修订完善“中高职衔接”、产销衔接相关制度文件,形成理事会年度工作报告、议题、会议纪要、会刊等工作材料,完成决策咨询、协调保障、执行运作三个层面的制度汇编。企业和院校多方受益,校企融合、深度合作,已实现校企共管共享的区域集团化办学格局,为成都及四川培养了旅游类中高级职业人才23200人,培养高端人才到海外就业1200多人。
河北旅游职业教育集团、秦皇岛旅游职业教育集团、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贵州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等前来交流学习,中央、省市媒体先后报道成都旅游职业教育集团成果特色,在省内及全国产生了示范与引领作用。
下篇 创新职业教育集团运作模式 实现旅游人才培养新突破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经过五年的积极探索,形成了以“三统三带三服务”为运作模式的集团化办学理念,通过对集团成员学校专业领办、校校合作、校企合作,实现中高职院校抱团发展,增强校企合作话语权,助推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高,提升职业教育集团发展新活力。
“三统”:统一管理、统一标准、统一课程
统一管理:对集团成员学校的管理进行了统一。集团借助其内部龙头高校——成都职业技术学院的优质资源,以企业、行业、市场需求为定位,发挥“一体两翼”的服务功能,确定了成都市中、高职旅游人才的人才培养规格,与集团成员学校共同开展专业建设、开发专业标准和课程标准、培养专兼职师资,共建共享实训基地,共同开发教研科研,共同搭建中高职衔接立交桥、分享实习机会,共同拓展就业渠道,提高区域内职业教育就业水平。
统一标准:对专业标准和课程标准进行了统一。完成了酒店管理、旅游管理、航空服务、景区开发与管理四个专业的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确定了各专业集团层面的核心课程及课程标准,实现了中职学校和高职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的无缝对接。集团内的学校全部按照统一标准执行。目前,已有2000余名中高职学生在此标准下受益。
统一课程:对中高职旅游教材统一编写。完成了《餐饮服务与管理》、《茶艺》、《机场地勤实务》、《前厅服务与管理》、《餐饮服务与管理》、《客房服务与管理》等六门教材的衔接与统一,形成了“中高职衔接”标准体系建设、成果汇编等,包括行业企业调研报告、“中高职衔接”人才培养质量过程评价的年度评价报告、“中高职衔接人才培养质量标准”、“核心课程标准”等。
统一管理、统一标准、统一课程有利于集团化办学内涵建设的增强,有利于提升办学声誉和办学水平,在“三统”中实现了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过渡衔接、职业院校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
“三带”: 师资建设带、共享实训带、服务能力带
师资建设带:依托龙头学校——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建设项目有效联动。开发了“成都旅游职教集团名师库”、教师进企业锻炼企业兼职教师进课堂“双进工程”、“名师进课堂流动”、“精彩一刻巡讲”等项目,形成行业知识与行业标准向课堂知识转化、课堂知识向行业知识与行业标准深化的双向流动,以“企业名师进课堂、专业老师去培训”促进区域师资水平整体提升。仅2013年7月,集团先后与四川省旅游部门旅游培训中心、美国饭店协会(AH&LA)和美国饭店协会教育学院合作,承办了国家旅游部门饭店经理岗位职务培训、注册饭店教育培训师(CHT)培训,培训中职教师40名;9月,集团先后承办“亚太旅游协会青年讲坛”、“2013国际高端酒店人才培养研讨会”,组织集团成员学校教师学习国际先进理念。
共享实训带:依托龙头学校成都职业技术学院打造具有示范和辐射作用的成都旅游职教共享性实训基地,该基地为首批国家西部旅游专门人才培训示范基地。实训基地由校企联合建设、共同经营管理。共享性实训基地要求企业在实训基地设立企业设备、企业文化的信息展示窗口,在实训基地合作设立研发中心,建立双方联合科研与培训平台,互补互助,统筹人才、资金和技术资源。加大实训基地利用率,极大限度地实现了高水平实训教育资源共享。集团内312名中职学生共享了实训基地,进一步提升了旅游人才培养水平。实训基地在区域范围内既面向各类职业院校和企业,也面向社会开放,进行劳动力培训、企业技术创新等,极大限度地实现了资源共享。集团承办了华润集团“未来之星”350名新员工的入职培训,为新津县820余名城乡失业人员和失地农民开展就业培训。
服务能力带:依托集团龙头高校——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实现专业领办。向新津县职业中学输送副校长1名,与成都市华阳职业中学、都江堰职业中学建立专业领办关系,向双流成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凉山州甘洛职业中学输送毕业生;接待成员院校如成都财贸职业中学、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新津县职业高中等共13批近100人的来访和参观,重点就深化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建设、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国际合作交流等进行研究,实现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引领办学理念。在集团龙头学校的牵头下,坚持开展集团成员学校集体教研活动。围绕“同课异构”、“实训基地建设”、“教材建设”、“3+N集团化办学实施办法”、“集团领办中职酒店管理专业建设项目”等进行研究,形成了一批教育教学科研成果。《旅游职教集团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旅游类虚拟仿真实践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基于生源结构变化的大学生综合素质养成与实践》等课题成功申报为四川省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有效提升了集团的社会影响力,发挥了集团人才培养模式的辐射作用。通过举办技能大赛带动集团成员学校提升学生专业技能水平。集团先后承办“2013百万职工技能大赛暨文旅杯讲解员比赛”、“2014年四川省中职学校酒店管理专业学生技能大赛”、“2014旅游职教集团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技能大赛”,四川省17个地市州23所中等职业学校53名选手参加了比赛,为集团成员学校学生技能水平的整体提高提供了平台。
师资建设带、共享实训带、服务能力带是实现集团化办学的重要路径,在“三带”中借助专业资源优化配置,对于形成科学的中高职衔接发展机制,全面提升区域旅游职业教育整体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三服务”:服务社会、服务企业、服务学生
服务社会:与相关政府机构及各地方政府合作,实现了社会服务与社会效益的双赢。受四川省旅游部门委托,编制了《四川省旅游景区标准化工作指南》、《四川省星级酒店标准化工作指南》、《四川省旅行社标准化工作指南》;受新津县政府部门委托,开展广而深的校地合作,涉足教育、科研、旅游、职业技能培训等领域,承担和完成“新津旅游产品推荐会”、“新津乡村旅游人才培训”、“中法乡村旅游论坛”、“中职旅游专业师资培训计划”等委托项目。与成都锦江区三圣乡开展乡村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计划,在邛崃市平乐古镇推行“一店一名大学生”项目,并成为大学生就业创业基地,与大邑安仁镇景区合作开发规划设计和导游词编写,与都江堰龙池镇合作灾后景区恢复开发与路牌设计等项目,与成都置信集团共建景区专业,在温江“国色天乡”景区开展“天乡班”订单式培养,截至目前,“天乡班”已进行三年,103名学生接受订单式培养。集团成立成都旅游职业培训鉴定中心,为省内城乡就业人员开展职业技能鉴定3911人次。
服务企业:与企业共同编撰旅游职教期刊、举办“牧山论坛”、“亚洲旅游协会青年论坛”等旅游职业教育论坛。开展国内外有关旅游职业教育及旅游产业发展合作交流活动,促进职业教育领域、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集团先后与加拿大温哥华社区学院共同举办的“教师教育与发展”培训班,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举办旅游职教国际论坛,与法国雅高集团共建雅高成都学院、与洲际酒店合作建立英才培养学院等。为更好的服务企业,集团与四川省旅游协会合作举办大中专学生饭店技能大赛,参与“旅游酒店人才问题政企校高端座谈沙龙”,为成都酒店业未来发展前景、人力资源面临的困境、破解供需矛盾等问题出谋划策,与成都意道旅游规划工厂合作项目,为企业提供技术、工艺和产品开发服务。
服务学生:建立成都旅游职教集团就业信息网络平台。通过平台,优先满足集团内企业成员单位的用人需求,实现职业教育与产业协调发展;通过平台,学校和学生亦可了解行业、企业人才需求的第一手信息,调整人才培养方向和就业思路,实现分层次校企合作、国际合作、就业资源、校外实训基地共享。完善成都旅游与酒店云资源信息化平台,开发集常规教学、行业信息、技术培训、管理岗位培训、名企学院课程等为一体的特色教学资源库。举办旅游专场招聘会,为学生就业提供渠道。
服务社会、服务企业、服务学生是集团化办学的最终目的。在“三服务”中建立适应市场、立足行业、依托企业、强化技能的现代旅游职业教育模式,有助于推动院校和企业共同发展,打造旅游职业教育品牌,对于满足社会对旅游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满足人们对优质旅游职业教育的需求具有积极意义。
成都旅游职业教育集团依托“三统三带三服务”,充分发挥高中职院校、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各自优势,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促进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和办学模式改革,提高办学水平,给地方旅游行业、企业带来了全新的机制。同时,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实现校企双赢,更好地服务于地区经济建设,促进职业教育资源的整合,教育与产业的结合,学校与企业的联合,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共同开发市场,探索出了一条地方旅游职业教育走规模化、集约化、连锁化的办学道路,职业教育集团发展焕发出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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