Ø  媒体聚焦

l 近日，“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暨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2014年年会”在江苏泰州召开。会议以“贯彻落实职教会议精神•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为主题，充分展现了高等职业教育下接地气、直接服务区域发展的实际成效，展示了高等职业教育在强化内涵建设、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的活力。（10月20日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l  日前，教育部下发《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重视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加大支持力度，大胆探索实践，着力构建现代学徒制培养体系，全面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能力和水平。（10月21日 中国教育报）

l  世界职教院校联盟2014年世界大会在京召开。大会旨在帮助广大职教院校与国际合作伙伴建立联系，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加强校际合作，进一步激发职教院校办学活力，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发展。（中国教育报  10月25日）

Ø  职成司工作动态

l  10月8日，印发《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2015-2017年）（征求意见稿）》，向国务院相关部门，各省教育厅、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公开征求意见。

l  10月13日，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

集与管理平台正式升级上线，并分东北、西北、西南、华中、华东、华南6个片区开展平台使用培训。

l  10月24日上午，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结

座谈工作会在天津召开。

Ø  地方动态

l 湖南：近日，湖南省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基地签约授牌典礼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该校正式成为湖南省首家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基地。（中国青年报  10月20日）

l 河北：日前，《河北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该省将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全部纳入法制化管理。《条例》明确，通过开放大学建立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社会公共文化资源共享。（中国教育报 10月22日）

l上海：10月26日，上海第十届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徐汇中学拉开了序幕。开幕式以“终身学习成就梦想”为主题，设置了“最受市民欢迎的20门精品课程”现场体验、五大“文化主题”教学成果展示等精彩内容。 （人民网  10月26日）

    本报北京10月28日电 记者杨舒从28日科技部新闻通气会上获悉，《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已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于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报批实施。《意见》实施后，不涉密和无特殊规定的国家各类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将一律向社会开放，并将建立相应的、统一开放的国家网络管理服务平台。

    据了解，《意见》中所指出的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包括大型科学装置、科学仪器中心、科学仪器服务单元和单台（套）价值50万元以上的科学仪器设备等。主要分布在高校、科研院所和部分国有企业的各类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分析测试中心、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及大型科学设施中心等研究实验基地。科技部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近9万台（套），其中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总量为54918台（套），原值总计780.2亿元。

    《意见》指出，对于各类科研设施与仪器的开放服务，将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家网络管理服务平台，实现开放信息共享。在建设目标上，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覆盖各类科研设施仪器、统一规范、功能强大的专业化、网络化管理服务体系，健全机制，合理布局，使资源利用率得到显著提升，科研水平得到提高，通过开放共享，使分散、重复、低效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这些曾经的高考“香饽饽”专业，如今却成了就业市场的“冷饭”。国家教育部日前公布了近两年来全国就业率较低的15个本科专业，令人意外的是，这些“榜上有名”的专业，曾经都是炙手可热的热门专业。与此同时，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学等颇为时髦的专业，在广东省也成了就业的老大难专业，令人唏嘘不已。

俗话说“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这些专业的毕业生就业遇冷，一定程度是因为存在着人才供大于求的问题。笔者认为，与其高等院校苦苦支撑着这些就业困难专业，不如将其转为职业教育，也许能够在就业市场上杀出一条血路。

仔细分析这些就业困难专业，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许多专业的开设门槛不高，而且对学生的高考成绩要求也不算太高，并且学费往往十分高昂，因此吸引了一大批高等院校扎堆上马。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播音与主持艺术这一个专业，目前广东省内就有10所高校已开设，全国范围拥有该专业的高校更是多达近百所。然而，国内广播电视机构数量有限，面对该专业每年人数众多的毕业生群体，根本无法满足对口就业。

与此同时，许多开设这些就业困难专业的高校，师资力量方面也参差不齐，导致了教学质量低下，毕业生的业务能力令人堪忧。因此笔者建议，不妨由各类职业院校接棒，将其转为职业教育，以适应用人单位对相关人才的需求。

职业院校的立身之本是“职业”二字，其教育教学重心都是围绕着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能力培养。通过“校企结合”、“工学结合”的磨练，许多职教生初入职场往往就能很快上手，从而缩短了与用人单位的“磨合期”。此外，职教生往往也更适应复杂的就业环境，“眼高手低”的情况相对较少。

如果将部分就业困难专业转变为职业教育，笔者认为，可以满足基层单位对于相关人才的需要。以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为例，假使转为职业教育的话，各类职业院校可以根据自身办学特色，培养相应的专业方向。比如，交通类职院可以为铁路、民航等单位，定向培养列车、机场播音员；旅游类职院可以为旅游景区、旅游视频网站等单位，定向培养熟悉旅游业务的播音员……这样一来，毕业生不再只学会了一口“播音腔”，而成为了面向职场的复合型人才，显然更加受用人单位的青睐！

然而，职业教育接棒部分就业困难专业，笔者认为也要避免走入误区，尤其是避免“换汤不换药”的问题。如果仅仅是从高等院校改旗易帜，而没有真正融入职业教育的特色的话，那么这些专业今后的就业前景将依旧堪忧。另一方面，职业院校也要充分考虑到自身特点和师资力量水平，切忌一窝蜂的盲目上马，重蹈“香饽饽”变“冷饭”的覆辙。

10月24日,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承办的“世界职教院校联盟（wfcp）2014年世界大会”在国家会议中心拉开帷幕。本次大会聚焦世界职教改革发展的最新趋势和动向，由职教论坛、国际职教展、职教院校合作洽谈会以及青年领袖营等交流活动组成。大会旨在帮助广大职教院校与国际合作伙伴建立联系，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加强校际合作，进一步激发职教院校办学活力，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发展。

2014中国国际教育展在京举行

2014中国国际教育展近日在北京举行。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余所海外院校进京招生。除传统名校外，德国、爱尔兰等国的不少应用技术型大学也凭借“高就业率”和“便捷移民”引来中国学生的青睐。此外，法国与我国8所高中试点合作，北京三所高中的学生可凭借会考成绩申请留学法国。

全国高校15个就业“困难户”专业出炉

近日，教育部门公布了近两年来就业率较低的全国15个本科专业，包括：食品卫生与营养学、生物科学、旅游管理、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市场营销、动画、知识产权、广播电视编导、表演、艺术设计学、播音与主持艺术、音乐表演、电子商务、贸易经济、公共事业管理。其中，市场营销和公共事业管理两个专业也入围全国多个省份就业难名单。

    人生而平等无所谓高低贵贱，教育也是平等的，每个学生的志愿都应该受到社会尊重，人的社会职业也是平等的任何正当职业也都应该受到社会尊重。但是，奇怪的是，这些先进的理念难以体现在我们的教育中。例如，在我国，职业教育事实上成了大多数人观念中的次等教育。尤其奇怪的是，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化生产越来越需要大批的技术型人才，我们的职业教育本该有能力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和输送各类实用型技术人才，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国的职业教育从一开始就依附于高考且被高考制度中的统一考试分批次录取压在了最底层。我认为，我国的职业教育之所以陷入招生难、沦为次等教育的境地，原因除了适龄人口呈下降趋势、投入不足、办学质量总体不高、校企合作不足、以及传统观念中的“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等等因素影响之外，最主要的核心因素实际上就是统一考试分批次录取招生政策本身。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针对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深入讨论这个话题，最终集思广益，找到解决问题的多种方式和方法。

　　从宏观上说，适龄人口下降是会影响学校招生的，但是它影响的不只是职业教育，还包括普通高校；因此，这个因素不能被认为是职业院校招生难、沦为次等教育的主要原因。投入不足是制约职业院校招生难的因素，因为投入不足可以影响职业院校的硬件建设和发展规模；然而，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即便是投入相对较足的职业院校校也仍然遇到了生源问题，学校地位也难以与普通高校同等。办学质量不高会影响社会评价，也会影响生源；然而，办学质量较高的职业院校就一定会保持足够规模的生源吗?从近年的招生情况看，有些办学质量较好的职业院校同样也遇到了生源问题，也在受次等教育观念的影响。校企合作不足会影响职业学校学生的就业，然而即便是校企合作搞得好的职业院校，同样会遇到学生就业难、就业不稳定、就业后又弃业的情况。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会影响考生对职业院校的否定性选择，但是从学生的差异上看，并非所有考生都不愿意选择职业学校，有不少学生从上初中开始其实就有读职业院校的意愿，这是学生差异化发展职业人生的规律反映。可见，适龄人口呈下降趋势、投入不足、办学质量总体不高、校企合作不足、以及传统观念中的“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等等因素只是影响职业院校招生难、使职业教育沦为次等教育的次要因素，而非核心因素。

　　那么，影响职业教育并导致职业教育沦为次等教育的核心因素是什么？我认为实际上就是统一考试分批次录取招生政策本身。这一政策是一个不平等的政策，也是引导人们的观念中产生职业教育是次等教育思想意识的主要推手。人的观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虽然它可以从传统观念中得到某种程度的承袭，但是就现实中职业教育是次等教育的观念来源看，从一定程度上看是学而优则仕的承袭，然而从现实处境看，是由统一考试分批次录取政策长期引导固化所致。这种政策没有充分考虑学生差异化发展、个性化发展、多元化发展、多元化选择未来职业的教育规律，也没有充分考虑综合性评价、发展性评价等素质评价的科学评价人才的基本规律，而是建立在单一的分数评价基础之上的唯分数唯等级录取制度，再加上等级性质的分批次录取方式，由政策规定了职业教育在高考录取地位里的次等地位。不是吗，重点大学按照高分优先录取，之后是普通院校录取，最后才是职业院校录取。这种等级分明的录取不是由招生政策所规定的吗？职业院校能自主选择吗？不能，只能按照政策走。

　　这种等级性质的招生政策不是实行了三五年，而是实行了三十多年。就是在这样的三十多年的政策引导下，我国的职业教育学校很难招到高分学生，也很难实现自主招生，生源越来越成为问题。也就是在这样的三十多年的政策引导下，逐渐扭曲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和理解，使得职业教育逼迫无奈地沦为人们观念里的次等教育。不仅如此，伴随着高考唯分数选拔制度的实行，也逐渐固化了教育管理和社会唯分数评价教育质量的观念。在教育管理者那里，哪个学校的中考或高考升学率高，哪个学校就是办得有质量的。相应的，高升学率学校会被教育管理者划为省级示范性学校，而低升学率的学校则被划为市级示范性学校，升学率过低的学校则被视为薄弱学校。就这样，我们把平等的教育办成了不平等的教育，进而还把平等的职业选择引向了不平等。这一点，充分地体现在职业教育遭遇生源危机和沦为次等教育的现实中。

　　解决职业教育面临的被沦为次等教育的大问题，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分析理解，但是最为关键的是，要在大力宣传发展职业教育重要性的前提下，想办法从观念、政策、自主办学等多方面深化改革，扶正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譬如，从政策方面反思。一方面国家大力倡导发展职业教育以适应经济社会对各类劳动技术性人才的需要，一方面却把职业院校的招生捆绑在高考战车上，人为地让职业教育招生批次靠后，为什么不让职业院校提前于普通高校实现完全独立的自主招生呢？我国的职业教育总体规模超大，距离人才市场的需求最近，客观上需要更加灵活的能够迅速适应人才市场变化的自主招生政策，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国家在职业院校招生上统得过死，至今仍然脱不开高考模式。因此，我们的话题自然要回到两类人才和两种模式高考上。

　　今年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技能型和学术型。一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二是现在的高考，即学术型人才高考。鲁昕说：“在高中阶段，16岁就可以选择你未来发展的模式。当然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模式，你都可以实现你的人生目标。”消息一出，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假若招生政策真能如此，那该多好。笔者认为，这一改革举措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高考模式单一的问题，可以给考生提供多样化选择的机会，但是具体的实施效果如何，还有待于改革举措是否能够很好地落实到位。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发现，这一改革举措真正引出的话题是职业教育到底怎么办的问题，以及如何办得更好的问题。

　　职业教育到底怎么办，怎样做才会办得更好，不是现在才提出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由来已久，而探索解决问题的过程，也一直伴随着职业教育的实践和理论反思，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结合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我认为，要办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深化高考制度改革，而且要大胆破除分批次录取陈规，要给职业院校更多地下放招生权，用新的录取政策矫正旧的政策引偏了职业教育观念，进而从深层次角度解决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识问题。

　　这种被引偏的认识问题主要表现在：不管是非教育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他们对职业教育都不同程度地怀有某些偏见。他们中的不少人总是认为，职业院校不是正规大学，只有通过文化课程和艺术课程培养人才的大学才是正规大学。他们还认为，孩子上职业学校学习实用技术就是为将来选择体力劳动，而体力劳动是不光彩的工作。不少家长最大期望就是让自己的孩子上正规大学学习专业文化课程，将来成为体面的脑力劳动者，最好可以进入政界当官，以光宗耀祖。其中的一部分人甚至认为自己的孩子只有上名校才有前途。有三种社会现象可以从侧面印证这种状态：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不遗余力大肆宣传高考状元；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大力奖励考上清华北大等名校的考生；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最关注的是名校排名。这样做的结果无疑是在把高考的天梯指向名校，进而逐渐形成高考制度下的名校情结；这样做的结果也同时是逐渐对职业教育社会价值的矮化；这样做的最终的结果是，职业教育乃至职业院校只是充当了高考的陪衬者，只是在拾人牙慧。

　　难道不是吗，我们的职业教育从来就是单一高考模式下的附属品，何曾被我们的高考制度设计和社会评价这样的双手扶正过？最终，在看不见的引偏了职业教育观念影响下，职业教育的社会价值必然被矮化，上职业院校低人一等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也就难以消除。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部分教育工作者实际存在的职业教育偏见对学生选择未来社会职业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譬如其一本论、二本论至上的观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生对职业院校的选择。

　　我们常说高考是独木桥，千军万马在挤，在冲锋陷阵，只是，有多少人是在努力向职业院校冲锋呢？职业教育不被人看重，更不被人看好，而总是被人看扁，总是被人为地矮化。这倒是事实。由此可见，不解决社会怎么看职业教育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普遍问题，徒有高考模式一分为二变成两种模式高考——技能型和学术型，还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综合起来看，除了职业院校自身的因素、人口下降趋势因素、传统观念等等之外，真正阻碍职业教育发展、使职业教育沦为次等教育的因素主要是过去单一的高考模式以及分批次录取制度，这种制度使得职业教育的录取长期处于最末位置。这不仅影响了职业院校的生源质量，也从而引偏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社会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因此，要改变职业教育的处境，扶正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使之与其他教育处于平等地位，确实需要我们加大对职业教育社会价值的宣传教育力度，需要一定的政策扶持，需要我们不断提高社会对职业教育价值的感受和认识水平，更需要深化高考制度特别是录取制度的改革。我认为，在目前的高考改革进程中，不可能让职业院校完全自主招生，但是至少要打破按照考试分数分批次录取的旧制度，让职业院校的招生录取工作与其他院校平等起来，让职业教育和非职业教育院校平等招生，以此为切入点，逐渐提升职业院校的教育地位。（作者系兰州市第十中学教师、教研员）

【研究结论】

1. 职业教育是在线教育竞争的最激烈领域，也是前景最被看好的细分市场。公务员、会计、IT编程、英语、高教、医学等以掌握技能为主要目的职业在线教育成为当下焦点；

2. 相比线下培训班，线上职业教育可以方便高效地学到有用技术技能，价格通常也更实惠。由于职教用户有明确的学习需求，只要内容优质，自有大批用户买单；

3. 职业教育的人群主动学习意识更强，付费能力和意愿也相对很高。同时由于职场和相关资质考试通常可以对学习效果进行直接评判，也有利于反馈和传播；

4. 目前在线职业教育的整体市场规模依然较小，市场渗透率偏低，发展空间和潜力较大。

用户行为分析:国企、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是主力军

腾讯科技企鹅智酷近期启动了一次面向近两万名用户的在线教育调查。在筛选排除了4605名非在线教育用户后，我们制作了这样一张中国在线教育用户的职业图谱：

1. 国企/公务员/事业单位用户是在线教育群体的主力军。一方面由于这部分用户通常在职业发展中有较强的资质考试需求，另一方面，其业务能力提升也更多依赖外部培训；

2. 如果我们以职业教育用户来划分，那么国企/公务员/事业单位加上公司职员和管理人员，其总数占据了全部在线教育用户的54%，超过半数。由此可见，职业教育确实是在线教育市场的热点领域；

3. 自由职业者同样是在线教育的主要用户群体，占据了总样本量的15%。其中相当一部分所学习内容，也和职业教育关联紧密；

4. 工人和农民并非在线教育的主要用户，进展9%的比例。学生占据了在线教育用户的14%左右。

玩家：在线职业教育的行业格局

目前，业内在线职业教育主要有学习类视频、题库和综合平台几种模式，并细分为B2B2C、B2C、O2O等近百家参与者。其中IT类培训类数量最多，其次是公务员考试培训。

典型玩家如下：

极客学院，上线仅7个月融资2200万美元，主要为专业开发者提供IT技术的在线培训，课程涵盖Android、iOS、HTML5、Cocos2d-X、JAVA等300多门。收入采用会员制模式（30元/月、260元/年等）。

已经上市的正保教育和达内科技：采取线上与线下结合的O2O远程教学的模式，核心竞争力是内容设计和课程研发。

慧科教育，已获复兴昆仲资本领投的2000万美元A轮融资。

邢帅网络学院，获君联资本、北极光创投联合3000万美元B轮融资。

华图网校，主要针对公务员考试。

猿题库，是题库类在线教育的代表。

潜在挑战：市场规模尚小，盈利不易

在线教育的实际市场规模并不大，根据第三方统计估算，2014年在线职业教育市场规模约为35亿元人民币，远低于业内预期，而同期整个在线教育的市场规模达到了164.8亿——在线职业教育的占比约为21%。

按照第三方的预期，到2018年，在线职业教育市场规模将增至134.5亿元，而届时整个在线教育市场的规模将达到501.8亿元——在线职业教育的占比也上升至27%。

同时，如何获取盈利和迅速扩大用户规模，依然是在线职业教育的切实挑战。传统线下教育通过规模化和品牌化已抢得市场先机，并且在用户的消费心里中，线下实体上课的付费更有认可度。作为网络授课的在线职业教育，很难再收费标准上与线下直接PK。要打破用户心中“网络都是免费的”这一传统认知，尚需时间和良好的培训口碑传播。

机遇：政策和环境利好，可与招聘渠道对接

相比较在线教育的其他细分领域，职业技术教育是一个相对容易标准化的领域，天然适合在线模式。平台和产品可直接与招聘渠道对接，让教育和就业无缝连接，以此产生新的商业模式。

同时，相关政策和环境也有更多利好。国家正对职业教育的大力扶持会长期影响在线职业教育的市场发展，而从目前的就业大环境看，职业教育的就业率相对较高，也会吸引更多用户进来。预计2015年至2018年，在线职业教育的市场规模年同比增速，将达到30-50%。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切实解决学生不愿读、老师不会教、学校不愿转、企业不愿管等问题，找准突破口和切入点，破解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解决职业教育发展的深层次矛盾。

　　一、针对学生不愿读的问题，搭建多样化多路径成才“立交桥”

　　受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些人的思想观念中，上高中、考大学才是“正途”，而读职业院校是没有前途的。当前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解决好本科职业教育缺失问题。要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积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政府在招生、投入等政策措施上向应用技术型高校倾斜。二是要解决好通道不畅问题。要加快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有机衔接，探索中高职分段培养、中职与应用型本科分段培养、高职与应用型本科分段培养、专业研究生招收高职毕业生和应用型本科毕业生的试点。要推动各层次职业院校的沟通与合作，支持区域内、集团内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合作办学。

　　二、针对教师不会教的问题，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目前职业院校的教师多是从普教转型而来，缺乏职教观念和教学经验。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职业学校要把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实践性强、专兼结合的“双师型”职教师资队伍作为职业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首先，要建立职业教育教师到企业实践制度，不断更新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其次，要完善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制度，加大师资培训投入，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在于专业进修和企业培训。再其次，要完善职业院校教师补充机制，聘任（聘用）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到职业院校担任专业课教师或实习指导教师。制定兼职教师聘用办法和教师准入、职务职称评聘改革办法，让更多行业企业优秀人才走到职业教育教学一线。

　　三、针对学校不愿转的问题，明确职业教育学校的发展定位

　　职业院校改换门面、升格提级，近年来成为一种趋势；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也遇到阻力。对于这一问题，首先，要以服务发展为宗旨，把职业教育作为转方式调结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以实现高质量就业为导向，把职业教育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以促进公平公正为要求，加大对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其次，对人才实行分类培养，中等职业教育重点培养现代农业、工业、服务业和民族传统工艺振兴需要的一线技术技能人才；专科高等职业教育重点培养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需要的发展型、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应用型本科院校重点培养工程师、高级技工、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等。这样的定位，有利于各级各类职业院校办出自身特色，遏制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简单化倾向，揭示不同层次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差异。再其次，要科学合理设置学校专业，健全专业随产业发展动态调整机制，引导职业学校重点建设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品牌专业，重点提升面向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社会管理、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人才培养能力。

　　四、针对行业企业不愿管的问题，大力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

　　职业教育具有十分鲜明的跨界性，必须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式来实现。然而，职业教育一直存在着“学校热，企业冷”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是企业怕培养的人才不能为企业所用，为别人做了嫁衣裳；二是“先培训、后就业”、“先培训、后上岗”等就业准入制度在一些企业不能得到真正落实；三是大部分企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对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责任性还不强。针对现状，第一，学校要主动针对企业需求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实现培养培训与区域经济发展及企业需求对接，专业与产业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增强对企业的服务和支持能力。第二，政府要鼓励和引导企业深度参与学校教育教学。通过职教集团、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等形式，使企业参与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支持专业建设、教师培养和学生实习实训。第三，有关行政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要发挥对职业教育的指导作用，大力推进产教结合。第四，要研究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政府要研究制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的促进办法，明确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内涵、原则、合作内容、双方互赢的实现途径，规定企业的法律义务和参与职业教育的优惠政策。

　　五、针对政府不愿投的问题，建立健全职业教育的投入保障机制

　　职业教育实施的是专业教育，需要比普通教育更多的设备、场地和专业技术人员，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比起其他类型教育，各级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相对不足，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制定职业院校的生均经费标准。各级政府要切实承担起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主体责任，把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建立健全职业教育的投入保障机制。首先，要逐步增加公共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职业教育经费支出要与当地财政经常性支出和教育经费支出同步增长；要依法制定和落实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或公用经费标准；地方教育附加费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低于30%。其次，要建立多渠道的职业教育投入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鼓励支持社会各界特别是行业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职业教育，鼓励支持社会资金和民间资本参与民办职业教育。再其次，要完善职业学校学生资助政策，逐步建立职业院校助学金覆盖面和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全面推行以“直补个人”为主的支付办法，严查各类职业学校“双重学籍”、“虚假学籍”等问题，防止管理漏洞。

　　六、针对中职学校“散、小、弱”的问题，加大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化整合

　　一直以来，由于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不顺，中职教育多头管理、多头审批现象普遍存在，各地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散、小、弱”问题比较突出。下一步，要按照“布局合理、规模适度、结构优化、特色鲜明”的总体思路，加大中等职业教育资源优化整合。第一，整合优化市、县（区）职业教育学校。以设区市为单位整合区域内各类职业教育资源，充分发挥设区市政府的统筹作用，打破部门和学校类型的界限，通过优化学校布局和专业布点，向具有竞争优势和办学活力的学校积聚，建成一批支撑区域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优质中等职业学校。第二，整顿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对经审核没有产权、没有校园和校舍、没有正常办学经费来源，办学规模相对较小，靠以学养学的民办中等职业学校，要予以停办和撤销。力争民办中等职业学校的校均办学规模达到2000人以上。第三，推动区域职业教育资源共享。要大力推进职教集团化办学、职教专业联盟建设、职教园区建设，推进区域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共享师资、课程、实训设备和技术等教育教学资源。第四，推进专业教学考核与技能鉴定相结合。探索中职学校和技工学校“挂双牌”和“双证互通”试点。加强中高职教育与技师教育的衔接，根据高等学校设置规定，将符合条件的技师学院纳入高等教育系列。

中国加拿大职教专家纵论老年护理专业建设

　　华龙网讯（姚辉省）随着养老产业的日益发展，社会和市场对养老需求，以及养老环境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为进一步促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推进养老服务业和养老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高养老人才的规模、层次和质量。

　　10月23日—25日，来自加拿大康尼斯托加学院四位专家，北京大学护理学院的王志稳教授，以及全国各地21所职业院校相关负责人，齐聚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就国际化的老年护理专业建设及创新教育等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据了解，中加职教专家就各国老年护理课程体系建设进行了研讨，特别是如何就国际化的老年护理融入中国特色，以及如何贯彻“教职业人”，而不是“教学生”的理念，对老年护理课程体系改革、产教融合等多重议题进行探讨。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曹毅副院长表示，养老是当今社会的重点以及热点问题，养老教育作为养老护理产业的基石，应当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而作为重庆唯一一家开设了老年服务相关专业的学院，更应为养老护理行业做出更大贡献，并希望以此为契机，中加联手共同培养更专业的、国际化的老年护理人才。

    理清教育公权，完善行使规则，保障规范运行，成为教育治理的首要之举；进一步亮出政府管理教育的具体职能，不断创新社会参与机制，促进社会各类主体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使管理主体逐步从一元走向多元。

    ■丁善辉

    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基于教育改革发展新形势，着力剖解教育发展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管理体制、机制问题的新思想、新论断。理念的变革最终要在行政行为规范上、行政能力提升上、行政效能彰显上发生科学的回位。教育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先“理”出一些头绪，方能“治”得到位。

    “理”公权“治”乱为，强化公平意识

    中国教育的起步与发展源自私塾繁荣，独享教育成果成为个人拥有的私权。随着社会的进步，原本专属于个人的教育私权也逐步被属于政府的教育公权所替代。然而，作为教育公权的实施主体，教育公权私用、乱用常常诱发社会矛盾，导致公众诟病，搅乱了教育的清静和圣洁。

    选拔性考试或可被称为中国教育中最残酷的方面，中考和高考机制的排他性决定了公众对公平竞争的热切期待。这也是公权私用的敏感地带。由于公权私有的介入，让教育公平受到了冲击。去年7月部分媒体报道的四川省眉山市委宣传部“下公函要求东坡区教育局照顾干部子女就学”一事，至今令人记忆犹新。虽然是一次“误用公章的个人行为”，当地有关部门也及时予以了干预和制止，但是公权干预教育招生秩序的负面影响却既成事实。它时刻警示公权部门和行政人员必须把握公权使用底线，任何逾越或凌驾于公权之上的行为必然会遭到抵制，见不得阳光。

    曾经热热闹闹而今却行将销声匿迹的高考“点招制度”这一事实，就昭示了公权乱为之后，公众对公权回归正途的觉醒。社会期待依赖公权推进教育方针的实施，依赖教育法规规范教育行为，更依赖公权维护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由此看来，理清教育公权，完善行使规则，保障规范运行，成为教育治理的首要之举。唯有如此，才能避免私权泛滥和行政乱为，也才能确保教育公平和正义。

    “理”职能“治”不为，强化主体意识

    现阶段各级政府是教育发展的主要保障者。这不仅是教育资源实现有效配置的要求，也是当下国家促进社会公平的职能所在。几年来，我国始终把教育改革与发展、解决教育领域问题以及推动教育均衡等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政府主导或直接制订了各种教育发展规划，从宏观意义上提出延伸义务教育年限、扩大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实施课程改革、提高教师专业水平进而促进教育质量提升，等等，成为中国教育发展问题的治本之策。

    教育发展宏观层面上的举措仅仅是策略上的圈圈点点，从操作层面、实践层面审视，我们不难发现，有的基层政府出于政治进步或经济发展的权衡和考量，在履行自身职能过程中挑挑拣拣，对经费、人事管理“铁板一块，统得过死”，对教育投入、条件改善“过于淡化，避而不谈”，暴露出官僚体制背景下的行政不作为，失却了政府办学应有的主体地位，从而弱化了政府自身担当主导办学的角色意义。前不久，国家开展推进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评估，以推动地方政府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不少地区积极参与创建。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教育整体水平和办学层次显著提升。但是，也有一些欠发达地区，视创建为学校本身的事情，对教育投入、师资配备等刚性要求置之不理，弄得一些学校硬着头皮负债应付创建——因为政府行政不作为，导致原本极富积极意义的创建反而成了学校的负担，教育均衡发展成为负债发展，学校校长不得不周旋于借债还债的事务中。这样的“短期行为”滋生与蔓延，表面上造就了一些“形象工程”“品牌工程”，而实际成效却有着难与人说的一面。

    推进和实现政府教育管理职能的实施，重要的是要进一步亮出政府管理教育的具体职能，不断创新社会参与机制，疏通社会参与渠道，促进社会各类主体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使管理主体逐步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单向走向互动。同时，建立健全较为完备的教育行政听证制度和行政不作为问责制度，真正以制度体系和问责机制保障政府教育职能到位，从而更好地促进教育可持续发展。

    “理”政绩“治”无为，强化效益意识

    2012年，武汉市治庸问责办公室主办了“电视问政”活动，多个政府部门的主要官员现场向百姓评委作答。电视问政的出题人和评委都是普通百姓，评判员也是百姓。结果，那些为民务实的贤人被百姓称道，而那些不作为、乱作为、无作为的庸者则如坐针毡。从政务公开到公开承诺，从公开承诺到电视问政，那些习惯于掺水分、玩文字、夸政绩的官员在百姓追问中不禁汗颜。而教育治理能力如何、成效怎样，也绝不是靠总结报告的归纳评价，也不可能依赖教育品牌的表面光鲜，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的认可和满意度。

    孩子读得起书，上学有安全保障，居住地、学校周边无不良因素诱惑和环境影响，家长无需因择校苦恼；孩子真正喜欢学校、喜欢老师，所有的课程都有专业老师教，等等，这些都是能够让百姓放心的教育生态。社会对教育的期待其实就是对教育治理主体责任落实的期待，更是对教育管理主体职能履行的最直接、最直观评判。

    教育“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源自对教育问题的整肃，包括调动有利于教育发展的各类主体共同参与教育事务，以此维护、保障和改善教育民生，让人民群众真正享受教育的公平正义。不管哪个地区，只要能让肩负教育管理职能的主体直面最基层的百姓，以群众的评价研判政绩，倒逼责任主体检点自己的职能行为和社会效益。

    实现有效的教育治理，推进教育的公平正义是重要准则，普惠教育民生是价值追求，促进社会和谐是重要表征，落实教育方针是底线保证。因此，提升教育治理能力，让各类主体切实履行管理职能，切实担负起教育的担当，让人民群众共享幸福教育，是百姓对教育治理的最大期待。

    (作者系江苏省大丰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2005年10月28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本日其他大事还有：

　　2007年10月28日，教育部部长周济赴江西出席了井冈山大学揭牌暨江西省人民政府、教育部共同重点支持井冈山大学建设签约仪式，并代表教育部在协议上签字。在江西期间，周济还考察了吉安市吉州区职业中专、吉安县永和中学、吉安县锦园小学。

　　△首届国际航空科学与技术发展高峰论坛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幕。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出席开幕式并致词。

　　△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赴上海出席了第三届“大学计算机课程报告论坛”闭幕式并讲话。

　　2006年10月28日，教育部部长周济赴南京出席了教育部、江苏省人民政府继续重点共建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协议签字仪式。周济与江苏省省长梁保华分别代表教育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在协议上签字。之后，周济主持座谈会，就江苏省高校特别是民办高校的稳定问题与江苏省人民政府及省教育厅的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同日，教育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继续重点共建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的决定》。

　　△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委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共同举办的“北京论坛2006”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北京市副市长赵凤桐出席了论坛开幕式，章新胜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词。

　　2005年10月28日，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出席了教育部与微软公司“长城计划”第二期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并向微软公司授予了“教育部―微软产学研合作教育基地”牌匾。

　　△教育部发出《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做好民族教育工作的通知》。

　　2004年10月28日，教育部、建设部发出《关于实施职业院校建设行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的通知》。

　　2003年10月28日―29日，由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党组联合召开的第十二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研究高校党建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提出切实加强和改进高校党建工作，促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思路、新措施。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在高校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的思路，并对加强高校领导班子建设，院(系)党委、总支建设，学生和教职工党支部建设，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等作出具体部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会议。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周济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中宣部副部长雒树刚代表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在闭幕式上作总结讲话。

　　1998年10月28日，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在北京会见应邀来访的以教育部长斯特拉热夫为团长的白俄罗斯教育代表团，并代表中国政府与斯特拉热夫部长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关于相互承认学历证书的协议》。

　　1996年10月28日，国家教委办公厅印发《委属高校教学建设与改革专项基金管理暂行规定》。

　　1994年10月28日，《国家教育委员会政报》1994年第10期刊载中共中央1994年8月23日印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1994年10月28日一31日，由民建、民盟等八个民主党派及全国工商联、中华职教社共同召开的全国民办教育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国家教委副主任王明达到会讲话。

　　△江泽民主席在北京会见美籍华裔数学家、南开大学教学研究所名誉所长陈省身教授及夫人，就中国教育发展问题进行交谈。

　　1993年10月28日，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受国务院委托，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就当前教育战线的形势和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向八届人大常委会作了报告。

　　1990年10月28日～31日，全国中小学实验教学普及县现场会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柳斌和四川省副省长韩邦彦出席了会议。12月25日，国家教委办公厅印发了会议纪要和何东昌、柳斌的讲话。

　　1989年10月28日，《中国教育报》发表何东昌为祝贺广播电视大学创建十周年撰写的文章：《建设具有中国远距离教育特色的广播电视大学》。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5届大会上，国家教委副主任滕藤当选为该组织执行局委员，任期四年。

　　1988年10月28日，国家教委召开第十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研究和部署了进一步改进出国留学工作的问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在会上强调，对出国留学工作，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不仅要着眼于当前国家建设的需要，而且要同我国争夺21世纪在国际上的有利战略地位联系起来。帮助回国留学人员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做好安排，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出国留学工作的重点。

　　1987年10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教委《关于教育部门勤工俭学管理机构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及时制止了撤销为勤工俭学服务的专业公司的做法，对重视和促进勤工俭学工作、稳定队伍起到了积极作用。

　　△国家教委颁发《高等学校总会计师工作试行规程》。要求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应当设立总会计师，加强学校的财经管理。

　　1987年10月，国家教委发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实施意见》，决定从1988年开始招收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研究生。1988年由复旦大学等10所高校首批招生

　　1986年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教育部第一副部长瓦?契萨士访华。双方签订了1987～1988年度教育合作备忘录。

    家长和老师，都需要审慎和认真地修正一个评价指标，也即教育的核心指标——什么才是成才。

    ■王永

    10月25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在一个论坛上提出了“终身竞争力”的概念，他认为，培养孩子的“终身竞争力”“比上任何大学都重要”。

    对于“终身竞争力”，俞敏洪这样阐释，“培养孩子海阔天空的胸怀，培养孩子积极向上的个性，培养孩子面对挫折和失败奋勇前进的精神以及与人交往的团队合作能力”。这四句话不长，但却包含了孩子将来走上社会参与竞争和健康生活的四个关键要素，这四个方面不仅是学生们应该逐渐培养和建立的“竞争力”，更是每一个走上社会的成年人应该不断在内心建设和巩固的能力。

    理想和现实总是有相当距离。当下的学校教育，囿于中考和高考指挥棒的“引导”，大多数中小学没有更多的教科研人力投入到孩子的性格、适应性等方面的培养研究上，我们所期待的“终身竞争力”目前来说更多的还是寄望于家庭教育。

    因为涉及对孩子的个性以及适应力的培养，中国人有一个说法叫“三岁看老”，所以对于“终身竞争力”的培养实际上应该从幼儿园时期开始抓起，当然，这种培养和“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功利型培养不同，而是家长通过耐心和有计划、有层次的家庭教育和以身作则，逐渐培养孩子积极乐观的个性特点以及由个性培养所带来的“附加成果”——宽厚的气度、百折不挠的勇气、积极协作参与的群体精神、乐观开朗的精神面貌等等。

    有的家长可能认为在高考最终“一锤定音”的大环境面前谈家庭教育培养孩子“终身竞争力”有点太“奢侈”，其实这种认识还是把教育看成了带有功利性目的的活动，正如教育专家熊丙奇所说，“教育的目的是让每个人得到自我完善，让生活更美好。但是在单一社会评价体系中，应试教育的大环境让教育中的功利化、竞技化色彩越来越浓”。而我们的孩子们无论是小学阶段面临的小升初，还是中学阶段面临的中考，甚至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里，幼儿园小朋友还要面临淘汰竞争氛围极为浓厚的“幼升小”选拔，进行所谓“择优录取”。这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以及以“竞技”为手段的功利化教育模式和氛围，让很多孩子从小就失去了天性和童真，过早地进入到消磨个性和创造力的课程设计中，这无疑让本就缺乏个性教育传统的中国教育雪上加霜。

    所以，在目前的家庭教育评价指标和学校教学评价指标体系中，作为家长和老师，都需要审慎和认真地修正一个评价指标，也即教育的核心指标——什么才是成才。难道仅仅是学习成绩优秀最后考上名牌大学顺利找到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才是优秀和完满？事实上，作为中国高等教育近距离的观察者和思考者，俞敏洪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否定了这一点。（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由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地市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办，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2014年地市高职教育论坛暨研究中心联席会议”，日前在江苏徐州举行。来自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以及部分省市教育研究机构的专家、高职院校负责人，台湾大仁科技大学、韩国交通大学、澳大利亚国际教育集团的代表等出席会议，共同探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市高职的校企合作、区域合作、人才培养等内容。

　　今年地市高职教育论坛的主题是“新型城镇化与地市高职教育——改革、创新、发展”。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谈松华研究员作了题为“新型城镇化与高职教育发展”的报告，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研究室主任马陆亭研究员作了题为“转型发展的困惑”的报告，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祝木伟、山东莱芜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师承瑞、河南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赵学通、浙江台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李一等先后作了大会交流发言。与会代表还围绕地方高职教育的发展方向、地方高职院校服务新型城镇化、地市高职教育研究中心组织的发展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２６日电（记者徐博）２０１４中国培训“我是好讲师”大赛近日在北京落下帷幕，经过层层选拔，最终产生了全国百强讲师，其中３０名优秀讲师获得了“我是好讲师全国３０强”的荣誉称号。

　　“我是好讲师”大赛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指导、《中国培训》杂志社主办，旨在为全国培训讲师提供一个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和职业能力提升的平台。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企业的升级转型，原有的职业培训体系很难适应企业的现实需求。”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常务副会长毕结礼说，“我是好讲师”大赛，在职业培训领域中选拔出更多优秀的拔尖讲师，让这些讲师走上讲台，走进企业，将先进的培训理念和经验转化成企业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据悉，共有１０２６８位讲师报名参赛，１５６８位讲师进入初赛，４５０位讲师挺进复赛。大赛采用企业大学校长现场点评、实际业务课题答辩等多层次、多角度的方式对培训讲师的专业能力进行了综合评审。

　　同时，大赛邀请了百位知名企业家，企业大学校长，商学院院长以及人力资源负责人组成专家评审团，对参赛讲师进行专业评审。

    现代学徒制与传统学徒制的标志性区别是职业学校也作为重要主体，与企业共同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但现代学徒制究其根本还是一种“学徒制”，这意味着它是以企业为教育培训主要提供方的一种人才培养制度。与全日制学校职业教育相比，现代学徒制不仅是“为企业”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教育制度，更是“由企业”和“在企业”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教育制度，企业充分参与是现代学徒制成功的前提。

    何为企业“充分”参与

    企业充分参与有两方面内涵。一是企业参与的广度，即有多少企业或多大比例的企业提供了学徒岗位。这是衡量一国现代学徒制开展情况的重要指标。比如在国际上广受赞誉的瑞士、德国，企业开展学徒培训的比例比较高，分别达到1/3和1/4。二是企业参与的深度，即企业在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参与现代学徒制。比如企业是否参与了现代学徒制标准的制订、培养计划的制订、培训活动的实施、学徒的考核评估；在与现代学徒制相关的决策中，企业的意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体现等。

    无论是企业参与的广度还是深度，都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其中，企业参与的深度往往源于制度环境的规定性，它通常是强制性的，即法规政策等制度安排决定了企业必须或可以在哪些环节、以何种方式参与现代学徒制。而企业参与的广度则更多源自制度环境的吸引力，它是非强制性的，换言之，企业是自主决定是否要开展现代学徒制的。

    哪些因素影响企业开展现代学徒制

    根据国际经验，在竞争激烈的经济市场和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中，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对于是否开展现代学徒制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利益。

    首先是投资的净成本或净收益，即企业对现代学徒制的投入成本与学徒劳动生产价值之间的差值。投入成本主要包括直接培训成本（课程开发、资料与耗材、人员工资、管理等费用）和学徒工资两大部分。学徒的劳动生产价值是指学徒顶岗从事生产性或经营性劳动为企业创造的价值。这是企业决定是否开展现代学徒制最直接、最核心的考虑因素，大多数企业的观点是“我可以不赚钱，但我不能亏钱，或者至少不能亏太多”。

    其次是投资的潜在回报，指除了学徒劳动创造的价值外，企业可能获得的有形或无形回报。在现代学徒制中，这种潜在回报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源回报和社会回报。企业减少了对新员工的培训成本，并且被认为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而受到顾客的青睐，还可能因此获得来自政府和其他组织的各种支持。对潜在回报的看重，正是企业愿意“亏一小部分钱”提供现代学徒制的原因。

    再其次是投资风险，主要表现为学徒主动跳槽或被其他公司挖走。随着学徒离开企业，企业对学徒投入的培训成本也将付之东流。相反，那些没有提供培训而录用了毕业学徒的企业，很可能无偿享用学徒培训的成果。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偷猎外部性”。它可以解释为什么现代学徒制在劳动力市场较规范的国家（如德国、瑞士）比自由劳动力市场国家（如英国、美国）开展得好；为什么就业吸引力相对较小的中小企业对开展现代学徒制比较顾虑；为什么企业更愿意开展只为本企业所用的特殊技能培训，而非可迁移于其他企业或行业的一般技能培训。

    最后是其他途径获得合格劳动力的成本。除了现代学徒制，企业显然还会考虑其他替代途径，并比较其成本。企业获得人才资源的途径主要包括三类：自己培养、从学校招募和从劳动力市场或其他企业招募。具体到不同国家，这些途径的可行性和成本都是不一样的。在法国，全日制职业学校开展得非常普遍，取得的国家认证亦与学徒制完全一样，企业投入学徒制的意愿就相对较低。在德国，企业普遍更信任学徒制培养出来的人才，而企业的挖人行为对企业声誉又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德国企业就比较愿意开展双元制。

    当然，文化传统也对企业投入学徒制培训有很大的影响力。比如在德国、瑞士、丹麦等国，受传统影响，企业投入学徒制的义务感比较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在英国、法国等国，工业革命后教育的责任就逐渐转归学校，因此企业更倾向于享用学校的培养成果。

    如何激励企业开展现代学徒制

    那么，当前国外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激励企业提供学徒岗位呢？综合各国的做法，主要包括四大类举措。

    措施一，建立收支相对平衡的经费制度。经费制度是所有国家激励企业开展现代学徒制的核心措施。基本思路是使企业开展现代学徒制的成本与收益大体相当。具体又可以分为三种策略：一是高工资、高拨款。采取这种策略的是学徒制传统薄弱的国家。为激励青年选择现代学徒制，企业必须支付较高的学徒工资，而为了保护企业的参与积极性，政府必须为企业培训成本买单。英国就是使用这一策略的典型。英国政府规定企业要向学徒支付不低于国家最低标准的工资，还要为学徒支付各种社会保险。这部分的支出需要企业自行承担，不过政府会通过公共拨款为企业分担大量的培训费用。在额定总量内，企业每投入1英镑，政府配套投入2英镑。针对16岁至18岁的学徒，还有专门补助，相当于政府全额支付了培训成本。通过政府拨款加上学徒劳动产出，英国企业实现了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大致平衡。二是低工资、低拨款。采取这种策略的是学徒制传统深厚的国家，以瑞士和德国为典型。在这些国家，企业培养学徒的全部成本都需要企业自己来承担，低工资就成为了企业保持收支平衡的策略。比如德国学徒第一年的津贴通常为正常工资的20%至40%，而瑞士学徒第一年的津贴还不足正常工资的1/5。但在瑞士现代学徒制中，企业不仅做到了收支平衡，甚至还略有盈余。另外虽然学徒津贴低，但由于这些国家对学徒制的认可度很高，并不会失去学徒生源。三是征税—拨款制度。还有一些国家采取了征税—拨款制度来调节开展学徒培训与不开展学徒培训企业的利益。典型的国家是法国、丹麦、爱尔兰。这一制度向未完成培训任务的企业征收培训税，再按比例拨款给额外完成了培训任务的企业。以法国为例，除了自由职业和农业以外，所有企业都要交纳学徒培训税，但雇用了一定数量学徒的企业可以免除交纳学徒培训税。

    措施二，提供特别奖励。不少国家会设立特别的奖励基金或政策，鼓励企业开展现代学徒制，这些奖励通常是针对特殊招募对象、特殊企业或特殊时期的。比如德国向招收残疾人、长期失业者为学徒或接收破产企业原学徒的企业支付一定金额的培训奖励；英国向招收16岁或17岁失业青年为学徒的企业支付每人2500英磅的特别奖励；奥地利对在成立5年内提供学徒岗位的企业和每年提供超过10个学徒岗位的企业提供最高达2万欧元的奖励；澳大利亚向在“国家技能需求名单”所列行业里提供学徒岗位的企业提供额外补助。还有一些奖励是以税费减免的形式开展的。比如荷兰，提供学徒培训的企业可以减免部分税收及学徒的社会保险金。

    措施三，在教育机构与企业之间进行合理的教学分工。这种方式从隐性角度分担企业培训成本。在许多国家，现代学徒制都将职业基础知识和一般技能的教育职能转移至职业学校或其他有公共经费投入的培训机构。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它们开展学徒培训时，成果被“偷猎”的风险尤其大，因此特别需要通过培训转移，降低投入成本和风险，保护参与积极性。瑞士的产业培训中心、德国的跨企业培训中心等都是这一策略的例子。

    措施四，宣传造势。英国就非常重视宣传造势，比如在学徒制官方网站宣传企业参加学徒制的各种好处，随时向企业提供咨询及帮助，每年评选优秀雇主，每年举办声势浩大的“国家学徒制周”。

    我国当前现代学徒制试点，是在校企合作“校热企冷”的背景下开展的。因此，激发企业的参与热情，使企业充分参与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既艰巨又重要。起步阶段，我们尤其应该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如补贴、奖励、免税等；还可以充分利用校内实训场所、公共实训中心等资源，分担企业培训任务；还需要通过媒体积极宣传开展现代学徒制的好处及典型案例，并适时评选优秀企业。另外，我国企业参与意愿不强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即担心学徒的安全和管理问题。在国外，这几乎不成问题，因为企业对学徒并不负有比其他成年员工更大的安全和管理责任。但在我国，需要从学徒身份界定、责任厘清和保险制度等方面着手，探索解决途径，消除企业顾虑。总之，要想在我国成功开展现代学徒制，就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多途径、多维度地构建企业参与的激励体系，让企业参与从“不愿”到“自愿”，从“自愿”到“自觉”。（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暨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2014年年会”日前在江苏泰州召开。会议以“贯彻落实职教会议精神·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为主题，展现了高等职业教育服务区域发展的实际成效和强化内涵建设、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活力。

　　会议期间，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解读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精神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框架内容。会议设立了“激发高职院校办学活力”、“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等专题论坛，交流研讨新一轮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高等职业教育在体制机制突破、办学模式创新、教育教学改革、校企深度融合、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的典型经验、实现形式和实践路径。会议期间还举行了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建设推进会，交流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建设经验，部署第三批国家骨干高职院校验收工作。会议集中展示了216个典型案例，全面反映了高等职业教育战线创新发展取得的成果。

　　会议由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承办。来自全国近400所高职院校的90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教育部“中德诺浩高技能汽车人才培养助推计划”首批校企合作项目日前在北京签署，山东理工职业学院等30所院校被确定为该项目的合作院校。

　　2013年12月，教育部职成司下发关于推荐“中德诺浩高技能汽车人才培养助推计划”校企合作项目的通知，全国300多所职业院校申报了该项目，经过答辩和评审，确定了首批30所合作院校。该校企合作项目的核心是课程置换和专业共建，中德诺浩通过向合作院校赠送标准化的汽车课程资料和教学软件、“一体实训室”建设方案、专业教师的培训和认证、课程实施技术咨询和全程指导服务，助推各职业院校进行高技能汽车人才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升汽车专业整体办学能力，从而更好地服务当地的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培养升级的需求。

　　中德诺浩是由清华科技园与德国F+U萨克森职教集团共同投资创办的专业教育服务机构。中德诺浩引进德国汽车职业教育资源，并结合我国实际研制开发出一套汽车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为我国汽车企业和职业院校提供了相对系统的高端汽车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整体解决方案。该课程体系得到了教育部的认可和推荐。

李华绘

    对抽样的152所高职院校招生情况进行统计，“零投档”现象均出现在省外招生过程中，仅占省外招生地区总数的4.03%，且“零投档”地区招生计划数一般在5人以下，由此可见，高职院校招生中的“零投档”现象为小概率，与其他类型各类高校招生情况没有显著区别，属于正常情况。国内某媒体关于“高职院校遭遇大面积‘零投档’”报道缺乏事实依据。

    ■杨秋波王世斌

    不久前，国内某媒体关于高职院校遭遇大面积“零投档”的报道引起热议，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以“高职”和“零投档”为关键词进行百度检索，相关结果达184000个。论者多提出要理性解读高职招生的“零投档”现象，但却缺乏对高职院校招生录取情况的客观分析。为准确“把脉”高职招生，受教育部职成司的委托，天津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抽样调查了全国26个省市152所高职院校的2014年度招生情况，让数据来“说话”。

    本次抽样调查的152所高职院校，占全国1321所高职院校的11.51%，当年计划录取466522人，占全国高职招生计划的13.93%，且同时涵盖了国家示范及骨干院校、省级示范院校、非示范院校、民办院校等类型，能够较好反映全国高职招生录取情况。

    高职院校招生录取情况总体良好，“零投档”现象仍属于小概率

    2014年度，被抽样152所高职院校省内外实际录取475413人，超出招生计划1.91%，总体来说完成了招生任务。152所高职院校省内招生计划388461人，省外招生计划78061人，省内招生人数占招生总数的83.27%，可见高职招生的主体在本省，反映了高职服务区域发展的特征。

    从省内录取结果来看，高职院校在当地完成了招生计划，且追加了5.7%的招生指标。其中，仅4所院校本省招生计划完成率低于80%，占总数的2.63%；13所院校本省招生计划完成率低于90%，占总数的8.55%；37所院校追加招生计划的比例超过了10%，占总数的24.3%；22所院校追加招生计划的比例超过了20%，占院校总数的14.47%；13所院校追加招生计划的比例超过了30%，占院校总数的8.55%。从录取分数来看，平均录取线高于省控线23.59%，生源质量较好。

    从省外录取结果来看，152所高职院校省外计划录取78061人，首次投档50621人，首次投档满足率为64.85%，但经过征集志愿，实际录取64828人，最终录取计划满足率达到83.05%。从录取分数来看，平均录取线高出省控线26.14%，略高于省内的23.59%，可能由于省外招生数量较少的原因，生源优质率较高。

    所谓“零投档”是指院校在某省没有学生填报或者填报分数不足。经统计，152所高职院校累计面向所在地区之外的1909个省次进行招生，省外招生地区校平均数为12.56，其中黑龙江、上海的两所学校面向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所有地区招生。“零投档”现象均出现在省外招生过程中，出现“零投档”地区次数总计为77，仅占省外招生地区总数的4.03%，且“零投档”地区招生计划数一般在5人以下。云南某院校“零投档”地区数最多，达到6个，但其中5个地区招生计划为1人，1个地区招生计划为6人。湖南某院校“零投档”的5个地区，招生计划均为5人。从院校数量来看，出现“零投档”地区的院校共41所，其中“零投档”地区数量为1的院校22所，占53.66%；“零投档”地区数量小于3的院校37所，占90.24%。总之，高职院校招生录取中的“零投档”现象为小概率，仍属于正常情况，受到当地招生计划数、院校区位优势、院校办学质量、考生心理上倾向于本地院校等因素影响，不需要过分关注。社会舆论的过分关注，体现了对进一步提高高职教育质量的强烈期待。

    不同类型高职院校之间招生录取情况差异显著，“冰火两重天”

    为较为全面地反映高职院校招生录取情况，本报告设定了“省内录取计划满足率”、“省内录取生源优质率”、“省外首次投档满足率”、“省外录取计划满足率”、“零投档地区比率”和“省外录取生源优质率”等指标，其中“录取生源优质率”用院校录取线高于省控线的幅度与省控线的百分比进行表征。抽样调查结果如表所示。

    调查结果显示，在“省内录取计划满足率”、“省内录取生源优质率”、“省外首次投档满足率”、“省外录取计划满足率”和“省外录取生源优质率”等指标中，国家示范及骨干院校表现出了显著的优势，均高于省示范、非示范、民办等类型高校。此外，“零投档地区比率”为4.2%，略高于4.03%的平均水平，可归因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示范校招生范围较大，在个别地区由于远离家乡等因素导致报考人数较少；二是部分国家示范及骨干院校由于竞争激烈，考生不敢报考导致招生“大小年”的出现。统计发现，在抽样的院校中，国家示范及骨干院校的平均招生地区为16.21个，远高于省示范院校的11.5个、非示范院校的10.98个和民办院校的9.35个。

    与非示范院校和民办院校相比，省示范院校在“省内录取计划满足率”、“省内录取生源优质率”、“省外首次投档满足率”、“省外录取生源优质率”等指标中表现较为突出。可同样归因于招生范围等原因，“省外录取计划满足率”、“零投档地区比率”等2个指标的表现略低于非示范类院校，但同样优于民办院校。

    与民办院校相比，从具有较强说服力的“省内录取计划满足率”、“省内录取生源优质率”、“省外录取生源优质率”等3个指标来看，非示范类院校优势突出。

    民办院校招生录取情况表现较差，除办学质量之外，收费较高也是关键影响因素之一。可能因为民办院校的招生机制较为灵活，民办院校“零投档地区比率”优于其他所有类型院校。

    东中西地区高职院校招生录取情况存在一定差异，东部吸引力最强

    调查结果显示，东部地区高职院校的省外招生比例为23.15%，高于中部地区院校的17.04%和西部地区的7.79%，反映了东部地区高职院校服务范围的广泛性，也因此“省外录取计划满足率”这一指标略低于中西部地区高校，但“省外零投档地区比率”、“省外录取生源优质率”这两个指标优势明显，体现了东部地区高职院校由于整体实力强而拥有较高的吸引力。

中西部地区院校在各项指标中的表现差异并不显著，但考虑到中部地区院校省外招生比例超出西部地区院校一倍，且样本中西部地区民办院校占比6.38%，远低于东部地区12.28%和中部地区14.29%，中部地区院校招生情况仍略好于西部地区高校。

    不同省市高职院校招生录取情况也存在一定差异。从“省外录取计划所占比例”来看，天津和上海较高，分别为64.39%和55.40%，体现了较强的辐射能力。从“省外录取计划满足率”看，前5名分别是湖北、江苏、天津、陕西和重庆，其中湖北高达106.55%，也是唯一超出省外录取计划的省份。辽宁的“省外录取计划满足率”最低，仅42.47%。

    高职院校招生录取情况作为高职教育质量的“晴雨表”，体现了考生和家长对于高职院校办学质量的认可程度。高职院校招生录取情况的改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主体维度来看，高职院校必须进一步提高办学质量；从环境维度来看，必须从心理上和制度上真正形成“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认知。

    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的出台，随着高职院校分类考试的加快推进，职业教育将真正迎来春天。当前，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正在茁壮成长，一方面需要监督，但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呵护。（作者单位：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我国现有教育与教学模式正在受到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巨大冲击，移动设备、碎片化学习、视频学习已成为普遍趋势，特别是最近兴起的“教育云”和微课程已使课堂景观、教学方式、学习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李永鑫

    电子书包、微课，博客、微信圈、QQ群、云个人图书馆等，目前已成为基础教育信息技术的必要载体，其个性化、分散化、网络化的运行方式与课堂教学结合，带来了我国基础教育方式的急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工具性的简单变革，也是教育与学习方式的深层变化，教师应有深刻的认识，并勇于迎接挑战！

    课堂景观正在改变

    目前，许多学校都在整合公用教育资源，以方便教学使用和统一管理，从而提高教学质量。目前国外的微课程大多由教师、家长和学生共同参与制订学习计划，它是一种师生共同参与讨论的交互式学习过程。它一般以微型教学视频为主要载体，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10钟左右的教学。它是针对某个学科知识点（如重点、难点、疑点、考点等）或教学环节（如学习活动、主题、实验、任务等）而设计开发的一种情景化、支持多种学习方式的微型在线视频课程。它具有以下特点：主题突出、针对性强；以微视频为核心，资源构成多样；学习情景真实、交互性强；注重教学设计、适合自主学习；制作技术简单、使用灵活方便等。它打破了传统学校课堂教学模式，实现了个性化、有针对性的教学。目前我国一些中小学校开展的“翻转课堂”教学实验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涉及课件制作、教学理念、教学方式、教学评价等诸多方面，需要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

    教学组织形式正在改变

    “教育云”使得传统的学校教育有了新的模式。浙江省东阳市是首批“国家教育云”计划应用试点县市之一。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国家教育云”计划在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教育观念的转变、教学方式的变革和师生信息素养的提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促进了该市中小学校主动参与课堂变革的热情。“教育云”计划造就了无界学校和网联学校，例如，2014年6月24日在东阳举办的“教育云”环境下课堂教学创新观摩活动中，小学语文网络教研活动、横店镇中心小学美术翻转课堂、横店二小英语同步课堂同时进行，在网络环境下，3所学校的学生同听一堂课，这在过去难以想象。当天，横店中心小学、横店二小、横店三小的100多名学生，分别在3个会场，同时聆听了周华华执教的《蜜蜂》一课。三个学校通过“教育云”构成了网联学校和网联班级，学生一起在虚拟和现实课堂同时上课。而观课教师则可以利用互动平台，对相关的课堂教学问题进行讨论或者精彩点评。“教育云”支持下的教育教学数字化传播方式，打破了时空疆界，不同学校教师可以进行一体化教研，促成了无边界学校、互联学校的产生。同时为了以学生学习为中心，国内一些学校开始尝试“走班制”教学，传统的一成不变的固化班级模式也被打破了。由此可以说，传统的教学组织模式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教师授课方式正在改变

    在信息技术时代，教师如果还是翻着教材，看着教学参考书，然后挑灯备课，坚持“一支粉笔一张嘴，一块黒板一本书”的课堂教学方式，恐怕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甚至无法在当今的学校生存下去了。

    在传统的教育模式，教师在学校里以传授知识为主，他通常先分析教材、学情进行备课，然后到课堂上讲授知识或者技能，引导学生学习，课后再批改学生作业或者辅导学生。虽然一般教师也会参加培训学习或进修，但主要还是以大学阶段的知识作为基础。在相对稳定的传统社会中，教师通常较少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

    当代课堂教学改革要求教师熟练掌握信息技术，需要有网络技术背景下驾驭教育教学的能力。信息社会的基础教育，具有教育社会化、学习生活化的特征，学生学习需要有针对性、个性化、差异性和实效性，这都要求教师改变故步自封的状态。教师必须从传输知识的教书匠、学生学习的裁判者，转向启发学生的帮助者和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导师。当今的教师应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一是要学习新知识，具有与社会发展同步的新观念与新思维，并具有掌握新的信息技术的能力。二是制作微课的能力。如何在教材中选取恰当知识点，并把它拍摄成10分钟左右的微课，需要将教学能力与数字化技术结合起来。三是与学生、家长及其他教师的网络交往的能力，即在虚拟空间中聚集各方力量来指导学生的能力。四是掌控新形势下课程教学的能力。例如，如何指导学生学习微课，如何让学生思考和获取微课中的知识点，设计学生的导学案与任务单，等等。

    学生的学习方式正在改变

    我国中小学生传统的学习方式是以考试为中心。在校学习以课堂为中心，老师成了知识的代言人，有统一的教材、学习内容与学习进度，教师以讲解为主，学生以上课听讲、课后做作业为主，然后参加测验和考试，平时在学习中也着重培养自己的应试能力。它的弊端之一是没有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设置学习目标，缺少师生交流、生生交流、学生与家长等各个层面的交流，也就是说学生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互动式自学。弊端之二是缺少个性化的学习方案，针对性差，没有以学生现有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为标准，不能有力促进学习的积极性，容易产生差生。

    无论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对教师必须保持一种尊敬状态”，还是以学生为中心，“儿童是太阳，教师是月亮，教师必须站在学生背后”，学生传统的学习模式都是在同一个场所——教室里学习，在听同一位教师讲课，在用同一本教材学习相同的内容。这种学习方式无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一位教师在课堂上面对几十名学生，要进行个别化教学，也必定是一句空话。学生在这样的课堂里要有选择地学习，是很难做到的事。信息技术背景下的各种新型课堂，比如在应用微课视频进行学习时，学生可以自己选择学习时间和场所，已经熟悉了解的内容可以快进或者跳过去，没看懂的可以多看几遍，自己没搞清楚或者无法理解的可以在线请教老师，也可以与其他同学交流……这种授课方式将有效地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传统的一刀切学习方式的弊端也将得到剔除。（作者单位：浙江省东阳市教师进修学校）

学生在博世苏州学徒培训中心学习。（资料图片）

　　教育部下发《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着力构建现代学徒制培养体系，全面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能力和水平。如何把源自德国的现代学徒制植根中国，在试点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难题，从试点到大范围推广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3年发布的预测，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在未来5年都将保持在年均700万左右的高位。一边是毕业生在就业难中煎熬，一边是企业为“招工难”、“用工荒”而发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刻不容缓。日前，教育部下发《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重视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加大支持力度，大胆探索实践，着力构建现代学徒制培养体系，全面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能力和水平。

　　如何把源自德国的现代学徒制植根中国，在试点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难题，从试点到大范围推广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记者就此采访了正在进行学徒制探索的部分企业和学校。

　　双主体、双身份的现代学徒制

　　职业院校学生一半时间在学校跟老师学习理论知识，一半时间在工厂做学徒由师傅言传身教。这种源自德国的现代学徒制有两个最显著的特色，即双主体和双身份。双主体是学校和企业共同育人；双身份是学生兼有学徒和学生两重身份。这样的育人模式，被认为是德国经济腾飞的秘诀，也是制造企业效仿的模板。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一些在华的德资企业把这种培养模式带入了中国，并与中国沿海地区的一些学校合作培养人才。到本世纪，随着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对员工的需求越来越多，更多的外资企业主动与中国职业院校合作，现代学徒制逐渐推广开来。

　　一些地方政府看到了这种模式给企业和学校带来的好处，于是开始扮演“主角”，给钱、给地、给政策，鼓励校企大胆探索，试图让这种外国模式本土化。比如江西新余，就是由政府主导，把企业和职业院校搬到职教园区，共生共融，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德企博世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在江苏苏州建立了一个学徒培训中心，中国5所高职的学生有一半时间在这里当学徒。在机床前，记者看到19岁的学徒陈杰正聚精会神地编写电脑程序，然后输入数据，反复练习操控电脑机床的要点。陈杰是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三学生，从去年开始在学校和博世培训中心之间转换学习，4周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6周在工厂进行实训。工厂则专门派出12名专职企业导师，为这60名“学徒制项目班”的学生讲解技术要点，把技艺心得、企业精神传授给他们。

　　陈杰现在已经可以在企业岗位上工作了，面对全英文的PLC机，他熟练地在不同的英文命令间切换。他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台小小的机器，要处理的命令超过几十个。一个指令出错就会导致生产线整体出毛病，大意不得。”师傅唐晶对学生的学习很满意，他说：“经过大强度的实训练习，学生们可以用机床在钢板上刻出一幅精细的山水画，这样的技术水平，原先企业对新员工培训一两年才能达到。”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无论是德企在中国的“洋”模式，还是中国效仿的现代学徒制，都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单强介绍说，新生及家长纷纷要求到“博世学徒制”项目当学徒，因为他们认定：进入这个项目就可以学到不一样的本事，将来就能进入德企工作。

　　校企合作中的激情与困惑

　　现代学徒制融合了企业、学校的双重优势，加深了校企合作，可以带来学生质量的大幅提升，在国际上也是一种主流发展趋势。但要让这种模式在中国落地，却并不容易。

　　记者了解到，国内的一些职业院校有学习德国现代学徒制的激情，但因为观念的不同，职业院校管理体制、教学内容和方法的不同，一些职校在与德企合作中遇到了不少难以解开的“疙瘩”。

　　首先是师资问题。“与企业合作之前，教师在教学中更注重知识的讲授。拿车工来讲，教师会带学生看看设备，试着做一两个零件，这样教学任务也就完成了。但和德企合作后才发现，人家对技术的要求达到了极致，车出来的每个产品误差不能超过3个丝。要达到这样的教学水平，我们的教师就必须提升专业素养。现在，学院带班的教师都要到德国考取培训师证才能上岗。”江苏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陈智强说。

　　课程安排也是一个难关。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们不得不推翻自己讲授了多年的讲义，重新安排课程。“学生在企业的实训时间大大增加，意味着要打乱学校原有的课程安排。这对教师们来讲是一个挑战。”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张静说。

　　对学生的考核也不再是学校说了算。按照德国传统，学生毕业必须通过行业、企业组织的考试。这种考试很特殊，不是一张简单的试卷，而是为期一个月的技能测试。题目没有概念、没有公式，全是工厂中的具体案例，请学生们制定解决方案。如此方式让教师、学生很不适应，通过率不高。

　　虽然职业院校有种种不适应，但合作给学生带来的变化还是令人欣慰的。“学生能车出误差在3个丝以内的零件了。”陈智强说。

　　职业院校与德企合作困难重重，与中国企业合作的麻烦更多。

　　先说企业，德国企业有参与职业教育的传统，他们是现代学徒制的主角。企业负责选拔招聘学徒，再送到学校进行学习。从课程内容、专业设置到人才培养目标，处处都体现着企业理念。

　　在中国，企业对参与职业教育的热情并不高。大多数企业不愿意与职业院校合作，怕学生进场后耽误生产进程、怕为教育付出巨大成本。此外，各类职业院校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数职业院校的教材、课程滞后于企业，合作起来相当困难，也是企业的顾虑之一。

　　行业协会是德国现代学徒制顺利实施的又一个保证。在德国，行业协会负责审核职业院校的资质、制定课程以及组织考试，还会定期帮助学校培训教师；但在中国，行业协会显然还难以承担这样的重任。

　　记者在多家国内企业采访时发现，有些老板明显表示出对现代学徒制“兴趣不高”。“学校热，企业冷”的情况让现代学徒制试点院校积极性大减。

　　从试点到推广，路还有多长

　　近年来，现代学徒制越来越受到欧洲等地一些老牌制造业国家的重视。英国制定了复兴学徒制计划，瑞士也在不断强化完善体系。当前，中国需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需要从低端制造业中转型升级，就必须建立起培养现代职业技术工人的教育体系。

　　如何让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成为育人主体，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考验。

　　济南职业学院党委书记王小平认为，国家要从顶层设计入手，让地方政府更加主动地参与到这场改革中，调动企业，特别是大型国企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国家应该对此类项目给予补贴，但目前缺乏这样的机制。”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高教所所长徐胤莉期待能通过法律来引导这项改革：“被当成现代学徒制范本的德国，在1969年就颁布《职业教育法》，从法律层面严格规定了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权力与责任。要求职业教育中有两个施教主体，即企业和学校，学员一般每周在企业里接受3至4天的实践教育，在职业学校里接受1至2天的理论教育，这是德国现代学徒制成功的关键。”

　　还有专家提出，要效仿澳大利亚的“新学徒制”，政府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运营，采用商业化拨款方式，即根据学徒的人数、开设课程的数量与培训的质量，按照一定的标准拨款。

　　有一个问题值得引起注意，要发展中国的学徒制要尊重中国的国情，要有自己的特色，而不是照搬照抄德国的模式。“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有比较完备的制度，行业协会深度参与，企业用工严格规范。对中国而言，全盘学习是很困难的。现代学徒制的精髓是让企业深度参与，使校企合为一体，职业教育的质量得到提升。遵循这个原则，可以因地制宜开展多种形式的校企合作。”德国工商会上海代表处总监百丽塔说。

　　现代学徒制试点，机遇与挑战并存。职业院校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