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周浩从北京大学退学，转学到北京工业技师学院，从众人艳羡的高材生到普通的技校学生，从北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人才储备军到如今还未就业的技术工人。这样的身份转变，就足以让人不敢相信。周浩这样做了，并且谈起当年的决定，“毫不后悔，很庆幸”。 

    这是一个堪称经典的故事。故事是曲折的，主旨是阳光的；尊重兴趣与个性、做自己最喜欢的事儿“毫不后悔”是人性高扬的；北大不代表一切遭抛弃是符合“北大总挨骂”的舆论基调的；不上北大安心做技术工人照样有成就，是顺应“学历不代表一切”、“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主旋律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看点很足，卖点很硬。

    当然，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周浩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是有其独特之处的。而“前北大学生”的身份也让这所技校如获至宝，又是小班授课，又是配置最好的班主任，人家压根就没把你当“普通学员”对待……

    精彩的周浩故事，能催生多少犹如周浩一般的故事精彩？我们惊叹于一个“弃北大读技校”的案例，可它有多大的可复制性？围观这则特殊案例的时候，不同的表达者“兜售”了不同的立场与诉求，藐视北大名校的，批评僵化的本科教育的，不屑于当前应试系统的，抵御精英教育思维的，痛斥当前教育体制对人“痛不欲生”堪称磨难的……批评者、共鸣者的诉求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想原原本本复制一个“周浩版本”，是相当困难的，你很难让这么多因素“恰巧”凑合到一起，拼起一个如此精彩且独特的励志故事。

    直白点说，你把北大说得再不堪，把本科教育应试游戏说得再无聊，终究不能改变北大是名校、高等教育最出人才的当下现实，在其他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过分渲染这样“特立独行”的故事样本，不见得能够在更多人身上应验，结出美好人生的果子。唯一可以倡导成为“复制力量”的，就是快速增强技术学校的水平，让更多的技校，不需要“开小灶、开小班”，也能够承载“堪比北大”的成才梦想，阳光大道，洒满阳光。

    中国普通高等教育与技术职业教育的天平失衡，是一个很严重的话题了，必须得到更好的面对。这些年说得很多，做得不多，都知道社会缺高级技工，却培养不出来高级技工，投入不够，重视不够，必然导致全社会的观念难以被扭转过来。符合国际趋势的技术教育水平更有分量一点，天平那一端的“北大梦”才不至于成为沉重不堪的唯一梦。要想个性被尊重，兴趣被张扬，只有修通更多的成长之路，不再千军万马只有一座独木桥，舍此而无他途——这是在分析了周浩故事的看点、特点之后，唯一可以高扬的“复制点”。

    本报讯（通讯员张志成 记者周凯）日前，“亚伟杯”全国第三届文秘·速录职业技能竞赛暨通往布达佩斯中国资格赛在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闭幕，速录比赛以每分钟750字的速度再次打破世界记录，受到国际速联的高度评价。

    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选手张婷在比赛中以每分钟750字的速录速度打破世界记录，荣获速录极限看打“职业组一等奖”。一分钟录入750个汉字，相当于每秒钟录入12.5个汉字，而正常人的讲话速度是150字/分钟左右，经过专业训练的播音员才可达到250字/分钟。此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是北京吉利大学的江秀香同学，她在2012年全国第二届速录师信息处理大赛上创造了674.44字/分钟汉字录入世界纪录。

    据悉，本次比赛由人社部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秘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文秘公关专业教学研究会等举办，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等单位共同承办。来自全国40所院校、企业的300多名选手参加了决赛，竞赛规模超过了前两届。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作为首次引入职业教育界的新概念，“混合所有制”一经提出，立刻成为热议的焦点话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目前，混合所有制正成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点，各地相继出台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不少央企也纷纷提出改革计划。

    虽然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探索实践已有多年，并非新鲜事物，但将其正式引入职业教育领域，尚属第一次。我国职业教育近年来发展快速，成绩显著，然而由于受计划经济模式影响，政府往往包办学校的方方面面,存在体制僵化、办学封闭、活力不足、缺乏特色的弊端。作为一种跨界教育，职业教育一头连着学校，一头连着产业，因此，要办好职教，必须走出封闭的围墙，与行业、企业、产业合作，充分调动社会要素。从国际经验来看，不少国家非常重视私立职业教育，譬如美国高中后职业培训学校只有少数是公立性的社区学院，大多数是私立性质，二者的比例为1:6。在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用市场的力量来办学，大胆试水“混合所有制”职业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混合所有制的本质是产权主体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一方面可以消除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孤立并存、相互封闭的体制痼疾，实现不同所有制形式互相联合、优势互补。另一方面，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管办评”分离。当前，政府部门作为公办职业院校唯一的出资人，往往运用行政手段管理学校，行政化色彩严重，导致学校缺乏自主权，教师缺乏积极性。发展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有助于减少政府对教育资源的行政性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机制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逐渐实现“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监督评价”的机制。

    尽管混合所有制具备理论上的种种积极意义，但是，到底该如何举办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让其发挥“鲶鱼效应”，还需摸着石头过河，大胆探索，先行先试。

    首先，要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公办职业院校改革。鼓励各种社会组织、公民个人、企业投资、参股举办公办职业院校。要真正打破行政化垄断体制，放开准入限制，不能开了玻璃门，还有旋转门。应允许大企业参与公办职业院校的投资和办学，进入学校理事会和领导班子任职，并参与学校的实践教学、产学研合作、实习实训等，同时，职业院校的教师也可以进入企业挂职，让教师和企业管理人才、校长和企业CEO（首席执行官）可自由转换身份，打造灵活的办学体制。要吸取国企改革教训，避免一股独大，穿上的混合所有制的新鞋，走的还是以前的老路。

    其次，试点部分公办职业院校“转制”，减少或停止财政拨款，改用民营机制。“转制”不是改变公办职业院校的所有制，也不是“卖学校”或“私有化”，而是将学校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将学校委托给其他组织或个人管理，实现投资体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转变。随着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萎缩，一些公办高职院校面临生源荒，政府可以通过委托管理、合作办学等方式，允许优质民办职业院校或企业参与举办改造现有的公办职业院校，资产属国有，经营权归民办，学校自主筹集办学经费、自主聘任教职员工，激发学校办学活力，使之成为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学校，目前国内已有成功先例。

    再其次，按照“入股自愿，股权平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创建民办职业院校。早在十年前，浙江台州就诞生了国内第一所“混合所有制学校”，企业占80％股份，政府占20％股份。时至今日，类似的“混合所有制学校”还不多见，但其前景非常值得期待，有望通过政府经济杠杆撬动民间资本投资职业教育热潮。目前，国家正在探索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这也将有利于进一步明晰民办职业院校的合法身份、法律地位、法人属性、产权归属，为股份制民办职业院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作者系江苏省民办教育协会副秘书长，无锡太湖学院高教研究所所长） 

周浩在比赛中。

    本报讯（吴琰  记者李润文）动物跑步机、既能当背包又能做上衣的多用途变形背包、具备吸尘功能的黑板擦、可收缩的衣柜……近日，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的第九届全国高职高专“发明杯”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这些实用性很强的发明让评委们眼前一亮。

    “我实习时发现，种猪场需要溜猪，但溜猪跑道太长，需要好长时间，而且一个人照顾不了那么多猪，为了省时、省力，保证猪场每只猪都能运动，所以想到设计一个动物跑步机，解决动物运动量不足的问题。”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畜牧兽医系学生庄鹏一边介绍，一边演示着他的参赛作品：动物跑步机。一个高80厘米、直径1.8米的圆柱形，里面有三个隔板，通过遥控器对中间转轴的控制,带动隔板360度旋转，就像酒店的旋转门，动物在封闭透气的空间里随隔板旋转进行运动，时间、速度均可控制。庄鹏为此还申请拿到了国家发明专利。

    本次参赛项目大多数创意来源于生活。比如，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郁黄婷带领团队设计的“多用途变形背包”，将布衣人身形的牛仔布，通过剪裁、缝制，用拉锁和扣子组成双肩背包、手提袋、上衣等，实现一物多用。学生刘选刚设计了一款无尘黑板擦，与传统黑板擦不同的是，刘选刚给黑板擦装了四个轮子，黑板擦内带有滚桶和粉尘收纳盒，可防止粉尘到处飞的现象。

    全国高职高专创新工作委员会副理事长霍雄飞评价说：“高职院校学生的动手能力较强，设计想法实际、创新理念活跃是他们最突出的特点。”

    据了解，此次竞赛由中国发明协会、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国家知识产权局人教部等主办，经过7个月的筹备，吸引了全国57所高职高专院校的1136件作品，主要涉及发明制作类、创业类、创意类，其中发明制作类520件。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撒承贤利用暑假，走企业、下工厂、进牧场，探望了毕业时间长短不一的来自不同专业的51名毕业生，进行了“一对一”的深入访谈，并整理形成了28万字的笔记，以亲身体会用心感触着高职生群体的“DNA”：渴望改变、崇尚技能、向往创业、懂得感恩、知足常乐、坚韧质朴。（11月3日《中国青年报》）

    如果一所高职院校的校长，自己去例行公事地到毕业生工作单位、创业企业去实地走访毕业生，握握手，聊聊天，拍拍照，吃吃饭，发发新闻，那其实很简单；或者要求基层教学单位和老师们到现场跟踪走访毕业生，并且加以绩效考核，这也不难。但像宁夏职院校长那样，亲自走访时间之集中，深入交流学生之众多，涉及问题之细致，整理文字量之巨大，感悟体会之深刻，这可并不多见。校长的这一举动，非真正对学生有发自肺腑之爱、非对高职教育拥有一腔热忱者而绝不可能为之。

    客观地说，目前我国高职教育在办学实践中，最不缺乏的就是理念：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产教融合，以学生为本，以质量为核心，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走产学研结合的发展之路，建成世界一流水平。从指导思想到实施路径再到终极目标，办学的理念清楚得很。当前，最缺乏或者说最迫切需要的，正是一大批埋头一线、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这种实干家的特质充分表现在思维切实、作风务实、工作踏实，宁愿不声不响地把一件事做好，而不屑搞花架子、耍花腔、做表面文章。究其原因，这种特质的形成与高职教育办学的历史和定位密切相关。首先，高职教育办学历史不长，目前还处于较为艰难的爬坡阶段。不实干，绝对死路一条。其次，高职大力推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产教融合，如果学校工作华而不“实”，最讲“实效”的企业就不会“跟你玩”，敬而远之不理你，你就走不了“产学研合作的发展之路”，你培养的学生就不受企业一线欢迎、就不了业，你就不能实现“服务宗旨”——这样的话，办学目标就落了空。

    实干更需有高职校长耐得住寂寞、沉得下身子、受得了质疑的勇气和大度。显而易见，这种实干应该是高职院校的最显性DNA，是高职人的核心价值取向，也是高职院校得以安身立命的不二法宝。

    当下，大多高职院校认识到了这一点：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学生对学校的教育服务是否满意，所学的知识、所习的技能、所修的素养，到了企业是不是真能够学以致用，学生在企业是不是能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学生对学校又有怎么样的意见和建议，等等，当然是企业和学生本人最有发言权。

    所以，高职的办学者必须放下身段，真心实意地走进企业一线和毕业生当中，用微观的探访、聆听、感悟，掌握第一手资料，从而为进一步的中观制度构建和宏观发展设计打下坚实基础，精心编织出精彩的“高职梦”。

    本报北京11月16日讯（记者 宗河）记者今天从财政部教科文司获悉，中央财政近日下达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40亿元，比2013年增长23.5%，用于支持地方建设中职学校实训基地、维修改造校舍、购置教学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等方面，改善中职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提升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

    财政部要求各省级教育、财政部门要结合本省中等职业教育布局调整和事业发展需要，按照轻重缓急、突出重点、注重绩效的原则，统筹安排中央专项资金和自有财力，重点支持本地区公办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以适应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要求，适当向人口集中和产业发展需要的农村、民族和贫困地区倾斜；支持在区域内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的公办中职学校，进一步提升办学水平；要兼顾符合办学要求、教育质量高、社会声誉好的民办中职学校。

    100个大棚、鱼塘、养殖厂……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一个集蔬菜种植基地和生态旅游为一体的新型农业发展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即将完工，这是28岁的卜玉玲创业梦想的又一个新起点。

    4年前，卜玉玲大学毕业后执意回村当菜农时，没钱、没经验、不懂市场，有的只是在学校学来的蘑菇种植技术。如今，他不仅有30个大棚的瓜果蔬菜直接向呼和浩特市最大的连锁超市供应，还牵头成立了合作社，今年又筹资3000万元，希望通过新的创业项目带领更多人致富。

    创业种子在校园中生根发芽

    卜玉玲家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南地村，2007年他成为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生物工程专业的一名大学生。“上微生物课，老师讲食用菌技术时，我就挺感兴趣。想起村里闲置的大棚，我就和老师说，学会育菌技术，毕业后回家种蘑菇不错。”没想到卜玉玲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老师却记在了心里。

    2009年，学校与多所高校开展师生交流活动，卜玉玲和一位老师被派往河南信阳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习食用菌栽培。学成归来，卜玉玲决定亲自实践一把，时任系主任翁鸿珍全力支持，专门腾出实验室、提供设备让他进行食用菌栽培实验。两个月后，十几朵毛茸茸的猴头菇“绽放”在卜玉玲眼前，成功了！卜玉玲回忆说：“我们抱着这十几朵蘑菇满教室和办公室窜，小心掰下，一朵一朵送给老师，剩下的几朵制作成了标本。”

    如果说与老师说起回村种蘑菇的想法是卜玉玲一颗创业梦想的种子，那么这十几朵蘑菇的成功培育让这颗梦想的种子在他心中开始生根发芽。

    “我们拉下‘饥荒’供你上大学，就是不想让你当农民，你现在要回来种大棚！”父亲卜明旺至今记得当时自己愤怒的心情，卜玉玲的决定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父母一边劝说一边私下里帮他投简历、托人在城里给他找工作。因为专业对口，卜玉玲很快接到内蒙古伊利集团品控岗位的录用通知，月薪3600元。

    “那时的我一门心思就想自己干，录用通知被我扔在了一边。”卜玉玲的坚持，让整个家庭陷入冷战状态。

    艰难创业路上温暖紧紧相随

    四处借钱、租大棚、买肥料……卜玉玲最终在离家不远的西讨速号村租下3个大棚，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因为资金短缺、人手不够，每个大棚只种了半棚蘑菇，即使这样也根本忙不过来。怎么办？卜玉玲首先想到母校、想到老师，他跟老师说，希望学校把自己的大棚当作系里的学生实践基地，学院很快同意，随后系党总支书记张邦建带着3个班的学生分批参与到了卜玉玲的种植实践中。2009年12月，第一茬蘑菇全部售出，卜玉玲挣到人生第一桶金——3万元。“惊喜！绝对惊喜！真没有想到一下挣这么多。”卜玉玲回忆说，“尽管那时我爸妈依然不支持我，但我坚信自己走对了。”

    这份惊喜为卜玉玲的创业增添了信心和动力，很快他又租下9个大棚，加种了其他蔬菜。然而，创业之路注定波折，原本以为翻倍的利润却成了高额的负债，蔬菜瓜果不是品相不好，就是产量不行，好不容易产量上去了，又没有了销路。

    那时，卜玉玲每遇到困难就会给张邦建打电话，张邦建有时给他支支招儿、有时给他鼓鼓劲儿。然而，赔钱的日子依然继续，母亲最终把养了近6年的6头奶牛全部卖了，贴补卜玉玲的大棚。到2012年春节，卜玉玲累计负债20多万元，和他一起创业的两个合伙人相继退出，他独自坚持着。镇里对卜玉玲的创业很支持，帮他牵线搭桥引资、找销路，还请来农业技术专家帮他出谋划策。

    致富带头人让梦想照进现实

    “挣了26万元，终于翻身了！”2012年5月，卜玉玲12个大棚的瓜果蔬菜再次出棚，这一次全部顺利售出，他的大棚种植也逐渐走上正轨。2012年12月，在赛罕区团委的协调帮助下，卜玉玲牵头成立了呼和浩特市仙之恋果蔬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吸引了当地80多户农户加入；2013年卜玉玲与超市合作实现农超对接，每天给超市供货5000斤以上。随着规模效益的扩大，越来越多的目光关注到卜玉玲的创业项目上，2014年赛罕区和呼和浩特市两级政府的相关部门帮助卜玉玲搞起了集蔬菜基地与生态旅游为一体的新型农业发展项目，以带动区域农业的转型发展。

    “农村需要像卜玉玲这样有知识、懂技术的年轻人，带领大家一起发展生产、勤劳致富。”呼和浩特市黄合少镇副镇长丁宏说，“黄合少镇正在南地村建设规模为600个大棚的蔬菜基地，计划明年6月投入使用，到时卜玉玲的发展空间就更大了。”

    “学校里学的那些基础理论，让我在后来学习种植技术时比别人学得更快，技术原理也理解得更深，可以举一反三。”卜玉玲坦言，“在学校一直担任学生干部锻炼了我的沟通、协调能力，让我在推销产品、寻求政策扶持等方面受益匪浅。”

    “卜玉玲是大学生创业的成功案例。为了让更多学生提高创业能力，学院正在规划建设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为有创新创业意愿和明确方案的学生搭建平台。”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任雁秋说，“我们还打算邀请卜玉玲回校开办讲座，让更多学生敢于有创业的梦想。” 

 李华 绘

    “纯粹的公办，活不起来；纯粹的民办，大不起来。怎样做强做大职业院校呢？用好一个‘混’字。”不久前，在江苏泰州召开的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2014年年会上，中国职教学会副会长俞仲文的一席话，引发了高职院校长们的思考。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涉及教育的官方文本中，首次直接移用和嫁接“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这两个经济领域的专业术语。作为首次引入职业教育界的新概念，“混合所有制”对于很多职教界人士来说还是一团雾水。职业院校能“混”吗？需要“混”吗？怎样“混”？太多的问题需要解答，“混合所有制”这5个字，成为了年会上的高频热词。

    职业院校能“混”吗

    “教育是公益性事业，学校是非营利法人。在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职业教育法等法律尚未修改之前，严格地讲，教育领域并不存在所谓的‘股份制’或‘混合所有制’。”对民办学校法人治理结构有着多年研究的上海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足，从学理和法理角度对教育领域“混合所有制”的说法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当前教育理论思考和地方实践层面所探索的“混合所有制”，用“泛混合所有制”或“类混合所有制”的说法，可能更恰当一些。不过既然官方文件中已这样表达，也就这样借用了。

    虽然在学理和法理上尚存在着争议，但并不妨碍各地对教育“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的探索。董圣足告诉记者，从上世纪末，我国一些地区的教育领域就出现了“股份制”的尝试，浙江台州椒江的书生中学被认为是“教育股份制”的发端。1996年，椒江区教育局提出“教育股份制”的构想，由教育局牵头、邀请32个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共同入股，集资成立了书生教育事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了书生中学。

    “股份制”在我国民办教育，特别是民办高等教育中比较典型。从开办资金的投入形态看，主要有三大类型：一是股份制教育投资公司，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台州模式”。二是“股份制”学校，出资主要体现在学校层面，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出资人以资金或其他生产要素投入学校的建设和运营。这种形态以温州比较有代表性，因此也被称为“温州模式”。三是“混合所有制”学校，其中以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比较具有代表性。浙大城市学院先期由三方投入：浙大以品牌投入6000万元，杭州市政府投入6000万元，浙江省邮电管理局投入5000万元校产。目前一些由公办高校发起、吸收社会力量参与举办的独立学院，也都属于“混合所有制”办学。

    董圣足指出，现在职业院校中普遍开展的“产学研合作（联盟）”、“职业教育集团”、“跨学校（地区）协作组织”等，只要没有涉及实质性的“产权”合作或资金投入，都不应属于“混合所有制”的探讨范畴。

    但许多职业院校的校长认为，这些“联盟”和“集团”虽然暂时没有“产权”合作，但也存在着人力、物力等资源的共享，在讨论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时，不妨也将其考虑进去。

    职业院校需要“混”吗

    对于职业院校是不是需要“混”，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劳汉生的回答是“毋庸置疑”。从2007年开始，学校与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开展合作，从开始时一个专业的订单培养发展到现在的共建实体学院。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是国内知名的电梯制造安装企业。刚开始合作时，迅达公司投资2000多万元，在校内建成了一流的生产性实训基地，供学生实训及企业培训使用，双方按照企业员工的培训模式对学生进行职业训导，实行校企“双导师”制，共同承担教学实训任务。合作一年后，学校获批成为首批机械工业部电梯技术技能鉴定站。这一年里，迅达公司也一跃成为华南地区标志性建筑电扶梯最大供应商。2010年，在成功合作的基础上，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与迅达企业共同创办电梯技术学院，成为利益共同体，校企合作进入新阶段。

    公办职业院校需要“混”，民办职业院校也渴望“混”，南通理工学院就在“混”中尝到了甜头。

    南通理工学院副院长唐勇泽介绍说，学校今年5月才由紫琅职业技术学院升格为本科院校。紫琅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民办高职院校，成立于2000年，当时的办学主体为江苏江海科教开发公司和陈明宇。

    近几年，在江苏这个教育资源丰富的省份，高考生源数量急剧下降，“吃不饱”成为了常态，与此同时，许多优秀师资被公办高校挖走，流失十分严重。学校发展形势严峻，面临着生存危机。2010年，江苏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意见》，其中有这样的规定，“有国有资产参与举办的从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的民办学校和从事非学历教育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可以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正是这句话让学校萌生了引入国有资产，探索“混合所有制”的想法，初衷非常朴素——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就可以为教职工缴纳事业单位保险，便于引进和留住人才，让教职工更加安心地工作，把学校办好。于是，在2012年，学校引入了江苏省教育发展投资中心，占股5%，成为有国资参与的“混合所有制”学校。

    成效当然也很显著，2013年4月，学校在江苏省民办高校中率先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由于有国有资产参股，并被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学校在社会上的美誉度上升。教职员工也士气高涨，与原先相比，引进人才更加容易了，人才流失减少了。江苏省教育发展投资中心作为学校股东之一，选派一人进入校董会担任副董事长，成为办学主体，责任自然内生，在学校升本的关键时期，给予了学校1000万元的资金支持。

    这样的两个例子，也正印证了俞仲文所说的“纯粹的公办，活不起来；纯粹的民办，大不起来”的说法。要做强做大职业院校，需要探索“混合所有制”这条路子。董圣足将“混合所有制”的功用总结为四个方面：筹集、整合、增效和撬动。筹资指集聚资金，壮大实力；整合指优势互补，各取所长；增效指优化结构，增强活力；撬动指放大当量，扩大影响。

    职业院校怎样“混”

    虽然职业院校引入“混合所有制”可以带来种种发展“红利”，但由于政策不明晰，操作边界不清楚，许多院校长怕触碰到红线，还处于观望之中。一些院校长坦陈，现在只敢在二级学院的层面上进行“试水”，对于整个学校层面的“混合所有制”，还不知如何入手。即便是二级学院，也有一些学校由于操作不当，惹来麻烦，被有关部门调查。

    针对院校长们的这些担心，董圣足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认为，宏观层面上，国家要稳妥推进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职业院校的分类管理制度，在大力倡导和支持非营利民办职业院校发展的同时，对营利性民办职业院校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放松准入管理，充分尊重价值规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他进一步解释说：“推进营利非营利分类管理，需要突破几个难点，理念正义与价值公平、合法地位与合理空间、产权归属与退出机制、自主管理与灵活运营、统筹规划与适度监管。”

    在中观层面，董圣足希望地方政府能够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为“混合所有制”办学创造更加宽松的外部环境，搭建更为通畅的制度平台。

    至于微观层面，董圣足鼓励职业院校要勇于探索、贵在创新，努力在多元投入、多边合作、多方治理、多样发展上闯出一条新路。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从2008年开始引进当地主导行业的主流企业建设“校企共同体”，探索“混合所有制”，相继建立起七个“人财物融通、产学研一体、师徒生互动”的新型二级学院实体。院长贾文胜向与会院校长们贡献了学校二级学院探索“混合所有制”相对成熟运行机制的经验。

    据贾文胜介绍，经过几年的运转，七个二级学院探索出了六大运行机制，在校企双方的切磋磨合中日臻完善。

    一是建立“管理共同体领导机制”。院校企共同体的理事会结构，按照企业出任理事长、校方副理事长，企业人数多于校方（一般是4∶3）的原则安排，保证企业对共同体的“主体发言权”和责任担当。二级学院院长、副院长双方交叉选派。

    二是创造“师资共同体互补机制”。七个学院相继建立了校企“双专业负责人制”，各学院聘请企业工程师、技术人员为学院兼职教师，企业也根据需求或聘请学院专业教师担任相关部门副总经理、副总管，逐步实现双方的“身份互认、角色互通”。

    三是培育“专业共同体建设机制”。由企业提出最新岗位需求和标准，商定人才培养方向，增设相关专业，共同制定课程体系。课程体系与企业岗位深层联通，校企双方共同组建课程开发团队。学校教师主要做课程的整体设计、体系性知识的讲解、对企业教师实践指导的提炼总结等工作；企业教师主要从事教学项目的选择、经验型知识的讲解传授以及对学生实践操作的专门指导和作品点评。

    四是营造“产学研共同体创新机制”。包括建设合作培训中心、合作研发平台、合作生产项目。

    五是建设“资源共同体互助机制”，把企业资源支持和学院专业设置对接，推动企业资源和学院工作双向“融入”，学校资源的“开放”与企业需求的结合。

    六是实现“文化共同体交融机制”。校企共同体的文化交融，走过了由表及里、逐步深化的三个阶段，从表层的“主动贴近”，到中端的“互相体验”，再到如今的“相互交融”。

    “混合所有制”给职业学校带来的勃勃生机，以及实际操作层面有效的经验分享，虽然一时还难以抹去院校长心中的疑虑，但经过交流，这些“混合所有制”先行者所播洒的火种，却也点燃了一些院校长们心中勇敢创新的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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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混合所有制

    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阐述了公有制与混合所有制的关系，提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进一步提出，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和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将宜于实行股份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改为股份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应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提出，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则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了全面阐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注入了新的内容，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在同一经济组织中，不同的产权主体多元投资、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融合而形成的新的产权配置结构和经济形式，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股份制经济或以股份制为基础的经济。从微观上讲，是指一个企业或公司，其出资人有不同的所有制投资主体。这里说的不同所有制投资主体，包括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等投资主体，只要不是单一的所有制都是混合所有制。

    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于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搞活国有经济，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董圣足)

    由《职教通讯》杂志社、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中心、江苏理工学院职教研究院和中国教育报职教周刊共同主办的首届“职业教育新思维”博士论坛，日前在江苏理工学院举行。

    经过一天半的研讨，与会人员围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师资培养、学生成长等话题，对职教研究中的一些主流概念进行了探讨与剖析，梳理了目前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论坛上，与会职教研究者与论坛主办媒体共同成立了职教研究学术共同体，发表了论坛宣言：建立团结年轻职教学人、交流创新研究思想、发布最新职教研究成果的长效机制，将“职业教育新思维”博士论坛发展成为有坚定发展原则、稳定核心力量、固定时间地点的职业教育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来自全国各地职业教育研究机构的20多名年轻博士参加了论坛。

　  ■编者按：

　　2014年5月，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华士飞为组长、全国政协委员杜鹃为副组长的全国政协民宗委“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问题”调研组赴贵州、湖南调研。调研组听取了国务院有关部委和两省的情况介绍，深入黔西南、黔南、黔东南、湘西四个自治州和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怀化市，实地考察了15个州、县（市）中职、高职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与当地党政部门、教育工作机构和职业教育工作者进行了座谈交流。本报特编发此次调研报告。

　　现状：问题与成绩并存

　　近年来，国家高度关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2005年到2013年中央财政支持5个民族自治区职业教育的项目资金达84.03亿元。把中等职业教育助学政策重点向民族地区倾斜，指导和协调教育对口支持机制的建立。民族地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认识到位，将其作为提高劳动力素质、推动当地产业发展和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抓手，采取了一系列办法：把职业教育列入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办学条件有所改善；服务发展能力增强。

　　由于多种因素制约，职业教育仍然是各级各类教育中相对薄弱的环节，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发展中存在更多的困难和问题——

　　财政投入不足，职教基础薄弱。一是普职结构不合理。民族地区干部群众“吃皇粮才算就业”、“重普教、轻职教”的观念比发达地区更为突出，普职发展失衡。2012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普高与职高招生比为53∶47，湖南省民族地区普高与职高招生比为63∶37，与全国平均比例相差10个百分点。贵州省初中毕业生就读中职学校比例较低，每年有20多万初中毕业生未能继续接受教育。二是办学条件较差。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职业教育缺乏长效稳定的投入机制，中职和高职学校普遍存在缺校舍、缺专业师资、缺实习实训设备的“三缺”现象。贵州省中职教育生师比高达33.2∶1，列全国第29位；生均仪器设备值为2152.5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湖南省湘西州中职学校“双师型”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不到20%，低于教育部规定的最低标准。三是经费缺口大、债务负担重。贵州、湖南许多州市人均财力不及全国平均数的一半，难以按政策规定落实职业教育地方财政匹配经费。在全国职业教育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一些西部地区的职业院校只能依靠贷款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债务负担沉重。

　　产业发展滞后，产教融合度低。民族地区产业不发达，提供就业岗位有限，就业带动力不强。当地产业结构多为“一煤独大”、“一油独大”和“一矿独大”，加工程度低，对职业技能水平要求不高，吸纳就业容量有限。2012年民族地区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近一半，但仅容纳全部劳动力的1/6。贵州省职业教育毕业生近半数以上输送到外省就业，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倒逼职业教育”的局面短期内在民族地区难以出现。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机制还不完善，很多职业学校还只能开设传统的农林机电专业，与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不相适应，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规模和质量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劳动者就业技能偏低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结构性矛盾总体上比较突出。如黔西南州2013年外出务工劳动力42.27万人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9.2%，从事体力劳动的有38.05万人，占90.01%。此外，一些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因国家通用语文水平不高，外出务工存在语言障碍，择业眼光更多局限在本地，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院校与产业融合。

　　市场发育不足，校企合作困难。民族地区企业较少，实力较弱，鼓励行业企业参与和举办职业教育的机制和政策还不健全，缺乏发挥行业企业作用的激励机制，企业合作办学的渠道少。校企合作目前还是学校“一头热”，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加上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多数中小企业经营风险升高，不愿意付出资金和成本来与职业院校合作。即使有些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也多处于简单的“顶岗实习”层次，只停留在捐助教学设备、提供实习基地、培训员工等层面，未能真正参与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制定、师资补给等，深度融合的校企合作难以全面铺开和施行。

　　统筹规划不足，教学水平不高。民族地区教育水平整体偏低，职业教育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更为突出。一是缺乏统筹设计和科学规划。部分院校定位不准，特色不明显，专业设置重复、办学同质化。一些地方职业教育院校建设全面开花，产业园区发展贪大求全，存在“一拥而起，一哄而散”的恶性竞争的风险，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二是教学内容设置与实际需求脱节。专业设置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没有很好对接，难以体现当地的特色和优势，部分具有民族特色工种实操经验的教师，只有相应职业技能资格证书而无相关教师资格证，无法从事学校教学工作，难以满足民族特色工种及园区企业急缺工种的培训需求。三是办学机制有待改进。受办学条件、办学观念的限制，不少职校照搬普通中学模式，在专业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办学模式等方面与普通中学没有多少差别，没能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没能根据不同专业特点设置学时。毕业生实操能力不强，难以顺畅就业。

　　问策：加大支持力度

　　大力发展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职业教育，对于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推动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确保民族地区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为此建议：

　　把职业教育纳入国家关于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各项重大决策部署，重点安排、优先考虑。一是调整教育经费分配结构，建立职业教育专项经费，在各级财政中计划单列，提高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结构中的比重。并将人口权重、贫困人口权重、教育发展水平差距等因素作为职业教育专项经费分配的依据，加大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经费的支持力度。二是提高民族地区生均经费、项目经费的国家补助标准，提高助学金补助额度，扩大政策覆盖范围，增加中央财政负担比重，参照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和地方的比例分担，减少地方政府配套资金。三是继续推行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建设债务化转工作，提高债务化转额度，帮助民族地区减轻职业院校的债务负担。四是对武陵山、乌蒙山等集中连片特困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进行特殊支持。

　　优化布局结构，合理配置资源。一是结合民族地区发展的需要，把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民族地区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重点，形成包括中职、高职、职业技能培训在内的结构合理、紧扣产业、各具特色、错位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二是按照循序渐进、因地制宜的要求，既防止低水平重复办学，也防止教育园区建设盲目高投入。根据民族地区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人口状况，优化职业教育布局，使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资源的布局充分考虑空间因素和基础因素，实行集团化办学。通过合并、改建等方式，将大中城市和人口大县原有基础比较好的学校打造成设备完善、教育质量较高、覆盖面较广的职业学校。三是改变职业培训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标准不一的状况，打破部门、行业和所有制的限制，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安排，整合各行业已有的培训和就业补助经费。以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形式打包，提高培训资源的利用效率。

　　促进产教融合，推进校企合作。一是加大对民族地区产业建设扶持力度，做好重大项目布局，支持民族地区建设一批面向民族优秀文化、民族传统工艺、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特色农牧业等特色产业，以产业发展带动职业教育，促进就业。二是依托民族地区的特色优势和比较优势，择优扶持一批具有区域经济特色、地区产业特色和民族产业特色的职业学校和专业。如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发展生态农业和药材种植专业等，利用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发展民俗旅游专业和工艺美术专业。三是充分认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办学模式、管理机制和发展规律等方面的特殊性。改变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淡化过分强调办学占地面积、“双师型”师资等“一刀切”的评价指标，根据地区专业特色和技能要求合理设置专业和学制，消除特色专业技师进入职教系统的制度障碍。四是完善相关政策，引导行业、企业与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合作办学。切实落实企业支付学生实习报酬准予在所得税中扣除的有关政策，制定具体征管办法；对接收学生实习或工作的企业在社会保险、信用贷款、财政贴息、税收减免等方面给予补贴和倾斜，并给予民办职业教育学生同等待遇。五是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校企合作中企业、院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明确权责关系，促进校企合作规范化发展。

　　缩小地区差距，提升质量水平。一是依托国家对口支援机制，充分利用发达地区的职业教育资源优势，缩小地区差距，提升民族地区办学质量和水平。把职业教育合作办学、培训教师、选派优秀教师支教挂职等纳入国家对口支援的内容，给予政策和经费支持。二是鼓励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学校开展多种形式合作办学。引导东部职业教育重点院校在西部民族地区建立分校或合作办学点。三是继续办好包括西藏班、新疆班在内的内地中职班，特别是做好学生实习和就业指导工作，发挥其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引领作用。四是建设有利于民族地区共享的全国优质职教资源网络信息平台，有效提升专业教师教学水平和学校办学质量。五是加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教师培养，提高职校教师参加国家级培训、省级培训比例，建立骨干教师、青年教师参加企业实践的机制，强化专业带头人的培养和中职学校的校长培训，帮助民族地区改变职业教育落后的现状。

　　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民族地区一些偏远农牧区交通较为闭塞、文化教育相对滞后，学生的国家通用语文水平不高，甚至听不懂、不会说国家通用语言，给就学、就业带来诸多困难。建议重视职业教育中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特别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要把学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必备的职业技能，为拓宽就业门路创造有利条件。

　　调研组人员名单

　　组长

　　华士飞全国政协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司令员

　　副组长

　　杜鹃全国政协委员，中纪委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纪检组原组长（女）

　　成员

　　黄康生全国政协常委，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布依族）

　　王伟全国政协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原部长

　　崔景龙全国政协委员，武装警察部队原副政治委员

　　田岚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土家族）

　　潘鲁生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1982年，24岁的他怀揣着青春的梦想与追求，来到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从此，便与陕西工院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教32年来，无论职务、角色如何变换，他一直不离教学一线，始终保有着对职业教育的炙热情感，时刻关注着学生的成长成才，他就是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省级教学名师王晓江教授。   

    敬业爱生 不懈追求 做学生满意的老师

    在32年的教学生涯中，王晓江同志不辍耕耘，一直从事材料成型、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教学及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1982到1999年间，主要承担材料成型、模具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教学大纲制定、实验实训基地建设、教学组织与管理、课程讲授、指导课程设计、实习、毕业设计和答辩等工作。1994、1996年先后主持开发了模具、焊接两个社会急需专业，制定相关的教学文件、开发教学资源，保障了新专业的培养质量，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好评。近五年主要承担材料成型专业《铸铁熔炼技术》、《专业新技术讲座》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年均100学时，教学效果优秀。2010年，获全国机械职业教育优秀实践性教学成果一等奖（主持人），2011年获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在完成教学工作的同时，他还先后担任了铸造专业三个班的班主任，在与学生朝夕相处的六年间，本着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的宗旨，加强对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心理教育，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用自己满腔的热情和爱心去温暖每一颗孩子的心，受到同学的尊敬和爱戴，铸造8750班也被评为了院级先进集体。在从事党务工作的多年间，除做好党员组织活动外，他积极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新途径，主动做好教职工的思想和政治工作，加强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在学院教职工中树立起积极向上、教书育人、风清气正的优良教风、学风和校风传统，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王晓江教授长期从事教育教学研究，工作勤勉、成绩突出。先后主编《铸造合金及其熔炼》等规划教材5本，累计发行量超过15万册，其中2本获“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1本入选“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本获省级优秀教材二等奖；主审《工程材料与成型工艺》等规划教材5本；主编的《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英语》第1、2版被机械工业出版社评选为年度畅销教材，2012年获“机械工业出版社最具影响力作者”称号。近年来，先后主持省级重点教改研究项目2项，出版《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现状分析与建设案例》等专著2本，并在省内外30多所院校交流和借鉴；参与教育部和省级重点研究项目4项。在《铸造技术》、《教育与职业》等期刊发表学术论、译文50多篇。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3项。   

    作为教学团队带头人，王晓江教授参与指导了国家示范校建设项目重点专业“材料成型专业建设方案”的制定、审定、实施以及铸造综合实训基地的建设，使得项目圆满完成并以优异成绩通过国家验收。在他的指导下，青年教师杨兵兵、韩小峰脱颖而出，成为国家和省级精品课程主持人、省和院级教学名师；材料成型专业被确定为2007年“省级重点建设专业”、2010年“全国机械行业技能人才培养特色专业” ；铸造综合实训基地被确定为2008年“省级实训基地”、2013年“中国铸造行业教育培训基地”，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专业教学团队也于2010年被授予“省级教学团队”。   

    此外，由于在模具专业的学术影响力，他还兼任全国机械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模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模具工业协会副理事长、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课题委员会主任等职。2009、2011、2012连续3年获得陕西省模具工业协会有突出贡献的协会工作者称号   

    务实创新 开拓进取办人民满意的职教   

    1999年以来，王晓江教授全面负责学院教学组织和管理工作，主持了首届1999至2001级41个专业教学计划的制定、修订与实施工作，制定了“高职高专学籍管理办法”等14项教学管理制度，使教学及管理工作更加规范有序。他领导教务部门依据省上政策探索实行教考分离、学分制、弹性学制等，指导成立学院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学校教学质量评估委员会”等，有力促进和保证了教学质量。2004年10月，王晓江同志担任学院副院长，承担起迎接教育部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的重要工作，为此他精心部署、全力以赴，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2005年学院以优秀等级通过教育部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成为陕西唯一获得“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的高职院校。   

    作为分管科研工作的副院长，王晓江同志积极为教师搭建平台、创造良好的教科研条件。他指导修订《学院教科研项目管理办法》等制度，严格项目过程和结果管理，使项目申报、立项数量和质量均创历史最好水平。教师发表论文由2010年的326篇（核心139篇）增加到2013年的624篇（294篇）、专利由15项增加到73项，学院获“2013年度咸阳市知识产权工作先进单位”。   

    他负责学院的校企合作和集团化办学试点工作，组织起草的《陕西省校企合作促进条例》，现已经进入立法阶段。在学院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近三年吸引企业在校内设立奖学金、奖教金超过2600万元，捐赠仪器设备价值509万元，新增共建实训室18个，开办冠名订单班52个，受益学生3000多名，其中“欧姆龙订单培养”、“亿滋订单培养”等已成为全国高职院校订单培养的典范。   

    从2007年起，王晓江同志分管中高职骨干教师省级和国家级培训、专业培训包建设等工作。经过五年的努力，学院现已成为全国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重点建设基地、陕西省中职骨干教师培训基地等，拥有4个国家级和5个省级培训基地；大连机床集团等22家单位员工培训基地、区域技术服务中心相继落户学院。近三年共完成6057人次的员工培训，863人的中高职师资培训，技能鉴定与培训工种达到25个，年均鉴定人数超过8500人次，社会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2009年，陕西拟成立装备制造业职业教育集团，王晓江同志作为学院代表，主要负责集团的牵头组建工作，在他的运筹推动下， “陕西装备制造业职业教育集团” 于当年7月顺利揭牌成立，开启了学院的集团化办学进程。在集团成员的共同努力下，装备制造业职教集团的各项工作都走在全省24个职教集团前列：探索形成了“多元联动”集团化办学运作方式，建立起“六措并举”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创新形成了“校企七联合”人才共育模式，形成了“柔性顶岗实习”等10种校企合作模式，为集团化办学探索出成功经验并入选省和教育部典型案例。   

    32年来，王晓江同志就是这样数十年如一日的兢兢业业、默默付出，出色的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潜心培养优秀技能人才，为学院发展奉献着他的全部力量。

　　德国萨克森职业学院—国立德累斯顿学院校长汉塞尔教授介绍，“双元制”教育在德国中等职业教育领域发展成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技术人才。

　　德国所谓“双元制”教学是指学生分别接受学校和企业的专业理论教学和技能培训，在双元制教学体制下，学生和企业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大大提高了培训后就业的能力。该模式的经验被世界多个国家所借鉴。

　　汉塞尔表示，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技术的革新，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逐步提高，由此“双元制”的概念逐渐向高等教育领域发展，出现了具有双元制属性的高等院校，这一类应用型大学可以称之为双元制的另一种模式，区别于中等职业教育领域的双元制。

　　部分与会专家认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人才培养多元化是必然要求，但当前中国出现了“本科职业教育”“应用型大学”等一系列的概念性混乱和误解。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驻京办事处主任施多恩博士在作大会特邀报告时，专门用汉语拼音对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中文译名进行了解读，即这一类型德国大学的中文译名应该为“应用科学大学”，而非目前国内常见的“应用技术大学”，更非“高等专科学院”。

　　施多恩博士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定义为一种具有应用导向型的高等教育结构，并指出这种结构内涵丰富，绝非“技术”两字可以涵盖。这一观点为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提供了更加明确的借鉴依据。

　　中国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副主任周爱军表示，“应用”不是高等教育的新功能，也不是高等学校的分类标签，而是贯穿各类高等学校谱系的功能；“应用型”应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和重大需求。

    我国正从工程教育大国迈向工程教育强国。如何理解工程教育质量所处的战略地位？工程教育质量状况到底怎样？应该从哪些方面对工程教育质量实施评价监测？日前，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主任吴岩就《中国工程教育质量报告》接受了记者采访。

    记者：今年，教育部评估中心首次研制发布了《中国工程教育质量报告（2013年度）》，能否介绍一下报告发布是出于什么考虑？

    吴岩：2014年，我们首次把高等教育质量监测重心进一步下延到专业人才培养层面，聚集到学生和用人单位满意度上，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一是工程教育质量所处的战略地位。2013年，我国工程教育规模世界第一，普通高校工科毕业生数、本科工科在校生数、本科工科专业布点数已占普通高校毕业生总数、本科在校生总数、本科专业布点总数的1/3左右。因此，工程教育质量对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影响重大。

    二是积极回应政府、社会和高校新的关注。工程教育质量因关系到国计民生、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目前，国内还没有对工程教育整体质量状况开展过评价监测和研制工作，报告就是要用数据和事实客观地呈现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近些年来工程教育质量取得的主要成绩及需要重视和关注的主要和深层次问题，以回应政府、社会和高校的关注。

    记者：能否给我们描述一下工程教育质量报告有什么主要特点？

    吴岩：主要有五个特点：

    一是报告首次用国际实质等效的质量标准对我国工程教育质量状况进行分析评价，形成了可靠、可比的质量结论。

    二是报告首次以人才培养5个核心维度对我国工程教育质量状况进行全面评价。这5个维度是培养目标达成度、社会需求适应度、办学条件支撑度、质量监测保障度、学生和用户满意度。

    三是报告首次与工业界携手合作对我国工程教育质量状况进行开放评价。我们首次将国际公认的毕业生能力要求设计成问卷，委托14家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对260多家用人单位进行了满意度调查，从用人单位角度比较客观地了解了工科人才培养质量状况。

    四是报告首次用学生学习体验和感受对我国工程教育质量状况进行满意度评价。通过对4万多名工科学生学习体验和感受进行追踪调查，从工科学生对工程教育的满意程度来客观反映我国工程教育质量状况。

    五是报告首次用数据和事实对我国工程教育质量进行客观评价。我们在报告研制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第一手数据和史料信息，包括近10年积累的工程教育认证资料、6家行业学会、协会（联合会）走访调研材料、近30位专家的访谈材料、260多家用人单位和4万多名学生的问卷调查等，保证了结论的实证性、科学性和权威性。

    记者：怎么看待该报告在质量监测中的地位和作用？ 

    吴岩：这次发布工程教育质量报告，就是对政府和社会关注的工程教育质量状况进行评价监测，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为学校改进工作提供依据，以此加快推动工程教育改革和发展。

    我们还注意做好“五项服务”：一是为高等学校持续改进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工作提供专业化服务；二是为工业界更加有效紧密参与工程教育改革提供信息服务；三是为社会及时了解和监督我国工程专业教育提供窗口服务；四是为政府相关部门全面把握我国工程教育质量状况提供决策参考服务；五是为中国工程教育走向世界，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提供宣传服务。　　

    记者：质量报告对工程教育发展中的问题没有回避，能否介绍一下是出于什么考虑？

    吴岩：是的，作为专业评估机构，我们的报告力图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我国工程教育的质量状况，为政府决策、学校改革、社会监督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服务。因此，报告也客观指出了工程教育发展中需要重视和关注的一些主要和深层次问题：

    一是高校在工程教育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方面存在问题。如工科专业办学理念与国际先进工程教育理念存在较大差距，办学特色不够鲜明，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以教为主”传统教学模式仍占据主流，校内质量保障特别是持续改进管理体制机制尚未健全等。  

    二是行业企业参与专业人才培养的联合办学体制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如行业企业参与培养目标的制定与评价、对课程体系设置、实践教学能力培养、学习产出评价等诸多环节带有随意性、片断性和被动性，没有在人才培养全过程进行校企深度融合，并形成制度化。

    三是目前还没有制定出台校企合作办学法规和配套细则，还未对注册工程师制度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进行有效衔接等，这些势必对推进工程教育改革带来困扰，也影响了高校和行业企业双边合作的积极性。

    记者：能否请您用几句话概括一下这次质量报告的主要结论？

    吴岩：我想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我国工程教育规模世界第一，是世界工程教育大国；第二，我国工程教育有力支撑了国家工业化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第三，我国工程教育“五个度”基本达成，但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深化综合改革是必由之路。

11月6日—8日，2014年汽车产业与职业教育对话活动暨第十一届全国汽车职业教育年会，在广西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在报道现场，有人感慨地说：“这个年会报名的人越来越多，表明从国家部委到职业院校，再到汽车企业，都开始对汽车职业教育重视起来了。”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主题为“产教深度融合－机制模式创新”。活动期间，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组建的全国汽车职业教育集团宣告成立。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应用与服务分会秘书长赵丽丽表示，该集团成立后，将在八个方面发挥职能，包括促进各单位间信息共享，建立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对应人才标准的汽车专业设置和教学标准，建立工学结合、理实一体的教学体系，促进汽车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开展相关国际交流活动等。

职业教育的历史缺陷

据了解，教育部近年来反复强调要发展集团化办学。今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集团化办学就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职业教育集团在全国已有700多个，但像全国汽车职业教育集团这样跨省市，从行业角度组建的职业教育集团为数不多。

实际上，集团化办学在中国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其核心是要通过集团化的方式，促进学校和企业的紧密联系，做到校企融合。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占山表示，国家之所以极力推广校企合作，是因为职业教育历史上有缺陷。

据悉，中国早期的职业教育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当年的老中专、技工学校就是行业办学和企业办学，与企业联系非常紧密，严格按照企业需求培养人才。后来，国务院在机构改革过程中一声令下，把行业、企业从教育中剥离，诸多问题由此逐渐暴露出来，如企业对职业院校培养的学生不满意，企业对职业教育不够重视等。

全国汽车职教集团是创举

据刘占山透露，教育部目前正在制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力图从政策上弥补职业教育目前存在的缺陷。从此次会议现场也了解到，教育部对全国汽车职教集团成立持支持态度，教育部职成司教产合作处处长白汉刚和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秘书长张进华共同为集体揭牌。同时，该集团也主动接受教育部职成司指导。

据了解，该集团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召集相关职业院校、本科院校，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企业、汽车服务贸易企业、汽车保修设备企业、汽车教具企业，相关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培训机构等，按照平等原则和契约形式组成。其第一届理事会共有成员单位113家，包括整车企业11家，其他类型企业16家，本科、高中职院校74家，地方汽车职教集团5家，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媒体等7家。另有3家整车企业作为伙伴企业。

11月6日，集团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汽车职业教育集团章程》。根据这个章程，该集团成立的宗旨是强化和提高行业指导能力，发挥企业在人才培养和职业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升学校服务产业能力。同时，按照市场化运作方式，实现产教融合，构建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现代职教体系。

刘占山当场表示，全国汽车职业教育集团的成立是一个创举，是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的重要举措。

最终目的是培养合适人才

据了解，目前国外职业教育都有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例如，在澳大利亚，政府会拿钱把行业专家组织起来，按照每个行业的职业种类制定相关标准，按照不同的工作岗位制定不同的职业培训计划，最后由企业参与评价，学校全部按照计划组织教学。德国等国家也有类似的一整套培养体系。

在这次年会上，有关专家告诉记者：“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一定是满足企业要求的，这一点做得很好。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套东西。”

据悉，此次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赋予了行业四大职能，要求行业发布用人需求；推进本行业校企合作；参与教育教学；参与教育资质和教育质量的评价。

专家表示，在汽车产业全面升级及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进入攻坚阶段的背景下，全国汽车职教集团的成立，将强有力地推动国内汽车职业教育界，建立起与汽车产业发展紧密结合的现代汽车职业教育体系，为汽车制造与服务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培养急需的技术技能人才。

    “世界城市日”近日在沪启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来贺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来祝辞。这是由我国倡议的唯一的联合国国际日，于2010年10月31日上海世博会圆满落幕之际在《上海宣言》中提议，2013年12月28日第68届联大决议予以确认。就此，本版从教育的视角切入，特刊发此文。

    ■俞可

    10月29日，首届“世界城市日”前夕，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教育现代化水平评价报告在京发布。而在今年5月，牛津经济咨询社预测，到203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最快的10座城市，中国独占七成，9座中国城市将步入大都市50强之列。显然，副省级城市就是未来的大都市，其教育发展必然指向未来大都市的教育水准。都市演进与教育发展，相辅相成。

    全球教育的双城记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7月10日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显示，2014年全球城市人口达39亿，占总人口的54%，到2050年，再添25亿，地球村民2/3强落户城市。全球城市人口已于2007年超过农村人口，标志着人类跨入“城市化千年”。

    英国职业发展与教育服务研究机构QS于2012年和2013年两度发布“最适宜求学城市”报告，巴黎与伦敦，即狄更斯笔下的“双城”，联袂夺魁。该报告遴选拥有25万以上人口和两所进入QS世界大学排行榜高校的城市近百座。两届排名，美国仅一座城市即波士顿入围前10名，且从第三位降至第八位，欧洲却占半壁江山。偏居东北一隅的波士顿，其自然条件差强人意，却因依傍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而以“创意之城”自居。

    其实，教育渴求的不仅仅是名校名师，巴黎与伦敦领跑排行榜则证实，对于良好的教育环境，优质的生活质量与优越的礼仪以及优越的职业发展机遇不可或缺。双城唯一缺憾是高昂的生活成本。两届排名分别位于第八位和第十一位的柏林赢得学子追捧，则因低廉而高质的生活。这座德国首都在市长眼中应该“清贫而性感”。

    都市的魅力在于形成人才流、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物资流的聚集效应，并由此生成规模性边际效益。在当今的知识社会，国际大都市集知识的摇篮、创意的沃土、智慧的熔炉于一身。

    都市聚集的两面性

    城市化进程的线性路径以博大而出奇制胜。由城市而都市进而大都市直至大都会，都市化正取代城市化，俨然充当现代化的代名词。诚然，都市支配着更充裕的教育资源，但充裕并非优质。联合国人居署发布的《世界城市状况报告》认为，都市教育变革只是改善男童和女童之间教育机会的分配，但并未提升贫困人口的整体受教育机会。《德国学习地图》显示，乡镇的教育发展水平高于城市且远高于都市。这个看似颠覆性的结论恰恰是发达国家城乡一体化的必由抉择。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大都会取得学术能力评估测试（PISA）佳绩，与其说是都市时代的必然，不如说是儒家文化的使然。

    大，掺杂着原罪。出生于纽约的思想家芒福德曾对城市发展模式的“罗马化”发出警示，即漫无节制地追逐最大、最高、最新，致使大都市身不由己地陷入规模失控、结构失衡与功能失调，而远离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生活。急促的城市化进程往往抛下长长的阴影——失业的高企化、贫富的两极化、穷困的极端化、教育的荒芜化、暴力的日常化以及贫民窟现象。在欧洲第一经济强国德国，鲁尔区的儿童贫困率逆势上扬，而鲁尔区的都市化程度勇冠欧洲，为世界首个城市集群。

    承受都市化苦难，儿童首当其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把《世界儿童状况2012》的主题定为“生活在城市世界的儿童”，并指出，当前全球约1亿名儿童集中在大都市，其中1/3深陷于贫民窟。对其而言，生活在都市意即生活于贫困。全球约半数贫民窟儿童无法接受教育。就此，本年度世界城市论坛首度设置儿童分论坛。

    都市育人的文化力

    2014年4月15日，第七届世界城市论坛通过《麦德林宣言》，强调把城市打造成为人人享有的包容、安全、繁荣、和谐的空间。芒福德说，“城市的主要功能在于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化朽物为活灵灵的艺术造型，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简而言之，城市的功能在于陶冶、塑造、教育，只因“城市是文化的容器”。

    作为最受国际学子追捧的美国城市，纽约的竞争力并非纸醉金迷的股市，而是多元互鉴的文化。“2013国际文化大都市排行榜”显示，纽约、伦敦、北京和巴黎构成国际大都市文化综合实力第一梯队。恰恰是文化赋予城市以独特的性格，而城市的文化创造力与影响力又强化其文化性格的高辨识度与高包容性。国际大都市理应会聚并培育拥有世界主义博大情怀的21世纪公民，潘基文于两年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启动“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中即强调培养全球公民。

    今年9月1日，一所名叫“智慧女神”（Minerva）的美国大学以2.8%的录取率迎来首届学生：来自14个国家的32名学生，包括7名中国学生。该校的惊人之举为，学生4年时间在7座城市学习，第一学年在总部旧金山学习，其余三个学年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柏林、孟买、香港、伦敦和纽约学习。办学目标即为培育有影响力的世界公民。

    中国教育的都市化

    梁启超说，“欧洲国家，积市而成；中国国家，积乡而成”，此乃昔日中国的真实写照。但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中国被迫卷入都市化浪潮，都市固有的两面性悉数毕现。现当代文人骚客往往把拯救都市物欲横流的希冀寄寓乡村式乌托邦。即便在百年前，投奔白马湖畔春晖中学的丰子恺竟慨然道出：“上海虽热闹，实在寂寞，山中虽冷清，实在热闹。上海是骚扰的寂寞，山中是清净的热闹。”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城镇人口2011年已达6.9亿，占总人口的51.27%，首超农村人口，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里程碑。中国正疾步迈进大都市时代，且教育业已成为提升都市竞争力的强大引擎，甚至被摆在“最优先发展的位置”。“中国城市教育竞争力”报告与《中国都市教育竞争力研究》相继出炉。

    教育显然成为都市改造人类的一大利器。本雅明说，城市是“由人构成的机制创造出的一片乐土”。布鲁金斯学会宣称，全球经济尽管唱衰，却迎来“大都会时刻”。至于教育的大都会时钟是否已敲响，中国教育能否步经济赶超之后尘迈进教育的大都会时刻，文化之都堪为先决条件，且取决于均衡与卓越。公平与质量，分为基于公平的质量以及在一定质量水平线上的公平两个层面，既是全球城市教育网络2012年5月成立大会的主题，亦在此番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教育现代化水平评价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更被视作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议题。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研修中心、中德协作中心总干事）

    截至2013年，我国普通高校工科毕业生数达到2876668人，本科工科在校生数达到4953334人，本科工科专业布点数达到15733个，总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工程教育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对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报记者 宗河

    我国的工程教育能否适应国家战略发展要求？工程教育质量状况究竟如何？工程教育迫切需要在哪些方面深化改革？

    为回应政府和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会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两所高校研究机构，深入调研了100多所高校和有关行业协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对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工程教育质量状况进行了第一次全面的梳理，研制了《中国工程教育质量报告（2013年度）》。

    视角一：培养目标达成度

    从培养目标看，工程教育有力支撑了我国工业化进程，总目标达成情况良好；工科专业培养目标基本达到国际实质等效的质量标准要求，用人单位参与培养目标的制定与评价越来越受到重视。

    《报告》显示，建国以来，我国工程教育在不同时期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经济社会进步输送了2000多万名工程科技人才，无论在“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一批重大工程科技项目，还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三峡工程、南水北调、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轻工食品、石油石化、电信等行业发展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满足了国家发展战略要求和人民生活需求。

    《报告》以国际实质等效的工程教育认证相关材料为基础，综合分析了认证专业关于培养目标的定位与表述。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专业的培养目标较好地反映了行业对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参与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与评价过程中。《报告》也提出，一些专业培养目标前瞻性不足及特色不明显的问题应引起重视。

    视角二：社会需求适应度

    从行业和用人单位视角看，工程教育培养的各类工程科技人才，基本满足了不同行业和用人单位的发展需求。

    《报告》首次从行业发展和用人单位需求两个维度，对工程教育的社会需求适应度进行了分析。对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水利学会等6个行业组织的调研情况显示，我国工程教育基本适应近年来行业的快速发展需要，提供了基本满足行业需求的工程科技人员。

    问卷调查显示，八成的用人单位能够招聘到所需要的工科毕业生，近七成工科本科毕业生实际从事工作与所学专业相关程度较高。

    同时，接受调研的有关行业组织也认为，工科毕业生在国际竞争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学科知识交叉融合能力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用人单位则认为工科毕业生的实际动手能力需要加强，这些都要求工程教育人才培养应适时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一些高校和行业组织正在积极探索提升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就业能力的新途径和新方法。例如，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和相关高校联合推出了见习工程师资格认可制度；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开展了行业工程教育联合实践基地建设；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科技部火炬中心、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启动了中国软件专业人才培养工程项目等。

    视角三：办学条件支撑度

    从办学条件看，高校工科专业办学条件能够支撑工程教育人才培养需求，但不同层次高校存在较大差异。

    《报告》首次按照国际实质等效的质量标准要求，对认证专业的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支持条件等各类办学条件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高校工科专业办学条件基本满足工程教育人才培养要求，“985”高校、“211”高校办学条件支撑度总体情况良好，一般高校支撑情况相对较弱。

    分析显示，近四成的专业课程体系支撑情况良好；五成的专业课程体系能够支撑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生学习成果达成，但支撑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需要关注；一成的专业课程体系能够基本支撑但存在明显问题，如行业参与课程设置的广度和深度不够、工程综合能力训练比较薄弱等。

    分析显示，师资队伍总体支撑情况好于课程体系，专业教师不仅数量、结构和能力能够基本满足专业办学需求，而且教师的工程经历和工程背景也正在得到强化。但是，高校在保障教师工程实践的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需要进一步加强。

    分析还显示，专业各种硬件资源和各类管理制度基本能够支撑工科本科人才培养需求，但各类专业实验室和工程训练场所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有效支持还有待提高。

    视角四：质量监测保障度

    从质量监测看，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为工科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国际通行的外部质量保障；学校层面也开始建立用于专业自我评价与监测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报告》显示，我国2006年开始构建具有国际实质等效、与工程师制度相衔接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2013年6月顺利加入工程教育学位互认协议《华盛顿协议》，我国工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获得国际认可。截至2013年，我国已在机械、计算机等15个专业领域开展认证工作，共有137所高校的443个专业通过了认证。

    《报告》显示，认证专业所在高校基本都建立了校院两级教学管理和质量监控体系，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管理制度文件，并着手建立用人单位、毕业生和行业企业广泛参与的社会评价机制。同时，《报告》还对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运行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专业质量持续改进工作相对薄弱，仅有少数专业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持续改进机制。

    视角五：学生和用户满意度

    从满意度视角看，用户对本科工科毕业生总体满意度较高，工科学生学习满意度及学习性投入总体上不容乐观。

    《报告》首次从用户视角，按照国际工程教育公认的毕业生能力要求编制问卷，对260多家用人单位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用人单位对本科工科毕业生总体满意度比较高，对工程教育总体质量基本认可。但是，一些用人单位也反映，工程教育人才培养仍然偏重知识传授，对学生能力特别是工程核心能力的培养比较薄弱。

    学生满意度与其在校学习体验和收获紧密相连。对《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CCSS）》与工科学生满意度的相关数据分析显示，工科学生在校满意度并不明显优于其他科类学生，高年级学生满意度高于低年级学生；工科学生学习性投入情况总体不容乐观，在学业挑战度、生师互动、校园环境支持等方面应引起足够重视。

    □专家微论

    大学回应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怀进鹏：今天，科技创新日新月异，对工程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也需要我们以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客观的态度审视和思考我国工程教育未来的发展。《报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用调查研究等实证方法，对我国工程教育进行了深入研究，这对我们理解和把握现今中国工程教育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行业视角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郝长江：中国工程教育支撑了中国经济30多年来的持续、高速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工程教育长期以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与行业发展相脱节的问题。“节”在哪里，如何“连”起来？《报告》以几个主要行业为例，从行业发展的视角指出了“节”之所在，并为构建工程教育与行业的联系机制等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

    用户声音

    大唐电信集团副总裁杨毅刚：《报告》中对260多家大中型企业的调查问卷，客观反映了行业对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的意见和建议，反映了企业对工科学生培养的期望。希望今后能有更多这样的平台。同时，《报告》也为行业企业参与工程教育改革指出了方向：行业企业是工程教育的用户，更应是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的积极参与者，今后应更多地参与到工程教育改革中来。

    研究者说

    清华大学工程教育研究中心教授王孙禺：现在，只能说我国是工程教育“大国”而非“强国”，工程教育大而不强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一直鲜有定量化的数据支撑。《报告》通过翔实的事实和数据，客观分析了我国工程教育面临的问题，言之有理有据，为今后的改革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参考。

    认证专家说

    汕头大学执行校长顾佩华：《报告》以国际实质等效的工程教育认证作为重要数据来源，采用具有国际权威标准作为“参照系”，客观地梳理了近年来我国工程教育改革取得的成绩及与国际工程教育水平的差距，为推动我国的工程教育国际化发展，我国工程教育走向世界、扩大国际影响力提供了一扇“窗口”，同时也为工程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小桥流水人家，美丽的西子湖畔，徐徐划过的古船、小巧别致的木屋……记忆深处里江南水乡的独特风景，在眼前徐徐展开。这就是坐落在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里由师生手工设计与制作的浙江古桥馆。再现了浙江59座最具代表性的明清古桥及沿途人文、建筑景观，尽显眼帘，这是浙江桥文化的真实写照，同时也孕育着浙江交院里一部动人的育人经。

美丽学生制作美丽古桥

    在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路桥学院，走进场馆眼前一亮，大片大片的美丽古桥尽收眼底。曲线优美，形态各异的桥面栩栩如生，宛如一条修长的彩带蜿蜒盘旋在馆内。而那最柔美动人，活泼温暖的还是行走在桥上的各式人群，撑着油纸伞的温婉姑娘、卷着行李匆匆赶路的行人、吆喝叫卖的商人、戴着斗笠的船夫等等。娇艳欲滴的荷花，刻着字的古亭，清澈蔚蓝的水面……一道波纹，一个微笑都清晰可见，纤毫毕现的美丽点缀和古桥及周边建筑融为一体，完美的还原了浙江的民间工艺、风土人情，还包含着一些典故，可以说是浙江桥梁文化的整体再现。

    从浙北的石梁拱桥到浙南的风雨廊桥，浙江素有“传统桥梁博物馆”的美誉。而浙江古桥馆建造及完成是对浙江古桥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是将浙江古桥以一种集体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更好地欣赏浙江古桥，感受浙江古桥文化和人文景观。馆内桥梁整体按照浙江的地理位置排列，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层大多记载了杭州较为出色的古桥，包括西湖断桥、拱宸桥、祥符桥等，下层则记录了从嘉兴的三部二爿桥开始往南到温州咏归桥共59座浙江具有代表性的特色桥梁。

    “以后不用跑遍整个浙江，在学校就能尽览全省古桥，想到这里也有自己的一份心血就很有成就感。”参与制作的小徐同学兴奋的告诉记者。古桥馆从2014年4月中旬正式开工，是由国家注册软装设计师陈小鹏老师带领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32位同学施工制作出来的。

同学们没有雕刻机，就用常用的磨光机代替，磨光机的成品虽不如雕刻机精细，但经过同学们的一双双巧手后就变得美丽可人。白木修成的瓦片，石膏砌成的白墙，木条做成的水缸，一丝丝一缕缕都精巧可人。42平米的场馆内这些模型都是陈小鹏老师指导学生们用20余种材料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制作出来的。

从“魔鬼训练”中找到人生方向   

    早在2012年，陈小鹏老师带着同学们制作的模型去参加山东第五届高职高专成果展示会的时候就得到了专家好评，之后河北赵县建造赵州桥博物馆的时候也给他发过聘书，聘请陈老师指导策划博物馆的建造。这时候陈老师开始萌生了建立浙江古桥馆的想法。

    2013年的西博会，陈老师再一次带着学生作品赶去参加，活动过程中这些模型全部送了出去。此时的陈老师已经带领学生团队在浙江交院创立了三色草工作室，除了承担一半教学任务外，工作室还会参加各类比赛，研究桥梁文化并接手一些大型桥梁项目。此时陈老师觉得时机成熟，便开始准备起浙江古桥馆的建造。整座古桥馆从设计到完工耗时不到一年，这期间付出的汗水与艰辛只有陈小鹏和他的团队知晓。

    “建造古桥馆的目的除了展示浙江的桥梁文化，更重要的是对学生专业素质和技能的培养。在这个过程中同学们不仅仅加强了动手能力，而且有时他们在这里一坐就是一下午甚至一天，或许还有几天几夜去做成一样东西。这种魔鬼训练不仅使他们得到能力的提高，同时也有助于学生认清方向，克服焦躁情绪，制作成果的展示和毅力的培养都对学生的就业和前途发展了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这一点，陈小鹏老师感触颇深。

    来自机电学院的小林每周四的下午和周末都会到这里来参加制作，其它时间只要她没事也会来。她告诉记者在参加古桥馆模型的制作前，她的业余时间基本都在看电视剧、玩游戏或者睡觉，现在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感觉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和前景。“和我一起参与制作的很多同学都有这样的感受，是古桥模型的制作让我们找到了人生方向。不仅仅对于桥梁结构和文化的理解更加深刻，在制作的过程中还要耐心和细心，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小林一边编制水缸一边很认真的说。

    “有时边做边冷静下来的时候我就会想我毕业了要做些什么，该怎么去谋划我的人生。为了找工作我应该准备些什么，总比在寝室里看电视剧看一个下午要好。”小程同学说完，就开始仔细的给小木人画眉毛。

    陈老师告诉记者，从开始制作到现在，能够在这里一直坚持下来，没日没夜地参与制作的同学其实就不到二十人，这些学生大多具有奉献精神，能吃苦，有着良好的品质和心理素质。通过制作，他们大多数人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并明确了目标，同时也通过一些活动的展开结识了很多业内人士，还有一些同学愿意毕业后就留在三叶草工作室。

    陈小鹏老师说他一直希望通过建造古桥馆这一活动来引领学生，一方面让学生们走出课堂，在实践中运用知识。另一方面也通过这个团队合作的过程尽可能地改变当下大学校园中浮躁且急功近利的氛围。在这里每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发挥特长，展现优势。从树立工作目标开始，不断提高自己、突破自己，从而树立自己的人生目标。

    “一颗螺丝的改变就能改变整座桥梁。”这是陈小鹏经常对学生说得一句话，“就像这座古桥馆，你如果不动手开始做，它就永远是一堆木头和石膏，但当你真正开始动手，它就会飞快的改变。我希望同学们也能像浙江的古桥文化一样，走出中国，走向世界。”陈小鹏说。 

　  连续两年，全国政协民宗委就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问题进行了调研。今年5月，全国政协民宗委调研组赴贵州、湖南调研。“职业教育是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新增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是增加群众收入的重要来源和加快脱贫步伐的重要保证。”调研期间，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华士飞反复强调。

　　华士飞发现，相较于发达地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发展中存在更多的困难和问题，比如：投入严重不足，整体水平较低；地方产业发展滞后，产教融合欠缺；市场发育不足，校企合作难度大；就业观念偏颇，看不起职业教育等。

　　所到之处，让华士飞深感欣慰的是，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地方，办好职业教育的愿望越强烈。不过，一些地方职教院校和产业园区建设摊子铺得过快过大，也引起他的担忧。“搞职业教育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应该合理布局，科学配置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资源。”华士飞说，从全国来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本来就是最为薄弱的环节，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办好现有学校基础上，科学整合现有教育资源，切忌贪多求全。

　　华士飞认为，国家在重大产业布局上应该多考虑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出台加强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进一步推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整体水平提升。他建议，建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专项经费，在各级财政中计划单列；提高生均经费的国家补助标准和比重，增加助学金补助额度，扩大政策覆盖范围；推进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债务化转工作并提高化转额度；对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进行特殊支持。

　　华士飞进一步建议，打破部门、条块和不同所有制界限，实行集团化办学，避免分散和低水平重复办学造成的资源浪费和招生、就业等方面的困难。同时要充分挖掘民族地区自然、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特色资源，建设对接区域主导产业、优势产业的特色专业，促进产教融合，推进校企合作，推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走特色发展道路。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国家和人民对教育的需求更加强烈，但是如何满足各类需求，需要我们认真调整思想、制度、规则、法律、方法、评价标准等，需要通过综合改革以解决整体的问题。

    ■程方平

    中国教育在改革开放走过30多年以后已进入到“深水区”和“攻坚阶段”。看到一些国家教育管理的成功经验，基于综合改革的整体思考，都要求国人对未来中国的教育改革走向和模式给予更多更深更实际的关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对教育改革做出总体设计，但随之进行的有些改革操作却与其设想有着较大的差距。不可否认，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国家和人民对教育的需求更加强烈，但是如何满足各类需求，需要我们认真调整思想、制度、规则、法律、方法、评价标准等，需要通过综合改革以解决整体的问题。

    引导全社会正确认识教育问题

    教育是什么，为什么全社会和每个人对此都高度关注？这是因为在现代学习型社会中，教育将与每个人的一生息息相关，与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紧密相连，任何竞争都最终演化为人的竞争、人力资源的竞争、教育效果的竞争，教育也从以往的“第二需求”转变为与衣食等相同的“第一需求”。而国家在现阶段能够提供的教育服务到底有哪些、相关的责权利如何规定？这些必然是有历史的局限性和现实的可能性的。

    人们都感到现实的教育不理想，但又不能给予改革必要的支持与空间，不能有足够的耐心和定力去梳理教育的基本问题，制定可行的改革方案。一些屡遭质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和治理，如重点学校、恶性择校、教育腐败等，根上的问题都在于正确的教育理念没有被社会广泛认同，使本来就举步维艰的教育改革缺少正确的舆论和思想支持。

    改革开放之初，在全国进行的有关“教育本质”问题的大讨论，虽然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了“文革”的一些痕迹与影响，但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却给予了最为重要和关键的支持，也为教育的开放与探索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判断。相比较而言，今天的教育已经在复杂性、多元性、关联性等方面远远超出当年，再用几十年前的思维与判断，很明显是不能适应今天的教育改革所遇到的问题的。比如对重要的教育概念，如义务教育、素质教育、道德教育、家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育督导、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等，其内涵和原则至今都缺少清晰明确和与时俱进的解读，致使社会上众说纷纭，有关思想和相关政策法律也颇为混乱。

    可见，在今天推进教育改革之时，最重要的还是先促进认识和思想的现代化，不仅使改革的受益者、参与者对教育有正确的判断和期许，也能为教育改革提供更理想、更务实的思想基础、舆论支持和探索空间。只有弄清楚什么是影响中国发展的教育问题，什么是影响中国教育发展的社会与体制问题，教育的发展才不会像盲人骑瞎马，才能达到预期和理想的教育改革目标。

    法治建设需要有效和融通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启发我们深入思考依法治教问题。

    我国正规的教育相关法律，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才开始陆续颁布的，且至今还有不少与教育发展最为相关的法律没有出台，如《学校法》《教育投入法》《终身学习法》《考试法》《家庭教育法》等。一些重要的教育类法规如《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也需要与时俱进地加以修订。

    具体到法律规定，也是空洞的原则多于具体的要求，操作性、监控性、程序性、调整性的缺失降低了法律的严肃性、公正性和科学性等。在未来的教育法治建设上，这些问题不解决，依法治教仍会在很大程度上落为空谈。

    值得强调的是，作为社会发展和法律整体建设的一部分，教育类法规的建设，不能忽略与其他相关法规的关联。如《职业教育法》不能忽略与企业、财政、税务、人力资源市场、产业发展、劳动保障、技术创新、城乡建设、终身学习、技术标准等方面的关联。若相关的法条只涉及职业学校，则难以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真实有力的支持。再比如，在建设学习型社会过程中，学校教育虽是重要部门，但若缺少了《终身学习法》的支持，不仅学校教育改革会受局限，各类教育和社会学习资源的整合与相辅相成也缺少了法律支持。可见，作为未来教育整体改革的法律支持，相关的系统建设与机制融通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应作为工作的重点。

    兼顾顶层设计与底层关怀

    任何重要的教育改革都需要合理合法的顶层设计和宏观思维，但也不能沉醉于空中楼阁，不接地气，使一线的教师和广大民众摸不着头脑。一味强调“想大事”“办大事”，而瞧不起扎扎实实做具体工作的做法，是极不负责的表现。比如，有教师问：“语文教学是大事吗？体育是大事吗？在中国的学校教育中本土文化已经缺失到消亡的程度是不是大事？”很明显，这些在许多教育管理者看起来似乎并不起眼的问题，却极有可能关乎中国未来人力资源的整体质量，且可能引发大问题。

    应该强调，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需要顶层的整体设计和宏观把握，不能使教育系统的常规管理长期处于“救火队”的状态。关键问题是，我们的顶层设计、宏观管理如何把握最基本的原则，如何使正确的设计和决定有效地、全方位地落地。从国家的层面要求提高教育质量，但如果不能全面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不能激发全社会的自主学习需求，不能将正确的思想通过一本教材、一节课、一个活动、一次师生交流产生具体的影响，其目标也是难以实现的。

    不可否认，几十年来广大教师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改革经验，形成了期盼和支撑教育综合改革的肥沃土壤。大家普遍遭遇的困境和问题是，许多微观的积极探索受制于中观（学校或地区）和宏观（国家与主管部门）层面的体制性障碍，顶层设计与底层实践在语境、需求、行为方式、关注角度、努力方向等方面，都有明显的错位，致使许多看来理想、合理的改革探索无法操作和落实。可见，中国教育的综合改革需要兼顾顶层设计与底层关怀，注重适宜理论与基层实际的结合，将改革努力落到实处。

    教育改革要遵循教育规律

    教育是对人发展的积极影响，且会受到时限、条件、环境、观念的制约。除了诸多外部因素外，教育自身的基本规律需要受到高度尊重。比如说，以人为本、适时而教、尚德励志、齐家爱国、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合作学习、教学相长、知行合一、身心兼顾、环境陶冶、激发兴趣、独立探索、家校社会合作等，都是被普遍认同的教育规律。以此来审视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和探索，要求我们的学校和社会，是不会有原则偏差的。

    由于人的教育是复杂和有差异的，方法不当或错过时机都会影响教育的效果，所以，不同层面的教育教学改革都须慎重，既应顾及受教育者的全面和终身发展，也应通过认真的调查和各种适应性的实验确保其科学性、可行性和适应性。近些年来，由于片面的行政导向和市场影响，不少延续了几十年、很有价值的教育教学实验被终止，而一些急功近利、不负责任且缺少科学验证的低劣教材、读本、教育产品却流行于学校和社会，其危害性不容忽视和低估。应从国家和法律的层面加以规范，使相关产品在进入教育领域时有起码的科学保障。

    另外，近年来在社会上出现了不少教育乱象，许多明显和严重的教育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的改善，而时时冒出的一些所谓“改革”却使问题更加复杂。比如，在部分地区以示范校（即“重点学校”）为龙头的所谓“集团化”探索，看似缓和了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实则弱化了整个教育管理系统，赋予个别学校某些不当权利，使学校间的差异和问题更为混乱难治。解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关键是要确定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校的性质、使命和功能，是着眼于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以公平、公正、均衡、服务大众为法律底线和基本原则。不直面这一本质问题，或任何试图绕过这一本质问题的所谓探索，都是有害无益的。

    要想使中国教育的综合改革合理并有效，行业与社会的监督必须履行职责。应该促使相关机制发挥正常作用，敢于正视现实，积极发现、反馈、解决各类教育的表层和深层问题，并为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准确的动态信息。

    总之，中国教育的综合改革经过多年的探索，已有了多方面的经验积累和积极思索，也有了国家和人民的殷切期盼和广泛支持，相信只要理顺思路、明确使命、坚持原则、改善作风、直面问题、务实精进，中国教育的综合改革与良性发展将会结出理想的硕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