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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职教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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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高校转型发展,是一个异常热门的话题。

    虽然高校发展这几年已经成为大家热议的对象,而且也有一些声音和思考在高校圈内慢慢发酵:走老路不行了。学生出路是问题,老师和学校的出路也会成为问题。关键是:我们的社会发展,也就必然面临问题。

    2014年4月,178所高校共同发布《驻马店共识》,提出“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点燃了多年来氤氲在高校尤其是地方本科院校校园内的气氛,也当然激发了整个社会对于这个话题的热情。

    其实,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已经是不少院校探索多年的大课题,也是很多院校已经在尝试并开始尝到甜头的努力。

    很多的地方本科院校,还处于内心挣扎、患得患失的阶段。好不容易来到的升格,还没有享受几天,难道就要主动地放弃?搁谁那儿,都不能接受。更何况,多年的教师队伍、学科专业建设,一路走来,都是冲着本科教学和科研的指标体系进行的。转向应用技术型?怎么转?谁来主导?定型的教师和专业怎么办?新的师资和学科方向从哪里来?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那么简单,而是横在院校面前的一道坎。

    怎么迈过这道“坎”?一条有效的办法就是:向优秀的高职院校学习、合作。

    高职虽然只是专科,一部分高职院校也不能说是成功。但是,那些优秀的高职院校,在高等教育处于分蘖发展时期,大胆尝试服务产业的办学方向、大力激发校企联合育人的积极性、共同寻找产教融合的利益关联点,的确可以为处于尴尬境地的地方本科院校提供转型发展的样本和参考。

    地方本科院校是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交界处的前端。立足教育现实,着眼社会发展,服务产业需要,就是服务社会,就是服务院校发展。所以,本科院校的发展本就应该围绕社会和社会发展的各类需要来调整步伐。而现在这个时期,高校的转型发展,是为社会发展准备适用的、可发展的人力资源,酝酿健康理性的社会氛围和个人追求,是为社会发展奠定基础、铺垫道路。



图片来源:齐鲁晚报

    本报讯(亓洪良)11月21~22日,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校企一体化办学”经验交流暨创新联盟成立大会在山东莱芜举行。作为联盟首届主席团成员单位的全国49所高职院校领导和49家知名合作企业代表、联盟专家组成员等参加了成立会议。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指出,成立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校企一体化”创新联盟,对于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助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校企一体化办学”经验交流会上,与会同志围绕“校企合作,互惠共赢”这一主题,针对高等职业教育“校企一体化”育人过程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探讨了如何建立“校企一体化”育人长效机制,大力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据悉,本次会议由教育部职成司指导,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校企一体化”创新联盟主办,莱芜职业技术学院承办。



谢邦鹏在工作中。张锐楠摄

    “我喜欢在一线工作,那里有我成长所需要的土壤。” ——谢邦鹏

    谢邦鹏如今所从事的工作,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大材小用。这个本科、硕士、博士3个教育阶段均与清华大学捆绑在一起的青年才俊,如今不过是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浦东供电公司运检部下,变(配)电二次运检一班的小班长。

    与他同一年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走出来的同学,有的出国深造,有的进入电力相关科研院所做研究,有的到高校当起了教师,还有的早已在福建、广东等地的电力系统内走上管理岗位。而同样出身“名门”的谢邦鹏,却老老实实地行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验收设备、检修设备、排除电力故障、改造老旧设备。

    从2008年博士毕业至今,他已经在国网上海浦东供电公司继电保护班组的最前线干了整整6年。直到最近,他的故事被上海媒体挖掘出来。

    新闻一经传播,有网友评论这是“典型的大材小用”。但实际上,中国青年报记者经采访发现,在生产一线从业的经历或许正是“高大上”的工科博士们亟须补上的一门实践课。

    到一线去,怎么就成了“另类选择”

    很多人不理解,一个读了20多年书的高才生,为什么会在毕业后选择去一线,而且一待就是6年;谢邦鹏其实也不理解,一个电力相关专业毕业的博士生,到电力工程的基层去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究竟有什么好奇怪的?

    实际上,在攻读博士阶段,谢邦鹏就已经想好,要尽可能把理论应用于实践。他的博士生导师、中国电力系统泰斗级学者卢强也是这么认为。

    与大多数人印象中“天天闷头搞学术”不同,谢邦鹏的博士生经历,并没人们想象中那么枯燥。导师卢强擅长电力系统控制理论研究以及智能调度系统研究,老师的研究本身,就是与电力系统的需求和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研究成果已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的电力系统中。

    谢邦鹏在读博期间就跟着老师到上海做项目,选择上海、选择一线,远不是常人口中所说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那种无可奈何。除了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的聘用合同,谢邦鹏还收到过国网公司总部和老家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的Offer。如果选择去另外两家公司,他很有可能在研究部门专门做研究,也有可能成为某个部门的小头头,但他却决定去上海。

    “我喜欢在一线工作,那里有我成长所需要的土壤。”对这个本科、硕士、博士都在清华念的“三清”博士而言,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个博士,需要补什么课、在哪里可以补上这门课,“实践要多一些,越多越好”。

    他的决定,也得到了导师、中科院院士卢强的认同。在一次国网上海浦东供电公司内部举办的大会上,卢强以现场录音的形式,力挺已经从自己手下毕业多年的谢邦鹏,“我支持并赞成具有高等学历之才俊,厉行于生产一线,使所学理论知识运用于生产实际,这不仅不是轻用人才,反而是历练和造就能担当未来大任的精英之正道。”

    老先生的意思很明确,成为能担当大任的精英,需要生产一线的经历,哪怕你是传说中的“清华博士”、“院士门生”。

    博士到一线,一样变“菜鸟”

    事实证明,“到一线去”的决定是对的。在变(配)电二次运检一班,初来乍到的清华博士,虽然成了吃瘪的“菜鸟”,却收获了难得的“读懂一线生产”的机会。

    2009年年初,谢邦鹏第一次跟着所在班组的老师傅到一线工作时,全程“傻站”在一旁。这些操作性极强的工作,直接把这个满脑子装着创新理论和知识的博士生打懵了,“什么工作都搭不上手”。

    但在一线待了6年以后,这个博士显然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谢邦鹏所在的变(配)电二次运检一班,听上去没什么特别,实际上在浦东地区的供电保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个班组的管辖区域包括上海自贸区、迪斯尼园区、张江高科技园区、浦东国际机场等重要地区。一个小小的设备故障,如果处理不当、设备动作不正确,都有可能造成大面积停电,影响居民生活、企业生产。

    谢邦鹏总是随身带着一本皱巴巴的笔记本,在这个本子上,密密麻麻记录着他每天要干的事和工作要点。这样的本子,谢邦鹏有20多本。早些年时,主要记录各种专业知识、操作规程、使用说明书、简易图纸等内容;最近一年多,他逐渐参与到一些工程和部门事务管理的工作中,记录最多的,是每天的工作、会议,等等。

    他从不讳言自己就是一个“学霸”。各种繁琐的说明书、复杂的工作流程图他总能很快记住,并将这些所学及时运用到一线生产中。刚进班组那会儿,因为缺乏实践经验,他总是主动向班长“要活干”,单位规定下午5点下班,他经常主动加班到晚上七八点,很快他就成了班组里的“劳模”——拧螺丝最多、接线头最多、看图纸最多、做笔记最多。

    这些是任何博士阶段的学习内容都无法替代的。

    有实践经验的“博士”,才能大行其道

    在一线工作时间长了,谢邦鹏开始展现出“高技能人才”的水准来了。他终于有了“高大上”的机会,只不过,所有这些“高大上”的研究、创新,主要都来自最一线、最基层。最近3年,他主导或以主要参与者身份完成了27项具有专利的小发明;5年时间,发表中英文论文8篇。

    尽管在公司及班组管理领域、变配电设备研究领域、和一线实践操作领域等他都有创新发明的实例,但最令他自豪的不是那些“高大上”的大项目,而是几个对一线工作有帮助的小发明、小革新,“能广泛用在一线的设计发明,才是真正有用、有生命力的设计发明”。

    生产一线,电力系统的工人师傅调换电磁继电器,过去总会发些牢骚,因为螺丝的“腿”太长,用钳子拧非常麻烦,费时又费力,也买不到现成的工具。谢邦鹏发现后,带领身边的几个小伙伴,利用业余时间做了新设计,开发出一套电气化组合式装卸工具。这套量身定制的工具,解决了一线工人实际工作中存在多年的麻烦,拆一套设备能节约近1小时。

    电力系统在供电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线损”。如果监测到“线损”大了,公司就要派人去检查、维护,以及时发现设备故障、偷电等情况,挽回供电损失。但在以往,这个“大”究竟是多“大”,并没有一个科学的标准,一般都是靠工作人员“毛估”。

    这时,谢邦鹏的专业派上了用场。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电力系统优化控制”的。线损问题其实也有共通之处。每一条电线都有线损,但供电公司人力有限、成本有限,他想算一算,究竟线损达到多大值后,派人去维修是较划算的。他作出了一套估算工程式,套用这套公式可算出最合理的线损临界值。

    此外,他还和同事设计了“遥控投退重合闸”系统,免去了一线人员频繁到现场“投入、退出”重合闸的麻烦。最近,他作为公司骨干,参与到国电总公司课题《大型城市电网高可靠供电模式与故障应对关键技术研究》中,负责抢修一体化、配电自动化、带电作业、微网运行检修等方面的研究。

    实际上,在一线,谢邦鹏从未有过“大材小用”的感觉,相反,正是一线工作的经历,给了他更多、更实际的施展才华的机会。

    记者了解到,在国网上海浦东供电公司,如今每一名刚进公司的新人,不论是不是高学历或研究型人士,都要求先到电力一线锻炼。活跃在电力运行、维护一线的青年大多是本科及以上学历者,结合自身兴趣和公司发展需要,他们未来可朝着行政管理、技术能手、专家领军等多个方向发展。


   “弃北大上技校”这条新闻,引起了社会舆论广泛关注,消息被疯转不说,也有很多网友参与讨论发表意见。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80%的网友“点赞”。

    这一现象耐人寻味。按理说,80%的“点赞”,意味着对这一行为的高度认可,可如果高度认可这一行为,这怎么又成为“新闻”了呢?一边是舆论的热捧,一边是个体艰难的选择——周浩同学的选择,在当前绝对是属于新闻的极端个案、另类选择,这恰恰反映出我国职业教育的现实处境。客观认识舆论的热捧,和职业教育还只是个别优秀学生的另类选择的现实,对发展我国职业教育极为重要。

    在笔者看来,舆论对周浩行为的“点赞”,当下主要出于尊重选择、感叹他的勇气,而职业教育和整个中国教育的未来,则在于所有学生自由选择。

    其实,尊重选择,在我国社会,已属进步。值得注意的是,在八成点赞的同时,还有两成对此并不理解,“惊诧莫名”,而一些媒体的评论文章,也在做这两成人的工作,告诉他们要尊重学生个体的选择,因为每个人的个性、兴趣不同,不都适合上北大,云云。

    做到尊重选择,说起来容易,而轮到自己,就不那么容易。很多人在点赞的同时,也意识到周浩有支持、理解他的父母,如果父母强烈要求他必须继续在北大读书,阻碍他上技校,在从北大退学后,去复读参加高考,会是什么结果?而从媒体报道看,周浩父母对其选择的尊重,也有一个艰难的过程,从最初要求他上北大,到看到他痛苦生活才逐渐转变,包括周浩自己,也是在休学、寻求转专业未果之后,再一步步转向选择技校。试想,假如这种选择,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会是怎样的纠结?就是技校的校长,如果孩子成绩可以上北大,却提出要去上技校,会爽快答应吗?现实中,完全尊重学生选择的父母几乎没有。要实现选择,可能都要经历一番痛苦的折磨、辛酸体验,最后才能看开。

    这样的选择,会让人觉得“伟大”。有人说,周浩这种选择的价值,就是可以鼓励更多人,勇敢地作出这种选择。某个学生在作出类似选择时,可以以此激励自己,说服不理解的人——你看,早就有人连北大都放弃,去追求适合自己的学习生活状态——但以笔者之见,这种激励的价值不大,因为凡属于需要激励的“伟大”选择,都会让选择者付出多少不该付出的代价。可这种选择,却有另一个重要价值,就是呈现出每个个体的内心需求,推动社会从理解、尊重这种选择,到创造条件、改善环境,自由选择。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结婚要看出身,一个女孩冲出重重阻力和出身“有问题”的人谈恋爱、结婚,这被称为是伟大的爱情,而现在,这种“伟大”不存在了,因为根本就不用再看什么出身。

    客观而言,“尊重选择”,多少具有某种无奈意味,各选择项之间,地位并不平等,就像现在的北大和技校,相差甚远,形成强烈的对照,而自由选择,所有的选择都是平等的,平等的地位、平等的价值。要作到自由选择,我国必须切实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这要求改革教育管理制度和人才评价体系。首先,要消除对教育、学校的等级管理,对于教育管理者来说,北大和技校应该是有平等地位的学校,而不是一个在金字塔尖,享有政策、资源、地位等各种优待,一个在金字塔底,如果所有类型的教育都办出一流的学校,选择上学术型学校和选择上职业学校,那就成为学习者的自由,而且可随时转学;其次,对人才的聘用、管理、使用、社会福利待遇,不能用学历评价、分层,而应该基于个体的能力、实际贡献。

    我国教育的出路,在于给所有受教育者自由、多元的选择,而不是把所有受教育者纳入一个成才通道、一个成才模式。在自由选择中,没有所谓的另类选择,也没有伟大的选择,有的只是符合自己内心需要、个性兴趣的选择。何时选择北大和选择技校,成为每个学生自由的选择,何时,我国教育才会走出现在的高考焦虑、名校焦虑,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人尽其才。


   “汽车产业对人才的需求,已经从对量的追求变为对质的追求。如何培养出适合汽车产业发展需要的精英型蓝领人才,是汽车职业教育领域在未来两三年内要解决的首要问题。”2014年汽车产业与职业教育对话活动暨第十一届全国汽车职业教育年会,日前在广西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闫建来在会上做出了上述判断。

    “目前在汽车职业教育领域,很多学校显然还没有认识到汽车产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其人才培养规划仍停留在对量的追求和对点的铺设上。”在闫建来看来,汽车人才需求模式的转变,已经为汽车职业教育敲响了警钟。

    “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汽车产业也在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创新型人才,这对汽车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刘占山认为,虽然汽车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很高,但不能说明培养的人才已经符合企业的需求。唯一的弥补渠道就是实现校企合作,这也是全球多数国家都在做的事情。

    有关调研发现,从北京现代汽车大力支持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到上汽通用五菱承办汽车产业与职业教育对话活动,再到蓬勃发展的汽车企业自建培训学校,都表明汽车企业近年来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在日渐加强。而“博世班”、“巴斯夫班”等的设立,说明越来越多的汽车职业院校对校企合作日益重视。

    值得欣喜的是,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组建的全国汽车职业教育集团,在此次对话活动期间成立。该集团召集了相关职业院校、本科院校,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企业、汽车服务贸易企业、汽车保修设备企业、汽车教具企业,相关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培训机构等,按照平等原则和契约形式组成,其核心目的就是要实现产教融合,培养出适合企业发展的人才。

    据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应用与服务分会秘书长赵丽丽介绍,校企合作正成为汽车职业教育的新特点。目前,多数汽车职业院校培养的学生在技术上较以往有了很大进步,但在综合素质和专项技能培训上仍显不足,好在企业已经认识到了自身参与培养人才的重要性,都愿意与职业院校加强相关合作。

    此次活动的主题为“产教深度融合——机制模式创新”,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联合主办,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应用与服务分会等单位承办,来自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64所学校以及35家相关单位的代表400余人与会。


    “你觉得北大好不好?”

    “怎么问这种问题?北大很好,只是不适合我。”

    这是我与周浩的对话。《弃北大读技校 自定别样人生》这篇文章登报之后,迅速地成为头条,文中的主人公周浩火了。在文章发布之前甚至之后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意识到这条新闻会这么火。

    可是一切都来得让我不知所措:文章刊登当天即被400多家网络媒体转载,凤凰网跟帖评论达1.8万多条,人民日报微博评论5000多条,新浪微博9929.5万次点击。最少不下50家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向我和梁老师要周浩和学校的电话,甚至有大学校长向周浩抛出读研究生的橄榄枝。我不知如何应对,只好把这一切都推到了梁老师身上。

    一个为追求梦想放弃北大读技校的学霸,一个刚来报社实习不到两周的“菜鸟记者”。在这段时间,对我和周浩来说,是天堂也是地狱,是一次很重大的人生历练。

    事情终会平息,当该事件的热度渐渐减弱,我也有空回忆一下采访场景,来还原一个比较真实的周浩。

    11月5日下午,我领到选题之后,前往北京工业技师学院采访周浩。天气有点热,他为我拿了一瓶矿泉水。我细细地观察他,想看看此等奇人是什么样的。他留着一撇小胡子,身高1米7左右,身材有点胖,看起来比较敦厚和内向。

    和周浩聊天,不是件容易的事。在采访的1小时里,他眼睛不看人,说话却咄咄逼人,回答问题很少有超过三句的,感觉不是我在采访周浩,而是我的自言自语,一直很冷场。我问到对两所学校的一些看法时,周浩直言:“这让我怎么回答呀?”仅有的回答也显得高深莫测,学术术语较多,能感觉到北大才子的风范。

    周浩的冷淡让我感觉他是“普通人”一个,更由于我没理解到这个新闻的重要性,甚至没准备写稿。回来被梁老师批了一通“这是新闻事故”之后,才仓促成稿。即使这样,在文中也没能很好地展现比较全面的周浩。

    文章刊出后,我在网上看到有很多网友对周浩和北大都胡乱猜测,尖酸刻薄:“肯定是在北大待不下去了,挂了很多课吧”“北大这种学校还是别待了,做得好”。每次浏览的时候,我都越看手越抖,心里越不平静,周浩和北大都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很多人脑海中肯定浮现这样一幅画面:北大课程很无聊,周浩几乎什么都没有学到,自己不好好听课,挂了很多科,最终待不下去灰溜溜地跑了。

    其实事情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周浩从小喜欢操作机器,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的理论课比较多,不太适合他,由此他开始谋划转校。但是在北大学习的那几年,他从来不曾翘课,“虽然不是很爱听,但是一直坚持上课,也时常泡图书馆”,他自始至终也没有挂过科。就算是到了北京工业技师学院3年,在周浩身上,高才生的特点依然非常明显。

    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周浩到了北京工业技师学院之后,没有从最基础学起,而是直接进入了技师班,和成熟的技工一起学习。刚开始有些吃力,但是几个月后,他就开始让同班同学望尘莫及了。“别人做完一个工作日志需要两三个月,而周浩只需要一个星期,这就是差距”。

    周浩的动手能力很强,经常用巧克力、木板等材料制作坦克、汽车模型,在他的微信里有很多的作品,看上去十分精巧。他也经常对实验室的小型机床进行改造,加快工作效率。周浩的英语水平和理论水平都很高。为了了解到国外最新的数控科技成果,他翻墙去浏览德国、瑞士的网站,对前沿的科技成果几乎了如指掌。

    很多学生毕业后都是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完成从初级技工到高级技工的转变,但周浩想继续深造,尽管他没有透露自己下一步的目标,“对这个行业了解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知道得太少,还是想深造”。

    网上很多人都想着北大流失了人才,想看北大的笑话,但是没有北大就没有今天出色的周浩;也有一些人想探究周浩离开北大没有高学历保驾护航会不会为自己的决定后悔,但是周浩如今已经是很多外企公司愿意开高价挖掘的复合型人才。

    有一些人想看北大与周浩相杀,但他们只相爱,“北大是中国最好的学校,我在其中学习到的东西也是在其他地方学不到的,是我不能适应那种学习环境,但我永远心存感激”;有一些人想探究,在北大周浩是不是在人际关系、学习成绩等方面有问题,但没有那么多细枝末节,这只是一个孩子忠诚于自己的内心和理想,并愿意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故事。

    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请尊重每一个追求自己梦想的人。



    引导一批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这是高等教育改革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应该注重大学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然而,在文化建设上面临着哪些现实诱惑,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文化选择呢?

    大学以传承、整理和发展文化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大学的教育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文化过程。然而,今天的大学受到多方利益主体的牵制,文化选择面临着种种现实诱惑和考验。

    大学办学呈现功利化倾向。现今的大学越来越像文化企业中的加工厂,其产品的型号、质量、样式按照市场需求来决定。大学的受教育者由活生生的“人”变成可以批量生产的“商品”;大学的教育者作为精神劳动者,也越来越像谋利的经营者;大学生就业率也如同经济领域的GDP,被过分追逐。在功利化的价值准则面前,大学更多地像商业组织而不是文化机构来思考问题,很难起到薪火相传、“新民之效”之目的。 

    英国著名教育家阿什比曾言,大学既要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又有它自身的内在逻辑。应用技术型高校的特点和功能使其文化选择具有特殊性,既要秉承其作为大学的本质属性,又要坚守、回望我国优秀的文化特性与传统,还要学习西方大学先进的制度、文化与理念。

    一方面,作为中国的应用技术型高校,必须带有中国文化特性。中国古人的高等教育思想乃至教育思想、文化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应用技术型高校文化大有裨益。如“有教无类”的思想、“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的气度与对物欲的超越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使命与社会责任感。这些都为应用技术型高校的文化选择提供了给养。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的应用技术型高校,必须汲取西方文化的长处。从古希腊教人理性到柏拉图学园让人向善;从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到古罗马时期的雄辩术教育;从中世纪大学的三科四艺到博洛里亚大学、巴黎大学等早期大学对文化的追求;从红衣主教纽曼的大学理想到洪堡、赫钦斯、布鲁贝克、雅斯贝尔斯等教育家提出的大学思想,都是我们应用技术型高校需要吸收的大学文化——既要注重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更要注重道德品格的培养与良好习惯的养成。

    开放的姿态、宽容的气度、接纳的胸襟、创新的意识都是大学本身应具有的内涵和文化。与传统大学相比,应用技术型高校呈现出兼顾职业与素质的双向价值取向,更加强调学生的创新意识与精神的培育,以及创新创业能力与素质的培养,其办学理念也更加注重经世致用与大学精神的完美结合。因此,应用技术型高校更要注重和强调大学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更加需要培育、构建浓厚的校园文化。

    应用技术型高校的精神文化建设,应强调“通识为本、专识为末”。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除了注重专业知识和能力培养外,还要将很多通识教育强调的非智力因素方面的素质养成,如思想品质、职业道德、团队合作、沟通能力等,有序地安排在培养模式中,与知识掌握、能力培养和解决工程项目问题有机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互不相干或关联性不强,从而最终将大学的精神文化内化成学生自觉的行为习惯,真正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应用技术型高校,只要大学的本质还在,只要师生还在自觉地坚持文化传承与创新,这便是一片勃发理性、完美人性的净土,高校便会引领之,社会便会向往之、效仿之。只有这样,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贡献力量。

    (作者系大连东软信息学院院长)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既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特征,也是这类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式。对于这一点,大家在理念上基本形成共识,只是在实践推动上进度不一、力度有别。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的案例很好地证明了,在高职院校办学中,校企合作不但应为,而且可为。长春职院的经验同时说明,加强校企合作,要从解决最基本的问题入手,才能做得实、走得远。

    一是立足解决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不完善的问题。采用什么方式、何种机制进行校企合作,这是每一所高职院校都面临的问题。长春职院秉持开放、融合的理念,不唯书,只为实,大胆探索,结合合作企业诉求和学校专业特点,搭建起开放式“一主多元”办学平台,形成股份制、校企联盟、订单合作和集团化等多种合作机制。其实践充分说明,校企合作的机制是多元的,没有一种机制、一种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于某一学校某一专业适合的就是最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他高职院校都可以像长春职院一样,在校企合作机制上进行大胆探索。高职院校与企业的合作,理应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二是立足解决高职院校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与社会用人需求错位的问题。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适用性人才,是高职院校的终极追求。通过校企合作,实现这个目标的载体就是课程。长春职院在实践中很好地抓住了这个关键点,校企双方共同主导课程建设,在课程开设过程中引项目入校、引专家入校、引产品入校,形成多样化课程体系,使学生充分体验工作现场教学,从而强化与工作实践的对接。

    笔者曾经调研过该校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管理专业,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该专业由长春职院和长春轨道交通集团两方联合设立,学生从入学那一刻起,学校就给每个学生安排了企业导师和学校导师两位导师,学生同时拥有学生、学徒和企业员工三种身份。校方根据轨道交通集团工作过程,系统化设计课程体系,按照岗位工作技术要求制订课程标准,通过真实项目驱动进行一体化教学;企业方通过集团高管讲座、中坚力量兼任班主任或辅导员等,渗透企业文化。试想,通过这种校企合作,又怎能培养不出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呢?

    三是立足解决高职院校教学质量保障不力的问题。校企合作只有涉及教学层面,才能趋于深入,才能显出成效,成效的标志就是要能保障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保障教学质量,关键在于前期要具备适合、“打眼”的软硬件条件,中后期要有及时、科学的检查评估。作为承担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任务的吉林省龙头学校、国家高职示范性学校,长春职院很好地利用了校企合作的契机,抓住了校企合作的优势,来强化教学质量保障。从该校的案例可以看出,通过与企业共享资源,致力于“双师型”教学团队建设,产生了一批省级技能名师,使师资条件得到保障;建立校内外生产性实训基地,实现了学生的实习实训与工厂的产品生产同步,使实践条件得到保障。

    建立多元质量监控体系,强化管理保障,这是长春职院校企合作值得肯定的另一个亮点。正是通过全流程的质量监控,使得学校的教学评价标准、学生就业能力评价标准与企业的生产标准、用人标准“实心”对接,这是我们所期望的。实践证明,只有保障上出实招,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才能出实效,才能脱离“签个字、握个手、拍张照、用个人”的校企合作常态。(作者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各竞风流。CFP供图

    高等学校办学层次的不同体现在服务对象的差异,而办学水平的差异则反映服务质量的高低;办学层次不等于办学水平;低层次可以达到高水平,高层次也可能低水平。因此,正确认识层次与水平的关系是调整和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的重要基础。

    ■谢维和

    办学层次等于办学水平吗?答案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层次高自然水平高。其实不然。这并非一个文字游戏,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结构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直接影响高等教育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非常具体的现实问题。

    前些日子,我参加南方某省的一个教育峰会,会后该省教育规划部门给了我一份该省关于进一步支持和加强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文件,希望我能够对这个文件提出意见和建议。文件中提到,要在该省的高等学校中,选择若干所重点大学作为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对象。当然,我的意见之一就是:高层次大学可以作为高水平大学建设对象,但低层次大学也能够建成高水平大学。换句话说,不要简单地认为,高水平就一定是高层次大学的“专利”。低层次大学同样可以有高水平。

    无独有偶,近日又有一位经济较发达城市的领导找到我,希望我能够参加和主持该市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研究,主要内容之一同样是建设高水平大学,问题如出一辙,而我的意见也依然如故。最近,朋友转发给我中山大学前校长黄达人先生关于应用技术型院校改革发展的一份讲话稿,再一次提到了我的这个观点。由此看来,高等教育结构中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中所涉及的若干模糊或错误认识及其对实践的影响,还真是一个问题啊。

    实际上,这个话题我曾经在多个场合和文章中谈起或说明。记得在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估协作体大会上,我还就这个话题做过报告。现在,我仍然旧话新提,希望结合自己参与教育改革的经历和进一步思考,对这个话题及自己的观点做一个比较深入、系统的说明。

    层次与水平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也是近年来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词。可也就是这样似乎非常熟悉的概念,大家往往想当然地使用,而没有认真地去深究它们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而且,关于层次和水平的关系,大家也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理解。比较通常和典型的看法是,高层次就等于高水平,而低层次自然也就是低水平。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看法,至少是一种关于层次和水平及其相互关系的误解。应该说,办学层次与办学水平及其关系是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和优化中两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和问题,是一个大有文章可做的话题。而且,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差异,很可能对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带来非常不同的影响。

    同时,对这个话题的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中有一段非常明确的话,“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发挥政策指导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这实际上已经非常明确地阐明了层次与水平之间的关系,即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都可以建设和达到高水平。

    为此,我想就层次与水平的关系讲三个问题,第一,教学评估中一个关于优秀的故事。第二,什么是层次,什么是水平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第三,层次与水平及其关系的重要意义和现实影响。

    层次与水平事关高校定位和高等教育结构

    首先是关于优秀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负责本科教学工作,非常有幸参加了当时新建立的第一届教育部本专科教学工作评估专家委员会,并且担任了副主任,和大家一起参与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工作,直接参与和经历了合格评估、优秀评估和随机水平评估的研究与实施,以及后期的调整工作等。整个工作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与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我学习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在这短短的几年中,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是在高等学校教学评估工作由最初的合格评估发展到随机水平评估以后,有一次评估专家委员会在北京理工大学开会,审议不同学校教学评估的结果。一般而言,大家基本上能够尊重各个评估专家组的意见,但是,这次会议却对最后的结论出现了争议:在随机性水平评估中,国家重点大学包括“985”大学教学工作的“优秀”,与一般地方大学教学工作的“优秀”是否具有同样的含金量?是不是应该设置两个不同的优秀标准和结论?对一批重点大学,特别是教育部所属的一批重点大学,也包括一批“211”学校,这些高等学校教学工作评估的“优秀”,是不是应该不同于地方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优秀”?这是第一届本专科教学工作评估专家委员会在研究和开展评估工作中遇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也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一次值得回顾的讨论。

    当时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一种观点认为,研究性大学或者重点大学的教学评估应该有自己独特的优秀标准。理由是,这一类高等学校或者大学属于高层次大学,它的教学要求与其他大学的教学要求是不同的,它属于一种研究型教学;它的优秀的内涵跟其他大学是不一样的,是一种高水平的优秀。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同层次大学的教学评估的优秀标准应该都是一样的,不要分什么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就是一个“优秀”。这部分专家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如果要分两个“优秀”,就是把一般层次的大学看成是低人一等,是主观上先入为主地认定这些大学的教学工作是低水平的,这样显然不利于这些大学教学工作的发展。而且,还没有开始评估就先把这样一大批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定位于一种低层次、低水平的优秀,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这两种主张的理由听起来都有道理。当然,也有专家建议,可以是一个标准和证书,但可以在证书上做一个有所区别的标志,等等。我想,这个讨论即使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显然,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讨论,而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它涉及我们如何评价不同层次和类型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原则问题。尽管是一个证书,但它关系到高等教育结构的合理性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体制建立时就已见端倪。因为,当初在建立合格评估、随机性水平评估和优秀评估时,就已经存在和出现了哪些学校应该参加哪一类评估的问题。因为,这种不同类型评估的参与资格直接关系到不同大学的地位问题。所以,这次会议上关于“优秀”的标准问题,实质是一个关于不同高等学校定位和整个高等教育结构的重要问题。

    这种对评估中“优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和结构优化对理论的要求。因为,这种关于标准和资格的讨论背后,涉及高等教育结构理论中两个非常基本的概念:第一,什么是大学的层次;第二,什么是大学的水平。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层次就等于水平吗?高层次就等于高水平吗?低层次就等于低水平吗?很显然,这些问题是需要讨论的。而在我们日常的潜意识思维中,似乎高层次的大学就是高水平大学,低层次大学的水平就一定比高层次大学低,这显然是一个值得商榷、值得讨论的问题。

    办学水平和层次并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

    所谓办学层次,指的是不同高等学校在高等教育系统或结构中的层级地位,它反映的是高等教育结构中不同的需求和服务对象的秩序。换句话说,高等教育的办学层次主要指不同高等学校服务对象的差异。它们之间往往具有不同的性质、特点和规律。而高等教育中的层次结构,指的就是根据不同服务对象而形成的高等教育体系的秩序,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等。这种层次的差别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反映了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结构的多样化,也体现了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多样化。例如,教育部所属国家重点大学主要面向全国,为全国服务,主要承担着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国民经济的国家层次、国家领域内的宏观领域和主要问题而服务;而地方高等学校则可能更多的是为地方服务,解决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为地方培养人才。这里反映的是服务对象的差异,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每所大学都有自己不同的服务对象。而且,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本身也是一个层次结构。高等教育要满足社会的需求,也必须是一个具有层次性的供给结构,它要求大学和高等教育系统提供不同类型和特点的教育服务和产品,这是客观的。因此,不同层次之间的性质、特点和规律也往往是不同的。

    所谓办学水平,则是一个反映高等学校办学质量高低的概念。这种水平主要指不同大学或高等教育机构所提供的服务与产品的质量高低,或者在某一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或者说,高等学校提供的这些教育服务或产品能否适应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由于服务对象或利益相关者不同,他们的需求及其相关的质量要求也不一样。所以,这种办学水平所表达的含义与办学层次是不同的。层次体现的是服务对象的差异,水平讲的是服务质量的高低。它们是表达教育结构的两个指标,尽管彼此之间密切联系,却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概念。

    就中国的实际而言,高等学校的办学层次主要包括两个序列:首先是人才培养的层次,即专科学校(包括高等职业院校)、本科院校、硕士研究生培养机构和院校、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机构和院校,这些不同的院校分别承担着不同层次和类型人才的培养任务;其次是投资管理的序列,即国家重点投资建设和管理的高等学校、省市自治区投资建设和管理的高等学校以及地方投资建设和管理的高等学校。这些不同的高等学校所承担的主要任务也常常与此有关。

    而从办学水平来说,我们通常也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描述和规定。第一,在相同层次和类型上高等教育机构的若干可比性指标。不待言,相同层次和类型的高等学校总是具有若干反映办学质量的可比性指标,包括学生的录取成绩、教师的学术水平、生均办学资源,等等。一般而言,办学水平高的高等学校通常能够在这些可比性指标方面处于前列。第二,在若干学科领域和方向上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竞争力。这些学科领域和方向通常具有比较深厚的传统优势和综合基础,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和条件,并且已经在同层次和同类学科领域、方向中取得了比较公认的成果,有良好的口碑,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第三,形成和具有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和思想。这种办学理念和思想是学校办学精神的体现,也集中反映了学校的学风和校风。更加重要的是,这种办学理念和思想在学校内外形成了基本的共识,而且已经贯彻落实在学校的各项工作中。第四,能够对国家和地方的发展做出重要和独特的贡献,成为地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发展靠得住的学校。有必要说明的是,这种水平的高低并不完全与层次相关,即并非说你在哪个层次上才是高水平。不同层次都可以有高水平,只要某所大学能够在某一个层次高等学校的可比性指标方面达到前列,只要能够在某些学科领域和方向中形成一定的优势和竞争力,只要能够形成和发展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和思想,并且能够为国家、地方和某些行业的改革发展做出贡献,成为改革发展中靠得住的学校,这就是高水平。因此,不同的层次,包括不同的领域,都可以达到高水平。

    由此可见,层次和水平并不是完全等同的。绝对不是说高层次等于高水平,低层次等于低水平。低层次的大学同样可以为服务对象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和产品而达到高水平,而高层次的大学为服务对象提供的服务也可能是低水平的,并不因为层次高就一定是高水平,或者层次低就一定是低水平。虽然是高层次的研究性大学,如果给学生提供的教育服务和产品不能促进这些优秀学生的成长,那么这所高层次大学就是低水平的;同样,低层次的高等学校如果能够为自己学校的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和产品,那么它就是高水平的。

    例如,对于国家重点大学而言,它们录取了全国最优秀的学生,如果不能给这些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服务和产品,促进他们更加优秀,也就只能是低水平的。同样,尽管是低层次的学校,包括一般的大专、高职院校,如果这些院校能够为学生、地方、行业以及某些特定领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和产品,能够真正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就是高水平的。

    我不是在这里说绕口令,我说的是事实和基本的道理,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即水平本身和层次并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更加重要的是,这种理论、事实和科学对于优化和调整高等教育的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既反映在我们的办学理念中,也直接体现在学校定位和特色建设过程中,因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层次与水平的关系是优化高教结构的抓手

    最后,我讲讲结论和启示。关于高等学校随机性水平评估的“优秀”的讨论,专家委员会的大多数专家最后仍然同意只设一种优秀标准,而不是两种优秀标准,进而充分肯定了不同层次的高等学校教学工作都可以达到优秀的水平,并且具有相同的含金量。

    这个结论是非常重要的。它的意义就在于,所有高等学校都可以在教学和人才培养中追求和达到一流的教学水平。就像教育规划纲要所说的那样,在不同层次和领域中提高质量,争创一流。我甚至愿意说,这样的一个讨论,以及形成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一般地方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发展,进而在整体上促进了整个国家高等教育办学水平的提高,具有历史性的价值和意义。

    实事求是地说,尽管高等学校教学工作评估委员会的专家们对教学评估达成了只有一种优秀标准的结论:层次不等于水平,不同层次的学校都可以在教学和人才培养中提高质量,争创一流,达到优秀,但现实问题仍然存在。我认为,目前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现实问题就是,高等学校盲目地追求高层次,而没有追求高水平。

    这种现实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不同层次的高等学校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一种追求“升格”的愿望和冲动。专科学校希望能够升格为本科院校,本科院校希望获得研究生学位的授予权,虽然已经是国家重点大学,但仍然追求所谓国际上的高层次。另一方面,我们在高等教育的评估和各种不同项目、成果和学校的评估评审中,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以层次等同于水平的现象。在某些领域和方面,虽然某些重点大学本身并不具有优势,甚至不如某些地方大学,但仍然能够“中标”。而有些地方大学,尽管在某些领域已经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但由于“出身低贱”,仍然在评审或评估中名落孙山。而且,这种现象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地方院校的办学积极性,甚至对他们形成一种无情的“打击”。这种现象当然有一定的政策原因,但不能否定的是,把层次等同于水平的误解,也可能是一个认识或理论的原因。如果追求高层次就等于追求高水平成为了一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认识,那么在现实中的这些现象也就不奇怪了。

    坦率地说,这种将层次混同于水平的错误认识对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是非常有害的。除了上述盲目地以追求高层次代替对高水平的追求之外,这种危害还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这种误解及其对现实的影响将进一步造成中国高等教育的结构性落后。层次与水平是反映高等教育结构的两个基本概念和分析指标。不同层次与水平的合理组合是一个高质量教育结构的基本特征,也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结构性优势的具体表现。如果一个国家在高等教育体系中,高水平的大学都是高层次的大学,而低层次的大学都是低水平的,那么,这种高等教育结构是非常落后的,是非常不均衡的。这种落后也是一种高等教育的结构性落后,它将带来高等教育中的非公平现象,也将恶化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模式。同时,这种对层次与水平之间关系的误解,还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不同学科的学术霸权和学术寡头现象,进而影响教育和知识的创新。

    第二,这种误解及其对现实的影响将进一步激化高考中的恶性竞争,而愈加恶化高考改革的环境。高等教育的上述结构性落后将进一步导致高水平的学科与专业大部分集中在少数高等学校中,由此,围绕这些大学入学机会的矛盾将日益突出,争取上这些大学的高考竞争自然将愈加激烈。这对于进一步深化高考改革是非常不利的。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结构,可以让学生在不同层次的大学中都能够获得高水平教育的机会以及成功的机会,那么,中国的高考改革也就能够获得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也就能够为学生,特别是为不同类型的拔尖创新人才的涌现,提供更加宽松的成长环境。

    第三,将层次等同于水平的误解及其对现实的影响,也将进一步造成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同质化,影响大学的特色建设。显然,如果不同高等学校都以追求高层次作为自己的建设和发展目标,并以此取代对高质量或高水平的追求,其结果必然导致高等教育发展的同质化。相反,科学把握层次与水平的关系,非常有利于督促高层次大学不懈怠而真正提供高水平的教育服务和产品,激励低层次大学办出特色,努力在人才培养质量上达到高水平。

    因此,层次与水平是中国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和优化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抓手和切入点。同时,它们也是进一步改革、完善高等教育评估体制和政策措施的重要方面。我最后的结论就是这样几句话,办学层次不等于办学水平;高层次不等于高水平,低层次也不等于低水平;高层次大学也可能是低水平,低层次大学也可以达到高水平。(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


鲁昕与钦州市职教中心中职生亲切交流

鲁昕考察钦州市职教中心坭兴陶实训中心

鲁昕考察钦州市职教中心坭兴陶实训中心

参观学生制作的坭兴陶作品

鲁昕听取了北海市职教园区系统培养职业教育模式的介绍

在北海市职教园区实训中心车间,鲁昕观看学生现场操作,与机床旁的学生进行亲切交谈

    1119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一行来到广西钦州市职业教育中心和北海市职业教育园区调研。她认真听取了两地关于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介绍,详细询问了职教中心和园区学校学生生源、招生情况、课程设置、中高职立交桥搭建以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情况等,每走到一处都与学生细心交流,详细了解他们上中职的学习生活情况。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李康一同调研。

    在钦州职业教育中心技能之星“星之路”处,鲁昕询问了技能之星毕业后的工作情况。她高兴地说:“要鼓励学生多到这里来,多向获得各种技能大赛一等奖的技能之星学习,增强学生的自信,让每个孩子都有出彩的机会。”

    在钦州职教中心机械加工实训基地,鲁昕亲切地与学生交流,详细询问了他们在学校学习技术的情况。2014级模具制造技术专业学生曾详参今年6月出去打了一个月的工,体会到没有技术的艰辛,毅然选择回校学习。他对鲁昕说,“我认识到没有技术打工的辛苦,我会好好珍惜在学校学技术的机会,把技术学好。”在钦州职教中心坭兴陶展示体验中心,鲁昕认真观看了学生制作和雕刻坭兴陶的过程,以及参观了他们从一进校门烧制的作品到技术越来越娴熟的作品。

    随后,鲁昕来到北海市职业教育园区,她听取了园区系统培养职业教育模式的介绍;在实训中心车间,鲁昕观看学生现场操作,与正在电脑前、机床旁的学生进行亲切交谈,询问他们各自升本后的学习情况和感受。

    鲁昕指出,职业教育要在培养学生职业技能的基础上,加强对学生文化知识和人文素质的培养,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扎实的艺术鉴赏能力,要有效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

    最后,鲁昕对广西推进县级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办学改革试点,全面推进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行动给予了充分肯定,她希望广西继续深化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教学模式、学校管理、德育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丰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校本内容,加快推进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办学特色发展。(卢卫 张锐波/图,周仕敏/文)


    媒体聚焦


  1026日,津台两地职业教育研讨对接交流会在天津市教委举行。旨在搭建两地职业教育方面的合作交流平台,双方将在有关职业教育的制度建设、学校管理、课程改革、师资建设、教材建设、学生互换、民族文化等七个方面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合作。(1028  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网)

  1031日至112日,第二届职业技术教育与国际贸易行业对话活动在成都举行。来自全国26个省市的151所院校、企业、科研机构275名代表参加此次活动。(115  网易教育)


  职成司工作动态


  111日到3日,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在南京举办。

  114日,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全国总开幕式在重庆市渝中区举行。

  114日,全国职教改革试验区贯彻全国职教会精神座谈会在重庆举行。

  116日到7日,全国职业院校管理经验现场交流会在成都召开。

  1113日,启动2015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报送工作,印发了《关于报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5)的通知》。

  111516日,高等学校继续教育示范基地建设项目专科组验收会议在无锡职业技术学院顺利召开。


  地方动态


  新疆兵团:1028日,兵团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在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了成立大会,旨在提高兵团职业教育水平,加快推动兵团职业教育的改革创新。

  湖南:近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促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文件提出,长沙市创新职业教育模式,不仅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更完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到职业院校担任专兼职教师的政策,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宁夏: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等部门自去年11月全力推进建设11个宁夏现代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以来,首批6个中心将很快建成并投入使用。

  浙江:1112日,浙江省教育厅召开浙江省中职课程改革的动员与部署视频会议,标志着浙江省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正式启动。


  教产合作


  1029日,深圳信息职业教育集团成立。该集团以深圳信息学院为主体,由政府主管部门、深圳信息类为主的行业协会、企业、信息类研究单位、中等职业院校及职业培训机构等,按平等互利原则组成的职业教育合作办学联合体。

  1168日,“2014年汽车产业与职业教育对话活动暨第十一届全国汽车职业教育年会在广西柳州隆重举办。

  1113日,全国职业院校商科专业联盟成立大会在青岛成立。该联盟旨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促进联盟成员间教育资源共享。


  技能大赛


  日前,2014年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比赛会计技能比赛在商校隆重举行,来自全市14所职业院校的109位选手参加了比赛,比赛为个人赛,包括会计电算化、会计手工两个大项。

  112日,第四届全国国际贸易职业能力竞赛在四川商务职业学院举行,来自全国36所院校的120余名选手通过模拟货物贸易出口业务,在比赛中提升职业能力。


    在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开始走上自主创新创业的道路。在他们看来,创业也许根本不用等到毕业之后,找准自己的方向,肯吃苦能坚持,便有希望。今天起,我们开办《我的创业故事》这一新栏目,陆续请自主创业的成功者们,为我们讲授他们的创业经历和创业经验,与读者共享。

 

    我是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广告艺术学院2014届毕业生。至今我已经创业四年多,现在经营自己的公司——VOCO维可传媒。

    我从职高二年级就开始创业。大一时在学校里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合作人,成立了乐疯视觉设计网站,我为自己起了个笔名——“路右右。出于对设计的热爱和自身设计专业的优势,我在同年底成立自己的设计工作室乐疯视觉品牌设计机构LOCRAZY Brand Design Agency)。这个工作室的建立,不但提高了我的专业技能,还让我熟悉了今后工作的各种流程,也积累了不少人脉。发展了两年,不但服务了像北大、农大、网易这样的大客户,本人也被加上新锐设计师头衔,受邀参加新浪微博微访谈、湖南卫视《天天向上》、中国教育电视台《成长不烦恼》及创业家杂志采访等活动。

    2013年我又成立一支全新的团队,开拓新的业务——VOCO。项目20135月成功在中国人民大学展出,全场150多所高校众多项目中,VOCO是唯一一个被新华社网站报道的创业团队。2014VOCO拿到了百万投资,正式运作起来。

    为什么要成立VOCO?我们发现现在的潮流媒体过多地关注潮流的个性方面,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品质,以至于人们如今对潮流的认知停留在大众低端,其      实潮流也存在品质。通过与一些“90朋友聊天,我们了解到大家需要一个引领品质潮流的先锋媒体,所以我们将VOCO定位于轻奢。因为轻奢是个性与品质共存,又没有时尚那么奢侈,更贴合我们的受众。一般人会将潮流和时尚混淆,其实它们是两种概念,我们把潮人到时尚菁阶分为三个阶段:潮流-轻奢-时尚。潮流的价格相对亲民,时尚相对奢侈,轻奢对于我们的定位人群来说刚刚好。

    VOCO的业务分为VOCO维可传媒、VOCO维可潮流公关、VOCO品质潮流社区三大模块,通过线上PC端、手机移动端与线下活动助力中国品质潮流文化传播与发展。VOCO成立时,知名歌手温岚、中国梦之声许明明、刘思涵等明星鼎力支持,纷纷发来祝贺VCR,祝VOCO越来越好。

    在创业过程中,很多人质疑我们的能力及我们对未来市场的判断,常常被打上“90后创业靠谱吗等诸多问号。大学毕业后人们的思维定式就是找一份工作积累经验与人脉,并且某些投资人都不赞同大学生毕业后创业。假如有个好项目,我们为什么不去试试?在现在还有时间去折腾的年龄。我们并不觉得自己的经验少,由于接触社会较早,我们有自己的人脉与经验,这些对于目前的创业项目都有很好的助力。有时和有经验的创业者、企业家聊一聊所获得的经验会比自己在职场上奋斗几个月来得更快,与他们的每一次交谈都是一次成长。回去重新分析自己的产品,会走得越来越好。

    创业中的困难是不断迸发并且不可预测的,但是克服困难后你的产品就上升了一个台阶。我觉得大学生创业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大部分大学生都没钱,也不知道去哪里找钱,从投资人那里拿到钱非常不容易。VOCO成立之初,我们也有很多的不看好,被投资人拒绝、受人冷眼等。这个时候不能自暴自弃,而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分析投资人为什么拒绝,项目哪些地方需要优化等。投资人要的是资本的回报,不过在项目种子轮和天使轮阶段,他们更看重这个产品未来是否有规模,项目的执行团队是否有能力、配合是否默契。投资人有时也会因为喜欢一支团队而投资,所以要不断优化商业计划,多聊几次,你会越来越从容,成功的概率也就会更大。对于街拍这个新生事物,我们面临的困难是这个项目如何盈利,我们不断分析受众,了解他们喜欢和关注的内容,再通过运营实践来完善我们的商业模式。

    创业期间,学校和老师给予我很多帮助,包括发展方向指导、各种资源的支持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项目的发展。《创业计划训练》课也非常有用,它会提供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老师会将社会上的资源带给我们,比如政府的资金申报等,也可以获得一些启动资金。因为我是学广告设计与制作的,所以在品牌传播方面还可以学以致用。

     总之,创业是条漫长的路,需要不断地坚持,不断地积累资源以换取更大的平台,这样才会实现最初的创业梦想。

     (作者系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大三学生,90后大学生创业者)


   “双11”之后,各大快递公司快递员人手紧张,然而快递员难招难留。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快递企业和职业学校联合,以“物流实习”10天的名义,让并非物流专业的学生在快递爆仓期间充当临时快递员。学生实习沦为廉价“学生工”,顶岗实习乱象究竟该如何破解? (《工人日报》11月18日)

  借着顶岗实习的名头,职校生沦为廉价“学生工”这一现象既非新生事物,也不是个别情况,而是由来已久且较为普遍的。职校生不是“学生工”,顶岗实习也不是用来解决用工荒的。令人费解的是,如此严重违背教育规律、严重损害学生利益的乱象,为什么会大行其道,长期得不到解决呢?笔者认为,乱象的背后潜伏着用人单位的功利、职校的作假以及职校生的短视等因素。

  首先,许多企业是在人手不够时才找到职校帮忙的。无论是劳动力成本还是劳动者素质,企业用职校生可谓物美价廉。其次,校企合作开展得如何,已成为衡量职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在顶层设计和政策层面还不够完善的背景下,企业缺乏合作的愿望,职校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因此,当企业找上门来要学生时,职校会痛快答应。“装进篮子里的都是菜”,学生到企业无论做什么,都成为校企合作的业绩。再其次,由于专业、课程及教师教学缺乏针对性和吸引力,职校生巴不得早一天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一来可以摆脱学习压力和学校管束,二来可以拿到一些报酬,可谓一举多得。

  很显然,这样的“顶岗实习”和“校企合作”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任其蔓延,职业教育提升品质、提高质量、增强吸引力等美好愿望都将成为泡影,其后果之严重绝非危言耸听。而治理这一乱象必须坚持实习的教育属性。实习是教学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课堂教学的延续和延伸。换言之,实习仍是教育人、培养人的范畴,而不是企业用工的契机。学校应拿出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在实习环节对学生负责,对人才培养质量负责。什么时候去实习、哪个教学环节需要实习、实习的内容是什么、实习多长时间等,都应该按照学校的“教”来安排,不能根据企业的“需”来确定。

  在校企签订实习合同的过程中,还必须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职校生实习牵涉到学校、企业、学生以及学生家长等多方关系,因此,以合同、协议等契约形式明确各方责任,才是比较合理且非常必要的做法。学校对学生的实习不能采取放羊态度,要跟踪管理;企业不能单纯用工,要安排专人对实习生进行管理和业务指导;学生必须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不得随意变更实习单位。无论哪一方违约,都要承担违约责任,有相应的处罚措施。

  需要提及的是,职业学校必须警惕“买卖实习生”对职业教育的侵蚀。职校实习乱象的根源在于企业、学校和学生三方缺乏约定或者没有约定。于是,社会上有些人便瞄准了这一商机,做起了“买卖实习”的生意。这种不良行为常常冠之以“人力资源中介机构”等合法名称,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其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学校通过“出卖”实习生获得利益,企业通过低廉的价格购买到高素质的劳动力,学生则大多被送往电子加工类企业的流水线上从事简单重复的繁重劳动。最终为学校、企业以及中介机构获利买单的恰恰是这些学生——因为要交纳“就业岗位推荐费”。这种利用职校生实习就业而谋取利益的行为不仅应该警惕,更应该予以严厉打击。

  职业学校倘若能坚持做到以上几点,在短期内有可能会错过一些校企合作的机会,但从长远看,学校会因人才培养的高质量赢得企业的青睐,企业会因为录用了具有良好综合素质的技能人才而增加效益,学生也会因为学到了知识、强化了技能而受益终生。(刘景忠 作者系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顾问) 

   【大公报讯】记者曾敏捷、吴卓峰、杨致珩报道:由特首领导的经济发展委员会昨日开会,讨论香港青年职业教育的议题。行政长官梁振英于会上称,职业教育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对保持香港产业的长远发展及竞争力,至为重要。经委会委员刘炳章认为,以往的纺织、保险等职前培训,对现今青年来说已经过时,他认为新世代?重发展“网络虚拟世界”,认为政府可向青年提供低息贷款,支持有关产业。

  梁振英认为,职业教育能因应各项产业需要,培育及提供具有关技能的人才,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对保持香港产业长远的发展及竞争力至为重要。他又感谢经委会各委员,就现时香港职业教育制度提出意见。

  委员刘炳章于会后称,昨日会议较集中讨论青年就业问题,他认为政府不应再用旧一套的职前培训制度。他强调近年青少年热衷于网络世界,有人会透过编写手机应用程式、投身资讯科技界等方式创业,形容有关产业亦有其出路,有助青年发展所长。他建议新一份《施政报告》当中,成立一个配对基金,向有兴趣从事相关产业的青年,提供低息贷款,协助及推动他们就业。

  他又认为,近年社会老年化问题严重,需要不少有兴趣的人投身护理行业,照顾不能自理的长者。他建议,虽然不是太多青年持有医科学歷,但政府可以提供日间院舍照顾或护理培训课程,供青年就读,相信能解决部分社会问题。


   读名校是一种追求,读技校也是一种选择,二者本该并行不悖,目标都指向个人成长和国家发展,区别仅仅在于路径不同。

  3年前从北京大学退学,转学到北京工业技师学院,从众人艳羡的名校高材生到普通的技校学生,从北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人才储备军到如今还未就业的技术工人,周浩遵从内心选择的经历见诸报端之后,一度引起坊间热议。

  周浩的经历虽然是个非典型事件,却有着典型意义和样本价值。在每年跨入大学校门的数百万学子中,身在名校、心系技校者也许不乏其人,但能像周浩一样勇敢迈出这一步的却很少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周浩称如今“毫不后悔,很庆幸”,想必也是肺腑之言。“毫不后悔”是因为遵从了内心,“很庆幸”是因为他最终成功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这一过程中的纠结、彷徨,甚至是痛苦,恐怕只有周浩自己知道,也恐怕不亚于当年“被逼着”上北大。据报道,在当年的高考中,他本来想报考北京某工科类高校,但遭到家人、老师的一致反对,认为考了高分不报考清华、北大,简直就是一种浪费,周浩最终妥协。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家长的心态不难理解,毕竟放弃北大这样的名校,转而就读名不见经传的技校,恐怕没几个家长能接受孩子如此“离经叛道”的选择,家长和学生本人也很难平静面对亲友、同学的“悠悠之口”。好在这次是周浩的父母妥协了,的确是“很庆幸”的事,但这个过程几番周折、成本太高昂,也给我们留下太多反思。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技校只能算是“四等学校”,从事技工是“低人一等”的工作,只有学习不好的人才去做。寒窗苦读十几年,目标就是要叩开名校大门,上名校才是“人间正道”,才能获得名与利,才是所谓的成功。殊不知,此种传统观念已落后于时代发展。从现实来看,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未来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技校学生大有可为,其发展空间由于打破天花板的制度设计而变得无比广阔。而且,在价值日益多元的时代背景下,成功的定义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获得物质与名声,更是一种追求人生梦想、实现自我价值,从而获得的内心幸福感。

  根据麦可思对部分国内高校2013级新生的调查,近四成本科生和近三成高职高专生并未就读最理想的专业。38%的本科生和36%的高职高专生想转专业。与此呈鲜明对比的是,欧美发达国家从小学开始,就有计划地开设人生规划与职业指导课,如德国的中小学通过职业模拟、看录像、实际操作等方式,使孩子从小就对自己有一定的了解,并做好了生涯规划,在学校里也有专门的职业指导课程,职业测评更是铺天盖地。这些孩子往往能钻研所爱,循着兴趣发展,即使是转专业,也是一种理性而非盲目的选择。因此,无论是在职业选择还是生涯规划上,我们该更深刻地反思传统的择业观,警惕狭隘的人才观,重新定义成长、成才和成功。

  避免类似周浩的曲折经历,教育者尤其是家长要尊重孩子的内心,多从作为个体的孩子角度出发,认识到唯有依凭兴趣作出的职业选择,才是最理想的职业选择,也才是一条最可能通向成功的路径。少一些越俎代庖,多一些沟通交流,更有助于孩子的职业发展。同时,整个社会也需要从过于功利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在人才选择上不要过于迷信名校、高学历等硬指标,而是回到以综合能力衡量人才,回到遵从教育规律和教育常识的轨道上来,少一些急功近利,多一些平心静气,倡导行行出状元,营造一种尊重个人选择、提倡多元成才途径的舆论氛围。

  “弃北大读技校”本应是一个人的正常选择,不该成为新闻。读名校是一种追求,读技校也是一种选择,二者本该并行不悖,目标都指向个人成长和国家发展,区别仅仅在于路径不同。它之所以轰动,恰恰说明我们的社会还没有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和人才观,学生还不能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学子能怀着满腔热忱,理性选择人生,从容走向社会。 

    对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来说,“武”有技能大赛,“文”有文明风采。“文明风采”为中职学生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有效激发了学生对专业、对职业、对幸福生活的热爱、向往与追求,帮助学生提升自信。通过“文明风采”活动,学生的职业观念、专业意识、专业实践技能、社会实践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精神面貌发生较大变化。

  “我曾经一度为未能圆大学梦而耿耿于怀,自卑的阴影一直萦绕着我,是‘文明风采’让我找回了自信,为我搭建了展现自我、参与竞争的互动平台。”江西省建筑工业学校学生谢淑珍曾因家庭贫困而弃学打工,是国家中职教育免费政策圆了她的升学梦、成才梦。在第十一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征文活动中,她获得一等奖并在总结座谈会上发言。

  对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来说,有两大赛事不得不提——“武”有技能大赛,“文”有文明风采。第十一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活动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历经校级初赛、省级复赛和全国决赛,已完成各赛项评奖工作。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5个计划单列市均组织参赛,参赛范围实现全覆盖。共有4399所学校、228.8万名学生、171.3万份作品参加校级初赛,参赛学校占全部中职学校的36%。

  优化活动赛项设计

  今年2月,“文明风采”竞赛活动主办单位——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中华职教社联合发文启动,比往年提前近2个月。各地将竞赛活动纳入全年德育工作年度计划,成立了由教育厅(局)分管领导牵头,人社、共青团、妇联、关工委、中华职教社等领导和相关处室部门主要负责人共同组成的高规格竞赛组委会。北京、江苏、广西、广东、福建和宁波在组建组委会的同时,落实具体承办单位、工作人员,筹集专项经费用于竞赛活动的组织、宣传和表彰,实现承办单位、经办人员、经费来源三落实。

  重庆要求各中职学校“一手抓技能大赛,一手抓文明风采”;辽宁将竞赛项目细分、归类,围绕学年组成体育节、文化节、艺术节、技能节四大活动板块,创新了竞赛组织形式;山西自2010年起将竞赛纳入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竞赛项目,统筹推进两大竞赛活动;湖南把参加竞赛情况纳入各市州教育部门年度考核指标体系和省级示范性(特色)中职学校评估验收指标体系,对在建的国家和省级中职示范校、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和示范性县级职教中心提出了具体的参赛指标;河南首次在2014年全省职业与成人教育工作会上对上届竞赛先进单位进行表彰,调动各方积极性;广西明确赛前系统培训、赛中跟踪指导、赛后总结表彰的进度安排,进一步完善学校初评、市级审核、区组委会复审的工作流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教师参与情况与“评优评先”挂钩,将学生竞赛成绩与顶岗实习、毕业分配优先推荐挂钩,以调动师生积极性。

  各地积极出新招,比赛的各个环节也在往年基础上进行优化:

  初赛中,各中职学校贯彻落实竞赛“重在参与、重在过程、重在激励”的初赛评选原则,采取能增强师生参加竞赛积极性的具体措施,通过“人人参与、班班比赛、学校选拔”的形式,推动“文明风采”竞赛活动的发展。

  复赛中,坚持“尊重原创、保护产权、诚信公正”的评选原则,完善评审标准和程序,确保竞赛客观、公平、创新、有序。

  决赛评审中,严格规范评审,制定了各赛项分项评审标准,并委托第三方对获奖作品进行查重,对抄袭作弊的作品一经发现即取消获奖资格,并向省级复赛组委会通报。

  德育渗透各个环节

  各地将竞赛活动作为重要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多部门联合发文对竞赛做周密部署。竞赛以“中国梦·我的梦”为主题,根据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优化赛项设置,增设“我眼中的传统文化”征文,“志愿服务剪影”、“奋斗的青春最美丽”摄影,微电影及“中国梦·我的梦”演讲等赛项,突出理想信念和职业精神培育,注重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和综合素养,得到参赛学生的广泛响应。

  在竞赛活动中,各地结合本地实际穿插了各类特色赛项和活动。北京在市赛增设“人人成才、人人出彩”特色德育实践活动评选,拓展学生敢于寻梦、展示风采的途径。上海把“文明风采”竞赛与第三届上海市中职校“璀璨星光”校园文化节结合起来,开展一系列的文化艺术实践活动,向社会公众展示了中职学生乐观健康、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新疆喀什卫生学校把民族团结教育作为竞赛活动重点,在全校开展了以“热爱伟大祖国,树立职业理想”为抓手、以“感恩、养成”教育为主题的竞赛活动。

  同时,各地以竞赛为契机,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积极探寻“赛育合一”的德育创新途径,推进文化育人、实践育人、活动育人“三育融合”。

  江西把竞赛与校园文化建设有机结合、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有机结合、与学生专业技能有机结合,组织所有中职学校参赛,着力实现学生文明素养、自我教育能力、职业精神风貌、竞争协作意识等“四个提高”。

  江苏将竞赛融入文明校园建设、德育课程教学、学生管理等方面,并纳入绩效考核项目,完善了以竞赛为牵引的常规德育实践活动长效机制。

  黑龙江将竞赛活动对接专业课、实训实习、技能比赛,有效促进学生价值观、就业观的转变,提升成长成才、自信出彩的敬业乐群品质。

  宁波将竞赛内容与“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将竞赛组织与德育课程和文化课、专业课教学结合起来,将竞赛活动与学校社团活动、主题班会活动等结合起来,达到以赛为纲的德育活动品牌效应。

  活动影响不断扩大

  获得“文明风采”竞赛“诚行天下”演讲比赛一等奖的江苏广播电视学校学生关越说,回想起参赛过程,为使演讲更出彩,自己收集了大量名人名家的演讲视频,一遍又一遍地学习、观摩,然后对着镜子练习口型、神态、语言节奏、情绪的掌控,“从校赛到省赛,再到全国获奖,心理素质好了、上场演讲不怯场了,语言组织能力强了、演讲技巧提高了”。

  山东省淄博建筑工程学校学生郭欣说:“‘文明风采’竞赛带给我们最宝贵的就是使内心更加强大,这是从内到外全身心的一次转变。”

  此次竞赛参赛面广、作品质量高、师生反响好,为广大中职学生搭建了展示才艺的平台,进一步凝聚起中职德育整体合力,充分彰显中职德育活动品牌效应。

  几个数据可以看出本届活动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经各校级和省级竞赛组委会评选,竞赛活动有21.2万份作品参加省级复赛,6910份作品进入全国决赛。与上一届竞赛相比,本届竞赛参与校级初赛的学校增加了1543所,是上届竞赛的1.5倍;参赛学生增加111.3万人,是上届竞赛的1.9倍;初赛作品增加了69.1万份,是上届竞赛的1.7倍;决赛作品数增加2100份,是上届竞赛的1.4倍。

  经竞赛组委会决赛评审,共评出优秀作品一等奖207个、二等奖346个、三等奖553个、优秀奖5792个;优秀指导教师奖800名;学校组织奖600名;省级复赛组委会卓越贡献奖8名、贡献奖17名。

  苏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文明风采’竞赛给了学生展示自我风采的机会,同时也丰富了学校的德育实践活动,促进了中职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通过大赛,职业类学校的校风、学风,学生的职业理想、职业观、人生观正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真正体现了以赛促成长,润物细无声。”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校长劳泰伟说,“文明风采”竞赛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自身精神风貌、才能才艺的舞台,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让教师走进学生的生活和内心,融洽了师生关系,提高了教师教学水平;为学校推进素质教育、提高育人质量、提升办学实力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承担竞赛“创业之星”征文辅导工作的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学校教师张兆玲为了做好这个项目,带着学生们深入到企业、社区、商店,从厂区、车间到工作岗位,实地了解优秀毕业生的突出业绩,捕捉着优秀毕业生成长成才的轨迹,把优秀毕业生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张兆玲说:“通过‘文明风采’竞赛,学生在活动中增强了自信,提高了技能,感受了成功,为中职学生成长、成人、成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教育部职成司相关负责人说,“文明风采”为中职学生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使学生从中寻找一个角色,获得一份感受,明白一个道理,养成一种习惯,学会一种本领,实现一次成功,感受一份愉悦,实现一次风采展示,有效激发了学生对专业、对职业、对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和幸福生活的热爱、向往与追求,帮助学生提升自信,全景式展现了当代“90后”中职学子的青春正能量。通过“文明风采”活动,学生的职业观念、专业意识、专业实践技能、社会实践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学生逐步树立了自信,形成了提高自身素质的动力。


    社会观念毕竟在进步,虽然还有一些人为他感到惋惜,甚至有人断言周浩肯定“会后悔”,但多数人仍对其表示祝福和敬佩。因为他敢于舍弃,遵从内心,定制自己的“别样人生”。

  但周浩的例子仍然只是个案,不能说明当前职业教育的弱势地位已经改变,就像不能因此说“北大不行了”一样。因为这样的例子太少,所以才成了热门新闻。在大部分人看来,职业技术学校都是学习不行的“学渣”才会去上。像周浩这样的“学霸”,选择技校会被认为是大材小用,可惜了。

  从教育的角度,我们常说没有一个孩子是“差生”。人天生的禀赋兴趣不同,成才的道路也应有不同。但现实中,我们似乎只有学历教育一条路,只有按照既定的标准,顺利读高中上大学,还要考上名校热门专业,才算是成功。这样的成功标准,对那些动手能力强的实际操作型人才,非常不公平。

  也不能怪家长和社会观念落后,即便职校生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名校生,也很难改变人们对名校的追逐。因为整个教育评价体系就是按照学历教育标准设定的,都考一样的文化知识,分数高的上名校,分数低的上技校,这样的规则是得到社会心理认同的。

  所以,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采用更多元的评价和选拔标准,给学生按照兴趣禀赋选择的机会。对此,学者郑也夫提出,应该学习职业教育发达的德国,在学生小学毕业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选择继续接受学历教育还是学习职业技能。有些人可能觉得这还太早,有些孩子的兴趣和能力还未定型。郑也夫指出,任何筛选标准都会有例外,即便有个别的“错配”,也未见得是坏事,或许可以起到“鲶鱼”的作用。更何况,成熟的教育体系,可以提供在不同类型的学校之间转换的机会。

  当然,要实现这种理想的状态,需要很多前提。除了家长和社会观念的改变,还要有丰富多样的学校结构,成熟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而我们现在的职业院校,实际上的弱势地位仍未改变,基本上仍是低端劳动力的短期训练所,从课堂到车间的联系还没有建立,更不要说在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之间自由转换。而且,我们的社会,还不能给接受职业教育的孩子,提供平等的地位和体面的收入。这些,都是我们的教育改革需要改变和加强之处。


青海“学霸”周浩高考以省理科前5名“无奈”进入北大就读,3年前,因专业与兴趣“南辕北辙”,学习始终“痛不欲生”,决定退学转到北京工业技师学院。从北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人才储备军到如今还未就业的技术工人,周浩这样做了,并且谈起当年的决定,“毫不后悔,很庆幸”。(11月18日光明网)

追求梦想,敢于冲破传统束缚,善于修正人生座标,勇于选择放弃虚名的行为本值得“点赞”。然而,在以学历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中,周浩放弃“血统纯正”的名校,转入“三教九流”的技校,其“离经叛道”的选择能否支撑起未来长远的发展,让紧攥着“名校血统”的人不解,让“呕心沥血”却未挤入名校的人讶异,让“前赴后继”正往名校挤的人震惊。

长安街头操刀卖肉的“北大才子”陆步轩,苏州小巷修电瓶车的“清华博士”董冰,各项全能却迷茫找工作的“清华男神”梁植……近年来,贴着“名校标签”却“不务正业”的“学霸”本数见不鲜、无可厚非。然而让周浩走红网络的舆论焦点在于其落脚于全民戏谑、揶揄、调侃的“技校”。无论是著名高等学府还是普通技术教育学校,都是对社会需求人才的培养,地位本应是平等的。然而,在应试教育一条龙“流水线”生产下,在就业数据“证据确凿”的指引下,在长年累月“名校标签”的引领中,学生择校如投胎,“母荣则己荣,母损则己损”,认为“名校”就是求职“入场券”、能力“金名片”、成功“奠基石”,认为“学历”等同于“实力”,学校的“名气”就是自己的“底气”,放弃兴趣、抛弃梦想、不顾一切“挤破头”往名校奔。而长期以来,由于职业技术教育生源质量差、师资力量弱、知识结构单一、培训内容低端、就业出口狭窄等因素,造成社会大众“约定俗成”对技校留下“刻板成见”,认为“技校”仿佛天生就“低人一等”,就是“学挖掘技术哪家强”,就是“八百个炉灶不锈刚”,就是“两百个大师技术强”,而读“技校”则是念书不行、家境不好学生的“专利”,是从事低贱职业的“起点”,是对未来美好人生的“践踏”。

追捧“名校”、歧视“技校”,其中折射的正是多来以来我国普通高等教育“腿长”,职业技术教育“腿短”的积弊。职业教育是经济“腾飞的翅膀”、“发展的柱石”,甚至是民族“存亡的基础”。“欧洲经济发动机”德国能在“二战”废墟中迅速崛起,摆脱经济危机,催生“德国制造”享誉全球、经久不衰,其“秘密武器”正是其高度发达的职业教育体系,正是其堪称世界模板的“双轨制”职业教育模式。

当前,在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高校产能过剩导致的“就业难”,廉价劳动力翻倍增长却出现的“用工荒”,市场需求旺盛却断层短缺的正是高级技术人才,迫切需要我们从源头抓起,借鉴外国成功经验,探索结合我国实际,破除偏见歧视,凝聚共识支撑,保障制度供给,提供财力保障,健全配套机制,加强体系建设,推进职业技术教育新改革,使“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焕发竞争力,为振兴我国经济、增强我国国力提供坚强的高技术人才保障! 

    11月4日,第六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决赛开幕式在北京工业技师学院举行。在会场,一个看起来很沉稳的男孩代表参赛选手进行宣誓,他的一举一动时刻吸引着媒体记者们的眼球。他就是周浩,3年前,他从北京大学退学,转学到北京工业技师学院,从北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人才储备军到如今还未就业的技术工人。这样的身份转变,就足以让人不敢相信。周浩这样做了,并且谈起当年的决定,“毫不后悔,很庆幸”。(10月17日《中国青年报》)
  
  目前,很多人都将“弃北大读技校”,比作是职业教育的胜利,技能型高考的“春天里”。北京工业技师学院也希望通过“弃北大读技校”,扩大生源、增加知名度。正如校长所说:“为了增加生源,我们学校给农村户口的孩子减免学费,却还是没有起到多大的效果。这样一个北大学生的到来,当然是很惊天动地了”。但显然个体的选择,并不是技能型高校的晴雨表。
  
  其实,周浩“弃北大读技校”,也是向制度妥协的结果。诚然,能在自己喜欢的专业学有所长、学以致用,是一种幸福。周浩也一再表示:“我所学的技术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但不得不说,这只是周浩的次优选择。周浩的初始目标是航空航天大学。因为“那里有很多实用性的课程,比较对我的胃口。”然而,在当前的条件下,转学北航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周浩的满足与欣慰,只是与制度妥协的结果。
  
  转专业条件有多苛刻、路有多难走?从周浩的经历中便可窥视一二。开始,周浩想转到工科院。但北大规定,想转的院和所在的院系公共课要达到一定的学分才能转院。然而,由于课程的差异,工科院和生科院基本上没有什么交集,所以转院这条路走不通。试想,在各方面都相对开放的北大,换专业都如此困难,在全国会有多少学生被挡在兴趣爱好之外?
  
  在自己的兴趣与父母的希望之间,怎么选择?相信多数莘莘学子,都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服从父母的意志。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大学不同于高中,在学习上有太多自选动作,若无兴趣如何持续?“弃北大读技校”,虽是一个极端,但其后定然有更多的学子,在不喜欢的专业中煎熬。因此,如何让学校间、专业间转学的路,不再难走,更值得考量。
  
  因此,周浩转校成功拾回学习热情,并不值得拍手称快。反而是高校间学分互认、学生流动制度缺失的表达。学校间、专业间的学生流动尽快破题,才是“弃北大读技校”的题中之义。

    近日,英国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委员会在北京举行高端教育论坛,该委员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奥沙利文在演讲中罗列出剑桥国际课程考试的4道题,并详解出这4道题的原因,给与会者带来很多启发。 

    先看这四道考题。 

    第一题是剑桥A Level经济学的考题:“人们对环境保护、防止浪费以及高效利用资源格外关注。经济学理论非常明确地阐述了资源如何在市场中进行高效分配,但在现实中,这种分配总是遇到难题。请讨论这一观点。” 

    第二题仍是剑桥A Level经济学的考题:“消费者的需求有时受到广告的影响,有时则受到冲动购买的影响。因此,以实用性为基础的消费需求经济学理论对于试图确定其潜在收入的企业来说毫无关联。您是否同意此观点?” 

    第三题是剑桥IGCSE计算机科学课程的考题:“一位教师需要一个程序来记录全班30名学生在3次计算机科学考试中的分数。请为这位教师编写并测试程序。” 

    第四题是剑桥IGCSE文学课程,考的是关于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内容:“你是特林鸠罗。卡利班一直在说服你和斯丹法诺杀死普洛斯彼洛,夺取岛屿。您听到了一些神秘的乐曲,并且试图弄清乐曲来自何方。写下你的想法。” 

    剑桥IGCSE课程相当于我国普通初中及高一课程,A Level课程相当于我国普通高中二三年级的课程。长期以来,我们抱怨中国的教育为何培养不出拔尖创新人才,但如果听听奥沙利文详说的这四道题背后的理念,也许会给我们如何化解人才培养难题带来一些启发。

 

让年轻人成功的能力是什么?

 

    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是剑桥大学的一个部门,是面向5岁到19岁青少年的全球最大的国际教育课程和考试的提供者,其提供的课程包括小学、初中、高中课程及相应的考试。我国自2003年开始到目前已有25个省份的近200所中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引进了其IGCSE课程和A Level课程,而在全球,则有160多个国家的10000所学校引进了其课程。 

    据奥沙利文介绍,剑桥国际课程之所以在全球得到这样的发展,是因为该课程坚持不懈地为年轻人提供实现抱负所需的能力。长期以来,剑桥坚信设计周全的课程和考试能为学生提供机会,展示学生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死记硬背相比,剑桥国际课程是以这些能力作为所有课程大纲开发的指导原则。 

    以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为例,其教学大纲围绕上述原则,旨在培养学生对各类科目知识的深层次理解、独立学习和建设性思考的能力,目标是使学生为中学之后的教育做好准备。 

    又比如剑桥IGCSE计算机科学的教学大纲包括系统分析、算法设计和编程概念,学生将学习编写计算机代码,同时学习如何利用已掌握的技能,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这些核心技能可培养学生理解如何借助电脑解决问题,如何学以致用。 

    “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该校招生办主任告诉我们,参加过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的学生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他们真正深入掌握所学习的科目内容,并且真正融入其中。在进入大学之后,此类特点对于学生的成功非常有帮助。”奥沙利文说。“我们的所有考评均对学生提出了挑战,促使学生在单项考试中运用不同层次的思考能力。只有在解决要求最为严苛的题目时展现必要的高层次能力,考生才能获得最高的分数。因此,我们不提倡简单地吸收事实。对此,杜克大学本科招生主任非常认可,他认为这一点正是包括杜克在内的许多大学所追求的品质。他说,某些技能和经历能使学生准备好接受高等教育,其中包括协作、分析、超越局部并从全局看待事物,这种跨领域技能使学生从多个学科的角度思考一个话题。这包括他们能学以致用,用务实的方式来解决实际问题。”

 

如何让学生不只是死记硬背?

 

    应时而变的课程让学生的学习不能只是死记硬背了事。在会后接受采访时奥沙利文说:“我们明白课程必须不断调整,才能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并为年轻人提供成功实现抱负所需的技能。为此,我们投入了大量时间与学校的校长、教师以及大学院校沟通,确保我们的教学大纲始终满足当今教育的需求,并面向21世纪需要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我们非常了解怎么把课程和考试结合在一起。要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就要把现代的课程,21世纪的课程,跟考试模式联合在一起。我们通过考试让学生知道,除了把理论上的主要知识背下来以外,他还要发挥他的独立思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在剑桥课程及考试中得到最高的成绩。如果我们没有在考试上有这种指向,你说鼓励学生提高独立思考能力,他们是不会理你的。我所举例的四道题,正是说明我们如何通过考题引导学生进行学习。” 

    标准化测试显然不适用于检测这样的能力。“测量一个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不能通过多项选择题的形式,还需要让学生写一些小作文,讲他自己的想法,说他自己的道理。讨论问题,才能好好地测量他的能力究竟如何。这对于考试组织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是每年有几千万人参加考试,为此,我们在全球加大招考官的力度,对他们进行培训,这很不容易。”

 

如何通过考试区别学生的能力?


    那么,如何通过考试来区别学生的能力?奥沙利文对剑桥课程新的教学大纲中强调的“关键概念”的解析,让我们可见一斑。 

    在为期两年的开发和全球磋商之后,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近期更新了最受欢迎的7门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的教学大纲。在确定哪些内容需要改变及哪些内容保持不变之前,他们在高等教育机构的招生人员、讲师和中小学教师中间广泛征求了意见,通过这一过程,他们确定新的教学大纲强调“关键概念”。“此类概念是让学生更好掌握并深入理解相关科目的基本原理。关键概念有助于教师将课程单元和话题与更广泛的主题相联系,包括相关科目领域的最新研发成果。通过将关键概念融入教学,学生能加强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理解科目内容与实际研发的关系,并能自如地讨论所学科目及不同话题之间的联系。” 

    奥沙利文以经过修订教学大纲的经济学为例介绍说,贯穿整个课程的“关键概念”包括:稀缺性和选择性、边际和变化、均衡和效率。以上文提到的第一道题为例,该题是给学生以机会展现自己对于均衡和效率的理解,“考评这个题目时,我们会关注三点:考生对于资源分配背后的经济学理论的理解,考生在题目语境下对于该理论的评估,考生对于该理论的应用及相关困难的观察所得。根据这三种考评要素,我们对考生进行衡量,显然,在回答中涵盖以上所有方面的考生最为出色,他展现了对于该理论及其应用方式的真正理解,以及解释、评估和分析经济问题及论据的能力。而借助这一题目,考生的水平也得以区别。” 


如何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独立思考能力是剑桥课程最为关注的,“一些大学告诉我们,他们非常欣赏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于是我们在开发新课程和考评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开发了《剑桥全球视野》这个独特的跨学科课程,与通过具体题目测验知识不同,该课程邀请学生选择与其相关的某个全球性问题,鼓励他们通过独立研究,对各种全球性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从而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例如,在香港,剑桥IGCSE全球视野课程的一组学生决定以交通和城市化为探索目标,他们考察了香港的交通拥堵情况,采访了受影响的人群,试图以独立的研究来理解这一问题。他们探讨了二氧化碳高排放等问题以及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学生们还对改善这一局面提出了多项建议:如拼车以及增加对渡轮的使用。最后,他们制作了一个视频来展现研究成果,并将其发布在公开网站上。迄今为止,这个视频已有1700次浏览量。通过这一研究,这些学生学会了如何独立思考,而在此过程中掌握的能力使他们能够自如地面对未来。”奥沙利文说。 

    随着剑桥国际全球视野A Level课程的深入,学生需要针对所选的研究课题撰写一份5000字的报告。以下是他们撰文论述的部分课题:

 

    自由意志是否存在? 

    消费者在多大程度上做出理性的经济决定? 

    语言习得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遗传决定的? 


    “这种长篇写作能力正是顶级大学所看重的一种技能。一些大学的招生人员告诉我们,剑桥全球视野课程非常适用于为大学级别的学习做准备,因为它有助于培养博学、开放、思维独立并能在现代社会中运用自身技能的个人,它真实地体现了独立、批判性的思考。”奥沙利文说。

 

还有什么能力非常重要?

 

    奥沙利文说,虽然人际交往和角色能力总是被一些教授认为与“学习成绩”无关,但剑桥一贯将这些能力视为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合组织和伦敦教育学院等组织长期开展的观察性研究表明,某些类型的人际交往行为对于成功和幸福非常重要。多项研究显示,通过坚持学习和避免不良行为等方式实现自律,对于工作的成功至关重要。在这些指标上表现不佳的人士更易命途多舛。我们必须在年轻人身上培养这些能力。剑桥美国高等教育咨询委员会提供的指导意见也指出,在学业中开展协作的能力如今已成为所谓‘入读大学就绪状态’的一部分,也是一流大学希望在新生录取标准中予以大幅提高的方面。” 

    另外,同理心的培养也非常重要,与莎士比亚《暴风雨》有关的第四道题目就是鼓励学生对角色产生同理心。“我们相信,支持在年轻人身上培养此类能力,对于他们以及整个世界的未来都至关重要。因此,我们不仅教授学生如何理解和评估文章,而且还探索更广泛、更具普遍性的问题,从而使学生更好地理解自身及周围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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