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实践与应用，从实践层面来看，产教“合而不融”的问题仍然存在，尤其是文科类职业院校相对于理工类职业院校在办学特色、专业优势等方面不够突出，部分校企合作停留在协议层面或劳务用工的表层，企业未能深入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过程，“合而不融，融而不深”较为明显。笔者长期在一所文科类高职院校工作，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对产教融合的思考，认为文科类职业院校要落实产教融合，必须扬长避短，明晰方向，厘清路径，方能落地见效。

在内容上与“大事”“要事”“常事”相融

与“大事”相融。文科类职业院校应秉持“根植地方、依靠地方、服务地方”的理念，结合学校专业特色，如财会金融、旅游管理、物流管理、艺术设计、会展、学前教育、外语类、电子商务等专业，主动融合地方政府与“文”有关的产业经济，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与共生共荣。一是主动参与地方政府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制定和落实，通过横向课题承接地方政府与“文”有关的产业发展制定，并在规划落实过程中，主动紧贴地方政府“文”类产业的重大工作部署，如区域经济创新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等，建立长期、紧密、务实的深度合作关系，有效实现产教融合。二是依托企业构建助力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文科类专业群，办好文科类现代产业学院。如教师带领学生主动参与地方经济产业课题项目研究、服务地方区域产业人才培训，并在文旅项目开发咨询、文创产品研发设计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三是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新建地方乡村的“文”类产业项目。如旅游、设计类专业师生可深入乡村实地考察，通过规划先行、产业筑基、文化塑魂等方式制定美丽乡村战略规划；电商专业师生也可为农户开展一系列电商服务和培训。

与“要事”相融。在我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地方政府和企业有许多发展“要事”需要大量专业人员提供服务和帮助，作为文科类职业院校要主动相融。以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为例，主要在以下方面着力：一是依托文科类职业院校专业优势，承办和服务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重要活动。如世界VR产业大会、世界绿色发展投资贸易博览会、中国国际低碳产业博览会等重要会议的服务工作。该校依托外语语种专业优势，成立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翻译团队，先后为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国际论坛、广交会等重要外事活动提供翻译和志愿服务，帮助促成企业达成国际合作项目。二是依托自身平台为地方和企业要事作贡献。如学校成立省级电商发展中心，为全省电商企业提供数据监测、项目研发、行业资讯等服务，为地方政府电商产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与“常事”相融。对文科类职业院校而言，第三产业是其产教融合的主阵地，学校应主动同与“文”相关的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融合关系，做好教师到企业实践、学生到企业实习的两篇文章。一是搭建好教师企业实践的桥梁。建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开发师资培养课程体系，完善教师赴企业实践的制度体系，制定落实激励政策和考核机制，提高文科专业教师企业实践的参与度与有效性。二是拓宽学生赴企业实训通道。通过与企业共同建设实训基地，确保学生有足够的实践机会和空间；结合产业需求创新文科类学生实训模式，推行产学研一体化，注重理论知识和技能训练的融合，助推学生与企业“双向奔赴”。

在质量上融得“准”、融得“上”、融得“好”

学校要融得“准”。学校要在专业群建设、技术开发、社会服务方面，找准产教融合总方向，主动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地方发展、促进产业升级。一是瞄准政府工作重点方向，把握融合机遇，主动对接好大事、要事，找准融合切入点。二是把准合作企业发展方向，紧盯与“文”相关的产业链条、市场信号、发展前沿和民生需求，搭建产教融合联合体，服务地方产业经济发展。三是看准社会需求服务方向，发挥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为社会服务作出贡献。

教师要融得“上”。伴随着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的不断出现，文科类职业院校文科专业群建设乏力、从众工科教育教学模式等问题不断凸显，对文科类教师的能力提出新的要求。文科类职业院校教师作为学校培养人才的主体，应与时俱进，锤炼本领，在学校“融”得准的同时，敢于迎难“融”上。一是要树立“与时俱进”的产教融合理念。重视产教融合和人才培养间的重要关系，依托自身的基础性专业资源，根据产业需求，动态地调整文科专业的功能构成及发展方向，使整个专业体系灵活而富有生机，将新理念、新技术融入课程体系和课堂教学，突出文科类型教育的特色。二是要具备“扎实过硬”的产教融合本领。作为文科类职业院校的“双师型”教师，将职业理想转化为行动自觉，扎实教学实践，潜心教学研究，具有较高专业理论水平的同时，克服自身专业知识技术性薄弱的缺陷，主动走进企业实践，强化专业技能和水平，重建自身知识结构，实现育人能力的转型提升，以适应当前产教融合的新趋势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争做学生的“良匠之师”。

学生要融得“好”。随着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不断提高，职业院校学生也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选择”，作为文科类职业院校学生，更能感受到文科类职业教育的广阔前景，主动“融”入产教融合“盛宴”当中。一是必须要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文科类职业院校学生应满怀自信主动适应产教融合的新模式、新变化，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专业学习中，掌握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建立起对职业领域的整体认知，掌握自身技能在产教融合中的通用性。二是必须要有良好的实践能力。文科类职业院校学生不仅要掌握专业理论知识，还要在产教融合中提升岗位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让自己成为“一专多能”型人才。三是必须要有强烈的就业意向。文科类职业院校学生应将产教融合作为自身职业发展的关键第一步，不仅仅适应当前岗位能力，还要在企业实训期间将自己培养成技术能手，在学习和实践中时刻关注产业发展的前沿领域与核心问题，树立长远的职业观，做到“思远志广”，为未来就业做好准备。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教师、江西省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本文系“江西省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项目成果）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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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既是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也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式，更是职业教育支撑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必由路径。如何走深产教融合这条主线，如何落实“三融”发展战略，是当前职业院校亟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实践主题，体现着职业院校在融入发展大局、堪当发展重任、贡献职教价值中的主动性、使命感和成就度。

以政策为指引，驱动产教融合改革深化

新职业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有了法律根基，上升为国家意志。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普职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三融”战略，为教育发展指明了关键点和新方向。两办出台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给出了清晰的改革目标和战略任务，形成以产教融合为重点的现代职业教育建设“一体两翼”新模式。《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更是从全局着眼，着力破除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实践壁垒，形成5个方面19条政策措施，势在破解“产教两张皮”和“校热企冷”的顽疾。

一系列国家法规政策为职业院校把握发展机遇、融入发展大局吹响了奋进的号角，绘制了清晰的路线图。

在理念上，必须认真研究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产教融合发展的政策要义，领会文件精神，把握发展方向，明晰建设目标。

在谋划上，精准编制并优化本校发展规划，制定任务清单，将政策措施落实落细于专业建设、课程改革、师资队伍建设、实训资源建设等办学实践之中。

在行动上，盘活学校资源存量，挖掘发展增量，组建团队、制定方案，迅速投入项目任务实施之中。通过瞄准发展主线、聚拢发展资源、把握发展时机，驱动以深化产教融合为重点的办学改革，全面提升学校关键办学能力，增强职业院校作为现代产业发展重要支撑和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供给源头的办学效益和发展质量。

以“三化”为策略，推进产教科融合运行

在推进“三融”发展中，职业院校应分步走好“三化”之路，推进产教科融合运行。

一是融入“两翼”打造，实现产教科融合组织化布局。学校要根据自身的地理区位、专业发展、产教资源积累基础，主动牵头或积极参与市域产教联合体或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紧密对接产业链中的行业企业、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扩大融合渠道，丰富融合方式，以组织化平台搭建推进“三融”发展。

二是项目引领、要素投入，实现产教科融合实体化运作。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科研院所等各方主体要形成产学研一体的工作任务清单，以各方优势资源要素投入任务实施。既要在人才培养中将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等的理念、需求、成果、服务支持融入教学过程，也要输出学校的人才、技术等优质资源融入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的科研开发、工艺改进、技术创新、产品升级之中，职业院校在产教科融合发展中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

三是优化制度环境，提供产教科融合的制度化保障。落实“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政策组合拳，加大政策激励；产教融合“两翼”要健全组织章程，以及各主体间的议事协商制度、要素投入管理制度、绩效管理制度、收益分配制度、绩效评价制度等，以完善的制度体系保障产教科融合发展的高质量和高效益。

以专业为承载，促进产教融合精准适配

产业是职业教育的“出题人”，职业教育要更好地应答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革新所提出的新需求就必须溯源于专业建设。产教之合，融于专业，这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从笼统构想走向精准对接的必然要求，实现精准融合要从四方面着手。

一是精准调整专业设置。职业院校要以更富弹性的专业建设之策，着眼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行业、紧缺专业等，调整、优化、升级专业及专业群，形成与产业链、创新链紧密对接的专业体系，实现专业精准布局、产教适配。

二是精准定位专业人才培养规格。依据产业链分工、职业岗位需求、产业发展趋势等，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明晰专业人才的类型、层次、结构、能力、技能、素养等要求，在人才目标上做到精准对接、供需适配。

三是精准开发专业课程资源。各方主体共同开发课程资源，深化“岗课赛证”一体化融合，突出专业课程资源的新颖性、实践性、综合性；推进课程呈现形式的数字化、场景化、模块化；在课程内容上做到精准覆盖、学用适配。

四是精准混编“双师”结构教师团队。优化专业教师队伍“双师”结构，大力引进专兼职行业企业“良匠”“能手”入校，提升教师队伍整体专业技术水平和实践应用能力；通过模块化教学、实训指导、项目合作、产品研发、技术攻关、工艺改进等，增强“双师”教师间的跨界互动，畅通产教界、校企间的信息交流、技术交流、人才交流等，打造产教一体的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和技术创新团队，实现教师团队的精准组建、教学适配。

以人才为纽带，增创产教融合新价值

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技能创新推动了企业从一味追求低成本劳动力到渴求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成为厚植产教融合理念和行动的核心利益和价值追求。以上海为例，在建设“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领先”交通强市的目标指引下，行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成为实现交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发展的关键。

上海交职院以服务于上海、着眼于全国的交通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为目标，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上，始终坚定产教融合路径，走深内涵融合，走实校企合作。

一是组织先行，构建产教融合发展新格局。依托丰富优质的行业资源、互通便捷的交通产业链、聚集密布的交通类龙头企业和500强企业，以及上海大交通产业带动发展的增长极作用等得天独厚的产教融合优势，组建跨区域交通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着力构建“全主体融入、全要素融合、全链条融通”的产教融合新生态。

二是以产助教、产学合作，夯实产教融合“任务域”。从人才需求到人才输出，各类主体全方位、全过程投入育人工作，参与学校专业规划、课程开发、教师队伍建设等，共商培养方案，共建教学资源，共组教学团队，共评学业成效，深度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三是以教促产，产学研一体，提升产教融合社会价值。职业院校要切实增强自身的价值输出能力，建立实践中心、产业学院、技术技能大师工作室等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通过承担企业的员工培训、产品中试、工艺改进、技术研发、产品升级服务等，贡献技术成果，服务社会发展。

（作者系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作者：徐刚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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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教育部决定实施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名匠）名校长培养计划（以下简称职教“三名”计划），计划每年遴选一批中等职业学校校长和高等职业院校（含本科层次和专科层次）从事一线教育教学的在职在岗骨干教师或具有绝招绝技的技能大师，进行为期三年的集中培养。

仔细研读职教“三名”计划，足以看出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又跃升了一个新的台阶。如何通过职教“三名”计划的实施大幅提高师资水平？如何让职教“三名”计划进一步促进职业教育香起来、强起来？

入选的培养对象必须政治过硬、业务能力过硬。职教“三名”计划明确指出，实施该计划旨在培养打造一批理想信念坚定、师德高尚、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突出的“双师型”名师（名匠），一批办学理念先进、办学定位准确、勇于开拓创新、精通现代职业学校治理的教育家型名校长。教育部公布的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名匠）名校长培养计划（2023—2025年）推荐名额分配表显示，各省、区、市职教“三名”计划推荐指标最多只有9人。较少的推荐指标势必对入选者的政治及业务素养提出较高的要求，被推荐者必须是师德上的楷模，并且业务上有绝招妙计、愿意承担教师成长引路人的职责。

根据职教特色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职教“三名”计划指出，要突出培养全过程管理，根据不同培养对象确定重点方向，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提供可持续、伴随式、专业化指导。基于此，在培养内容上，要以前瞻性思维为导向，以解决及预测问题为重点，以打破个体职业发展天花板为着力点，开设精品培训课程；在培养方法上，不仅要定期组织他们集中学习、专题研修、项目共建、参观考察，还应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等多种方式，加大与培养对象个体的学习互动，加强个性化学习指导，让每个培养对象都成为各具特色的名师（名匠）及名校长。

压实职教“三名”计划培养对象的智库作用。入选的培养对象不能仅仅一枝独秀地成长，而应发挥他们的智库作用，通过他们打造职业教育百花齐放、各具特色的师资队伍。可通过名师工作室、名匠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和名校长工作室建设，让他们引领团队成员共同成长。为了拓展职教“三名”计划培养对象的辐射范围，可通过资源库建设、远程备课、线上教研等多种方式，把职教“三名”计划培养对象的理想信念、教育智慧、课程理念、思想方法辐射给更多的人，让他们真正发挥教育智库的作用。

各学校应高度重视职教“三名”计划。如果本校有职教“三名”计划培养对象，学校要促进培养对象释放更大能量，通过他们大力提高学校的师资水平。如果学校没有职教“三名”计划培养对象，可通过“请进来”、线上研讨等方式，加大培养对象与本校教师的互动，以此促进本校师资水平的提升。只有压实责任、加强培养过程管理，才能让这一好计划得到扎实落实。

（作者系江苏省宿迁经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师）

作者：吴维煊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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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江苏盐城考生中考742分报考师范专科”新闻引发社会关注，又一次将职业教育带入公众视野。据了解，该考生考取的为“七年贯通培养师范定向生”小学教育专业，考生妈妈曾回应，“七年制定向生是有编制的，出来直接当小学老师，女儿也是踩线录取的”。

这样“新奇”的事情在杭州也出现了。今年，杭州市“中本一体化”人才培养招生录取的最高分为569分（满分600分），比杭州市中考第一批录取线高56分。

职业教育长学制培养，为何越来越受考生欢迎？分数持续走高的背后，折射出怎样的现实？与其他教育模式相比，这样的“贯通培养”又具有哪些闪光点？

突破传统的“初中—高中—大学”模式

什么是职业教育贯通培养？

“我国职业教育贯通培养实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五年制贯通专科的探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职教院学术部主任、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亚南告诉记者，经过多年探索，我国职业教育贯通培养的样态已经十分丰富。“根据贯通培养中参与主体的不同，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模式可以分为中高职贯通、中本贯通、高本贯通和中高本贯通四种主要类型。”

“贯通培养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学制人才培养视野下中高职一体化衔接的主要路径。目前，全国大多数省份已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一些典型的贯通模式，主要包括中职与高职专科‘3+2’‘2+3’‘3+3’、中职与应用/职业本科‘3+4’、高职专科与应用/职业本科‘3+2’‘5+2’‘4+0’，以及中高职五年一贯制。”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陈鹏补充道。

这样的模式有何特点？

王亚南认为，贯通培养与普通招录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学制、专业技能和就业方向。“在学制方面，贯通培养突破了传统的‘初中—高中—大学’模式，通过中考招生为学生提供长学制的贯通培养，为学生生涯发展提供更加多样化的路径选择。同时，相较于传统模式，多数贯通培养时间缩短了一年，降低了学生的时间投入成本。”

“贯通培养更适合就业需求量较大且稳定，技能学习周期较长的专业，如医学类、机械类等。选择这类专业的学生就业方向更加明晰，能够较早明确未来的就业方向和发展领域。”王亚南说。

在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李名梁看来，“贯通培养有利于充分激发不同层次办学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推动不同院校根据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需要，有针对性、高质量地联合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同时，有助于改善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提振人们参与职业教育的信心”。

满足升学与就业的双重需要

陈鹏调研发现，在江苏、上海、浙江等东部省市，家长和学生对各类贯通培养模式，尤其是中本贯通培养模式普遍认可度较高，如有些中考生分数远远超过当地四星级高中分数线，但仍会放弃普通高中，选择中本贯通项目。“相对而言，一些西部省份对此还在探索阶段，尚不能被家长、学生完全接受。但总体看来，这样的模式越来越受大家青睐。”

原因何在？

“贯通培养在培养就业能力的同时，为学生提供了升学进阶的‘绿色通道’，满足了升学与就业的双重需要。”陈鹏分析，“贯通培养的中职学段可以享受国家中职免费政策带来的好处，比选择收费的普通高中节约了三年经济成本，这也是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选择的重要因素。”

他指出，选择中高职贯通培养项目的初中毕业生，与进入普通高中的学生相比，可以避免进入知识导向的“应试教育”窠臼，切身体悟技能导向的教育方式，提前规划职业生涯。“高升学率也是主因之一。尽管近年来各地中职升学率持续升高，但与贯通培养项目的升学成功率相比仍然逊色不少。调研显示，目前多地中高职贯通培养项目的转段成功率均在90%以上，有的甚至在98%以上。”

“当前，很多学生家长都将职业发展前景和就业质量作为求学的首要考量因素，而这一模式恰好可以为学生提供去向清晰明确且高质量的就业。”王亚南进一步解释，江苏“七年贯通培养师范定向生”采取“提前招生、县来县去、定向就业”的原则，为学生提供了明晰的就业方向，学生毕业后须回生源地就业并自动获得教师编制，在“一编难求”的背景下，这一模式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普遍欢迎。

“目前最受学生、家长追捧的是贯通培养中的一些定向培养项目。”李名梁说，这种模式具有高度的政策引导性，一般在特定地区、特定行业和特定领域实施，对于有针对性地培养紧缺行业人才、缓解地方人才发展紧迫性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王亚南也坦陈，目前看来，绝大多数初中学生和家长仍然会将普通高考作为第一选择，贯通培养模式依然是次优选择。“让更多的学生选择职业教育，提升职教吸引力，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李名梁说。

架起成长立交桥 拓展贯通“向本”项目

如何持续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

陈鹏认为，广大职业院校应杜绝“应试化”升学导向，着力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展现出与普通高中不同的“发展之道”。各级职业院校应压实职业教育的本职功能，在厚植相应层次职业能力的基础上完成转段升学任务。建议尽快推进实施中职“双优计划”，建设一批优质中职学校和优质专业（群），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高质量就业。

“各省级政府应通过多种路径为职校生提供升学通道，架起‘四通八达’的成长立交桥。”陈鹏建议，进一步拓展中本贯通、高本贯通等“向本”项目，甚至创新开展职教本硕、硕博贯通培养项目，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以及研究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对接新八级职业技能等级制度，补给劳动力市场对高级技师、特级技师乃至首席技师的迫切需要。

“要进一步优化发展定位，将人才培养质量作为规范和引导职业教育发展的首要信号。”王亚南建议，各级职业院校应构建并完善学生职业能力评价制度体系，确保质量信号的清晰与准确。“同时，强化学生职业能力评价与课堂教学、教学标准制度体系的内在关联性，通过‘标准’‘课堂’‘评价’三位一体系统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政府以及社会主体应协同推进技能型社会建设进度，从观念与制度层面改变过去‘重学历，轻技能’的局面。”王亚南表示，通过制度建设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待遇和地位，是改变传统局面的关键。通过搭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评价、使用和激励等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技能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和谐稳定中的基础性作用。

李名梁强调，提升职教吸引力是一个复杂系统性工程，关键点和着力点在于建构利益相关者协同整合下的“职业教育吸引力驱动生态系统”。“政府要为职业教育发展‘撑腰’，建立完善有效的政策扶持机制；企业要向职业教育发展‘伸手’，积极主动参与校企合作；院校要在职业教育发展中‘担当’，构建全面质量保障机制；师生要在职业教育发展中‘强技’，始终把学生技能提升放在重要位置。”

作者：晋浩天 通讯员 聂一丹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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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思考如何以高质量的考试招生制度服务教育高质量发展，是落实人才强国战略的必由之路。2020年教育部提出扩大专升本招生规模，争取同步增长32.2万人，并印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保证各省份招生工作的顺利实施。为响应政策号召，湖南、广东、江苏等省将专升本招生录取比例扩大了一倍左右，部分省份还相继为“专升本”更名，如河北省的“专接本”、广东省的“专插本”、江苏省的“专转本”等。“专升本”更名背后所反映的是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创新专升本考试招生制度的初心，也反映了我国迫切想要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层次的需求。为研究方便，本研究将“专升本”“专接本”“专插本”“专转本”统称为“专升本考试招生制度”，即高职学生进入普通本科高校、职业大学或者应用型本科高校的一种人才选拔方式。

01升本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模式

我国专升本考试招生制度由来已久，随着高职学生升学需求的扩大和招生院校的多元化发展，专升本考试招生制度也因时而变。通过整理各省份专升本政策发现，其存在四种考试招生模式。

（一）统一招生

统一招生是由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统筹考试招生的整个过程，省教育考试院组织统一文化课命题、考试和阅卷，并监管招生院校的专业考试和录取过程，具有招生对象覆盖面广、招生比例高、考试内容简单、以分数作为录取标准和录取率高等特点。统一招生一般采用“文化课+专业课”评价办法，文化课一般在大学语文、高等数学、政治、外语、计算机基础等课程中选择，也可通过折算全国计算机等级证书、英语成绩，免除信息技术和英语考试等方式来“换算”。专业课按照招生院校的学科门类确定1~2门核心课程考核。不同省份的“专升本”考试招生制度衍生出不同的考试招生模式：

其一，“文化素质+专业综合”模式。以江苏省为例，专升本考试除了考文化课外，将230分的专业综合拆分为150分专业基础理论与80分的操作技能进行考核，且外语成绩按照考生参加的全国大学生英语（A1×17%）或日语（A2×120%）考试的最高成绩进行折算。录取时，将普通高校和独立院校放在同一批次，实行四轮录取。第一轮设置的五个平行志愿即报名时的志愿，遵循“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投档。第一轮未录取到的学生再征集志愿，然后录取服从志愿的考生，最后实行降分录取。此外，重庆市也将职业技能考试纳入其中，但要求其在总分中的比例不能超过30%。

其二，“文化素质+专业理论”模式。以广东省为例，专升本考试采用“2+1+1”模式，其中“2”代表文化课，所有考生都需要参加总分为100分的政治和英语考试。第一个“1”代表专业基础课，按照普通高校12个学科门类考核1门100分的专业基础课，如管理学可以考管理学或者高等数学，农学考生态学基础；第二个“1”代表专业综合课，考核200分的专业核心知识，如管理学中的财务管理和会计学专业考基础会计，行政管理专业考行政管理学。广东省采用“知分填报志愿”，即待考生知晓考试成绩后，不同来源考生可根据提前批（职教师资类专业）、普通批、建档立卡三个录取批次分别填报1个、6个和1个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高校采用“双上线”原则录取，即考生的考试总分和综合课考试成绩均上线才能投档。

（二）自主招生

自主招生是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将招生自主权下放至招生院校，由一所或者多所招生院校联合确定招生计划、考试内容、招生标准。这种考试招生模式具有报考要求高、升学专业对口、生源质量高等特点。不同省份在探索自主招生的过程中，根据不同的生源院校衍生出两种模式：

其一，只面向国家或省示范高职院校的应届毕业生招生。以江苏省为例，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关于做好2021年普通高校“专转本”自主招生工作的通知》中，将45所推荐院校和6所接收院校进行匹配，对推荐院校专业和接收院校的22个专业进行匹配，将950个招生计划按照接收专业计划的1∶1.5比例下达推荐名额。而且，要求考生专科所学专业为财政税务类、金融类、财务会计类、经济贸易类、工商管理类、市场营销类、建筑经济管理等；考生无补考课程，核心课程的学业考试成绩和综合测评成绩均在同年级同专业排名前20%以内；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考生才能获得推荐资格，并参加由招生院校组织的专业理论考试，按照考试分数择优录取。值得注意的是，江苏省专升本在2022年变为统一招生，不再举行自主招生。

其二，省内几所高校联合招生，联合发布招生简章。以四川省为例，2021年该省西南科技大学与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吉利学院联合招收高职学生，由西南科技大学本科招生委员会全面负责专升本选拔工作。采用“笔试考核+综合测评”的考核方式，笔试考核大学语文、高等数学、计算机基础和大学英语，综合考核测评学生学业、能力素质和奖励处罚这三方面内容。学生填报志愿时，要求将西南科技大学作为第一志愿学校，将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和吉利学院作为调剂志愿学校，招生院校按照笔试成绩的60%和综合测评成绩的40%计算总成绩，并从高分至低分录取。到2024年，四川省也逐步过渡为统一招生。

（三）单独招生

单独招生是一种专项招生，主要面向退役军人和建档立卡贫困户招生，由省级教育主管部门或者高校组织统一考试或单独考试，单列招生计划、单独划线、通过加分或者降分单独录取，具有生源群体定向、升学竞争力小的特点，共有两种模式。

其一，统一考试，单独招生。这种招生办法有两个“单独”，即单列招生计划、单独划线预录取，但是退役士兵和建档贫困考生也要与其他应届高职生参加相同的考试。例如，陕西、湖南、山东和四川等省对退役士兵的招生比例设置分别为30%、60%、40%和60%左右。同时，山东省、四川省对建档立卡贫困生的招生比例分别为40%和20%。录取时，陕西省和黑龙江省规定退役军人的最低控制分数线设置为不得低于报考专业录取最低分数线20分进行录取；黑龙江省对建档立卡贫困考生在报考院校专业最低录取分数线下降低10分投档；天津市高招办根据退役考生的文化考试成绩增加20分进行投档。

其二，单独考试，单独招生。这种考试招生办法有三个“单独”，即单独命题与考试、单列招生计划、单独划线与录取。例如，福建省对退役士兵采用2门单独命题的公共基础课作为考试科目，并划定单独录取分数线，实行单独录取。

（四）免试入学

免试入学由各省级教育主管部门拟定录取标准，采用“申请+审核”的招生办法，面向各类优秀人才招生，由考生提出申请，招生院校或相关机构审核获奖证书、身份证等材料，待审核合格后方可入学，具有招生条件苛刻、重视过程性审核、录取标准多元等特点。不同省份根据生源群体特征制定了不同的招生标准。

其一，优秀退役军人免试入学。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5]3号）规定，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的退役军人在完成高职（专科）学业后，免试入读普通本科。各省招生院校严格按照三等功及其以上的标准招生，陕西省设置独立志愿招生录取；山东省审核退役证原件、身份证、户籍证明、毕业证书等资料，还要审核专科阶段公共外语的成绩证明，要求考生参加学校组织的综合考核并确定最终面试名单。为保障退役军人升学的权利，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做好2021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提出，“2022年起普通专升本可免试招录退役的普通高等职业院校（专科）毕业生”，该文件进一步保障了退役士兵入学。

其二，拔尖技能人才免试入学。各省对拔尖技能面试入学标准不一，国际、国内赛事均列为免试指标，国家级、省级、区级项目囊括其中，不同赛事按照一（金奖）、二（银奖）、三（铜奖）等不同等级入学。如重庆市只招收在国家级项目中荣获二等奖及以上的学生；陕西省和山东省只承认世界技能大赛中的代表选手；湖南和新疆等省承认世界、国家、省级不同等级的获奖等级；山西省则承认世界、国家、省级中的各类团体或者个人获奖项目，见表1。

其三，基层优秀人员免试入学。为贯彻教育公平对社会公平的重要意义，部分省份通过专升本为社会有志青年提供接受本科教育的机会，如黑龙江省允许兴边富农的支教团体免试入学。

02专升本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

专升本考试招生制度在不断地实践探索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考试招生模式，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招生形式的多元化禁锢于传统的考试选才

在保守化改革专升本考试招生制度的过程中，单一的招生形式很容易落入传统的“应试之举”。

其一，各省份招生形式单一，为维护招生公平放弃对其他招生形式的有益尝试。通过统计各省招生方案发现，几乎所有省都采用统一招生，免试入学位居第二，自主招生和单独招生较少。统一招生相比于其他招生方式而言，所有学生面对同样的试卷、统一的录取标准，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免试入学和单独招生是政策导向下的一种必然形式，是对社会特殊群体和为社会做出突出贡献者的一种教育补偿。考生身份的排他性具有“天然的社会基因”，不太容易受到其他身份群体的质疑，也必然能推广和实施。虽然自主招生将招生自主权交由招生院校，但没有刺激招生院校积极组织考试招生。究其原因，竞争性考试中利益相关者对公平的追求迫使招生制度的适应性功能让位于选拔性功能。文凭社会中，高职学生对更高层次学历教育的追求与招生比例小、升学率低的招生制度相矛盾，长此以往形成了供小于求的招生市场。专升本考试招生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多样化的招生形式选拔合适的人才，但在执行过程中，考生更希望追求考试公平和录取程序公正。不同利益主体在利益博弈中，最终选择了一种“不失公允”的招生办法。

其二，未厘清主流生源群体的特征，导致招生形式与生源特征不适应。应届高职生作为专升本的主流生源，统一按照专业大类招生。虽然允许学生在相关或临近专业报考，但也将很多专业不对口的生源拒之门外，如重庆市的考试招生方案中明确规定：“对于无对口或相近本科专业的高职（专科）专业，暂不开展普通‘专升本’工作”。究其原因，招生与育人相脱节，难以打开招生形式改革的突破口。高职专科教学重视学生知识与技能的训练，而升学考试以理论测评为导向。在这种窘境下，如果倾向于“以考促教”，则“理论重于实践”的育人理念与高职教育教学特征相背离；如果倾向于“以教促考”，则“实践重于理论”的育人理念又不利于促进学生升学。尤其是产教融合办学趋势下高职院校要求学生以“双证书”毕业的要求强化了高职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但是这种技能培养优势在考试制度选拔人才的评价体系中几乎无用武之地。即使有证据显示，高职学生理论思维比较弱，招生单位还是坚持以考试制度选拔学生，专升本沦为“二次高考”。

（二）对文化素质的恪守弱化了对职业技能的测量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理实结合教育方式下成长起来的高职生兼具专业理论与技能。现行的考试内容回应了学生的理论课程学习，却没有关照学生先前教育的专业和技能训练。

其一，专业课考试难以撼动文化课考试的地位。从“质”与“量”两个角度来看，文化课考试的分值远远超过专业课，如2021年安徽省、海南省、江苏省文化课考试科目的分值都高于专业课。如果说“量”比较简单直观地反映了对文化课成绩的重视，那么，大学语文、高等数学、计算机、大学英语的简单组合充其量只能测量学生对这几门文化课程的应考能力与素养，对“文化素养”这一“质”的测量值得商榷。如果考生文化课考试成绩不高，他们很难在专业课分值本来占比很少的前提下，超过录取分数线成功升学。究其原因，文化素质这一抽象的品格被偏颇地具象为文化课，对文化课考试的执念反而扭曲了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评价。事实上，文化素质并不是学生升学内在素质的唯一衔接点，专业大类的衔接也应该位列其中。从狭义上来理解，高职学生较高的文化素质泛指文化知识的广度，职业能力才是知识深度的体现。因此，文化素质的测量不单指某一学科，而是指整个学科的涉猎范围。文化素质考核的着力点是学科素养，广泛涉猎学科所形成的学科素养经学生自主构建才能内化于文化素质。

其二，专业实操能力有被专业理论考核取代之嫌。职业技能测评对选拔技术技能人才具有重要作用，但我国职业技能考试制度尚未形成。据调研，2021年只有江苏省明确规定了专业实操技能占80分，其他省份都在将专业技能测试考试自主权下放至高校的过程中被稀释掉了。究其原因，应用本科高校保守化的转型尚不具有组织职业技能考试的胜任力。理论上，高职生应升入应用型本科高校或者职业大学。事实上，除了新建应用型高校之外，很多地方本科高校有整体转型的、有院系部分转型的，这些本来“惯习”于学术型人才选拔模式的高校既不能完全摆脱选拔学术型人才的惯性，也没有积极探索选拔技术技能人才的最佳方式。在学校硬件设施不足、师资力量难以胜任技能考试的困境下，继续用专业理论考试选拔学生的风险较小。

（三）综合素质评价在实践中定格为“一元区分”

综合素质是一种通用素养，是学生升学与就业的重要衡量标准，是招生院校致力于打破“唯分数”录取的重要举措，但在实施过程中重新走回“唯”分数“一元区分”的老路。

其一，很多高校招生录取只“唯”分数，综合素质评价置身事外。据调研，全国不到1/3的招生院校采用了综合评价招生，只有少数省份，如四川、山东等省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录取依据，并制定了详细标准，其他省份的招生录取均以一次性考试作为终结性评价。究其原因，由唯一的生源院校提供的过程性综合素质评价成绩的信效度备受质疑。人情社会中，客观的测量工具去测量主观的人比较受青睐。一旦将测量工具变为主观的人，这种评价体系就会受到质疑。实施综合素质评价的主体是生源院校的教师，评价客体是本校学生。这种人对人的评价因为其信任危机，导致很多院校招生录取中不予采纳。事实上，物对人的测量并非完全可信，而人对人的测量也并非不可信。如果选错了测量工具，对人的测量也便无效。因此，综合评价改革不能因噎废食，将人完全摒弃在评价体系之外，而是调整评价者的构成结构，借助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博弈提升评价结果的可信度。

其二，试图用几个简单的指标量化考生的综合素质。现阶段，综合素质评价从内涵诠释到评价维度再到评价方法，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山东省和四川省在探索过程中也是“一校一标准”“千校千面”。部分高校从教务处、体育部、学生处或生活管理处分别获得学生的学业成绩（德育）、体育成绩、能力成绩，并按照学校自主规定的比例加权计算综合素养总成绩。这些项目能否代表学生的德智体美、创新能力等品格暂且不论，但将不同部门、不同内容的测评成绩简单、生硬拼凑在一起评估综合素养的办法，显然缺少系统性思维、更不具备科学性。究其原因，为保证招生公平，综合素质评价在服务升学中被不假思索的量化。综合素质评价的初衷是为了改进教育教学质量，但随着我国多元录取机制的发展，综合素质评价对教育教学的改进功能让位于服务招生录取的证明功能。一旦综合素质评价作为升学的主要依据，全面测评学生的初衷便走向了功利化。学生的法治意识可以用是否受处分来评价为几个等级，道德素质也可以通过宿舍表现和课堂表现进行加权计算。可见，将学生所有的道德品质都进行量化的评价方式背离了综合评价对全面发展的人的追求。

（四）招生自主权的下放未耦合招生自主权的分解

2013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积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刻画了“省级政府统筹管理，学生自主选择，学校多元录取，社会有效监督”多边权利的考试招生关系。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各利益主体存在着缺位、越位和错位现象。

其一，招生自主权下放陷入“有限性”的怪圈。省级教育主管部门是国家选才的代言人，由国家赋权主导专升本工作。虽然提升了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组织招生考试、决定选拔方式、招生录取的自主性，但总的招生计划依然由国家调控，省级教育主管部门也只能在国家规定的招生比例基础上，确定省域内各个院校招生情况。事实上，职业教育的地域性色彩非常浓厚，尤其是在我国中、西、东经济与产业发展各具特色的背景下，统一调控招生计划并不利于职业教育发展薄弱的地区。究其原因，各级行政部门坚持的“全能政府”理念导致服务型招生机构的推行举步维艰。权力是一种公共职权，长期处于管理地位、行使权力的主体并没有强烈的权力边界意识。这种单边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导致服从者常常被剥夺应有的权利。因此，在考试招生中，高一级教育主管部门应该下放哪些招生自主权，将招生自主权下放至哪个部门就显得尤为重要，需要了解各级教育职能部门在维护哪些权利。这样，招生权利才能聚合成招生权力，招生权力才能维护招生权利。

其二，招生自主权下放与招生胜任力的提升不同步。专升本考试招生制度经历了从“国家—省—学校”招生自主权的层层下放，现阶段招生自主权在“省—学校”之间徘徊，即由省级教育主管部门主导专升本政策的制定，招生院校配合实施。从省级招生政策的发布到校级招生简章的制定，招生计划、考试内容、招生录取等各方都存在“对齐”现象，说明省级教育主管部门招生自主权的下放并没有激发招生院校的积极性，政府“放权”的部分也没有被招生院校所“接权”，有限的权力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招生院校的这种“还权”行为，难免出现政府越俎代庖的现象，如很多省将招生形式从统一考试变为自主招生，又从自主招生变为统一考试，反反复复的置招生自主权于省和高校之间徘徊。究其原因，长期在政府主导干预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各级职能部门，没有独立自主创新考试招生的能力。近年来专升本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都是政府号召下艰难推动的结果，这是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自己束缚招生自主权的行为。

03专升本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对策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专升本考试招生制度，应该根据多元群体入学需求创新招生形式，提高考试成绩的信效度，推进多元主体综合评价和构建分享型招生权力结构。

（一）根据多元群体入学需求，探索“因材施考”

考试制是最佳的选才方式，但不是唯一的选才方式。高职生源群体的多样性决定了招生形式的多元化。现阶段，高职学生、退役军人和基层优秀人员是专升本的主要生源，其中高职学生这一主流生源又可以分为中高职衔接培养生源、非衔接培养生源。这些生源群体教育背景的不同决定了考试制、证书制、“考试制+证书制”都要服务于专升本，具体分类招生形式见图1。

其一，“专插本”主要面向贯通培养的考生。鉴于高本贯通培养项目依托的是长线专业、分段培养模式，因此，可以通过证书制入学，即要求学生在高职专科阶段考取相应专业的资格证书。高职学生升学时，只要考取了资格证书，并完成了相关课程的学分就能插入相应的年级。这些资格证书可以由高职院校和合作本科院校商议后确定。

其二，“专接本”面向所有应届，且专、本专业一致的学生。鉴于这些学生已经完成了高职专科阶段的学习，且没有转专业的打算，因此，他们可以通过证书制入学。考生可按照招生院校根据专业大类提供的职业资格证书名单考取相应的资格证书即可入学。

其三，“专升本”面向有转专业意愿的高职应届毕业生。如果考生已完成高职阶段的学习，欲在本科阶段换专业，则这些学生通过证书制或者“证书制+考试制”入学。如果考生完成了招生院校要求的所有资格考试并取得规定的证书，则可直接入学；如果考生没有考取相应的资格证书，则参加统一考试；如果学生部分考取了资格证书，则统一考试中的相关考试科目可以免考，资格证书折合为分数计入录取总成绩。

其四，“专转本”面向荣获三等功的退役军人、基层优秀人员。鉴于这些考生有一段社会实践的经历，他们可能对个体职业生涯发展有所调整或重新规划。考生可以通过免试入学，但要求专、本专业不一致的考生在本科学习期间补充相关专业课程学习并取得学分或者考取职业资格证书，严格执行“宽进严出”。

（二）学科素质和职业能力并测，提升测试成绩的信效度

我国职业教育提倡“知识+技能”选拔人才。《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提出，专科职业教育旨在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应用本科旨在培养高素质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鉴于高职院校采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评价模式选拔高素质劳动者，因此，随着学历层次和技能复杂程度的加深，要求专升本实行“学科素养+职业能力”的评价办法选拔高素质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

其一，学科素养由生源院校负责测试，由学生平时成绩和毕业成绩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由学生专科阶段必修和选修公共课程构成，这部分成绩由学生平时提交作业情况和期中、期末考核情况构成，学生表现决定成绩高低，占学科素养总成绩的70%；毕业成绩即毕业考试成绩，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出题，面向所有学生实行大综合考试，考试内容涉及高职专科阶段学生所有公共课程的科目，分为“基础卷”和“进阶卷”两类，考生根据自身实力参与测试，这部分考试成绩占学科素养总成绩的30%；学科素养总成绩由高到低划分为A、B、C三个等级，作为专业课成绩相同条件下，录取学生的依据。事实上，将学生的毕业成绩作为升学成绩是德国等很多国家的入学凭证，有利于落实“宽进严出”，体现了招生与培养的双向促进作用。

其二，提升职业技能考试质量。对于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而言，学历教育的提升意味着技能复杂程度的加深。技能的复杂又蕴含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学习深度不断延展，因此，职业能力至少应包括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两部分。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旨在综合评估学生的职业能力。职业本科选拔高职专科的学生需要测量考生专业知识与技能的积累程度。一方面，提高专业理论考试按专业大类考试命题的科学性。随着“中高本”专业一体化的建设，招生院校都在按照专业大类组织专业理论考试，但需要提升命题的科学性。在我国组建专门考试机构还不成熟的背景下，各省教育考试院要充当好“命题员”的职责，通过调研摸排省域内高职院校学生专业学习情况，按专业大类均衡抽调招生院校和生源院校的专业骨干教师命题，筹备专业理论考试题库的建设，保持试题内容、试题难易程度符合考生学习程度，经过多轮商讨、集体审议，最终确定专业理论考试的内容。另一方面，专业技能考试至少占职业技能考试总分的1/3。省级教育主管部门需要在招考文件中规定职业技能考试所占的比例，在招生保障条件中规定“实施职业技能考试胜任力不足的高校与当地职业大学或已经完成转型的应用型高校合作组织职业技能考试”，并在实践过程中将院校合作专业技能测试实施细则提交省教育主管部门备案。专业技能考试不能因其实施困难而放弃，招生院校应将其视为提升生源质量的必经之路。

（三）主客观评价标准相结合，推进多元主体综合评价

分数是评价考生的标准之一，但并非唯一标准。“以生为本”的综合素质评价应该朝着肇始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迈进，但要认识到录取标准并非都是可量化、可计算的，也不是录取标准就是客观的、公正的，评价者就是主观的、非公正的。招生单位选拔的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无论主客观标准，能选拔合适的人才的标准才是最好的评价标准。为推进综合评价改革，还需注意以下两点：

其一，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提升综合素质评价的有效性。综合素质评价对客观评价的追求并不意味着放弃主观评价，科学制定学生德智体美各方面的评价内容，并匹配最佳的评价办法与评价工具，综合评价才有意义。如西南科技大学专门制定《学生综合测评实施办法》，主要测量学生的德行素质、发展素质、智力素质、体育素质。其中德行素质采取定性定量、自评和他评相结合的方式，由学生自评（20%）、班级小组（50%）和辅导员（30%）等不同评价主体整体性地评估学生的政治、道德与行为。该评价体系较为系统地刻画了学生的综合素养，且对素养维度和赋分规则有较详细的解释，更有利于执行。

其二，将雇主对“准员工”的综合素质要求纳入综合素质测评体系。产教融合背景下，校企双主体育人成为高职院校教学实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生源学校主导的综合评价备受质疑的背景下，可以将学生在高职专科阶段企业实习的经历作为评价学生综合素养的主要内容之一，至少占综合素质评价内容的60%。企业雇主是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评价者，也是以营利为主的机构，这种性质决定了对“准员工”的评价都比较客观。这样，综合素质评价的主体将变为生源院校、企业和招生单位，代表不同利益的评价主体更有利于全方位评估学生的素养。

（四）放权和接权各司其位，构建分享型招生权力结构

权力来自于人民，招生自主权是由学生赋予的。权利的抽象性特征决定了招生自主权的实行必然通过维护考生、教师、学校的各方权益，才能构建分享型招生权力结构，实现招生自主权从“自治”走向“共治”。

其一，省级教育主管部门要恪守有限政府理念，致力于合理的“放权”。首先，省级教育主管部门要调整权力格局，将考试权利下放至招生单位，并扮演好“服务型监督者”的角色，不仅要督促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还负责调节考试招生中各部门产生分歧的问题。因此，政策语言的表述中，涉及考试方案的内容要宏观表述，为下级招生单位创新招生形式提供尽可能大的空间；招生监管、资金保障等方面的内容要详细，以保障招生单位、考生等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让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有法可依。此外，省教育主管部门要将权利均衡地下放至各职能部门，使下达至各个单元的权利可以相互制衡，以免滋生招生腐败。最后，要制定行业协会参与人才选拔的制度和政策。行业协会参与教育领域的招生虽然问题重重，但一些民办职业大学或独立学院大多由企业办学，并由企业主参与学校整体管理。管理者性质的多重性无疑已经将企业招生标准渗入到学校人才选拔标准中。如果省级教育主管部门能制定相关保障政策，让企业主合乎法理地参与，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也是代价比较小的一种尝试。

其二，招生单位要有使用招生自主权的意识并积极提升招生单位招生自主权使用效率，提升“接权”的能力。首先，为避免再次出现“放权后还权”的行为，招生院校要加强由学校领导、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组成的学校招生委员会建设，通过协调处理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剖析招生单位招生的优势和劣势。在此基础上，补充招生机构的不足，加强招生机构的软硬件建设，将招生办作为招生委员会的执行机构。其次，通过招生简章实现充分表达招生单位的诉求。招生院校要努力扩大招生办的规模，调整招生办的人员构成，增加专门研究考试招生专业人员的构成比例，在招生章程的制定上要摆脱对上级政府招生政策的简单模仿，自主自觉地创新招生形式、考试内容等。最后，如果招生单位能改善对专升本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将其看成必须完成的政策任务，而是看成高校转型为应用型本科学校的抓手，就能从根本上改善高职生专升本招生制度的监管环境。

来源：《职业技术教育》2023年第19期

作者：董照星 冯谱 袁潇

引用格式：董照星、冯谱、袁潇.我国“专升本”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模式、问题和对策[J].职业技术教育，2023（19）：46-52.

来源：职业技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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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与“教育”双重逻辑下高职产业学院的内涵

对于高职产业学院的内涵和性质国内尚未有清晰、明确而一致的界定。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对于产业学院内涵的界定和阐释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相关政策文本的解读。比较典型的有：产业学院实际上就是“企业大学”，即大企业集团通过建立自己的高职学院，来满足研发、培训、人力资源扩充等业务需求；或者是一种“校企产学研一体化深度合作、互动双赢的校企联合体”，“一种合并融合型的产学合作发展模式”；或者是“面向产业集群的高职教育模式”。不同的内涵界定出于不同的视角，但均脱离不了几个关键的要素：产业、多元主体与多元功能。

从服务面向上看，产业学院主要服务于区域重点产业、优势产业或产业集群；从组建模式上看，现有的大多数产业学院都是在政府的推动下，由职业院校、行业协会、产业集群内的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以及产业园区等多方主体共同建设，实现资源的优化整合与共建共享，其合作的性质最终应走向彼此间的深度嵌入与融合，而非简单的联盟或合作；从功能上看，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培训、技术研发与技术服务、成果的转化与应用等，通过与企业联合进行专业人才培养培训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符合需求的人力资源供给，通过校企联合技术研发，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从性质上看，产业学院作为一种新型产教深度融合的育人组织形态，既是办学模式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校企深度融合模式的创新，也是一种教育组织和管理模式的创新；从其产生与发展的逻辑来看，产业学院是基于产业逻辑、教育逻辑和专业逻辑相结合的产物。

由此，我们可将产业学院的基本内涵界定为：在某一特定区域中，以区域内的某一特色或优势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集群为服务对象，以高职院校相关专业或专业群建设为基础，政府、院校、行业企业、产业园区等多元主体共建共享资源，集人才培养与培训、技术研发、社会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一种新型产教深度融合的育人组织形态。它具有明显的区域根植性、创新导向性、资源共享性及产业嵌入性等特征，完美诠释了“产”与“教”的融合。产业学院的“产业”属性或者说经济属性决定了其在教学组织形态、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要具有“产业”的特质，符合产业发展的需求与逻辑，为产业的发展服务；产业学院的教育属性决定了其本质是“大学”，它的根本职能是育人，要遵循教育规律，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二、“产业”与“教育”双重逻辑下高职产业学院的建设与发展路径

在“产业”与“教育”双重逻辑下推动产业学院的发展，其宗旨是借助产业学院这一载体实现“产业”与“教育”的互融与共赢，为此，未来推进产业学院建设应着重于四个方面。

（一）对接区域产业发展，推进产业学院专业建设的改革与创新

以服务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需求为导向，以服务区域产业集群的专业群为纽带，实现产业链（群）、专业链（群）与人才链的深度融合。遵从技能人才培养的逻辑、产业的逻辑与创新逻辑，系统考虑学科之间、专业之间的逻辑关系，打破学科之间、专业之间的藩篱，按照发展方向与服务定位的具体需求，紧密围绕所服务的产业链、创新链，对学科和专业进行优化整合，通过不同学科专业的高度集成复合，打造特色专业群，通过关联学科与专业之间的相互融合、碰撞和衍生，实现分工具体化和明细化，并相应地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体系、教学组织模式、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改革，打造高素质、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以精准、有效地满足产业集聚与创新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二）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促进作用，推进产业学院融入区域创新系统

政府作为主要促进者，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干预，促进地方各要素的协同，推动产业集群创新式发展。我国的产业园区或产业集聚区大多是在地方政府的主导和规划下建立，以实现创新要素与资本要素的集聚，并逐步推动产业集群向创新集群升级。地方政府应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出台集群发展规划和政策，加大专项资金投入，通过整体规划构建支撑区域产业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使产业学院成为促进新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创新平台，区域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科技部门引导地方集群发展，引进研发机构，统筹行业协会、研究型大学或科研院所、产业学院等各类创新资源，推进广泛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加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网络、集群研发中心、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集群的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服务，促进企业间、企业与产业学院、政府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促进知识技术的产生、传播外溢和转移，改进工艺，提高生产效率。

（三）基于区域产业集群发展优势，精准定位产业学院功能与特色

区域产业集群扎根于本地社会经济环境中，其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产业集群的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包括基于创新的高端集群和基于低成本的低端集群，前者称为创新集群。创新集群又分为主要依靠内力的高技术创新集群和内外力相结合的高技术生产集群，以软件开发、生产为主的高技术服务业集群和以硬件产品的制程研发、加工装配为主的高技术装配业集群。还有以出口为主的集群和偏内销的集群，有大企业主导的集群和中小企业集群。不同类型的集群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集群对于人力资源和技术服务模式的需求各有不同，在产业集群中建立产业学院，深度融入区域产业链、创新链，要找准产业学院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和重大战略实施的切入点，明确服务的区域产业、产业集群以及相应的产业链、创新链，充分考虑所服务的产业集群所处的特定区域与特定性质、所处的发展阶段，确立自身的发展定位、发展模式与服务特色。我国目前产业发展正致力于打造高端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同时推动低端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为高端的创新型集群。产业学院在服务定位上应具有前瞻性，增强技术创新服务能力，提升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能力，深度融入到区域创新服务体系之中。技术创新并不只局限在高技术产业领域，无论是高新技术产业，还是纺织服装、建筑材料、玩具、木工家具等传统产业，都能运用先进技术提高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找准功能定位，产业学院将在推动我国产业发展中大有可为。

（四）基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需求，推动产业学院成为职业教育改革与创新的重要载体

一是借助产业学院中校企紧密合作的组织制度优势，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实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进而提高院校为区域产业发展服务的能力，实现产业链—专业链—人才链—创新链的有效融合。二是引进区域龙头企业，特别是产教融合型企业，聚焦特定专业群建设，创新专业建设体制机制，依据产业所需，真正做到校企共同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共同建设师资力量，共同开发课程标准，共同管理教学过程，培养产业所需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实现高职教育专业群建设与产教融合的相互支持、协同发展。三是以产业学院建设为契机，推进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探索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建设，建立以市场化运作为规制的运行机制，深度融合到区域创新体系中，逐步实现从政府引导、投资建设转变为企业家市场化运营，有效盘活和利用学院资源，取得有效的收益，实现育人与技术研发、创新功能的相互补充，激发学院发展活力，从而实现产业学院的创新发展。

作者：赵昕（1973-  ），女，辽宁教育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职业教育政策，比较职业技术教育（沈阳，110031）；高鸿（1963-  ），男，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研究员，研究方向：职业教育政策与发展战略，职业教育管理。

来源：职业技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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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新时代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改革创新，充分发挥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作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二、目标任务

贯彻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等部署，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坚持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研，推动中等职业学校按照规定开齐开足开好思想政治必修课程，使用好统编教材。深入推进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推动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相结合，拓展课堂教学内容，进一步提高思政课质量和实效。贯彻落实“八个相统一”要求，深化教学改革，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推动加强职业院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思政课教师队伍“六个要”素养，更好地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三、报名组别

按照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以下简称中职思政课）基础模块四部分内容，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心理健康与职业生涯、哲学与人生、职业道德与法治等4个报名组别。

四、参赛方式及参赛对象

（一）以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单位组成代表队，推荐教学团队或教师个人参加比赛（以下统称参赛队）。各代表队在省级比赛基础上，根据分配的名额（附件1）推荐参赛队，每个报名组别推荐的参赛队均不少于1个、不超过2个。

（二）参赛队成员不超过4人，均应为职业院校（不含设置在职业院校之外的教研机构）在职思政课教师，教龄3年（含）以上。

（三）基本要求：政治素质过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模范践行师德规范；业务能力强，信仰坚定、理论功底扎实，有家国情怀、传道情怀、仁爱情怀，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抓住关键、找准重点、阐明规律；育人水平高，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热爱思政课教学事业，近几年稳定承担思政课教学任务，课堂教学深受学生欢迎，教学业绩突出。

（四）参赛队成员均为中职思政课教师的，成员所在学校应属同一地市级区划；参赛队有高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高职思政课）教师参加的（非必须，不超过1名，仅适用团队成员为2人及以上时），其所在学校应与参赛队其他成员所在学校在同一代表队范围内。

（五）参赛队成员须在2023—2024学年承担中职思政课必修课程教学任务，未在中职学校授课的高职学校团队成员，2023—2024学年应在本校承担高职思政课教学任务。

五、比赛要求

重点考察参赛队的思政课教学能力，主要通过评审参赛材料及表现，综合考察针对所任教班级，深入开展学情分析，围绕中职思政课有关教学内容，完成教学设计、做好教学实施、评价教学成效、进行反思改进的能力。

（一）学情分析。参赛队针对其中一名成员2023—2024学年授课的一个中职班级进行学情分析，全面了解学生来源和特点、学业基础、认知能力、学习特点、专业特性、职业面向、发展诉求等，结合所学专业深入分析课程教学中应重点关注的内容领域、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和可能面临的困难。

（二）教学内容。参赛队从中职思政课统编教材（以下简称统编教材）中，选取连续、完整的若干单元作为参赛教学内容（不少于12学时），并结合授课班级所学专业，突出职业教育特色，进一步拓展教学内容深度和广度。

（三）教学设计。以提高思政课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为目标，根据课程要求，针对参赛教学内容和授课班级学情，创设教学目标，落实“八个相统一”要求，合理运用平台、技术、方法和资源，创新教学方式方法，优化教学过程，实施考核与评价，持续开展教学诊断与改进，增强思政课教学的吸引力、说服力、感染力，着力培育学生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公共参与等学科核心素养。

（四）教学实施。按照国家规定使用统编教材，根据教学设计开展实际课堂教学（参赛时，按照授课计划表尚未实施的，开展试教试讲）。坚持育人为本，注重教学实效性，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合理运用教学资源、教学方法，把道理讲准、讲深、讲透、讲活，推动深度学习、入脑入心；体现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师生、生生的深度有效互动；关注教学实施过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收集真实数据，并根据反映出的问题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五）教学评价。全面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把握主要原则，突显职教特点，通过信息化、多样化、多元参与等有效手段和方式，客观记录、综合考核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学科核心素养培育情况，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鼓励依托线上平台和软件工具，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展教与学行为分析。

（六）教学反思。实际授课或试教试讲后，应充分反思在教学理念、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过程中形成的经验与存在的不足，总结在学科核心素养培育、重点突出、难点突破、技术应用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

六、参赛材料

参赛材料包括参赛教学内容对应的教案（不少于12学时）、若干段教学实施或试教试讲的课堂实录视频、实际教学或试教试讲的教学情况报告（有关要求见附件2）。参赛材料应为原创，不得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引用应注明出处。如引起知识产权异议或其他法律纠纷，责任自负。涉及软件使用的，应保证为正版软件，鼓励使用国产软件（自主可控）。除参赛队事前特别声明外，比赛执委会拥有对参赛材料进行公益性共享的权利。

七、比赛办法

比赛根据报名情况分为若干评审组进行匿名评审。各评审组均采取先网络初评后组织决赛的方式进行。网络初评时，评委根据参赛材料打分，确定入围决赛的参赛队，初定拟获得三等奖的参赛队。决赛分为教学情况介绍、无学生教学展示和答辩3个环节（有关安排和要求见附件3），决赛评委根据参赛材料和参赛队现场表现打分，确定决赛成绩。

八、奖励办法

（一）单项奖。各评审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根据本组参赛队数量，按照不超过10%、20%、30%的比例，设置一、二、三等奖，一、二等奖根据决赛成绩排序确定，三等奖根据网络初评得分排序确定。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确定获奖参赛队。

（二）团体奖。根据省级比赛开展情况、全国比赛参赛情况，以及参赛队资格和参赛材料核实情况、获奖情况等因素，评定最佳组织奖8个。

九、工作要求

（一）比赛执委会不接受参赛队单独报名和材料报送。各代表队应指定专人汇总参赛队信息及参赛材料，对接比赛执委会秘书处，认真填写《参赛报名表》《参赛汇总表》《区域性比赛情况统计表》（附件4、5、6），加盖公章后于2023年10月7日前寄送至比赛执委会秘书处，并在比赛官方网站（www.nvic.edu.cn或www.nvic.com.cn）做好网上报名工作（用户名和密码联系比赛执委会获取）。10月15日前，各代表队按要求完成所有参赛材料的网上提交工作，并及时与比赛官方网站技术支持方联系人电话或短信确认。

（二）除《参赛报名表》《参赛汇总表》之外，所有参赛材料（含文件名及其属性）和决赛现场介绍、展示、答辩，均不得泄露地区、学校名称以及教师个人姓名，一经发现取消参赛资格。各代表队在正式提交前，应认真检查参赛材料是否合格。

（三）参赛队成员所在学校未按《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教材〔2020〕6号）规定开齐开足思政课，未按国家规定选用统编教材的，均不得参赛。

（四）各代表队主管部门应认真做好参赛审核工作，核对参赛队成员所在学校思政课开设、教材选用、教师身份和基本条件、实际授课、省级比赛遴选等情况，并统一进行公示（参考模板见附件7），经公示无疑方可参赛。参赛队成员信息及参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等方面出现的问题，以及公示存疑的问题，由所在代表队主管部门负责核查、反馈，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参赛。

（五）未按规定开齐开足思政课、未按国家规定选用统编教材、以虚假教学内容或虚假师生身份报名参加全国比赛的，一经核实，取消其参赛资格以及所在代表队团体奖评奖资格（奖项评出后发现的，依规追回奖项），减少代表队下一年参赛名额，暂停成员所在学校下一年的参赛资格，并通报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责成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六）为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参赛教师、学校和代表队不得出现以任何形式向比赛组织方、评审人员打招呼、打探消息，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公平公正的行为，违者视情节轻重和影响程度处理。

（七）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结合国家统一要求、区域实际和中职思政课实施情况，因地制宜细化工作要求，开展好省级比赛，组建本地区代表队参加全国比赛。鼓励各地组织开展地市级、校级比赛，推动构建国、省、市、校四级赛事体系，扩大比赛覆盖面，惠及更多思政课教师，推动提高教学能力，增强教学实效。鼓励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结合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能力比赛，分级培育建设思政课教学创新团队、思政课示范课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等，进一步深化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

（八）注重以赛促教、以赛促研，参赛队成员来自不同中职学校的，应注重推动建立健全区域内中职学校思政课教师集体备课制度，全面提升教研水平。参赛队吸纳高职学校思政课教师参加的，应注重深化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探索组建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结合教学实践开展交流研讨，深入研究一体化教学规律。

十、其他

（一）202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能力比赛的有关信息将及时在官方网站公布。

（二）比赛执委会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能力比赛相关的培训活动，参与赛事的工作机构和个人也不得从事相关社会培训活动。欢迎全社会予以监督，如发现有此类违规情况，请及时向比赛执委会秘书处反映。

（三）比赛执委会秘书处

联系人及电话：贾蔡伦，010-66097826

传真：010-66020434

电子邮件：zcsdyc@moe.edu.cn

邮寄地址：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37号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职业院校德育工作处（邮政编码：100816）

（四）比赛官方网站技术支持

联系人及电话：肖新华，13311011258

附件：1.参赛名额分配表

2.参赛材料及有关要求

3.决赛安排及要求

4.参赛报名表

5.参赛汇总表

6.区域性比赛情况统计表

7.参赛队信息公示（参考模板）

8.评分指标

附件：2023年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能力比赛方案

声明：本文系转载，是用于学习教育使用之目的。若有错误或侵害权利人权益，请留言，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化职业教育领域“三全育人”改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力支撑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

二、目标任务

贯彻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坚持赛训一体、以赛促建，推动各地、各中等职业学校加强班主任队伍专业化建设，服务班主任能力提升。引导广大班主任模范遵守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有关规定和要求，提高教育教学、组织管理、人际沟通和职业指导等方面能力，发挥在学校实施课程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网络育人、心理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资助育人和沟通学校、家庭、社区、用人单位等方面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学生管理、班风学风建设和德育工作水平，服务学生健康成长和终身发展。

三、参赛方式及参赛对象

以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单位组成代表队，推荐班主任教师个人（非团队）参加比赛。在省级比赛基础上，各代表队根据分配的名额（附件1）推荐参赛选手，同一学校的参赛选手不超过1名。

参赛选手为学校从本校在职教师中选聘的班主任（不含助理班主任、“副班主任”等），2023—2024学年担任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班级或五年制高等职业学校教育前三年级班级的班主任，实际履行带班职责，累计担任中职班主任3学年以上（不含3学年）。拟参赛选手所带班级实施“双班主任”或其它多人联合带班模式的，参赛选手应是所在学校明确牵头主责、承担主要工作任务的班主任教师，经所在学校公示无疑，所在代表队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推荐参赛。鼓励国家级、省级德育名师和名班主任、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教学成果奖主持人以及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等报名参赛。已参加过2021年、202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等职业学校班主任能力比赛的教师不能参加2023年比赛。

四、比赛要求

重点考察中等职业学校班主任以班风学风建设为重点，做好建班育人工作的能力。主要通过参赛材料和选手表现，综合考察针对所带班级深入开展班级情况分析、科学合理确定班级建设目标，围绕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班级管理工作、组织班级活动、职业指导工作、沟通协调工作等方面，周密科学制订班级建设方案，扎实推进建班育人，树立优良班风学风，妥善应对突发事件，并根据学生成长情况及时总结反思、改进提升的能力。

（一）深入分析班级情况

全面了解目前所带班级每一名学生入学时的家庭情况、身心健康状况、思想状况、个性特点、学业基础、爱好特长、人际关系、发展诉求等，并密切关注其变化情况，结合学生所学专业，深入分析建班育人实践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工作领域、学生个体，以及可能面临的困难和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制订班级建设方案

班级建设方案制订工作要坚持正确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坚持依法治教，学习贯彻实施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要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以严格规范引领班风、严谨教风带动学风、优良作风促进班风学风建设，加强行为规范养成教育。根据《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纲要》《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2014年修订）》《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等职业学校职业指导工作规定》《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的意见》等，以及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学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行业企业人才需求实际，结合班级情况，科学合理确定班级建设目标和建设内容，统筹规划所带班级在整个中职阶段的各项工作，系统设计并动态完善各学年各学期的具体安排。结合中职学生思想、心理、行为特点和班级实际，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和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注重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坚持班级整体建设与学生个体培养、严格管理与特色发展有机统一，选取思想性和针对性强、学生认可度和教育有效性高、职教特色突出的建班育人载体，途径多元、方法恰当。

将立德树人放在首要位置，融入班级建设全过程，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教育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五观”和“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的精神理念，着力开展劳动教育，突出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注重落实“三全育人”工作要求，调动各方协同育人，整合运用有关资源，形成育人合力。

（三）扎实推进建班育人

1.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引导学生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知理解。密切关注学生思想政治、身心健康、学习生活等方面状况，坚持以心育心、以德育德、以人格育人格，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劳动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针对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持之以恒，采用易于被学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进行教育、引导和援助，帮助学生提高认识，正确看待知识学习、技能培养、素质养成与自我成长、人生发展和价值实现的关系，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坚定成才信心，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学习习惯，磨砺品格意志，有效提升应对挫折、适应岗位、融入社会的能力。密切跟踪社会舆论热点，及时研判可能对学生思想状况造成的影响，第一时间加以正确引导。注重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拓展、用好网络育人阵地，利用网络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2.班级管理工作。以树立优良班风学风为重点，组建班委会、团支部，健全班级制度体系，组织学生学习签署践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公约》，鼓励学生参与规章制度制订、环境布置等班级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学生自觉养成良好的思想品质和行为习惯，维护教育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展现中职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展示良好社会形象。按照《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等规范实施班级管理。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完善德育评价”有关要求，客观、公正做好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及时妥善对学生进行反馈与指导。加强安全教育、法治教育、卫生健康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维护班级和学生安全。

3.组织班级活动。指导班委会、团支部开展工作，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德育工作要求和班级特点，开展覆盖全体学生、形式多样，思想性、时代性、趣味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强的主题班会、主题团日等班级活动。鼓励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技能成才 强国有我”系列教育活动、学雷锋活动、科技创新活动等，在校期间至少加入一个学生社团、发展一项兴趣爱好、参加一次竞赛竞技、参与一项志愿服务、展示一项才艺特长。统筹组织和推动班级学生参与“职教生心中的二十大”活动、“未来工匠”读书行动、“悦读伴我成长”职教学生读党报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文明风采”活动等，用好职业院校“同上一堂思政大课”“主编带你读党报”等资源。

4.职业指导工作。了解班级所属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依据培养目标、专业特点和学业要求，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认识自我，了解社会，走进专业和职业，传承奋斗精神，增强职业意识，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和职业观、就业观、创业观，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素养和职业行为习惯，提升职业生涯规划能力。指导学生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特点选择生涯发展方向，顺利实现就业、创业或升学。

5.沟通协调工作。积极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密切与学校相关部门、班级任课教师、家长、社区等的沟通，全面及时掌握学生情况，协同任课教师，帮助引导家长和社区配合学校做好学生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根据学校安排，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劳动实践、实习实训等活动，积极与实习单位沟通联络，共同做好学生实习期间的教育和管理工作。

6.及时总结改进。建立健全班级管理和学生成长档案，做好育人全过程的信息采集，跟踪了解学生学习、生活、成长等方面的进展情况并深入细致分析，定期对照班级建设目标和达成进度，反思工作不足和制约因素，及时调整改进建班育人策略，保障达成育人目标。总结成功经验，逐步形成符合中职学生年龄特点、成长规律的科学管理理念和工作方法。

（四）妥善应对突发事件

落实《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等要求，保护学生身心安全，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熟悉并掌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关于应对校园安全、公共卫生、网络舆情等突发事件的工作要求，做好应急预案，提高意外伤害现场施救的能力，增强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和舆情的能力。能够第一时间对突发事件进行初步处理，妥善做好应对，及时了解、掌握有关信息并按程序上报。事后做好总结研究分析，完善班级应急工作预案，向学校提出合理化建议。

五、参赛材料

（一）参赛材料包括目前所带班级使用的完整中职阶段（中职班为入学到毕业全过程，五年制高职班为前三年级）班级建设方案、2023—2024学年班级建设计划、1个管理育人案例、2个班级活动方案和1个班级活动实录视频，另附本班实际使用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二）参赛材料应为原创，经所在学校审核，不得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如引起知识产权异议或其他法律纠纷，其责任由参赛选手和所在学校承担。除事前特别声明外，比赛执委会拥有对参赛材料进行公益性共享的权利。

六、比赛办法

比赛根据报名情况分为若干评审组进行匿名评审。各评审组均采取先网络初评后组织决赛的方式进行。网络初评时，评审参赛材料（有关要求见附件2），确定入围决赛的参赛选手，初定拟获得三等奖的参赛选手。决赛分为班级建设情况介绍、班级活动策划、模拟情景处置和答辩4个环节（有关安排和要求见附件3）。决赛评委根据参赛材料和参赛选手表现打分，确定决赛成绩。

七、奖励办法

（一）个人奖。各评审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根据本组参赛选手数，按照不超过10%、20%、30%的比例，设置一、二、三等奖，一、二等奖根据决赛成绩排序确定，三等奖根据网络初评得分排序确定。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确定获奖选手。

（二）团体奖。根据省级比赛开展情况、全国比赛参赛情况、参赛选手资格和参赛材料核实情况、获奖情况等因素，评定最佳组织奖8个、最佳进步奖3个。

八、工作要求

（一）比赛执委会不接受个人单独报名和材料报送。各代表队应指定专人汇总参赛选手信息及参赛材料，对接比赛执委会秘书处，认真填写《参赛报名表》《参赛汇总表》《区域性比赛情况统计表》（附件4、5、6），加盖公章后于2023年10月7日前寄送至比赛执委会秘书处，并按要求在比赛官方网站（www.nvic.edu.cn或www.nvic.com.cn）做好网上报名工作（用户名和密码沿用2022年设置）。10月15日前，各代表队按要求完成所有参赛材料的网上提交工作，并及时与比赛官方网站技术支持方联系人电话或短信确认。

（二）除《参赛报名表》《参赛汇总表》之外，所有参赛材料（含文件名及其属性）和决赛现场的介绍、展示、答辩，均不得泄露地区、学校名称以及教师个人姓名，一经发现取消参赛资格。各代表队在正式提交前，应认真检查参赛材料是否合格。

（三）参赛选手所带班级所属的专业须依规在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各代表队主管部门应认真核对参赛选手实际任职和带班情况，省级比赛遴选情况，所带班级专业备案、人才培养方案网上公开的情况和班级学生实际情况等，并统一进行公示（参考模板见附件7），经公示无疑方可参赛。参赛选手及参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等方面出现的问题，以及公示存疑的问题，由所在代表队主管部门负责核查、反馈，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参赛。

（四）以虚假身份报名参加全国比赛的，一经核实，取消其参赛资格和所在代表队团体奖评奖资格（奖项评出后发现的，依规追回奖项），减少代表队下一年参赛名额，暂停该选手所在学校下一年的参赛资格，并通报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责成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五）为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参赛选手、学校和代表队不得出现以任何形式向比赛组织方、评审人员打招呼、打探消息，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公平公正的行为，违者视情节轻重和影响程度处理。

九、其他

（一）鼓励参赛选手运用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https://vocational.smartedu.cn）促进班级建设，还可选用比赛执委会免费提供的国家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职业学校企业生产实际教学案例库等相关教学资源开展班主任工作，相关资源可从比赛教学资源支持平台（智慧职教www.icve.com.cn、爱课程网www.icourses.cn）获取，或登录比赛官方网站有关链接。

（二）202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等职业学校班主任能力比赛的有关信息将及时在官方网站公布。

（三）比赛执委会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开展班主任能力比赛相关的培训活动，参与赛事的工作机构和个人也不得从事相关社会培训活动。欢迎全社会予以监督，如发现有此类违规情况，请及时向比赛执委会秘书处反映。

（四）比赛执委会秘书处

联系人：贾蔡伦、刘俊

联系电话：010-66097826、66097145

传真：010-66020434

电子邮箱：zcsdyc@moe.edu.cn

邮寄地址：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37号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职业院校德育工作处

邮政编码：100816

（五）比赛官方网站技术支持

联系人：肖新华

联系电话：13311011258

附件：1.参赛名额分配表

2.参赛材料及有关要求

3.决赛安排及要求

4.参赛报名表

5.参赛汇总表

6.区域性比赛情况统计表

7.参赛选手信息公示（参考模板）

8.评分指标

附件：2023年中等职业学校班主任能力比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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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至22日，202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护理技能赛项在黑龙江省林业卫生学校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省、直辖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68个参赛队的136名选手参加了此次大赛。

图为大赛开幕式现场。张大炜 摄

此次大赛内容包括理论竞赛和技能竞赛两部分。理论竞赛采用人机对话考试形式，主要考核参赛选手运用护理及中医护理专业理论知识，发现、分析、解决临床护理工作实际问题的专业核心能力与职业综合能力；技能竞赛包括两个赛道，两名选手合作完成第一赛道“呼吸心跳骤停患者救护”考核，抽签后由一名选手完成第二赛道“老年患者跌倒的照护”考核，主要考核选手团队协作能力、临床思维和决策能力、紧急救护能力、职业防护意识、患者安全意识、护患沟通及人文关怀能力等。

图为中职组护理技能赛参赛选手。张大炜 摄

一位参赛选手正认真做赛前准备。张大炜 摄

赛场上，参赛选手认真比赛、积极应对、规范操作，展示了新时代护理学子拼搏奋进、精益求精、关爱奉献的风采。最终，黑龙江省林业卫生学校、山东省莱阳卫生学校等7支队伍荣获一等奖；核工业卫生学校、青岛第二卫生学校等14支队伍荣获二等奖；石家庄柯棣华医学中等专业学校、河南省医药卫生学校等20支队伍荣获三等奖；14名指导教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

闭赛式上，上海康人医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川、上海弘联医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林佳浦，对西藏地区日喀则市职业技术学校、昌都市职业技术学校4名参赛选手进行了爱心助教活动。

中职组护理技能赛现场。张大炜 摄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顶级赛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赞誉。此次大赛由教育部牵头并联合34家部委主办，黑龙江省教育厅、龙江森工集团、佳木斯市政府承办，黑龙江省林业卫生学校协办。今年，黑龙江省共承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6个赛项，中职组护理技能赛项是黑龙江赛区第二个开赛赛项。

 作者：牛芳芳 张大炜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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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断释放人才红利、驱动产业发展，需要我们持之以恒提升职业教育水平，特别是让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相向发力。

江苏苏州，职教园区入驻14所高职院校，在校师生近10万人，与智能制造、光电通信、生物医药等行业龙头企业密切融合，更好满足产业需求。

福建泉州，50所职业院校每年输出近5.6万名技术蓝领，毕业生多数留在当地就业，有效补充了民营企业大量中高端技术技能岗位。

四川宜宾，紧紧围绕动力电池、数字经济等主导产业组建了一批现代产业学院，不断集聚的人才资源助力当地成功抢滩数字经济新蓝海，走出一条产教城一体发展的新路子。

技能人才，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无论是一家家企业提升市场竞争能力，还是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都离不开大批扎根生产一线的高技能人才。当前，我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亿人，占就业人员总量的26%，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看规模，总量不低，看比例，仍需努力。在一些发达国家，高技能人才在就业人员中的比例往往达到30%以上，而我国这一比例仍只有8%。总体看，培育高技能人才的任务还很艰巨。

培育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是重要抓手。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拥有1万多所职业院校、3000多万名在校生，蕴含着巨大的人才红利。近年来，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校毕业生。要不断释放人才红利、驱动产业发展，需要我们持之以恒提升职业教育水平，特别是让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相向发力。

一方面，从职业院校入手，紧紧围绕产业需求培养高技能人才，力求“以产定教、以产改教、以产促教”。首要的是优化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推动专业“跟着产业走、围着需求转”。这些年，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护理、康养、托育、家政等服务业市场需求不断扩大。职业院校要瞄准这些与日俱增的新需求，加快培养相关领域人才。随着钢铁、纺织、建筑等传统行业升级步伐越来越快，人才培养也要适应趋势性变化，及时更新教程。专业与产业联动调整，才能不断提高技能人才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为产业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优质人力资源。

另一方面，要让企业成为办学育人的重要主体，加快培育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10多年前，福建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为解决用工难题，投资设立了技师学院，实现了“校中厂、厂中校、前厂后校”。这些年，技师学院为这家企业和电子行业相关企业输送近3万名技能人才。企业负责人发现，这家学院培养的学生进入企业工作后，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员工稳定率也更高。随着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到2025年，建设培育1万家以上产教融合型企业”的目标，这种行之有效的做法还将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兴办职业院校，把员工培养前置到学校中，将有效降低人才培养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实现校企双赢。

围绕产业结构升级而“转”，随着市场需求转变而“动”，紧跟社会发展需要而“变”。推动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将为建设人才强国、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带来有力支撑，也将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赢得国际竞争优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作者：刘志强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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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年来，中职就业率（含升学）持续在96%以上，高职在91%以上。坚持以需求导向办学，市场缺什么人才，学校就培养什么人才。这是让职教毕业生能够凭借一技之长成为用人单位“香饽饽”的直接原因。

5月起，毕业生求职进入冲刺阶段。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

目前，职教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如何？为助力职教毕业生就业，职业院校进行了哪些实践？该如何打破毕业生求职中面临的“隐形门槛”？

多元服务促进学生充分就业

“普通教育侧重于抽象思维能力，职业教育强调动手实践能力，职业院校要弘扬工匠精神，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走向社会。”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吴访升说，近年来，我国针对职业教育推出了很多新举措，正在逐渐打破职业教育学生求职中面对的“隐形门槛”与学历“天花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将呈现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发展格局。

“学校要牢牢把握国家职业教育政策释放出的新红利，多措并举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为学生提供招聘求职、就业咨询、就业帮扶等综合服务，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打造‘暖心、省心、安心’的就业服务品牌。”吴访升说。

学生能就好业，学校才有未来。为了让学生充分就业，各职业院校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不断拓展校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坚持“高端化合作、高水平培养、高质量就业”，深化校企合作、拓宽就业渠道，全面推进就业工作健康发展，是天津市就业工作先进单位，形成了“就好业进铁院”的口碑。

该校深入落实就业工作“一把手”工程，深入开展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构建学院、招生就业办公室、二级学院“三级联动”机制，从机构、人员、经费等方面给予充分保障。

该校还将班主任、辅导员、专业教师共同纳入毕业生就业工作团队，开展精准帮扶指导，定期组织就业工作研讨，分析形势、破解难题，动员全体教职工主动联系单位，形成全员服务就业合力，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建设“就业宝”服务平台，让毕业生由“统一配菜”走向“自主选菜”。该校党委书记张炳烛介绍，该平台通过与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对接，实现了信息实时共享。在每年春季招聘中，都有数百家用人单位与大二学生签订就业意向。“我们还发挥行业优势，牵头成立了全国化工医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联盟和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教育集团，每年可提供就业实习岗位6000余个，由此筑牢岗位‘蓄水池’。”张炳烛说。

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年来，中职就业率（含升学）持续在96%以上，高职在91%以上，高于普通高校的平均值。

让所培养的人才“适销对路”

坚持以需求导向办学，市场缺什么人才，学校就培养什么人才。这是让职教毕业生能够凭借一技之长成为用人单位“香饽饽”的直接原因。

天津职业大学正是抢抓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机遇，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学校+企业”双主体就业育人等模式与机制，让走出校园的毕业生“适销对路”。

近年来，天津职业大学通过充分挖掘职业教育优势，以深化产教融合为抓手，创建基于1+X证书的职教集团、产业学院、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探索订单培养、学徒制应用与学生就业相结合，为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提供了扎实有力的特色方案。

该校在其特色专业“智慧健康养老与服务”建设中探索了充满活力的多元办学模式，通过开展现代学徒制培训，孵化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模式，开拓了更多学生就业岗位，打通毕业生就业“最后一公里”。

天津职业大学党委书记夏静波表示，该校养老专业教师团队在学生实习期间定期掌握学生动态、进行线上答疑与科学指导，并根据实际随时调整教学方案，推动教学改革创新，培养不同类型的养老专业服务人才。

目前，天津市大型养老综合体项目康宁津园已经接收天津职业大学养老专业毕业生110名，同时，还有15名在校生跟岗实习生、18名顶岗实习生，顶岗实习的学生通过考核可留在公司就业。

除了订单培养与学徒制培训等模式外，职业院校还从专业建设等角度发力，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全方位促进毕业生就业。

5年来，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积极探索新型就业育人模式，打造了一批重点专业群，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在实践探索中，该校以按需施教的办学思路，不断改进人才培养方案，加快优化专业结构，及时淘汰就业率低、社会需求不高的专业。如今，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尚未走出校门就被企业提前“预定”。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依托职教集团成立专业建设委员会，对接产业链和产业需求，做强专业群。“正因为我们优化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施了‘分类培养、分层教学’，才增强了毕业生‘零距离’上岗能力，从而为就业工作固本强基。”张炳烛感叹道。

从“能就业”到“就好业”的进阶

让学生真正掌握专业技能是职业教育的重要任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培养与社会接轨的技能人才的内在要求，也是办好职业教育的重要途径。

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执行院长李杏丽告诉记者，该学院毕业去向落实率连续3年稳步提升，实现了从“能就业”到“就好业”的转变。

李杏丽介绍，该校以“走出去”和“请进来”方式，深入开展产教融合，以此提升毕业去向落实率。例如，该校通过访企拓岗和引入龙头企业，提升了毕业生就业岗位匹配度。

如今，该校让工厂进到校园，把课堂搬到生产线上，时时了解企业需求，精准高效培养学生技能，从而实现了教学与企业真实场景的结合。

在李杏丽看来，只有把理论知识和技能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把学生培养成行家里手。李杏丽介绍，该校为深度促进产教融合，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要研究和实践方向，按照产、学、研、用、孵“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与石家庄市鹿泉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共建信创产业学院。

该校还根据企业岗位任务，开发了实景化模块课程，建立了以工作项目为单元的专业课程体系，按照“生产性、实境化、任务式”教学模式重构课程内容体系，并利用产业园企业的实际工作场景，让学生在理论知识基础上进行实践操作，在实践工作中学习理论知识，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

“我们实施了‘教产岗位互通、专兼教师协作’的‘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由此构建起了多元培养培训体系，由产教融合迈向产教共生。近几年的毕业去向落实率稳定在97%以上。”李杏丽说。

目前，该校通过深入开展访企拓岗活动，开拓优质就业岗位4800多个，建立了1000余家长期用人单位库，形成了全员共同参与、校友支持的毕业生就业市场体系。

作者：过国忠 陈 曦 陈汝健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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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在职教领域提出已逾20年。经过多年发展，各类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践在丰富，相关法律制度在完善，政策力度也在不断加强。

在多方推动之下，产教融合逐渐从合而不融、融而不深、“一头热一头冷”等尴尬处境走向合作融通、多方共赢局面。

随着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产教融合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行业、企业、学校协同育人模式的推进，也为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带来新气象。

但是，未来产教融合还存在诸多挑战，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形成攻坚合力。就相关问题，《民生周刊》专访了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

记者：在职业教育的发展中，为什么一直强调产教融合？

陈子季：产教融合是指产业和教育合作融通，学校和企业联合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科技服务等方面协同合作，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有机衔接，实现教育与产业同频共振、学校和企业共赢发展。

办好职业教育必问市场、必问产业、必问应用，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基本的办学模式、突出的类型特征、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记者：产教融合的理念提出至今，发生了什么变化？

陈子季：2011年，教育部首次在职教领域提出“产教融合”的理念。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经过20余年的发展，产教融合已经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育人理念，发展成为产业与教育融合发展的重要理念，成为推动产业领域与教育领域系统性变革的重要力量。

记者：近年来，产教融合取得了哪些成就？

陈子季：近年来，国家层面出台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深化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等一系列政策，时隔26年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诸多举措，筑牢产教融合的制度保障，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鼓励行业企业全面参与教育教学各个环节。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联合发文公布确定了21个产教融合型城市、63家产教融合型企业，教育部职成司公布了两批次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培育单位，初步带动构建起以城市为节点、行业为支点、企业为重点的产教融合发展格局。

地方层面，各地结合职业教育改革和地方发展实际，细化产教融合政策，优化产教融合发展生态，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人才需求侧全链条对接。

例如，山东省教育厅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金融+财政+土地+信用”产教融合10条激励措施的通知》，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各地以产业园区为基础，向教育部申报了97个兼具人才培养、创新创业、促进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功能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政府统筹、产业聚合、企业牵引、学校主体作用，深化产教融合、产学合作。

学校层面，职业学校与企业共建实习实训基地、二级学院、产业学院，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全国已组建1500多个职业教育集团（联盟），涵盖企业、学校、行业、科研机构在内的4.5万余家成员单位。现代学徒制试点覆盖1000多个专业点，惠及10万余学生（学徒），逐步形成专业共建、人才共育、过程共管、资源共享、责任共担的校企合作新局面。

记者：我国在推动产教融合的过程中，有哪些探索创新？

陈子季：在推动产教融合的过程中，我们着重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和组织优势，在思想理念、机制设计、资源调配、内涵实践等方面探索创新，推动产教融合走深走实。

一是突出政府作用，强化机制保障。把职业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位置，加强宏观指导和政策引导，用好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推动形成社会力量深度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政行企校协同破解制约产教深度融合的机制性障碍，构建产教融合的新样态。

二是突出产教互动，强化双向发力。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的理念，聚焦产业发展，汇聚产教资源，发挥企业、学校双主体作用，提高行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匹配度，提升职业院校培养产业所需人才的关键能力，切实促进产教深层次融合、校企高水平合作。

三是突出职普融通，强化协调发展。创造性建立联合体、共同体平台，将产教融合与职普融通有机结合起来，突破不同教育层次和类型之间的壁垒，构建多形式衔接、多通道成长、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体系，发挥普通高校学科、师资、科研、平台等方面优势，搭建技术协同创新平台，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职普融通真正破题。

四是突出内涵建设，强化人才培养。拓展产教融合的内涵，支持职业院校围绕行业、企业实际需求，纵深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强化专业、课程、师资队伍等建设，构建校企共育人才的新范式，探索科教融汇的新路径，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以高水平的产教融合助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记者：现阶段，产教融合还存在哪些瓶颈？

陈子季：一是政府作用发挥不够。近年来，产教融合发展出现一个新的趋势，即从过去比较强调市场的调节作用，逐渐转变为更加强调政府的推动作用。

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需要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将产教融合作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加大力度抓推动、抓落实、抓问效，通过落地有效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投入，进一步拓展产教融合路径，促进校企开展实质合作、取得实质效果。

二是组织形态不完善。经过多年探索，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不深不实、冷热不均的问题依然突出，部分校企合作模式尚处于自发式、松散型的低水平合作状态，职业教育资源与产业布局匹配的精准度、人才培养规格与企业用人需求的契合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亟须搭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治理和教育助力企业发展的实质性、紧密型平台，提高校企合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推动职业教育和产业统筹协调、融合发展。

三是利益机制不健全。只有厘清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利，妥善解决各方不同的利益诉求，才能提高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促进多方参与、合作共赢。

目前，产教融合的利益机制尚不健全，可操作性政策供给不足，企业参与举办职业教育还存在一些障碍，部分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亟待进一步落实政策支持，充分保障企业参与不难、参与有利，切实提高产教融合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记者：下一步，产教融合有哪些重点着力方向？

陈子季：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绩效导向，凝聚改革共识，增强攻坚合力，推动产教融合创新发展，真正围绕产业需要来办学，不断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和适应性，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一是深化“一体两翼”整体布局。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结合地区产业发展需求，扎实推进部省协同探索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模式，形成符合地方实际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加强对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指导和动态管理，整合优质资源要素，推动各类主体深度参与职业学校办学。

由链长企业牵头，整合上下游资源，联合学校、科研机构，共同建设一批跨区域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丰富校企合作的载体和内容。日前，首个国家重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已经正式成立，“一体两翼”战略布局已全面铺开。

二是提高产教融合育人实效。将职业教育与行业进步、产业转型、区域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探索新型办学方案，切实提高职业教育关键办学能力，抓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新基建”，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加快开发一流教材和核心课程，及时把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引入教学。

合力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打通校企人员双向流动渠道。多方共建实习实训基地，让学生在真实生产环境中增长才智、提升技能。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发挥数字技术的叠加、倍增和放大作用。

三是更加注重发挥多方作用。更加注重政府统筹，加大协调、支持和指导力度，积极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落实落细相关金融、土地、财政、税收优惠政策。更加注重产业支撑，瞄准产业的趋势、规模和前景，优化产教融合的主要内容、协作模式，突出内涵特色、完善培养标准。更加注重企业参与，引导企业树立“投资于人”的理念，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专业规划、教材开发、教学设计、课程设置、实习实训等各个环节。

更加注重学校履责，指导职业学校通过搭建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培养、承接企业员工培训等，帮助企业解决实际生产问题，不断提升自身的办学水平。

 来源：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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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联人函〔2023〕2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教育厅（教委、教育局）、工会、团委，有关中央企业：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大力培育支撑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共青团中央决定共同举办2023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技能大赛（以下简称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大赛为一类职业技能大赛，决赛由绍兴市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单位承办。大赛成立组委会，负责大赛的整体安排和组织管理工作。组委会成员由主办单位及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担任。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具体承担大赛组织安排和日常管理工作，办公室设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

二、赛项设置

大赛设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装调工（汽车芯片开发应用）、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S（工业大数据算法）、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S（工业互联网安全）、虚拟现实产品设计师S（5G+虚拟现实开发应用）四个赛项。

三、竞赛内容

各赛项分理论考试和实践操作两部分。其中，理论考试占总成绩的20%，实践操作占80%。具体赛程及要求由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另行通知。

四、竞赛组织方式

（一）竞赛分组

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装调工（汽车芯片开发应用）赛项、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S（工业大数据算法）赛项、虚拟现实产品设计师S（5G+虚拟现实开发应用）赛项均为双人团体赛；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S（工业互联网安全）赛项为三人团体赛。各赛项均分为职工组（含教师）和学生组两个竞赛组别。

（二）报名条件

具有各赛项相关职业工作经历的企业在职人员，从事相关专业工作的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下同）在职人员，以及高等院校、职业院校相关专业全日制在籍学生均可报名参赛。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称号及取得“全国技术能手”申报资格的人员，不得以选手身份参赛。具有全日制学籍的在校创业学生不得以职工身份参赛。

（三）竞赛方式及名额

1.竞赛方式大赛分选拔赛（预选赛）和决赛两个阶段进行。选拔赛由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教育厅（委、局）、工会、团委等相关单位联合组织实施。决赛在大赛组委会领导下，由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

2.参赛名额各赛项各省（区、市）可分别选派4队选手（职工组、学生组各2队）参加决赛。中央企业可独立组队报名参赛，每个企业可分别选派1队选手参加各赛项决赛。五、决赛时间和地点决赛将于2023年11月15-18日在绍兴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六、奖励办法

（一）双人团体赛项各竞赛组别设一等奖3名、二等奖7名、三等奖若干名；三人团体赛项各组别设一等奖2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若干名。

（二）对获各赛项决赛双人团体赛项前3名，三人团体赛项前2名且为职工（教师）身份的选手，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核准后，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三）对获各赛项决赛双人团体赛项、三人团体赛项第1名的职工（教师）身份选手，符合申报条件的，按程序向共青团中央推荐授予“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四）各赛项获得职工组全国决赛第1名（职工组第1名队伍中理论成绩最高者）且符合条件的选手，可在次年五一前夕集中表彰时按程序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五）获奖选手由组委会颁发相应的奖杯、证书。

（六）组委会颁发的其他奖项

1.对各赛项各组别决赛一等奖获奖队伍的教练（每支参赛队伍指定1名教练），颁发“优秀教练”证书。

2.对获得各赛项各组别决赛第1名的选手所在单位，颁发“冠军选手单位”奖牌和证书。

3.对贡献突出的承办、协办和技术支持单位，颁发“突出贡献单位”奖牌和证书。

4.对选拔赛组织工作表现突出的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单位”奖牌和证书。

5.对在全国决赛组织中表现突出的个人（限10人以内），颁发“优秀工作者”证书。

6.对在全国决赛执裁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个人（限20人以内），颁发“优秀裁判员”证书。

（七）对于有国家职业标准的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装调工、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2个赛项获奖选手，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由第一主办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发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获奖选手及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比例原则上控制在全部决赛选手的50%以内。各单位可参照本通知奖励办法制定相应奖励政策。  

七、有关要求

（一）请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中央企业会同相关单位，按照大赛组委会的统一部署，认真做好组织工作，广泛宣传动员，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确保大赛顺利进行。

（二）请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中央企业会同相关单位，科学制定竞赛期间各类应急处置预案，做好应急管理工作，确保赛事活动稳妥、安全、有序开展。

（三）请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中央企业指定1名联系人，8月25日前将联系人回执（附件2）反馈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八、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涛、张靖、刘跃娇、程妍

电　话：010-68607757/88558933/62304012/88192104

传　真：010-68607700

电子邮箱：chentao@ceiaec.org

通讯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政达路2号CRD银座A座612室（邮编：100040）

附件：

1.全国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技能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成员名单

2.联系人回执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中华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2023年8月17日

附件

来源：工信部官网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大力发展面向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政策的引导与教育的培养。在政策引导方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从顶层设计的内容来看，思路清晰、条理分明。在教育培养方面，此次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大力发展面向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这对理论走向实践，具有极大的现实价值，需要认真做好做实，激活这“一池春水”，汇聚起助力乡村振兴的澎湃动能。职业教育在服务乡村全面振兴中承担着基础性支撑者的角色。要大力发展面向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把这一工作当成重点工作、重点工程去做，真正让职业教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实现“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的目标。

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学合作，在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上取得更大进展。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是培养乡村振兴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必要路径。大力发展面向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是大势所趋，要解放思想，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完善，力求为培养更多应用型、创新型、复合型人才而努力。当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好经验，比如学校、企业、学生签订三方意向性协议的“订单班”模式；企业派师傅去学校上课、安排学生去企业实习的“互动模式”等，这些先进经验可以借鉴性地学习、推广、运用。为此，相关部门既要加强政策引导，也要给予经费支持，增强校企合作的信心，推动校企合作的主动性，提升企业向职业院校购买服务的积极性，进而形成良性循环。要面向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等产业化、规模化发展趋势，推动构建产教融合体，打造产教融合示范基地，建立精准适应乡村人才振兴需要的实践教学体系，为建设农业强国贡献职业教育力量。

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和有机衔接，提升职业教育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办学模式，也是办好职业教育的关键所在。职业教育在实践与应用场景有更多体现，才能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要坚持以“教育优先发展、人才引领发展、产业创新发展”为指导，完善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经济发展的衔接制度，形成相互协同、相互促进的联合发展机制。要以制度创新为目标，以平台建设为抓手，促进教育与合作企业在人才、智力、技术、资本等各方面要素的集聚整合、优势互补，夯实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要围绕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等现代农业建设需要，前瞻性考虑科技创新对人才培养目标规格、教育教学模式的影响，优先建设与产业链、创新链匹配的专业体系，加快推动传统优势专业数字化升级改造，培养更多数字乡村建设“新农人”，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培育更多创新型、技能型、高素质的人才。

开设面向乡村振兴的特色课、专业课，提升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契合度、匹配度。服务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党和政府赋予职业教育的光荣使命，也是涉农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动能。课程设置在职业教育中至关重要，大力发展面向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更需要在课程设置上下功夫、做文章。学校可根据企业需要，优化调整部分课程，使教学更贴近工作实践、更接地气；可结合地方助力乡村振兴的实际情况，考虑到各地发展的侧重不同，围绕产业布局开展教学工作，以适应产业发展为导向，着力为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作出更大贡献。要围绕乡村振兴以及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加强与应用型本科学校探索课程互选、学分互认、资源互通，吸纳高水平本科学校参与学校改革，借鉴其先进办学理念、大师、场景和资源，助力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质量科研成果产出，努力培养一批“爱农业、懂技术、知数字、善管理、会创业、能带富”的兴农人。

（作者：许尚立 单位：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本文为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成果）

作者：许尚立   

来源：重庆日报

近日，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教育部与青海省会商会议、教育援青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围绕青海地域禀赋和产业特色，推进教育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有效衔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大批现场工程师和技术技能人才，服务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作为职业教育办学的基本模式，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内在要求，也是办好职业教育的关键所在。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依托公路勘察设计室、公路工程监理所、公路工程试验检测中心等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建立并完善了“机制探索、校企合作、学生实训、教师轮岗、社会服务、自我造血”六大功能，形成了“机制创新的新范式、校企合作的试验田、学生实训的主课堂、‘双师’培养的主阵地、社会服务的主渠道、学校发展的加油站”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新模式，有效破解了“学生实训缺场所、教师锻炼缺岗位、学校发展缺资金”的难题，探索出西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机制创新的新范式

学校创新“依托专业办产业、办好产业促专业”的理念，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校企资源共建共享、师资互兼互聘、学生实习实训、技术共同开发、成果互通互用等机制，满足了实践育人、师资培养、社会服务等需求，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夯实基础。目前，学校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的《校企合作技术开发管理办法》等10余项校企合作制度已推广至青海交通运输职业教育集团等多家单位，为打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夯实了制度保障。

校企合作的试验田

依托道路桥梁工程技术等优势特色专业，学校独资创办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青海育才公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等3个经营实体，建立了校企互兼互聘与轮岗机制。例如，青海育才公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经理由学校交通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兼任，交通土木工程学院教师轮岗担任公司技术骨干，深度开展校企合作：一是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将企业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引入专业课程，实现课程内容对接职业标准、教学过程对接生产过程；二是率先实施“岗课赛证”融通，将职业标准、竞赛标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融入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资源、过程，确保职业标准有效衔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三是校企共同打造技能竞赛项目，共同举办技能大赛，近10年，每年校赛、省赛及国赛项目均由校企联合完成，充分发挥了校企各自的资源、人才、技术优势。

学生实训的主课堂

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是实现高职院校深化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变革课程内容、革新教学方法与手段、实现高职教育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学校依托公路勘察设计室、公路工程监理所、公路工程试验检测中心等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在公路勘察设计中的选线、测角、水平、横断面，公路监理项目中的驻地监理工程师、驻地旁站，公路试验检测项目中的公路路线检测、路基路面、桥梁涵洞等方面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训岗位。同时，近5年学校教师在企业轮岗过程中带领300余名学生先后参与完成60余项公路工程勘察设计、120余项公路工程试验检测及20余项公路工程监理项目，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全面提高了学生的专业技能、动手能力和综合素质，真正实现了“零距离”上岗目标，毕业生就业率达90%以上，位列全省高职院校前列。

“双师”培养的主阵地

校企师资互兼互聘，体现了教师既是教学的主力军，又是企业的生产经营者。为此，学校依托实训基地持续实施教师轮岗制度，近5年学校专业教师多人次赴实训基地进行轮岗、参与交通工程建设，多名企业技术骨干兼职参与学校教育教学，校企共同开发科研项目15项、地方标准10项、专利32项，大部分教师具有岩土工程师、建造师、监理工程师、造价工程师、技能鉴定考评员等职业资格证书，专业教师“双师”比例达80%以上。

社会服务的主渠道

学校瞄准青海交通行业发展蓝图，抢抓行业发展机遇，发挥专业技术优势，以工程项目为载体，教师带领学生开展实战实训，面向市场服务青海公路交通建设。近5年，完成合同额2万元以上公路工程勘察设计、试验检测、监理项目400余项，为青海交通建设提供高质量技术服务。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青海玉树、玛多发生地震时，克服高原高寒高海拔艰苦环境，不计回报地开展公路、桥梁、隧道检测、设计和危房评估等技术工作，为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作出积极贡献，获得灾区群众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好评。

学校发展的加油站

近5年，学校依托实训基地面向社会开展技术服务，实现到款额达2亿多元，极大弥补了办学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也为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职工福利待遇等提供了资金保障，进一步彰显了“自我造血”功能。同时，专业建设成效显著，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业成为首批国家级精品专业、国家骨干校重点专业、省级“双高计划”建设专业、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工程造价专业成为国家骨干校重点专业等，为服务青海省经济发展和行业企业需求提供了稳定的人才保障和技术支撑。

（作者系青海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

作者：霍雄飞   

来源：中国教育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深化产教融合，提高职业教育办学质量，需搭建“政行校企”四方协同育人平台，充分利用行业主管部门指导、行业协会协调、企业参与联合培养人才的资源与力量。为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大兴调查研究的号召，调查明确我国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协调发展的现状和问题，了解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中行业协会发挥主体作用的程度及途径，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实地奔赴广州、天津、沈阳、长春四地，对职业教育主管部门、行业企业和中高职院校展开深入调研与访谈，以期形成推动适应新时期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行校企”协调发展的经验和建议。

现状特点：

行业协会桥梁纽带作用凸显

首先，行业协会与行业主管部门联系紧密。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专业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会经常参考专业性建议。行业协会能够及时准确反映行业企业真实诉求，并利用专业知识、技术和人才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科学、专业的资源支撑，因此，双方联系紧密。具体表现为，不仅与行业主管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与国资委、商务部、人社部、民政部等政府部门也保持密切联系，能够将各部委组织的各项活动与行业的发展整合到一起，引导行业内企业积极参加活动。比如，中国钟表协会和中国日用化工协会每年都积极引荐行业内企业参加各类科研项目基金及各部委的科技项目申报，协助企业开展申报科技成果鉴定，积极推荐企业申报中国专利奖、科技进步奖等，有效引导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企业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其次，行业协会有效搭建“政行校企”科研合作平台。行业协会是连接企业和学校的重要桥梁。企业端有强烈产品研发需求，其要想在国内外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具备强大的研发实力，为此愿意投入大量研发资金。院校端有强烈科研需求，科研水平关系到院校的办学竞争力，以及参与科研教师的个人职称晋升和专业发展。因此，科技研发创新成为企业与院校合作的利益点。其中，行业协会作为“政校企”三方“红娘”，能够准确把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掌握行业发展趋势，成功搭桥开展“校企”科研合作。比如，中国自行车协会每年向全社会征集行业重大技术课题研究工作，引领行业开展前瞻性和智能化升级研究，有效推动行业科技创新。

再其次，行业协会有效推动行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随着产业升级和企业自动化改造，行业企业对有着较高理论和知识素养、较强动手能力的高技能型人才需求量日益增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人才总量将接近6200万人，人才需求缺口将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因此，中国自行车协会为满足本行业对高技能人才呈现出的迫切需求，通过组织业内外专家修订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写教材，设立培训鉴定机构、进行企业人员技能培训，组织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和行业设计大赛等，带动行业技能练兵超20万人，有力推动行业内技术技能工人的队伍建设。

问题对策：

“政行校企”须同向同行协同发力

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育人方面，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正从以往的“一元”转向“多元”，强调发挥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社会多主体力量，逐渐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行业协会协调作用日益明显。但调研中发现，目前行业协会参与的“政行校企”合作还存在“重研发，主要是与科研型高校合作，职业院校参与较少”，以及“轻技术技能工人培育，当前企业参与职业院校育人未能形成利益驱动链，职业院校遇冷”等问题。为此，课题组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政府相关部门需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制度体系，激发行业协会搭建“政行校企”协同育人平台的积极性。一是政府支持行业协会发展，明确行业协会在校企合作中的主体地位。借鉴国外成功的行业协会参与职业教育的做法，将由行业协会承担的工作交给行业协会，允许和支持其在校企合作的中观层面发挥作用。二是明确行业协会参与校企合作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责任，为行业协会参与校企合作提供切实的法律保障以及具体实施细则，增强行业协会在职业院校与企业间的话语权。三是加大、落实和细化激励政策，完善行业协会参与校企合作的具体方式，为参与校企合作的行业协会提供专项经费，设立行业教育培训基金等。

第二，职业院校主动作为，提高研发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吸引企业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一是职业院校要提高教师团队的研发能力。教师利用专业理论知识为区域行业企业的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提供咨询服务，增加企业的客户黏性，担当起深化产教融合的纽带作用。二是撬动企业“人才”利益，为企业输送超预期“人才”。一方面引导鼓励专业教师深入行业企业顶岗实习、挂职锻炼，将生产管理服务一线的新工艺、新技术、新方法带入到学校教育教学中来、引入到课程开发和教材编写中来，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另一方面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积极与企业沟通，找准人才培养重点，适当增加学生科研技术能力的培养，以便在学生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具有基本的从技能工人到高级研发人员提升的素质，为当前企业自我培育研发人员提供高潜力员工。

第三，行业协会要加强能力建设，增强校企合作服务能力。由于行业协会没有正式的行政权力，运转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其专业能力和服务能力，因此亟须加强行业协会的组织能力建设，提升其校企合作服务能力。一是行业协会要为企业提供除政府之外的独有服务能力。例如信息整合、市场动态分析、技术咨询等，从而吸纳更多企业参与，在行业协会内部形成良性循环，进一步提升在企业间的话语权，真正发挥行业引领作用。二是行业协会增强为职业院校服务能力。加强开展基于市场的人才需求预测等技术与信息服务，对影响职业教育培训的专业设置、课程建设等方面能够提供及时调整与更新的科学建议。三是行业协会自身树立参与校企合作的主体意识，积极参与校企合作。在校企合作的前期为职业院校和企业提供咨询建议，在校企合作过程中指导人才培养计划的制定和具体实施方案的落实，在校企合作结果中积极评价反馈，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本文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教育服务质量视角”项目研究成果）

作者：尹玉辉 吕华  

 来源：中国教育报 

【摘要】

在新时期，构建职普融通的教育体系，推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横向沟通协调发展，是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各类学校的职普融通，可以充分整合各个地区的教育资源，激发职业院校和普通学校的办学活力及内在动力，为广大学生提供适合自身成长的多样化选择机会。全面总结我国教育改革发展规律，充分挖掘职普融通的本质属性，准确识别改革实践中职普融通所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原因，进一步研究推动职普融通的发展路径，对于全面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有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顺利推进我国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是我国国民素质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促进社会就业的重要职责，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1]2021年4月，全国职教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2]同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推进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纵向贯通。[3]2022年5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新职业教育法”）开始实施，再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4]近年来，从各项政策的制定到法律条文的颁布实施，充分体现出我国的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人才、构建技能型社会和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功能定位方面，由过去的层次教育转变为类型教育，即从过去原有的教育体系中，作为一个与普通教育独立且并行的体系分离出来。虽然从身份定位方面与普通教育有了区别，形成了独立的教育体系，但是在加快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并不是完全分隔的，而是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相互渗透、彼此融通的，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尤其是人才培养方面也可以相互转化，通过充分发挥各自所肩负的功能和任务，在构建技能型社会、学习型社会的过程中，共同构筑新时期我国高质量的教育发展体系。

一、职普融通的本质属性

现阶段，在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培养大国工匠，构建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也在全面推动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其中职普融合是我国提升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水平、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社会观念的束缚，职业教育的发展长期滞后于普通教育，从招生培养到实习就业，职业教育的内在价值以及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经常被公众所忽视。另外，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职业教育一直未能突破专科阶段的人才培养，因此在企事业单位招人和重要岗位选聘时，目光主要聚焦于普通本科院校所培养的学术性人才，而忽略了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所肩负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功能特征，使得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从属地位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为了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和推动技能型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加快构建功能完善的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全面培养能够适应现代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有效推进我国教育体系职普融通的深入发展，就需要我们对职普融通的本质属性进行归纳总结，为今后政策制定与改革实践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一）职普融通是两种类型教育的双向融通

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5]开启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征程；2022年新职业教育法再次强调了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作为两种类型的教育，在国家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职责和任务，两种教育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和融通性，即使在过去没有明确两种类型教育的背景下，也已经初步建立了纵向贯通教育体系。在新时期，为了全面建设技能型社会，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岗位需求与人才供给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培养出具有较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我国逐步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使得我国职业教育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职责和任务更加明晰。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社会公众传统观念的束缚，我国的职业教育依然是整个教育体系的薄弱环节，从生源质量、资源投入、办学条件、规模结构和办学机制等各方面都与普通教育存在明显差距，尤其是在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尚不能满足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需求。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需要在未来一定时期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的地位，除了在办学层次上加强职教本科和职教研究生的培养之外，还应该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横向融通，在相互尊重对方教育规律和育人价值的前提下，主动借鉴对方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办学机制，相互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架起职普教育之间的横向桥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在大的教育系统内实现职普融通的协同发展。

（二）职普融通是多个教育环节的深层融通

在新时期，我国教育体系的职普融通，不仅仅限于职业院校与普通院校之间进行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学籍互通等层面的一般融通，而是在传统基本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在资源共享、师资互派、课程互通和体系共建等方面着手，进行多样化、深层次的职普融通。根据不同受教育者的兴趣和学习需求，设计出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培养通道，为学生的发展提供更多元化的选择空间。在我国过去的教育体系发展过程中，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由于类型不同，在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模式以及教育评价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普通教育主要侧重对学科知识的传授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在具体的教育教学中更加注重以基础理论和学科教学为核心，为社会培养理论型和学术型人才。而职业教育侧重在实际岗位中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对具体设施设备操作能力的锻炼，在实践教学中更加注重应用场景的教学和职业能力的培养，主要为社会培养职业型和技能型人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不断加快，新知识、新技术和新工艺不断涌现，过去单一的人才培养方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对从业人员综合素质的需求，此外，在一个多元化社会发展阶段，每个受教育者为了自身的发展，需要在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方面全方位完善自己，也需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进行跨越。因此，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从业者职业素养的需求与受教育者自身发展的需求，就需要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课程设置、教育教学手段和教学资源共享等方面进行深层次的融通，从而弥补两种教育类型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不足，充分发挥两种教育类型的优势，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广阔的成长空间。

（三）职普融通是多个学段教育的系统融通

目前，在我国整个教育体系中，关于职普融通方面的实践探索主要集中于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之间的校级合作，以及地方在一些中学内部所开设的职普融通班。[6]在具体实践中，各地区的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出于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或者锻炼学生实践能力的需要，针对人才培养或教学项目的部分环节也开展不同形式的交流合作，还有些学校所开设的职普融通班为了兼顾学生的就业需求和升学深造，通过重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教育体验。但是义务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的职普融通的实践探索却不尽人意，缺乏一个整体的规划方案和成熟的教育实践。2022年新职业教育法明确提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普通中小学、普通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增加职业教育相关教学内容，进行职业启蒙、职业认知、职业体验，开展职业规划指导、劳动教育，[7]从法律层面上提出了职普融通的教育改革应由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阶段实现全面贯通。不同阶段的学生有不同的心理特征和需求特点，在义务教育阶段，不涉及教育的分流和转段，职普融通主要体现为在课程体系中增加劳动教育和职业启蒙教育等方面的课程和实践，主要培养学生的劳动价值观和职业规划意识。在高等教育阶段，由于国家实施了职普分流，为了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学生提供更多受教育的选择机会，需要各高职院校和普通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进一步加强校际合作，加强教育资源的共享与培养模式的互鉴，在招生就业、专业设置、课程教学、实习实训和学分互认等方面，全方位进行交流合作，实现彼此融通，在深入融通的基础上再充分发挥彼此的特点和优势，在高质量合作与发展中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

二、现阶段职普融通存在的问题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包括身心健康发展，还包括知识储备、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科学素养等方面的发展。但是各级各类学校在推行职普融通过程中往往流于形式，在办学过程中未能将人的全面发展落到实处。为了进一步提高各类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全面提升各类学校的办学水平，需要准确识别出职普融通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两种类型教育定位不够清晰

随着我国在新时期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新业态和新职业也在不断涌现，很多岗位需要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而职业教育正是适应现代产业发展的需要，为社会培养产业领域急需的具有较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而除了职业教育之外，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普通教育也应该具有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育属性。为此，一些普通院校逐渐在课程设置方面融合了相关的技术应用类课程，而部分职业院校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办学层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在纵向上不断打通上升的通道，逐步开展职业本科甚至职业研究生的教育。但是，由于一些院校为了短期内解决社会岗位对人才的需求而盲目地提升自身的办学层次，导致未能从整体上对整个教育系统进行宏观布局和结构优化，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对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办学定位认知不够清晰，人才培养出现交错重叠，未能体现出差异化办学所带来的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整合优势，使得在两种类型教育领域内部出现部分重复，模糊了两者的办学功能和人才培养定位。

（二）职普融通发展水平不够平衡

现阶段我国已经开始了职普融通的改革试点工作，主要集中在一些教育条件比较优越的中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从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开始进行模式的探索，逐步向高等教育阶段延伸，初步建立了职普融通的合作机制。[8]但是对于西部和偏远欠发达地区而言，由于教育资源不足，师资建设发展滞后，实习实训条件不够完备，导致职普融通工作难以大范围开展，在职业学校和普通学校的资源共享、师资互通、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基地共建等方面效果不佳。再加上由于西部欠发达地区一些学校在日常活动开展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基本的办学条件不够完善，很多职普融通的措施流于形式。长期以来，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存在一道深深的壁垒，职业院校和普通院校之间的合作机制难以建立。在西部部分省份，即便是在同一地区，由于学校层级不同也导致教育观念和发展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在资源配置与共建共享方面发展差距非常明显。因此，地域的不同和学校的层级差别，使得我国各地职普融通的发展水平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三）职普融通横向融通不够充分

在我国，职普融通工作的开展依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在实践中主要体现在职业院校与普通院校课程体系的融合、师资团队的互派以及教育资源的共享共建等方面，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职普横向融通却不够充分。首先，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普通学校而言，相关职业教育课程的开设、职业技术类课程的选用、授课形式的选择以及教学效果的评价往往缺乏明确的政策规定，致使各地区的学校缺乏参考依据。其次，对于师资建设和培养而言，由于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学校的教学主要以升学为指挥棒，更加注重对基础知识的传授与对学生文化课程学习成绩的考核，在普通学校里缺乏相应的职业技术教育师资，相关的职业技术课程难以开设。再次，对于高等教育阶段的普通高校而言，推进职普融通，需要建立完善的校企合作实习实训基地，需要与企业建立深度的合作，但是由于缺乏相关的政策资金扶持和利益分配机制，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不高，从而影响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职业技术能力培养的实际效果。最后，对于高等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而言，由于生源质量的影响，使得广大高职学生在学习通识类文化课程的学习难度较大，学习兴趣不高，难以达到对学生学术理论思维培养的预期效果。

（四）职普融通纵向贯通不够完整

我国未来教育的发展，需要将职普融通贯穿于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过程，在每个教育层级上都需要深入持久地推动职普融通，丰富各阶段学生的基础知识和职业能力，为学生提供更多升学和就业等方面的选择机会。但是，我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发展极不平衡，职业教育发展明显滞后，主要体现在办学层次方面。尽管近年来一些地区逐步开展了职业本科教育，但大多数地区的职业教育依然无法突破学历的天花板。职业教育办学层次的限制，无法为受教育者提供在不同教育类型之间自由转换的机会，无法为广大学生实现全面发展提供保障。另外，对于有升学意愿的高职专科学生而言，要继续升入本科院校深造，仍需要通过普通本科院校的人才选拔方式参加考试，而升学考试方式依然是以笔试为主，其内容主要还是侧重于学科基础知识的掌握，并没有明确的职教高考或专升本考核方案。由此，没有对职业学校的学生动手实践操作能力的系统的考核方法，无法体现出职业教育的本质特色和专业优势，教育层级的限制依然是我国职普融通工作顺利开展的主要障碍。

三、构建职普融通教育体系的策略

职普融通的现代教育体系是一个复杂系统，需要在宏观层面强化顶层政策设计，完善相关的制度体系来引导整个教育系统的职普融通协调发展。同时，也需要在微观层面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践行教育公平理念，创新管理运行机制，优化专业和课程教学体系，强化理论与实践融合共进，加大校企合作力度，完善基层模式创新，充分挖掘各类教育资源的潜在优势，为各类人才的成长成才搭建“立交桥”，全方位构建各阶段的职普融通教育体系，为个人多样化的发展提供选择空间，为新时期我国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支撑和制度保障。

（一）强化顶层政策设计，引导职普融通协调发展

为进一步推进职普融通的协调发展，需要国家教育部门着眼于整体布局，在宏观层面上通过完善政策法规和优化制度等方式做好顶层政策设计，系统构建推动我国各级教育的职普融通框架体系，进一步明确各级各类学校的职责与功能，强化其人才培养的目标与定位，引导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同向同行、和谐融通。首先，需要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协同相关职能部门，通过全面考察我国教育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适度调整和优化相关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资历框架体系，制定统一的认证资格标准，衔接好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教育制度平台，确保国家和地区间职普融通的科学性和统一性。其次，国家和地区间建立统一的“学分银行”系统，探索建立学分转换的标准、程序和方法，在学校教育、社会培训、继续教育等各类型教育中规范学分认定、互认和转换的标准，通过对学生学习成果的量化表达和传递，进一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提升各类教学资源的功能和效率。第三，建立职教高考的招生管理制度，全面畅通职业教育领域的升学路径，制定不同教育类型的转学标准和实施方案，促进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全学段范围内的融合畅通，强化和拓展职普融通的功能与范围。

（二）完善基层模式创新，推动普职融通多元发展

在职普融通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各个地区和相关学校根据自身的教育实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协调各方教育资源和要素，探索推动切合区域产业发展的多元化职普融通实施路径。第一，教育主管部门需要根据本地区实际制定具体的职普融通实施办法，建立相应的经费投入机制，协调各方教育资源，拓展企业和职业院校的办学功能，向普通教育开放职教资源，突出地区的职教特色，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第二，进一步在师资建设方面增加投入，优化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师资配置，构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师资合作交流机制，打破两种教育体系之间的壁垒，拓展两种类型教育之间的合作空间。第三，有效调动基层学校职普融通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各类学校的育人功能，引导职业学校和普通学校深入合作，共同构筑职普融通的专业课程体系，优化课堂教学模式和考核评价机制，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课程和职业体验。第四，各地区教育部门多措并举，充分利用各种信息化教学设施和手段，引导职业院校和普通学校广泛开展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通过课程通选、基地共建、职业体验等多种形式，促进各类学生在人文素养和实践技能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三）倡导教育平等理念，促进职普教育双向融通

新时期在教育领域有效推动职普融通，不仅需要在顶层设计中加强政策保障，同时需要在社会公众认识方面进行理念革新。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国的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比较低，传统的思想观念驱使公众始终把普通教育作为升学的首要选择，职业教育被贴上文化含量低、缺乏上升空间等标签而倍受轻视，这种片面的教育理念和职业观点严重阻碍着我国健康教育体系的构建和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了全面提升国民素质，有效构建职普融通的教育体系，需要在教育公平方面重塑社会公众的教育认知。首先，需要大力宣传职普平等的教育理念，在新媒体时代，通过多种媒介宣扬职教领域所产生的最新成果以及先进事迹，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和劳模精神的时代风尚，营造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社会氛围。其次，充分挖掘职业技能人才为推动社会进步所具备的重要价值，尤其是职教领域所萌发的创业思想、技术革新和价值创造对提高国家竞争力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引导学生和家长切实感受到职业教育的魅力所在，从而能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教育类型。再次，拓宽职业教育的就业渠道，提升职教毕业生在企业岗位中的社会地位，改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全面实施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打通职教学生的学历上升通道和横向融通渠道，使社会公众能够真实感受到职业教育的前途和发展潜力，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健康的环境中双轨运行和双向融通提供保障。

（四）开展职业启蒙教育，推进初等教育课程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初等教育阶段的教学模式通常是对基础文化知识的传授，注重的是对通识类学科知识的传授，在授课过程中技能和实践类的教学相对薄弱。单一的知识传授型教学没有充分尊重我国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特点，偏离了素质教育的初衷，未能体现出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也无法与学生后期接受高等教育的专业学习进行衔接，阻碍了学生创新思维的养成。为了切实提高初级教育阶段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首先，各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应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积极引导小学和初中组织开展劳动教育和职业启蒙教育，在课程设置方面增加相关的技术技能和实践课程，启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为学生提供动手实践的设备条件，并将实践教学纳入对学生、教师及学校的考核评价体系。其次，在授课形式上，引导中小学在实践教学环节走出课堂，打破学校和社会的藩篱，带领学生走进工厂车间和田间地头，接触真实的劳动工作场景，释放学生的天性，在具体的劳动实践中锻炼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第三，在日常文化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有意识的根据学科特点，为学生布置一些社会实践调研任务，采取项目教学法引导学生深入生活，并指导学生制定研究计划和调研方案，通过对社会实践中获取的相关数据和案例进行分析，从而培养学生的职业态度和职业技能，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五）加大校企合作力度，统筹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产教融合是职业技术教育的本质特征，校企合作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是国际职业教育成功国家的共同规律，也是各类学校提升职普融合办学水平的基本途径。[9]企业参与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开发，为学校派驻实践课程指导教师、提供实习实训场所，可以有效提高在校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动手操作能力。为了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力度，首先，需要地方政府建立起一种由政府部门、行业企业、社会团体、各类学校共同参与的校企合作运行模式，为企业在资金融通、财税减免和人才招聘等方面提供一定的政策扶持；为学校在师资培训、招生就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供一定的便利条件，从而增强校企双方深入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在具体操作层面，需要相关学校主动对接行业企业，积极引进企业工程师对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设备改造和实践教学等活动的开展进行指导和帮助，通过由校内专业教师和企业工程师共同开发相关的课程模块，及时将行业企业中所出现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规范融入相关的课程教学，提升学生的实践认知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再次，通过校企合作共建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统筹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将学生的职业体验、专业教学和实习实训等教育实践活动直接转移到校外实训基地，以现场化的授课方式让学生接受真实的职业熏陶，以多样化的融通手段帮助学生深刻理解相关的学科知识和岗位技能，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过程中提升学生的道德品质、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

（六）创新管理运行机制，增强职普融通内生动力

在我国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下，人才培养目标和社会认同感，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存在着显著差异，职业教育在资源配置、师资建设和招生就业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在新的发展时期，为了全面提升全体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保障职普融合在各级各类学校在育人实践中有效落实，需要在机制建设方面进行优化和创新，增强各类学校职普融通的内生动力。一者，各地教育主管部门通过制定地方法规和管理制度，建立职普融通的运作管理机制，协同职业院校和普通学校共同开发职普融通的教育资源，通过试点建设，组建专业化教育集团，改革招生和学籍流动制度，并提供相应的专项经费予以支持。二者，在教育主管部门的统筹下，建立职业院校与普通学校的沟通协调机制，积极引导两类学校在教育资源配置和模式共创等方面深入沟通，探寻二者之间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的共同需求和实施路径，并且在师资、课程、设备和信息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重组方面深化合作。三者，在教育主管部门的引导下，各级各类学校建立职普融通的质量监督和考核评价机制，成立由政府督学与业内专家组成的专家组，针对各类学校的具体实际拟定科学有效的评价标准，对学校的课程设置、融通手段、教学过程和管理效能进行监督、指导和考核评价，从而对存在的问题督促整改，引导各类学校的职普融通工作沿着科学的轨道有序推进。

四、结 语

构建职普融通的教育体系，有效推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横向融通、协调发展，是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新时期我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的关键环节。通过各级各类学校的职普融通，可以从整体上充分整合各个地区的教育资源，有效促进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全面激发我国职业院校和普通学校的办学活力及内在动力，为广大学生提供适合自身成长的多样化选择机会，让绝大多数受教育者能够享受到教育公平，对于全面提升全社会的文化素质和职业素养，增强全体劳动者在就业大环境中的职业适应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构建我国职普融通的教育体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需要各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协同其他政府职能部门，通过政策的制定、优化和落实，建立起一种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管理运作机制，引领各类学校和行业企业共同参与实施，不断增强推动职普融通的内生动力，跨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存在的现实鸿沟，及时扫清改革发展中的各种障碍，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全力推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有序协调发展。

作者：冯朝军

来源：职教发展研究

今年5月，北京市提出探索实施“入学即入职、学习即上岗”的职业教育培养模式，其中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的养老专业成为“入学即入职”项目试点。按照这一模式，学校与养老企业合作，将企业招工和学校招生融为一体，学生入学后获得学生和见习职工双重身份，毕业后可直接转为企业正式员工。（据《新京报》8月15日报道）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专业人才缺口较大的问题日益突出。北京市在养老职业教育上探索实施“入学即入职”的培养模式，是留住专业人才、破解养老人才紧缺难题的有效之举。

“入学即入职”的职业教育培养模式具有多重优势。首先，学生到企业参加实践，能够提前获得工作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有利于提高自身职业素养和就业能力。同时，年轻学生的加入为养老机构注入新鲜活力，提升了其专业化服务水平，有助于激发养老机构的发展动能，让老年人得到更多关爱。再者，此举也有利于解决养老专业人才欠缺的问题，促进区域养老产业发展。

“入学即入职”人才培养模式突破了传统的育人方式，但也面临着教学资源不足、教学团队不足、培养成本增加等问题。有关方面应积极采取措施，不断完善相关政策和机制，让这一模式更好运行，让更多学生在更适合的岗位上一展身手。

来源：河北日报

最近一段时间，各地高等、中等职业院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陆续进行。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职业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日益拓宽，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通过职业教育，跑向更加出彩的人生。

纵向贯通

完善高层次职业人才培养体系

“中考结束后，在一次宣讲会上，我了解到职业院校贯通培养项目，后来便报了名。现在想来，我很庆幸当时的选择。”2017年，朱欣妍进入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习，如今已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的一名本科生。

“在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的每一天，我都过得很充实。专业课程、实践课程，校内、校外、企业实训基地，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让我长了许多本事。”朱欣妍说，“进入大学后，我更发现了自己在实践方面的优势，感谢贯通培养为我打下坚实的基础，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高端技术技能人才7年贯通培养，是北京市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北京市教委贯通培养项目负责人介绍，贯通培养通过中考招生选拔，实施2年基础文化课教育、3年职业技术教育和2年本科专业教育，由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与优质高中、本科高校联合培养，从制度上构建起中、高、本纵向贯通的人才培养通道。

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的有效贯通，让职校学生发展潜力更足，职业教育吸引力更强。据了解，去年全国已有超过一半的中职毕业生升入高职（专科）和本科继续学习；高职毕业生在保持高就业率的同时，每年也有近1/5的学生实现升学深造。

“职业教育应更加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表示，要建立健全多形式衔接、多通道成长、可持续发展的梯度职业教育体系，让不同禀赋和需要的学生能够多次选择、多样化成才。

如今，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也开始起航，打破了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层次的“天花板”。去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为普通高等学校设置职业本科教育专业、专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职业本科教育专业预留了空间，职业教育“有学头、有盼头、有奔头”，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满足产业升级对高层次职业人才的迫切需要，就要不断加快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同时适时开展研究生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北京城市学院校长刘林认为，应积极调整高等教育类型结构，鼓励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参与高层次职业人才培养，从而使职业教育得到充分发展。

职教高考

优化“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形式

查询到自己参加职教高考的成绩，山东省章丘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刘宇航很高兴：“在春季的职业技能和知识考试中，我发挥得不错，最终被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录取了。”

对于不少像刘宇航一样的中职中专院校学生来说，在夏季普通高考之外，职教高考政策的日趋完善，让他们有了更多选择。

“最近3年，通过职教高考，学校有600多名学生升入本科学校，3000多名学生升入高职院校。”章丘中等职业学校校长陆吉明说，“不少学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走上技能成才的道路。”

“2023年山东省职教高考报名人数达26.5万，而2012年这个数字还不到4万。目前，山东省中职学生升学深造比例已超70%。”山东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处长王志刚介绍。

职教高考实行的是“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模式，具体怎么考？王志刚说，山东省“文化素质”考试包括语文、数学、英语3个科目，总分320分；“职业技能”考试包括专业知识和技能测试两部分，专业知识满分为200分，技能测试满分为230分。

“技能测试是考察职校学生技术水平、能力素养的一项重要指标。”王志刚介绍，在山东，技能测试由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负责组织管理，委托部分主考院校具体组织实施，例如今年就有32所院校参与。测试按照30个专业类别进行，考生选择其中一类参加考试。

“‘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形式，与职业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技术技能人才，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创业的目标是相符合的。”采访中，不少职校负责人表示，在实际招生与后续培养中可以发现，通过职教高考考进来的学生普遍动手能力较强。但职教高考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难点，比如各地各校对技能考试的标准不一致；功能齐备的职业技能考试场所还不具备；生源中一些来自普通高中的学生，缺乏职业训练基础等。

不断推进职教高考成为高职招生主渠道，是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陈子季表示，要进一步完善职教高考的顶层设计，优化“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结构比例和组织方式，为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多种入学方式和学习方式。

职普融通

为学生在不同成长阶段提供多样化选择

前不久，江苏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迎来了常州市实验小学的一批六年级学生。电子实训室里，孩子们开动脑筋，动手装配无线小车；汽修车间里，孩子们挥汗如雨，学习汽车检修小技巧；艺术教室里，孩子们全神贯注，体验扎染工艺……

“学校与职业技术院校合作，面向六年级学生开展职业体验课。课程由职业学校的教师设计，包括智能制造、工业设计、汽车奥秘等等，学生们都很喜欢。”常州市实验小学副校长王学进说。 

在江苏，职业体验课程被纳入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劳动与技术相关课程体系。江苏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处长徐庆介绍，依托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资源、专业特色优势，对接地方支柱产业、特色产业，江苏省开展建设中小学生职业体验中心，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目前已认定省级中小学生职业体验中心300所。

推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各成体系的基础上实现沟通衔接、融通发展，为学生在不同成长阶段提供多样化选择，成才路径才能更畅通。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林宇介绍，职普融通方面，各地有不少经验做法，如有的地方充分发挥职业学校专业优势，面向中小学开展职业启蒙教育、劳动实践教育；有的地方在高中教育阶段，推动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课程互选、学分互认、资源互通、学籍互转，鼓励学生自主选择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有的地方在高等教育阶段，支持高职专科和普通本科联合办学、贯通培养，努力为每个人创造人生出彩的机会。

“职普融通虽然经历很多探索，但更多的是职业教育向普通教育的‘单向奔赴’，普高学生流向中职的情况依然较少。”浙江工业大学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所长陈衍认为，应完善职普学分互认制度，学生学习所获得的学分和绩点，均可以在各类型的学校里得到承认，以切实增强学生的选择权，体现教育的包容性。

林宇表示，下一步，要打破职业教育的内循环和职教学生的固化身份，推动形成职普深度融通、制度供给充分、条件保障有力的良好生态，助力学生实现对幸福生活和人生价值的追求，为经济社会发展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