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上旬，兰州军区军事职业教育座谈会在黄河之滨召开。一部《MOOC：开展军事职业教育的重要平台》动漫专题片，吸引了众多与会代表的目光。这部反映部队开展军事职业教育的专题片，挂到网上不到一周时间，点击和下载数就突破8000人次。

    部队士兵文化层次差异较大，学习需求、学习方法以及接受能力各不相同。新年伊始，军区政治部对部队网络环境、官兵素质、成才发展需求等情况进行调查摸底，依托塔城军分区、某步兵团和某机步旅3个单位展开先行试点，协调国防科技大学开发了一批贴近部队需求的课程，同时整合军区院校教学力量，开发具有自身优势的专业课程。为满足官兵个性化学习需求，他们引导官兵有针对性地选择学习课程，同时各单位按照不扰乱“两个正常秩序”的要求，注重利用业余碎片时间学习，保证官兵人人能学懂、人人有收获。

    军事职业教育为官兵放飞梦想搭建了信息平台。参军前只有高中学历的修理营士官刘纪农，一入伍就参加函授教育，虽然取得法学本科学历，但与从事岗位和专业关系不大。MOOC教育一展开，他就注册选学了《信息技术新发展及影响》和《军事通信系统》两门课程。他边学边用，收获很大，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还能与专家、同行在线交流。他说：“MOOC圆了我多年的名校梦、成才梦。”

    开展MOOC教育试点以来，军区先后有2.7万名官兵注册学习，3400名官兵取得1门以上合格成绩。某机步旅政委朱焱告诉我们，现在，部队官兵的学习生活发生了可喜变化——周末上网学习的人多了、请假上街的少了，平时讨论专业问题的人多了、吹牛聊天的少了，在线学习的人多了、上网看电影打游戏的少了。

    近日，根据教育部等9部门公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人才培养的意见，我国将积极探索养老服务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鼓励引导高校设置康复治疗学、护理学、应用心理学和社会工作等养老服务相关本科专业，开设老年社会工作、老年护理、老年人保健与营养、老年医学、老年心理学、生命伦理学等课程。

    由上海市教科院和麦可思研究院编写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自2012年首发以来，每年从学生发展、学校工作、政府引导、服务地方四个维度，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状况进行分析，客观评价高等职业教育的成就和问题。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教改革发展最活跃的部分和职教改革发展的牵引力量，近一年来在上述四个方面表现如何?编写组通过对全国1139所高职院校公开发布的质量年报进行汇总分析，结合约9万份2013届高职毕业生的抽样问卷调查，形成了今年的质量年度报告。

　　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主席李进这样评价报告：“从价值层面讲，报告记录了高职的改革和发展，那就是实践、探索、理论提升。从文化层面讲，报告记录了高职改革发展的集体记忆。这份集体记忆，记录了奋斗历程，创造了共同经验，也反思了相似失误。”

　　维度一：学生发展

　　“计分卡”指标持续增长 课程评价高于新建本科

　　在去年的报告中，首次使用了培养质量“计分卡”，设计了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月收入、理工农医专业相关度等5项关键指标，以回应学生、家长和社会最关心的问题。今年的报告继续沿用了这一设计，对指标持续跟踪。

　　麦可思调查发现，2013年“计分卡”的5项指标，相对于前两年有4项呈现增长态势，只有专业相关度一项保持稳定。

　　报告显示，毕业生就业率持续上升，2013届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为90.9%，比2012届上升0.5个百分点。月收入持续增长，“跑赢”通货膨胀，2013届毕业生半年后月收入为2940元，比2012届增长7.7%。自主创业比例为3.3%，比两年前的2.2%提高了50%。毕业生专业相关度为64%，与前两年基本持平。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持续上升，2013届的满意度为85%，比2012届上升2个百分点。(见表1)

    除“计分卡”外，麦可思还对2013届高职毕业生的在校情况进行了调查，包括教学活动、生活服务、学生工作和社团活动等。调查发现，高职毕业生对母校各项工作的满意度均有提升。对于师生交流程度的评价，毕业生选择“每周至少一次”的比例为29%，明显高于全国新建本科院校(19%)。对核心课程有效性的评价，高职毕业生也高于全国新建本科院校毕业生，认为核心课程的重要度为80%，满足度为65%，而全国新建本科院校这两项指标分别为78%和64%。价值观提升方面，有95%的毕业生认为自己在校期间价值观得到提升，呈现较稳定状态。社团活动参与度是所调查各项指标中唯一出现下滑的，2013届毕业生社团总体参与度为70%，比2012届下降5个百分点，比2011届下降6个百分点。这种现象值得高职院校关注。(见图1)

    麦可思对毕业生的职业发展能力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高职毕业生三年后收入翻了一番，增速高于城镇单位在岗职工的平均水平，六成左右实现了职位晋升，呈现出较为强劲的职业发展能力。(见图2)

    今年的报告，对于高职毕业生的自主创业进行了区分，分为机会型创业与生存型创业两类。机会型创业指为了抓住和充分利用市场机会而进行的创业，生存型创业指创业者因找不到合适工作而进行的创业。对毕业生自主创业情况跟踪调查发现，2011届至2013届毕业生中进行自主创业的，机会型创业的比例占到85%左右，生存型创业的比例只有7%左右，这说明创业主流是机会型创业，而不是因为就业困难。毕业生在毕业三年后进入自主创业群体的比例大幅增加，2010届毕业生毕业半年后自主创业的占2.2%，三年后的比例为6.0%。

    维度二：学校工作

　　“资源表”数据整体改善 治理能力成为改革重点

　　“资源表”是今年报告新推出的、反映高职院校基本办学条件的宏观管理工具，核心内容包括生师比、双师素质教师比例、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生均校内实践基地使用时间、生均校外实习实训基地使用时间等。与过去一年的数据相对照，可看到这5项教学资源指标都有提升，但不同区域间存在不平衡。

　　生师比是评价学校教师充足程度和教师工作负担的重要指标。2013年，高职院校每位教师承担的学生数由上一年的16.21下降到15.99，呈下降趋势，达到了16∶1的优秀标准。但地区发展不平衡，宁夏、广东等地生师比超过18∶1，贵州、安徽、甘肃、四川超过17∶1。

　　双师素质教师比例是衡量职业院校专业教师队伍质量的重要指标。2013年，这一指标由上一年的50.9%提高到57.2%，但离70%的优秀标准还有较大差距。其中，江苏、浙江等地超过70%，云南、内蒙古、山西、甘肃、广东等地低于50%。

　　2013年，不同类型高职院校的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比上一年均有增加，全面超越教育部2004年文件中提出的优秀标准。其中，艺术类院校增长幅度最大(16%)，增长1170元;理工类院校绝对值最高，达10411元;财经类院校最低，但也达到6372元。这一方面说明高职院校实验实训教学条件改善成效显著，另一方面也说明该指标的评价标准未能根据发展水平及时动态调整。

　　生均校内实践基地使用时间反映的是学生参加校内实习实训教学的状况。报告显示，这一指标由上一年度的214学时增至230学时。中西部院校增幅达10%，是东部地区增幅的两倍，中西部与东部的院校差距逐步缩小。

　　生均校外实习实训基地使用时间反映的是高职院校利用企业场所和设备等开展实践教学的状况。2013年，高职院校生均校外实习实训基地使用时间为70天，其中中西部地区为77天，东部地区为63天。按照在校学习三年时间测算，基本做到了“在校生至少有半年时间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的要求。

　　报告显示，治理能力建设成为2013年高职院校改革发展的新重点。一些院校以大学章程建设为抓手，制定体现职业教育特色的制度，界定校内组织机构的权责，成为由管理向治理转变的先行者。以国家示范和骨干高职院校为代表的一批院校，主动吸收各方力量参与办学决策与管理，探索建立理事会制度，发挥理事会对学院重大事项的咨询审议作用;探索成立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的二级学院或实践教学基地，成为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实践者。

　　报告还显示，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的深度和校企合作的广度持续增加，呈现出合作单位多元化、合作模式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合作企业达15.6万家，校均100家以上。

　　维度三：政府引导

　　财政专项杠杆作用显著 地方政府支持政策亮眼

　　报告显示，政府引导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在骨干校建设、专业建设、实训基地建设等项目中，财政专项的杠杆作用日渐显著。

　　例如，在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建设项目的验收中，引入第三方评价，把创新体制机制、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作为评价重点，注重过程管理和监控，加强绩效考核，提升了学校的执行力。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项目，中央财政投入40亿元，带动地方政府、行业企业投入和学校自筹共计34.28亿元，惠及全日制在校学生近90万人。验收时，教育和财政部门严格把关，1个省、54所院校、74个专业因绩效不明显而暂缓通过验收，被亮“红牌”，成为2013年财政专项建设质量监测的亮点。中央财政支持的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项目，中央财政投入26.9亿元，引导地方财政投入16.3亿元，学校自筹7.7亿元，激发了地方政府、高职院校、行业企业的积极性，有效改善了高职院校办学条件，提升了实践教学水平，校企合作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效明显。高等职业教育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项目，围绕重点支持发展产业领域和需求量大、覆盖面广的专业，2013年新立项建设11个资源库，资源库总数达到39个。高等职业院校专业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项目，强化了动态管理和年度考核，引导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加强对培训项目的统筹规划和监管，推动高职院校科学制定师资队伍发展规划，形成了国家、省区、学校三级教师素质提高体系。

　　2013年，地方政府支持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多、有亮点。越来越多的地方出台了高职院校生均预算内拨款标准。据统计，北京、吉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陕西、新疆、兵团等15个地区专门出台了职业教育生均经费拨款的政策。支持校企合作的政策有了突破。山东省出台45项政策文件，建立28项制度，出台9项税收优惠政策，破解制约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引导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各地普遍重视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纷纷出台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或规划，加大投入，建立基地，完善分类评价制度，多途径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此外，财政对高职的投入力度也在逐步加大，教育经费收入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的比重不断提升，达到54%。但须引起重视的是，高职院校的生均公共财政经费明显低于普通本科院校，公共财政对普通本科的保障力度明显高于高职院校。

　　维度四：服务地方

　　专业产业对接特点突出 校地合作共赢伴生发展

　　报告显示，坚持专业与产业对接，服务区域发展，一批专业特点突出的优秀高职院校群体正在形成，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高职服务产业的能力也得到了行业企业的认可，作为中央企业的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牵头组建了中国通信服务职业教育联盟，建立起覆盖全产业链的合作平台，促进教育链和产业链的有机融合。

　　根据区域差异提供不同服务，是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的重要特点。东部地区院校积极服务区域转型发展，中部地区院校主动为当地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的人才，西部地区院校不仅已经成为当地人才的培养基地，而且开始发挥区域文化传承中心的作用。麦可思调研数据显示，中西部地区2013届高职毕业生本地生源在本地就业的比例达到67%。

　　此外，高职院校以园区建设为载体，深化校地合作也取得明显成效，逐渐形成了校地合作共赢、伴生发展的多种模式，技术服务与产学研一体化能力稳步提升。

　　【访谈】

以第三方视角看高职发展

　　采访人：本报记者 翟帆

　　受访人：《2014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主编之一、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马树超

　　记者：今年是高职质量年度报告编写发布的第三年，作为报告的主要编写者，您能否描述一下今年报告的主要特点?

　　马树超：在7月15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主席李进把今年报告的特点概括为“一稳定、二出新、三突出”。这一概括非常准确地反映了我们编写者的初衷。

　　“一稳定”就是反映学生发展指标的体系保持稳定。今年我们继续采用了2013年推出的“计分卡”，通过稳定的指标来反映问题。

　　“二出新”，一是我们用了新的质量管理工具。今年的报告推出了反映高职院校基本办学条件的“资源表”。从这些指标我们可以看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质量水平在提高。二是积极回应新的社会关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教育领域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的报告也体现了教育管理向教育治理转变的趋势，体现了管、办、评相互分离的需要。

　　“三突出”，一是突出了政府的政策支持，政府以财政专项引导高职改革与发展、通过项目管理模式创新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二是突出了一些通过专业对接产业、服务区域发展所形成的专业特点突出的优秀高职院校群体;三是突出了第三方视角，力求直陈事实不修饰，言之有物不夸张。

　　记者：能否给我们的读者列举一下今年报告的主要亮点?

　　马树超：今年的报告，我觉得至少有十个亮点。第一个是在“教学资源”这一节，阐述双师素质教师比例时，用了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和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两所学校的例子，他们的做法和李克强总理在全国职教工作会前会见代表时提出的要求相一致。第二个是在“专业结构调整”这一节，写了一些高职院校率先改革、率先探索的做法，说明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到的“五个对接”是有实践基础的。第三个是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一节，全国1139所发布年度质量报告的高职院校，据我们统计，合作企业数量达15.6万家，应该说深化产教融合的路径已经打通了，这里我们也给出了一系列的案例。第四个是“信息化建设”这一节，高职院校已经进入到提高信息化资源应用水平、推进教学改革的新阶段。第五个是在“国际化办学”这一节，一批高职院校率先探索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相配套的发展模式，尤其令我们高兴的是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区高职院校服务“走出去”的成效非常显著。第六个是在“院校治理”这一节，高职院校积极探索股份制办学，创新混合所有制教学实体，例如南通航运职业学院与新加坡海员联合会等联合共建股份制国际海事培训中心，开展航海中高端技术培训取得显著成效。第七个是在“政府推动与社会支持”这一章，我们看到教育管理部门强化了财政专项的问责机制，给一批项目建设单位亮“红牌”，成为财政专项建设质量监测与管理的亮点。第八个是在“招生制度改革与成效”这一节，高职分类考试招生人数已经占到了高职招生计划总量的43%。第九个是在“质量监测与保障”这一节，我们对31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布高职教育质量报告的情况做了综合评价和分类点评。第十个是在“服务产业”这一节，介绍了作为中央企业的中国通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牵头组建中国通讯服务职业教育联盟的情况，与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的“鼓励中央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牵头组建职业教育集团”精神相一致，适应了企业发展和职业教育改革的双重需要。

　　记者：报告对于发展中的问题也没有回避。

　　马树超：是的，作为第三方，我们指出了高职教育质量方面或者说发展方面的十大问题。第一个是发展环境问题，政策不落实、不落地。报告中有多处反映，比如在“生均经费”一节我们专门指出，一些骨干校在建设中，有关部门对建设初期的投入承诺落实存在差距。第二个是财政经费得不到保障。我们在“生均经费”一节专门做了高职院校和普通本科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的比较，从全国来看，普通本科是高职院校的1.78倍。第三个是中央财政专项预算约束还没有全面实现。如高职院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建设项目在验收中，有1个省、54个院校、74个专业暂缓验收，反映了预算约束存在问题。第四个是教师队伍建设中的问题。虽然生师比都有所下降，但是部分省份仍高达18∶1。第五个问题是一些办学资源水平评价标准调整滞后的问题。第六个是学生社团活动参与度下降的问题。第七个是高职考试招生改革的规范有序问题，有的省份步子太快，配套措施难以跟上。第八个问题是部分地方教育部门和院校对管理制度的落实存在偏差。比如在本地和本校质量年报中，没有按照要求公布“计分卡”和“资源表”的相关内容。第九个问题是高职院校质量年报中，超过60%的院校没有反映技术服务性收入，近40%的院校没有反映社会培训规模相关情况，不知道是没有开展呢，还是没有填写。第十个问题是我们在最后一章专门指出的升本的“五大诱惑”和本科转型带来的“五大压力”。

　　【微论】

　　■中国工程院院士贺贤土：报告从四个维度客观论述了2013年高职教育的成就、问题和挑战，对于进一步发展好高职教育具有参考意义。

　　■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报告不仅体现了高职院校对于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视，也使社会其他专业人士和机构独立评价教育成为可能。在提高职业教育地位方面，高职人有着自己的努力，这既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份承诺。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主任刘康：报告对高职教育改革发展成就、现状以及面临的挑战做出的全面、客观的分析与评价，内容翔实、关注点准、可信度高，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具有重要导向作用。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第三方机构评价职业教育质量，对促进职业院校重视办学质量以及受教育者选择职业教育具有重要价值，也是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的积极尝试。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报告客观分析和评价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现状，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值得肯定。

　　■中国工程院院士朱高峰：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凸显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希望报告能够帮助人们了解全国高职情况，促进高职进一步健康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就加快职业教育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习总书记，阐明了职业教育在中国经济社会中的战略地位、发展路径，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人才保障的高度，指明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是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更为当代青年成功成才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不过，在一些考上及家长每年中考、高考后填报志愿时，大多选择普通教育的高中和普通院校，不愿报考职业教育为主体的中、高职院校，有些考生和家长内心看不起甚至歧视职业教育，一些用工企业、单位也只招录“985”、“211”或其它一本、二本毕业生，把具有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中职、专科、三本院校学生拒之门外。实际上，从人才需求看，大多数企业、单位不一定需要太多的高端技术人才，而最需高科技的转化与生产工艺的掌握，有实际操作技能职业技术型人才，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出来的最对“胃口”。

　　近年来，无论是北上广还是长三角珠三角的沿海地区，“光膀子”的农民工遍地皆是“找工难”，而有技能的熟练工凤毛麟角“招工难”。一些企业为了招到技术熟练的电焊工、纺机技师等急需人才，轮番竞价，有些行业技术工人的月薪甚至高达数万元。表明一个原因是技术工人奇缺而“翘得很”，实质是结构性用工紧缺，表明职业教育的紧迫性。

　　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以培养社会大量需要的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熟练劳动者和各种实用人才为主，培养的是学术型、工程型、技术型和技能型人才，毕业生主要是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也是广大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能就业、就好业、有奔头、快致富的有效方法，更是人尽其才、让广大青年享有人生出彩机会的重要途径。

　　“职业有分工，地位无高下”。事实上,职业教育的核心,不在学历,而在技能。劳动力尤其是技术熟练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必将得到更好的体现。“行行出状元”相信依靠自己每个人都能赢得人生出彩的机会；“劳动最光荣”拥有先进技能,无论哪类劳动者都能赢得社会的尊重，都获得应有的社会认同。更应该相信，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中培养起千千万万技能型的现代劳动力大军，中国制造”很快实现向“中国创造”的飞跃。

　　职业教育真正迎来春天之日，就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成功之时。希望千千万万“职教生”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莫让出彩人生错失追梦圆梦的大好良机。

    职业教育是直接面向市场的教育，是就业教育。因此，一所好的职业院校应该是学生就业率高的院校；一个好的专业应该是社会有所需、与产业对接紧密的专业；一门好的课程应该是让学生学有所用、学有所能、学有所长，能够在就业中对接精准的课程；一个好的职教毕业生，应该是掌握技术技能，用得上、用得着，能够就得了业的学生。

　　影响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职业院校内部来说，它既与就业部门的工作有关，更与学生的就业观念、院校的教学质量和专业设置密切相关。因此，提高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率，主要应做好如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结合学生现状，按照职业发展需求开展就业指导。全程指导学生规划职业生涯，帮助端正就业心态，树立正确的择业观，是提高学生就业率的关键。目前，一方面高级蓝领奇缺，另一方面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率还有待提高，这跟学生观念的转变有直接的关系。要做好就业这一系统性的工作，首先，要建立专门的就业指导队伍和机构，实现就业教育的全程化、全员化、专业化、信息化，实施就业全程指导。其次，应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实际特点开设就业指导课，并明确目标，分段实施。大一开展职业认知教育，培养学生的职业认知能力，树立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概念和就业意识。大二进行初步的职业定向教育，帮助学生学会职业生涯规划，并加强人生观、价值观、成才观、择业观教育，帮助学生掌握择业技巧，了解择业过程，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大三开展就业政策、就业形势教育，给学生提供就业途径、就业咨询和就业心理辅导，使学生及时掌握就业信息，以帮助其尽快就业。

　　二是结合职教特点，遵循职业教育规律提升教学质量。面向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促进学生就业奠定基础。目前，职业教育还存在着办学体制机制缺乏活力，“双师型”教师数量和素质有待提升，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不完善等问题，直接影响了职业院校的就业率。如何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就业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第一，要努力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通、爱岗敬业、实践能力强的“双师型”教师队伍。职业院校应采取“培养中青年教师”“引进高层次人才和学科带头人”“构建留人机制”“聘用专家教授、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能工巧匠”等措施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第二，要加强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体系建设。职业院校应先确定职业或岗位要求，然后选择和突出主干课程，优化课程体系，理论课要适度、够用，服务于实践教学。第三，要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职业院校不但要依托和借用企业优势，在校外每个专业至少要有两个以上稳定对口的实训基地，而且还要把重点放在校内，建好突出职业性、技术性、开放性、共享性的实践教学基地。第四，要深化校企合作创新办学体制机制。职业院校应从依靠企业、服务企业、融合企业、引进企业这四个方面深化校企合作，建立健全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的运行机制，不断提高办学质量。

　　三是结合院校实际，依据社会需求动态调整专业结构。适应市场需求调整专业结构，构建特色专业体系，是高职院校长远发展的核心，是决定学校办学特色的关键，也是促进学生就业的前提。目前，职业院校在专业建设与管理方面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因素，如盲目跟风，各校间专业重复设置问题；特色专业与其他专业关系的处理问题；在专业管理上缺乏市场竞争意识，没有健全科学系统的评价和退出机制的问题等。因此，职业院校应立足实际，既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又遵循高等教育规律，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按需调整专业结构，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当前与长远、社会与学校、特色与一般的关系，准确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断加强学科专业结构与社会实际需求的衔接，使院校毕业生适销对路。如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坚持的“错位设置、非均衡建设，星级管理、专业群发展”的专业建设策略，构建了以传统优势专业为重点，相关专业为支撑气象、采矿、地质、水利等9个特色骨干专业群，覆盖专业达42个，这些专业都是甘肃省及西部大开发急需的紧缺专业，有力地促进了学生就业。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培养大批实用人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就业才是硬道理，”持续健康地发展职业教育，必须以不断提高学生就业率及就业质量为前提和保证。同时，职业院校学生就业是个系统工程，尚需要高职院校、社会和学生的共同关注。

　　(作者系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慎海雄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就加快职业教育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总书记指出，要树立正确人才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在中国经济社会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关键阶段，习总书记对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从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看，经济结构的调整，本质上也是人才结构的调整。我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迫切需要我们劳动力的素质、结构等都要同步调整、与之匹配，而职业教育对此责无旁贷。可以这样认为，加快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抓紧培养一批又一批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时代课题，也是事关我们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可否持续、我国的核心竞争力能否不断壮大的长远之计。

　　国际竞争力强的国家，一般都有着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相适应的教育结构，其中职业教育占整个中高等教育以及研究生阶段教育的比重都在70%左右。德国前总统赫尔佐克曾指出：“为保持经济竞争力，德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博士，而是更多的技师。”半个多世纪前，德国就出台了《职业教育法》，明晰政府、行业协会、职业院校和企业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上的职责。

　　我们一定要以人为镜，增强使命意识、危机意识，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中培养起千千万万技能型的现代劳动力大军，使“中国制造”尽早实现向“中国创造”的飞跃。可以说，职业教育真正迎来春天之日，就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成功之时。

　　（据新华社电 原载2014年第29期《瞭望》）

焦海洋 绘

    编者按

    教育部日前出台了6条禁令，其中严禁教师以任何方式索要或接受学生及家长赠送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财物，这体现出了教育主管部门对这类不良行为的“零容忍”态度，在教育界引发热议。如何正确理解这6条红线，怎样落到实处？针对教师队伍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如何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本期话题就此进行探讨。

神圣职业需要高尚道德支撑

    ■张志勇

    近年来，极个别教师被金钱和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所浸染，置淡泊名利、为人师表等职业道德要求于不顾，师德滑坡，见利忘义，应允家长吃请、收受礼品礼金、参与有偿家教等，损害了教师形象，带坏了社会风气。

    谈到当前个别教师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往往有人说“教师也是人”。对教师职业的这种“泛职业化”理解，与人民群众对教师职业角色的高期待之间产生了巨大反差。教师这个职业，从本质上说是一个追求精神生活幸福的职业。全社会之所以要对广大教师提出“淡泊名利”这样高的职业道德要求，是因为教育行业的特殊性：教育一旦与“名”和“利”紧紧地挂在一起，教育本身就被异化了，教育就不能称其为真正的教育。

    今天，让我们的教师们对“名”和“利”持这样一种情怀，是基于现实的、不得不提出的一种非常高的道德要求。因为教育是以心灵唤醒心灵，以精神引领精神，以生命温暖生命的神圣事业。所有的从教者，都应有崇高的生命取向、价值追求，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因为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直接影响着你的教育对象——学生。而学生终将成为这个泱泱大国的公民，他们的道德水准、精神质量，定会直接影响到一个民族的文明进程，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精神气质。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人都是社会性的人，都是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的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师德高尚的教师是幸福的，幸福是建基于物质基础的，但它又是完形于精神的富足。或者说，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原本就不是通过教育来获得物质意义上的富足的，而是在保障其基本的社会、政治、物质等方面地位的基础上，通过育人而获得心灵意义上的幸福。 

    近年来，社会上各行各业的请客送礼现象泛滥，攫取个人利益或好处的行为越来越多。在这种形势下，有一些教师开始耐不住寂寞，从事有偿家教，收受家长的钱财，请家长为自己办事，接受家长的宴请……以至于这些现象在一些地方已呈蔓延之势，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越来越大。可怕的是，有不少人认为教师工资那么低，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挣点钱甚至捞点好处，无可厚非。不能不说，这种错误认识助长了教育系统“向钱看”的歪风邪气。到了教育系统对这些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个人利益的种种行为说“不”的时候了。

    今天，贯彻落实6条禁令，解决有损师表形象的问题，无疑是师德建设的“及时雨”和行风建设的“清新剂”。笔者认为，关键要做好以下三点：一是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以张丽莉为代表的成千上万优秀教师甘于奉献、教书育人的先进事迹；二是要坚守底线，广大教师要向全社会公开承诺严守6条禁令；三是要实行教育局长和中小学校长负责制。（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国家督学、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教书育人是教师天职

    ■黄希庭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一直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尊崇教师是因为教师以行动实践了“传道、授业、解惑”。“传道”就是向学生传授有关宇宙人生的基本规律，传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使学生能够正确看待宇宙人生，正确为人处世；“授业”就是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和获取知识的方法，使他们能够在走向社会后具有谋生和创造财富的本领；“解惑”就是帮助学生解除其身心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使他们能够成为幸福的进取者。因此，教师应该是社会行为规范的代表，具有丰富的知识和高尚的道德素养，同时也是学生们学习的榜样。这是合格教师的必备条件。做好教书育人工作是我们每一位教师的天职，何必非要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呢？ 

    然而，当前有些学校存在着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不正之风，问题虽然发生在少数学校、教师身上，却严重损害人民教师的形象。为此教育部专门下发了《关于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问题的规定》，笔者坚决拥护。这个规定进一步规范了教师的行为，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有助于风清气正的校风和学风的建设。 

    教师要想做好教书育人工作，首先要加强师德师风修炼，刻苦钻研业务，精通教学方法；还要淡泊名利、言传身教，静心教书，潜心育人，这样才会受到学生和家长的爱戴和尊敬。当然，学生和家长以适当方式对教师的辛勤工作表示感激之情也无可厚非。但是像“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各种宴请”、“参加家长安排的旅游健身”等行为，确实是不可取的，也有损于人民教师的形象。其实，教师最看重的应该是学生的成长、进步，因为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作者系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西南大学教授）

以严格规范提升教师专业精神

    ■吴颖民

    在中央从严治党、反腐倡廉的大背景下，各个领域都结合行业实际提出了清风正气的工作要求。对于承担着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神圣责任与使命的学校教育来说，当然不应也不能置身事外。

    过去一段时期，在教育领域曝出了不少师德问题，教师收受礼品礼金、接受请吃、推销商品拿回扣等不良现象，在一些地方和学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比如教师节等节日送礼现象就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些原本可以增进师生感情、亲情的节日，如今却成为诱发家长在送礼方面进行不正当攀比的角力场，师生间纯洁的“教——学”关系也异化为“送礼——回报”式的利益交换关系。此外，有的学生及家长以谢师宴为名，极力争取教师在教学辅导、考试、考核评价等方面的重点优待机会。还有些教师利用自己的教师身份暗示或直接要求家长支付报销应由教师个人或亲属承担的费用，等等。

    虽说以上这些现象不能反映整个教师队伍整体的师德状况，但由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部分教师的不当行为，往往会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动摇了教师作为道德榜样的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师身份认同的焦虑。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在贯彻执行6条禁令的要求时，要做到把处理和宣传区分开。一方面，对于一些无视教师伦理规范、见利忘义的无良教师，要依据6条禁令的要求对上述突出师德问题，开展全员、全程、全方位的监督检查，及时处理违规行为。特别是在教师节、学生开学、毕业等节点，对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对于违规的教师，做到有诉必查，有错必纠，避免不良风气的扩散。另一方面，也要特别注意呵护教师良好的职业形象，加大师德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充分展现当代教师的良好精神风貌，增强正能量。还要善于运用媒体力量，做好舆论引导工作，积极争取全社会的理解支持，倡导学生及家长通过文明健康的方式向教师表达感恩之情，引领社会新风尚。 

    教育是关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事业，它需要广大教师以专业的精神奉行职业道德准则，自觉从职业特殊性和教育对象特殊性着眼，以专业的态度和行为投入到复杂的教育事业中去。2013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教师提出了“三个牢固树立”的重要指导思想，其中，第一个牢固树立就是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增强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对于奉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职业标准的教师来说，更需要通过加大政府投入、构建有效评价体系、提升专业精神，推动教师真正做到自尊、自强、自省、自律，用专业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引领学生全面发展，以高质量、公正的教育赢得学生爱戴、人民满意。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原校长）

    前不久，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此决定被业内人士解读为开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又一新篇章。随后，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对决定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决定》和《规划》的突出亮点有两个：一是坚持职业教育兜底、保基本、促公平的核心，继续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支持力度，重点加强农民、农民工和困难家庭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二是为学生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搭建“立交桥”，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职业教育，包括中职（中等职业）教育、高职（高等职业）教育，以及承担部分社会培训功能。笔者认为，职业教育的最大受益群体是农民，将会有更多农民从现代职业教育大发展的春风中与全社会分享“成才红利”。

　　职业教育是农民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为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一个现实途径。由于受城乡诸多差异影响，职业教育的主要生源来自农村，而其中的中职教育（包括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成人中专）又因其涉农人数大、国家政策财政支持力度强、就业率高、实用性强等特点而成为大多农村孩子职业教育的一个首选，也成了我国职业教育的一个发展重点。以技工学校为例，2013年我国技工学校共有在校生386.6万人，其中70%即270万的学生来自农村家庭。我国的职业教育特别是中职教育首次大发展始于2007年，因为从当年开始国家层面实行了中职学生资助政策，到目前，中职学校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免除了学费，还有约20%的学生每年享受1500元国家助学金。同时，高等职业学校也纳入了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体系。近些年来，技工学校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6%以上，高职学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高于90%，每年约有500万农村学生通过接受职业教育实现了到城镇就业。《决定》再次强调了职业教育向农倾斜的精神，这对农民和农民工来说是个福音，同时也是“让人人都有出彩人生”的制度保障。

　　人才成长的“立交桥”为接受职业教育学生再成长和再发展提供了可能。以往的职业教育理论上并没有堵住职业教育学生继续深造的通道，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衔接不够、高等院校里缺乏可直接选择的对口专业等原因，降低了学生继续提升的成功率。但从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角度考虑，全面贯通这个通道是十分必要的。未来，我国将统筹发展各级各类职业教育，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沟通，积极发展继续教育，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为学生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搭建“立交桥”。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30余所高校提出了由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的试点申请。教育部方面表示，转型可以是大部分专业，也可以是一部分专业。同时，国家层面还正在制定职业教育扩至本科的政策，未来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将从高中和大专拓展到包括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

　　职业教育向农倾斜不仅是惠农之举，更是强国之政。随着新型工业化的推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拥有足够数量的产业工人队伍越来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将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为增强国家竞争力特别是发展实体经济的战略选择，以建立巩固的、可持续的人才和技术竞争优势。而职业教育所培养的正是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产业技能人才，其人才类型覆盖现代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从国家教育层面，未来我国要将高中阶段教育重点放在中职教育上。最近3年，高职教育使近850万户家庭实现了拥有第一代大学生的梦想。中职教育包括高职教育，对提高我国国民整体文化素质和全社会文明程度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职业教育被认为是考不上大学的一种无奈选择。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职业教育已经成为了个人成长和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如果说2007年我国开始大发展的是职业教育的话，从现在开始的再次发展的职业教育则在前面加了“现代”二字，“现代”的含义包括许多方面，但惠农、强国、继续教育、终身发展无疑是其最闪亮的时代印记。

总书记批示，总理接见，时隔8年之后，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再襄盛举。

    国家的战略与企业的关注汇合在一起，这轮职业教育改革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是工业化，中国的产业升级需要更多技能型人才；二是城镇化，美好生活也得有专业靠谱的服务业。

    职业教育与人事制度、劳动用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密切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是相关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大抓手。

    3个月前，新华社瞭望智库和《财经国家周刊》，就启动了“职业教育的改革和未来”专题调研。联合了北京、天津、四川、广东、湖北等8个分社记者，集纳了教育、经济、产业等方面的专家，调研了中职高职、民办公办、东中西部一线的院校、相关企业与地方园区。

    希望与读者分享这轮国家战略出炉的过程、亟待突破的现实困局、一线职教人的奋斗创新、海外经验在中国的本土化、以及产业界的需求和雄心。

    图为《财经国家周刊》2014年第14期封面。

    职教决策出台幕后

    形势尽管严峻，但中国职业教育正在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机。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刘琳 翟永冠 于春美

    6月23~24日，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与以往年度工作会议不同，此次大会因总书记和总理的特别关注，以及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基础性战略规划，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最高领导人之所以聚焦职业教育，有深刻的国内外背景。

    2013年7月3日，欧盟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柏林召开首次青年就业会议，对加强职业教育形成共识，强调要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3年国情咨文中，专门提及要学习德国发展职业教育的经验。俄罗斯、巴西等金砖国家，也纷纷加大对职教的投入和改革力度。

    中国周边国家也在调整有关政策。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下称“职成司”)巡视员王继平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去年参加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论坛，听泰国教育部部长说东盟在明后两年将形成自己的职业证书框架。”

    各主要经济体发力职业教育，背后是全球人力资源竞争的游戏规则正在变化。

    未来，一个国家能否成为人力资源强国，最关键的指标不再是简单地看毛入学率、高校毕业人口或是教育投入的GDP占比，而是看它的劳动力在世界范围内是否得到认可，看它的人力资源在全球的流动程度。

    例如，德国有诸多职业资格认证在欧洲甚至全球范围内都被认可，其技工可谓一证在手、走遍全球。一个产品如果是由德国专家与技工参与生产，就是可靠的代名词，就能得到人们的青睐。

    这一趋势令教育部人士深感忧虑。“人家‘新丹’已经出来了，我们不能再炼‘旧丹’。”王继平说。

    目前，中国不少地方还只重视学历教育。如果再不转变观念、加快改革，中国的职业标准与劳动力流动将趋于被动，甚至会被东盟赶超，“这是国家战略问题。”王继平表示。

    决策始末

    形势尽管严峻，但中国职业教育正在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机。

    “在改革开放以后，这可能是职业教育第一次获得最高领导层的长篇专门批示！”教育部职成司相关人士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高层领导的关注，是针对教育部日前就中国职业教育改革的一份“上书”所言。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教育部此前成立的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课题组，撰写了一份报告提交至党中央和国务院。这份报告提出，就业热与招生难并存、行业企业用人需求大与参与程度低并存、职业教育投入增量大与长效机制缺失并存，是当前中国职教改革的三大矛盾。

    该份报告引起总书记和总理的关注，并给出明确的指导意见。此后，意见迅速转化成决策和行动。

    5月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下称《决定》)，共计28条，从加快构建职业教育体系等方面入手，明确了具体任务分工和改革时间表。

    6月23 24日，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指出：“我们要用大批的技术人才作为支撑，让享誉全球的‘中国制造’升级为‘优质制造’。”

    在教育部职成司综合处处长刘宏杰看来，高层的关注，使职教改革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中国职业教育迎来重大机遇期，产业发展蓝海在前。

    作为后继政策安排，教育部职成司办公室主任刘宝民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目前教育部已形成2014 2020年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规划。

    改革导向

    教育部相关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职教改革未来将围绕三大部分展开——

 一是职教体系的完善，包括中职与高职的衔接、部分高等教育学校转型两个部分；二是探索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校企深度融合的机制，提升培养质量；三是推动配套政策，包括推动立法进程、推动财税支持以及深化高考分类招生制度改革等。

上述改革方向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职业教育的范畴，瞄准的都是目前教育系统里的“长期顽疾”，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痛点。

以招生为例，职业教育长期以来存在的招生之难，很大程度是因为职业教育在实际操作中属“断头教育”，读到中职或高职就基本“到头”，职教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割裂，学生很难有机会更上一层。

广东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郑文表示，作为全国第一职教大省，广东每年约有75万左右的中职学生毕业，其中有机会升入高职的学生年均比例不超过10%。而这一情况在北京、天津、湖北、辽宁等多个省区市普遍存在。

从高职到应用型本科的上升渠道则更为狭窄。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招办主任李红说，“我们学校在校生1.2万人，每年报考专升本的学生约有500人，能考取的仅200人左右。”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目前，一些地方上已有中高职五年一贯制、中高职与本科院校合作开展的“3+4”入学、职教大赛优异者免试入学等探索，通过拓展招考方式，拓宽职教学生的升学途径。教育部下一步想将这些试行的招生方式在全国推广。

但教育层次的上升之道打通，在教育部看来，并不是衡量职教改革成功的标志。

“我最担心的是职业教育又会走到学校、学科、学历、学位的传统路子上，好像是越高越好。”王继平表示。读完高职读本科，读完本科读研究生，最后成为职教博士。“这个导向我们不赞成，也救不了职业教育。”

对于开拓职教上升通道，刘宏杰用更为明确的词汇来描述，即“搭建立交桥”。

未来我国大部分职教学生的成长路径是在中职或高职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并在工作后根据职业和自身发展需求，选择接受学历或非学历继续教育。“搭建立交桥”并非升学导向，其主要意义在于学生和社会成员在学习和工作的不同阶段，都有途径继续学习、提升能力。“路径更宽广，流动更灵活，选择更多样，这是立交桥的真正含义。”刘宏杰说。

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为例，其毕业生相当于专科学历，毕业5年后有60%的学生通过边工边读或辞职再读的方式，获得本科学历。

企业归位

让行业和企业在职业教育中重新归位，是本轮职教改革的另一重点。

多年来，校企在合作过程中“校热企冷”现象十分突出。很多企业缺乏职教配合意识和内在动力。在校企合作中，学校往往“单相思”。

江苏健雄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魏晓峰十分期盼改革能尽快推进。“校企合作若能从‘喝酒推动’变成‘法治推动’，不仅保了校长们的胃，更保了职教的根。”

在《决定》中，专业设施与产业发展对接、教学内容和职业标准的对接、教学过程和生产过程的三项“对接”，被定位成发展职业教育的基本原则。

“李克强总理对发展‘学徒制’非常感兴趣。”教育部相关人士透露，在《决定》草稿中，涉及“学徒制”试点的内容，原文为“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总理看后加上了‘完善支持政策’这句话。”

“学徒制”作为一种劳动制度，使学徒具有企业职工和在校学生的双重身份，最起码有一半时间用于企业实践。在欧洲国家，“学徒制”往往是学生先找到愿意录用自己的企业，成为企业职工，而后企业出面为其寻找学校，再将这名职工送入学校学习。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目前我国学徒制试点意见和实施方案已由教育部职成司拟定。

此外，教育部正在拟定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草案。按照规划，该办法将对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在举办职业教育体系中的权责利，以及各主体之间的联接方式、运行机制予以明确。预计今年或明年进入立法程序，或将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

博弈之难

职业教育虽然属于教育体系中的一支，但其发展所需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却经常超出教育范畴，其难度之大教育部也经常望之兴叹。

《职业教育法》的修订之难便为一例。1996年颁布实施的《职业教育法》存在上位法定位不规范、原则性条款过多而规范性操作性条款不足、法律规则要素不全等问题，迫切需要加以修订。

《财经国家周刊》了解到，相关修法事项早在十一届全国人大时就已被列入规划，但因相关部门在一些问题上未达成一致，导致长期搁置。

有专家表示，职教法律法规在结构内容和立法技术上存在问题，不同行政部门各管一块，协调工作量和难度较大，相互掣肘现象突出。

据记者了解，人社部认为，职教法修订不宜由教育部门承担；而人社部制定的职业培训条例，教育部也有不同意见。

“国务院法制办对修法很支持，全国人大也找相关部门协调过，但了解情况后感觉很难推动。这需要从更大的范围来调整，也需要早下决心。”相关人士表示。

职教改革所需的财政支持，同样需要部门合力以及地方政府配套。

教育部职成司资料显示，从“十一五”以来，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超过了500亿元，但是大量资金以专项拨款的形式体现，而按年拨付的、以每校每年学生数量为基数的生均拨款机制，一直落实不下去，而后者才是支撑职业院校稳定发展的资金基础。

“目前，有的高校生均拨款能近万元，到了专科学校就只有三四千，有的中职学校根本没有，只能靠项目经费和其他一些收入过日子，非常艰难。”刘宝民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事实上，在1996年版的职教法中，关于完善经费稳定投入机制、确定生均拨款标准便有明确规定，但截至目前只有大概20个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落实了这一规定。

据悉，为解除其企业关于学生安全方面的后顾之忧，教育部目前还在牵头对企业办学所需税费优惠进行调研，并牵头推动实习责任保险纳入工伤保险范畴，这需要包括人社部、财政部、保监会等多部门的联动机制。

    近日，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中国成人教育协会联合在京召开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研机构、社会团体、行业组织学习贯彻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座谈会。与会专家认为，尊重劳动和劳动者，是提升职业教育社会地位的重要前提。

    “从社会舆论层面看职业教育，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大家谈起来都认为很重要，现实生活中又离不开，打心眼里却瞧不上。”中国职教学会会长纪宝成讲道，这些年来整个社会精英教育氛围过于浓厚，而且愈演愈烈，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中专院校要升为大专院校，大专院校要升为本科院校，每所大学都希望成为一所精英教育的大学。与追捧精英教育态度截然相反的是，“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态度，是漠视、轻视，甚至歧视，从一定程度上导致职业教育被边缘化。要改变社会舆论对职业教育的看法，把‘劳动光荣’的重要性宣传好至关重要”。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杨进认为，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仍不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原因就是劳动和劳动者在当前焦躁的社会风气下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挫伤了人们对接受职业教育的选择。

    “发展职业教育的核心动力，是用市场的力量让学生在市场实现自身价值。如果一个混日子的公务员、白领就不如一个优秀的车工、焊工挣得多，人们自然而然就会转变对劳动者的态度。希望用市场的力量对应上层建筑的调整，使劳动变得更光荣。”中华职业教育社副总干事杨农这样表达自己的期盼。

    杨农认为，对劳动的尊重事关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所以职业教育不仅仅是“用”的教育。人们若不尊重劳动，就只能对投机尊重，对机会尊重，对机会主义的胜出者尊重，那么这个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就不容易提升。要让接受职业教育的孩子感觉幸福，不仅要挣到工资，还要做一个快乐的劳动者，一个有尊严有体面的人，如黄炎培先生所言，职业教育的根本特色在于“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这需要职教人，乃至社会各层面都做出不懈的努力。

    与会专家认为，职业教育往往是说起来重要、选择起来次要。追求学历教育，轻视技能教育；追求普通教育，轻视职业教育，以及公众对一些职业教育学校的调侃揶揄，反映出社会的普遍心理。职业教育发展遇到如声誉低、社会认同度低、生源差等种种困境，尽管原因众多，不过其中“三低一高”政策难逃其咎。1999年的教育部出台的《关于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其核心内容是对高职毕业生不包分配，不发教育部印制的毕业证内芯，不发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派遣报到证，教育事业费以学生缴费为主，省级财政补贴为主(实质就是按教育成本的高收费)，此即“三不一高”。

    “不能因为它姓‘职’，就继续延续这样有失公允的政策。”杨进呼吁，要大力加强对于职业教育的投入保障机制。纪宝成也认为，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保障机制不合理，需要做出较大调整。

    除了呼吁加大经费投入保障，大家还结合各自工作实际，从不同角度探讨交流了在新形势下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提高发展保障水平的思路，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专家认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当务之急是转变观念，打破职业院校“低人一等”的形象。

    杨进认为，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的定位。从制度层面打通职教生从高中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架起人人皆可成才“立交桥”，打破个人发展的天花板。二是要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改变歧视性政策。其次要深化办学方向和课程体系改革。职业教育需要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让职业教育发展更加“职业”、更有特色。

    纪宝成则表示，除了要增强社会舆论对职业教育的美誉度、在宏观制度上对职业教育保驾护航之外，职业教育还要给学生提供健康成长的环境。“职业院校需要‘科学定位、各安其位、办出特色、办出水平’。”纪宝成对前几年一些优秀高职院校忙着升格提出批评，“不要总想着培养拔尖人才，要忠心、忠诚于职业教育，努力培养一流劳动力大军，职业院校要有这样的志气、志向，才能越办越好”。

 　 本报北京7月15日电 （记者董洪亮）“2014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15日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2013届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为90.9%，其中，中西部地区毕业生本地生源在本地就业的比例达到67%。2013届高职毕业生半年后月收入为2940元，分别比2012届、2011届毕业生增长7.7%、18.5%，毕业生3年后收入翻番，增速高于城镇单位在岗职工的平均水平。

　　报告显示，2011届至2013届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自主创业比例上升50%，2013届高职毕业生毕业自主创业比例为3.3%。调查发现，高职生毕业时自主创业的主要动机是为抓住机遇，而不是因为就业困难，其中机会型创业占毕业生创业的比例为85%，生存型创业的比例只有7%。

　　在高职院校经费来源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达到54%，但高职院校的生均公共财政经费明显低于普通本科院校，从全国情况看，2011年地方普通本科院校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是高职高专学校的1.78倍。

　　该报告由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委托上海市教科院和麦可思研究院共同编制。

    本报北京7月15日讯（记者 翟帆）由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委托上海市教科院和麦可思研究院共同编制的《2014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今天发布。报告以第三方的视角，客观评价了高等职业教育一年来的发展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报告显示，一年来，高职毕业生就业质量持续提高，毕业生收入增长“跑赢”通货膨胀；对母校满意度有所提升，师生交流程度、对核心课程有效性的评价高于全国新建本科院校；毕业生3年后收入翻番，增速高于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水平，且有六成左右实现了职位晋升；产教融合的深度和校企合作的广度持续增加，学校合作企业达15.6万家，校均100家以上。2013年，政府以财政专项引导高职改革与发展，财政专项杠杆作用日渐显现；教育部门和财政部门严格把关，给一批项目建设单位亮“红牌”，成为财政专项建设质量监测的亮点。招生制度改革取得积极进展，高职分类考试招生人数达到144万名，较上年增加11万名，占高职招生计划的43%。

　　报告同时显示，虽然高等职业教育在新的起点迎来发展新机遇，但也存在着当前就业与生源供需变化挑战办学模式、“升本”诱惑挑战学校层次定位、应用本科转型发展挑战高职院校独立空间等实际问题。

21世纪经济报道 “学校刚开完转型的会，校长说必须要转（往应用型方向），三本高校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武汉一家三本院校老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一个背景是，6月23日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前夕，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下称《决定》），对比2002年、2005年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传达的精神，这一次职业教育改革完成了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而在全球大学生最多的城市武汉，许多高校在这个暑假忙碌起来，许多高校已开始顺势抢占改革先机，也有高校仍持观望态度，还有少数高校因改革“传闻”引发波动。

部分地方本科院校积极改革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加快发展与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相适应、产教深度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解读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时表示。

《决定》首次提出普通本科学校的转型，明确指出，引导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此前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峰论坛上表示，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将实行转型，向应用技术型转，向职业教育类型转。本科学校的转型首次提出，涉及面较广，引发热议。

在湖北，顺势改革，促进学校转型发展，抢抓改革先机，代表一部分地方三本院校的态度，一位高校负责人透露，“改革抓得好的话，或有政策优惠”。

 “今年起，学校更名为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定位于应用技术型大学。”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原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宣传部部长唐军国介绍。

5月16日，教育部网站发布了同意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转设为武汉工程科技学院的函。函中明确鼓励学校办学定位于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主要培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

湖北省教育厅下发开展省属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试点通知，要求各学校决定是否进行转为职业技术大学的试点。对此武汉工程科技学院积极申请了试点。

唐军国介绍称，今年起淘汰掉英语翻译、计算机、数控机床三个就业形势不好、师资也欠缺的专业，增加了优势专业珠宝宝石及材料工艺系等。学校业已将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定位广泛宣传。

武昌工学院一位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跟重点综合性大学相比，在很多专业上，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在政策项目资金和科研经费，以及师资方面，都无优势；往应用型方向转，该是必然趋势。比如他们学校的机械专业，在应用型方面做得比较好，就业形势非常好；目前转型正是他们学校的中心工作。

类似于武汉工程科技学院，湖北省有独立院校32所，在校生24万人，占全省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总数20%左右。独立学院脱离母体转为民办本科院校成为趋势。很多教育界人士指出职业教育是独立学院发展的方向。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的一位老师介绍，学校谋策已久更名为武昌首义大学的申请已经进入检查阶段。该校招办老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学校并没有参加此次试点。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参与招生的老师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学校一直在往职业教育方向转型，课程逐渐偏向应用技术层面，但职业技术型大学的整体转型还没有开始。

    而对于中高职院校，《决定》提到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紧密衔接，搭建“立交桥”。

6月25日湖北省教育厅发布了《致2014年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和家长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湖北省正在抓紧制定高职和应用型本科衔接制度，从明年开始，采取高职和应用型本科“3＋2”分段培养，学生在高职学习3年，本科学习2年，毕业后颁发本科文凭。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湖北省教育厅了解到，湖北还在探索中职与应用型本科的衔接，采取“3＋4”中职与应用型本科分段培养模式。

家长和学生的困惑 ：本科变专科？

尽管教育部进行了好的制度设计，但是此次改革到底是干嘛的？改革是否意味着本科变专科？基层很难一时间适应这场变革。这恐怕是学生和家长最关注的议题，也在各地高校间以及网络上引发“某二本或三本要改专科”的传言风波。

 “职业技术型大学是一种本科教育改革，不是把本科降为专科，而是人才培养模式转型。”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在微博上反复声明。5月中旬，湖北经济学院关于院校转型的讨论在全校师生中持续发酵。

湖北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学生王硕（化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湖经职改的讨论引发谣言四起，传言湖经将降为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担心“红本本进，绿本本出”。今年高考完填报志愿的达雪（化名）则在微博上@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表达自己对湖经变身职业院校的疑惑。

吕忠梅在其个人微博上反复声明，“我国要把教育体系分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大类，这一次的改革，是要把一部分普通的高等院校转化成为这种职业技术类型的高校。职业技术型大学是一种本科教育改革，不是把本科降为专科，而是人才培养模式转型。”

湖北经济学院参与招生的一位老师表示学院并没有申请本次转型试点，办学目标依然是教学型大学，作为文科学校不太可能改为职业技术型大学。

“引起热议是因为受到传统教育观念影响。”长期研究职业教育的天津大学博士后付卫东分析称，应用型大学和高等职业教育对接，是许多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选择。但是我国的职业教育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和重视，部分地方高校，担心转型为应用型大学其发展后，前景会受到限制。

湖北省教育系统一位官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什么是职业教育？对于教育系统人士、校长、院长、老师或者学生和家长，可能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他表示，现在关键是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定位；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用人单位对其定位，比如说政府或企业招人、评职称等。

“如果这个社会对工人和公务员的认识平等了，职业教育的认知或会根本改变。”上述官员表述。

事实上，对于什么是职业教育，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湖北当地的多所二本、三本院校老师以及教育系统相关人士，大家理解千差万别，一位三本院校的校长跟记者强调“我们不是职业教育”。

“通俗来说，职业教育就是培养熟练的劳动者，培养掌握劳动技能的技术型人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范先佐教授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强调熟练的劳动者不是低层次的，这种应用技术型人才也是分类型的分层次的，包括中专、专科层次的教育，也包括本科、研究生乃至博士层次的教育，一定要转变职业教育是低层次教育的观念。

 　 新华网长春７月１４日电（记者张建）第五届中国高等职业院校校长杯乒乓球锦标赛暨首届中国高等职业院校乒乓球锦标赛１４日在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开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高职院校的百余位校长和学生代表参赛。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职业教育学校体育工作委员会主席陈建民说，中国高等职业院校校长杯乒乓球锦标赛是全国高职系统的一项品牌赛事，借此优势，今年首次举办了学生参与的“首届中国高等职业院校乒乓球锦标赛”，目的是以乒乓球为纽带和桥梁，促进我国高职教育系统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引领广大师生构建充满活力、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

　　此次比赛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职业教育学校体育工作委员会协办、长春职业技术学院承办，是首次在东北举行，来自１７个省市的７６支代表队将齐聚美丽的净月潭边、蓝星湖畔参加比赛。

    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作为方向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尽管总体和实质性突破难度很大，但地方探索和局部推进可圈可点。从浅到深，从少到多，从单向到多向，从短期到持久，从实践行动到政策制度，学校和企业、地方和中央，一直都在提升和变化。永康市职业技术学校，过去曾因“小学校对接小企业、服务小五金的大战略”而引人注目，现今又谱写校企深度合作“三部曲”，即“合作育人—引企入校合作生产—合作技术研发”，其实践探索立意更高、视野更宽、内容更广、力度更大、效果更明显。概而言之，校企合作利益相关者都成为赢家。

    站在职业学校的视角，笔者有以下思考。

    一是急政府之所急。职业教育首要是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希望造就出适销对路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是地方政府所想所求。通过校企紧密合作，既能解决就业市场的“技工荒”，又能缓解教育市场的“招生难”，一举两得，一箭双雕，政府部门何乐而不为？当然，重要的是政府要帮助学校和企业解决合作中的一些具体难题。

    二是急企业之所需。学校培养人，企业使用人，供需匹配是学校和企业的共同愿望。但目前企业规模和水平不平衡，中职学校牵手的绝大多数还是私营或小微企业，他们与学校合作的动机首先是有利可图，主动服务应该是学校的先导意识和着力点所在，通过先付出、先贡献，再寻求支持和帮助。永康职校就是切实从管理、技术、生产、生活等方面让企业先得到了实惠。企业需要“信得过、用得上”的员工，自然希望介入办学全过程，从招生到培养再到就业，从校中厂到“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在企业自愿下不断升级，学校随之在专业、课程、师资、实训基地等积累上赢得便利。因此，互动双赢是校企合作的应然。

    三是借高校和科研院所之力。开放办学、集团化办学是职业教育发展之势。“精密五金模具研发中心产学研联合体”，就是职校借船出海、借鸡产卵，与大学、行业、研究部门多方合作、深化校企合作的实现载体。中职学校成为科技研发中心，并不多见。

    四是使教师扬长避短，促学生更好更快成长。校企合作是路径不是目标，出发点和落脚点归根结底是培育人才。首先，优化教师是关键。实践证明，“上挂横联、内提外引”的师资提升模式，是帮助教师走出实践能力困境、主动服务企业的成功案例。其次，促进学生成才是归宿。实习即生产，作品即产品，毕业即就业，这样的校企合作也会得到家长和学生的认可和喜爱。

    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在多方利益主体的对接磨合中，不断前行。

    （作者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李华 绘

    近日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有多处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施以重墨，在总结30多年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职业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既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而是“国进民进”。这无疑吹响了职业教育改革步入“深水区”的号角，也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发挥政府“保基本、促公平”的作用

    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是职业教育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决定》在基本原则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发挥好政府保基本、促公平的作用”，这一表述实际上回答了政府在职业教育这一公共产品中的角色定位。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影响，政府不但是职业学校的举办者、管理者，而且是事实上的办学者。政府举办各级各类职业学校，不仅对其实施外部行政管理，并且直接干预职业学校教育教学具体事务，如专业设置与调整、育人方式、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职业学校成为政府的附属物，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办学动力和发展活力。

    现代社会政府的定位正在从全能型向服务型转变，政府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也应尽快适应这种转变。由此，《决定》对政府职能做出了具体规定，“着力营造制度环境、制定发展规划、改善基本办学条件、加强规范管理和监督指导等”。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虽仍发挥主导作用，但其职能却发生了从“划桨”向“掌舵”的转变，即不再“大包大揽”从举办到办学的一系列权力，也不单局限于市场失灵情况下临时加以干预，而是从职业学校的内部事务中实行战略性撤退，承担起统筹规划、提供愿景和监督指导等职责，用计划、法律、经济、评估、信息服务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对职业教育实行组织和领导。

    政府肩负着职业教育“保基本、促公平”的诸多历史重任，一是要保障未成年人接受基础职业教育，保障农民、农村转移劳动力、在职职工、失业人员、残疾人、退役士兵等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等。二是要加快制定和完善职业学校办学标准、教师资格标准、专业教学标准、财政投入制度、质量评价制度、职业教育督导制度等相关制度，并有效地进行监管。三是要继续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满足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并充分运用政策手段和经济杠杆引导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特别是要把有限的财力从以往的圈地建校、购买设备等外延扩张转到课程资源建设、师资素质提高和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等内涵发展上来。四是要当好市场运行的裁判员，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如加大对农、林、水、地、矿、核等专业的支持力度，扶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内的初中毕业生接受优质职业教育等。

    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

    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体制机制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对政府的“路径依赖”，对接市场需求的意识和程度还远远不够。

    教育是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特别是面对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完全依靠政府是不可能的，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根据市场介入程度的不同，可以采取两种市场化运作模式，即实质性市场化运作和局部性市场化运作。前者，指在诸如成年人高端技能培训、社会转岗培训、提升生活品质培训等准基础性或非公共性教育领域，可完全引入市场运作机制；后者，如建立区域性的兼具生产和教学功能的公共实训基地、跨企业培训中心、职业教育集团等新型的职业教育组织形式，在政府的统筹下，支持引导社会力量，特别是发挥企业重要的办学主体作用，通过建立健全联席会、董事会、理事会等治理结构和决策机制，明晰产权和运行成本分担机制，按照市场规则运作，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为激活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双向互动中所蕴藏的资源潜力，《决定》中采取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和底层突破的方法，“推动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共建技术工艺和产品开发中心、实验实训平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以及“职业院校教师和学生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开发、产品设计等成果，可依法依规在企业作价入股”，从基层学校和企业中寻求职业教育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生长点。

    发挥行业组织等第三方作用

    作为职业教育第三方的行业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职业教育发展到今天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提供诸如职业教育这一公共产品方面，政府常常面临着成本危机、效率低下等问题，而市场机制则同样因“搭便车”问题而失灵。因此，职业教育应该引入非政府、非市场的第三种力量——行业组织等社会力量。它具有非营利性和自愿性特点，可以填补政府不能提供的物品和服务的缝隙。第三方的民间性和草根性，使其更贴近职业教育的服务对象——企业，更了解职业教育服务对象的需求，能够更灵活地对服务需求做出弹性反应，也能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发挥其对企业的统筹、指导和管理作用。

    这次出台的《决定》不仅提出“加强行业能力建设，分类制定行业指导政策。通过授权委托、购买服务等方式，把适宜行业组织承担的职责交给行业组织”，还首次明确了行业组织的四项基本职能，即“发布行业人才需求、推进校企合作、参与指导教育教学、开展质量评价等”。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定期进行本行业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和就业状况发布。二是协助政府开展校企合作的立法咨询。三是在国家职业资格框架下制定本行业职业能力标准，并组织开展职业资格认证工作。四是联合本行业及教育领域专家共同进行专业技能课程资源开发。五是参与开展职业教育质量评估工作。六是组织开展本行业的技能竞赛活动等。

    （作者马成荣系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教所所长、研究员，陈向阳系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教所博士、副研究员）

    要引导一批本科院校转型为技术应用大学，纳入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这个话题最近成了舆论的热点，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逆潮流。然而转型涉及环境、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流程、资源、评价各个方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只是一部分学校的自身行为，也是整个社会、政府、产业、学校、师生和家长的转型。面向职场的现代职业教育，就是要使专业教育摆脱“自娱自乐”，纳入到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所以，尽管转型复杂，涉及方方面面，但它的基调简单，就是引入“市场机制”。

    市场机制的本质是按照社会需求制定教育目标，实施讲求效果和效率的学校管理和培养过程，最后接受市场的评价评估。这是一个闭环反馈控制系统，教育机构需要持续改进不断更新，才能紧跟社会需求的动态目标。这样一个系统工程，要求政府、学校、产业分工合作，“管评办分离”，但要“按照统一目标协同”。至少需要做好下面的几件事：

    思想奠基。要在社会上发起关于面向职场需求的现代职业教育大讨论，介绍国内外先进典型，转变全社会的观念，特别要全面总结宣传过去10年政府主导的两大专业教育示范工程（示范软件学院和示范高职）的经验，向所有层次的专业教育推广。把思想先行和转变观念作为建设“现代职教体系”的基础，把道理讲透，使转型建立在正确认识和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在市场驱动的机制上。否则，利用行政手段操刀匆忙转型，会引起思想混乱、方向迷失、行动受挫、事与愿违。

    数据引路。教育部、人社部、工信部和工程院等政府部门要密切合作，打破部门间的壁垒，立即开展由政府主导、组织、支持，由第三方民间机构实施的中国产业人才需求全面调查，包括目前和未来3～10年人才类型、层次、数量、质量等方面。这是面向职场专业教育决策的基础。中国产业规模最大、发展最快，但是缺乏反映需求的真实准确数据，在专业设置、招生规模、培养目标、资源配置等各方面的决策难以避免主观性和盲目性。各个学校也应当利用一切资源和手段，深入了解自己服务区域的人才需求状况，作为决策的基础和依据。

    产学合作。建立在法律保障的市场机制下的“产学合作”，这是所有面向职场专业教育应当采用的办学机制，是现代职教的基石。“产学合作”的广泛、稳定、可持续发展，不能只依靠政府的指令和政策，更不能只靠校友关系和感情资源，应当建立在“双赢互惠”的市场原则上。同时，要有一大批熟悉产业和教育的企业作为桥梁和中介机构，一方面联系产业，一方面联系教育，按照市场原则，使他们能够互补互利、双赢互惠，成为市场机制下的紧密合作伙伴，这些中介企业也因此而盈利发展。

    经济杠杆。政府利用“经济杠杆”来引导转型。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按照社会的人才需求、培养成本和学校对社会需求的贡献大小来分配教育经费。例如，职场上各层次各类型专业人才的需求量、重要性及学校定位对这一需求的针对性；学生入学时的水平与毕业时比较的增量；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毕业生的社会口碑；学校对社会和产业的其他贡献等。总之，政府对学校的财政制度要建立在投入／产出考量上，要有绩效的概念，变“拨款”为“购买教育服务”，“买”有所值。可以在每3～5年绩效考核的基础上决定下一周期的拨款。这些原则应当运用到中职、高职、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也应兼顾公办和民办教育。对绩效好的民办教育实行生均拨款制度，是对学生父母作为纳税人的回报，是减轻学生家庭负担的举措，此举会改善民办教育的生源，也是对把民办教育作为国家教育资源一部分的肯定和支持。要在政策和实践中纠正对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的偏见和歧视。

    自主办学。政府要退出从学校定位到办学过程的实质性介入，要把办学自主权交还给学校。学校应将眼睛紧盯市场和职场，研究服务区域的环境、经济发展特点、产业人才需求、服务社会产业的各种机会；要研究自身的办学条件、资源，特别是生源、师资和管理，根据需求决定人才培养定位。不要一味追求“高大上”，不要只是眼睛向上盯着政府的指令和眼色行事。须知好的政府的宏观指导也是从研究市场需求而来，但那针对的是一般情况。每个学校的决策还是要在大原则指导下结合具体环境条件而定，这样才能接地气、办出特色。

    公平竞争。现代职教将面向职场需求人才培养的范围扩大到以工程师为代表的高层专业人才层次，这是新事物。有三个途径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本科转型、高职提升、本科高职联合办学。国家应当把办学自主权放开，以满足职场对高层人才的巨大需求。本科院校有较好的学科资源和专业教育基础。一批新建本科院校一直保持过去的面向职场需求的优秀传统，已在培养对路的高层专业人才，还有一些在实施“卓越计划”和根据华盛顿协议“专业评估”中正在转向职场需求，但多数院校缺乏面向职场专业教育经验和资源，需要将学术导向转变为职场导向，需要建立良好的深入的产学合作关系，这些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气力；部分高职院校、特别是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具有正确的职场导向办学方针、方向和模式，有很好的面向职场需求培养中层人才的经验，有紧密的产学合作关系和实训实习条件；但缺乏培养工程师等高层人才的经验，学科基础较薄弱，需要提高。这两种途径各有优势和困难，应当在公平竞争中由市场来选择。开展应用本科与高职院校合作办学，优势互补，发扬各自的长处，联合培养符合职场需要的高层人才，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政府应当取消高职、本科院校行政级别或其间的差别，这是去行政化的重要措施，也消除一些高职院校盲目升本的动因。

    市场评价。采用市场机制评价学校的绩效和优劣。过去的高教评估封闭在教育系统内部进行，采用的是学术标准。现代职教要采用市场机制，由关键利益相关者——学生、家长、产业和社会来评价专业教育的结果，要看学校对社会人才需求的贡献，对学生就业和职业生涯发展的贡献，学校服务社会的水平和贡献。

    总之，构建面向职场需求的现代职教体系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应当建立市场导向的机制，政府、产业、学校和社会分工合作，才能使它健康地发展和成长。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企业应发挥“重要办学主体作用”，要“健全企业参与制度”，并完善相应的支持保障性配套措施，从国家顶层设计层面明确并强化了企业在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及所应发挥的主体作用。

    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的重要意义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并发挥主体作用是由职业教育的属性、特征、运行机制等所决定的，同时也是企业自身内驱力量及外部推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就是要在相关法律与制度保障下，让企业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办学主体、投资主体、培养主体、管理主体及评价主体。

    第一，充分发挥企业作为举办主体的优势作用，是增强职业教育活力的重要手段。企业享有办学权利、负有办学义务和承担办学责任，可依据自身条件选择举办或参与职业教育。大型企业可以独立举办职业院校，对于大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而言，更现实的是有限地参与职业教育，联合举办或者以其他校企合作的形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

    第二，发挥企业的投资主体作用，是实现职业教育投入多元化的有效途径。企业可以采取不同的投资方式，既可以单独投资，也可以与其他投资主体联合投资，举办职业院校或培训机构。企业的生产车间可以作为职业院校的教学场所，企业的机器设备可以作为职业院校的教学设备，企业的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可以作为职业院校的师资。国家要采取多种形式支持企业与学校共建兼具生产与教学功能的公共实训基地，同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对企业办职业院校给予支持。

    第三，发挥企业的培养主体作用，是全面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企业要积极参与课程开发、基地建设、专业建设等具体人才培养环节中，并居于主导地位。在实践教学中，企业可提供教学场所，将生产岗位和企业教育中心组成系统的技能实训基地。学生在企业技术人员或技术工人的指导下接受岗位技能培训，形成人才培训与使用的高度统一，有效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益。

    第四，发挥企业的管理主体作用，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企业作为职业教育的管理主体，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决策、质量与效益评估，以及人才培养等全过程，可以提高职业教育治理的科学化水平。要理顺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与市场的关系，科学界定政府管理职业教育的权限，并推动企业等作为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职业教育共同治理。

    第五，发挥企业的评价主体作用，是健全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机制的重要基础。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应实现专业与产业、职业、企业的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的对接，以及毕业生素质和技能水平与职业岗位要求的对接，这就决定了企业对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具有主导性的话语权。

    完善企业主体作用的政策保障

    第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立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在我国《职业教育法》的修订中，要进一步明确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主体作用和功能定位，以及权利、义务和责任，为企业主体作用的发挥提供法律保障；明确企业办职业院校的法律属性，赋予其合法的身份和地位；明确对未承担相应义务企业的惩罚措施；将企业开展职业教育的情况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第二，研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有关法规和激励政策，激励企业主体作用的发挥。明确企业办职业院校的公益性，依法享受相关教育、财税、土地、金融等优惠政策。一是允许企业办院校按照一般事业单位独立核算，将企业办学的资产给予界定，减轻考核压力。二是完善教师资格标准，实施教师专业标准，支持学校自主聘请兼职教师；完善企业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到职业院校担任专兼职教师的相关政策，任教情况应作为其业绩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三是完善土地等优惠政策，对企业承担社会公共实训基地建设所需建设用地，给予划拨土地等优惠政策。四是完善相关税收政策，对企业投入职业教育的建设经费和事业费等给予减免。

    第三，保障企业办职业院校的经费投入。采取政府购买等多种形式，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一是由地方政府对符合本地区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的企业办职业院校，按照公办职业院校的标准拨付生均经费。二是加大地方政府经费统筹力度，发挥好企业职工教育培训经费的使用效益；对举办职业院校企业所缴纳的教育费附加，按其在校生规模，给予一定比例返还，作为办学补助。三是建立专项资金，对于在校企合作方面取得较好成绩的企业办职业院校，在专业建设、师资培养和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进行扶持。

    第四，强化行业组织在职业教育中的指导地位。各级政府转变职能，下放权力，督促行业建立职业教育指导机构，赋予其指导监督责任。将行业调研、行业规划、制定职业资格标准、技能等级考核和人才培训等事宜，纳入行业协会的职能范围。指导职业教育的专业布局和专业建设，协调学生实习合作和共享实习基地的建设，制定职业准入标准，审核管理行业资格证书。

    第五，加强宣传激励机制建设，为企业发挥主体作用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各级政府要设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资质认证制度和企业贡献等级评级制度；设立奖励制度，对于在职业教育中贡献突出的企业予以奖励和大力宣传，激发企业履行参与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意识。

    （作者高鸿系辽宁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赵昕系辽宁教育研究院职业教育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