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这对我们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也对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提出了要求。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拓宽人才发展空间，促进人才合理流动，推动人才融合发展，加快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关于在工程技术领域实现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的出台是改革完善人才评价制度的重要探索，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要牢牢把握人才融合发展的时代要求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关心技能人才成长成才。近年来，相继出台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要求打通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通道，打破职业技能等级与专业技术职务之间界限，制定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审或认定的政策。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我们在总结吸收部分省市和中央企业实践经验，反复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意见》。《意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适应新时代人才评价机制改革需要，建立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通道，促进人才融合发展。

实现两类人才贯通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中国制造2025，实现新旧动能转换，都必须以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为根本。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是创新驱动发展、建设制造强国的有生力量，高水平产业要依托高质量技术工人打造。我国享誉世界的超级工程，如：被称为“中国名片”的中国高铁，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世界最长跨海桥港珠澳大桥，世界最大规模高速公路，从设计论证到建造施工，无一不是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携手创造的。展望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技能复合人才的需求将更加强劲。

实现两类人才贯通是引导人才职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意见》针对束缚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着力打破职业技能评价与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界限，改变人才发展的“独木桥”“天花板”现象，搭建人才成长“立交桥”。这不仅拓宽了产业工人发展空间，而且为专业技术人才拓展了职业领域，提供了更多从业选择。这对适应劳动者和人力资源市场需求，提高人才横向和纵向流动性，促进工程理论知识与技术技能的深度融合，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将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技能人才价值得不到充分体现的状况也将得到进一步扭转。

实现两类人才贯通是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人才评价机制仍存在分类评价不足、评价标准单一、评价方式趋同等突出问题。《意见》遵循人才工作和人才成长规律，坚持科学客观公正评价人才，破除身份、学历、资历、论文等障碍，坚持把职业道德放在评审的首位，注重职业能力和工作业绩评定，树立正确的评价导向，充分发挥人才评价正向激励作用，建立体现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特点的评价机制，让两类人才价值得到充分尊重和体现。这对于激励人才立足岗位建功、走技能成长成才之路、激发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实现两类人才贯通是发挥用人主体作用的重要举措。人才以用为本，人才评价是为人才培养使用激励提供依据和标尺，要以服务人才和用人单位为根本。《意见》明确围绕用好用活两类人才，建立评价与培养使用激励相联系的机制。同时着重强调支持和鼓励用人单位对在聘的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在学习进修、岗位聘任、职务职级晋升等方面，比照相应层级工程技术人员享受同等待遇，促进提高技能人才待遇和地位，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

准确把握人才融合发展的政策要点

《意见》的政策突破和核心要点是高技能人才参评工程系列专业技术职称，强调要打破学历限制，突出高技能人才工作特点，以高技能领军人才为重点，保障和落实用人单位自主权。

打破学历限制。多年来，由于学历限制，大量技能人才无法参评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意见》首次在技工院校学历认可上实现了重大突破，明确规定：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可分别按相当于中专、大专、本科学历申报评审相应专业职称。

突出高技能人才工作特点。《意见》明确界定参评的高技能人才应为在工程技术领域生产一线岗位，从事技术技能工作，具有高超技艺和精湛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并作出贡献的人员。因此《意见》在评审的内容和方式上着重突出了高技能人才的工作特点，提出要弘扬工匠精神，注重评价高技能人才执行操作规程、解决生产难题、完成工作任务、参与技术改造革新、传技带徒等方面的能力和贡献，把技能技艺、工作实绩、生产效率、产品质量、技术和专利发明、科研成果、技能竞赛成绩等作为评价条件，不得将身份、论文等作为高技能人才职称评审的限制性条件。

注重向高技能领军人才倾斜。《意见》打破常规，提出了可破格评审的内容，即：对长期坚守生产一线且在工程技术岗位从事技术技能工作、具有高超技艺技能和一流业绩水平、为经济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作出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可破格申报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同时列举了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等荣誉，担任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享受省级以上政府特殊津贴，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认定的高技能领军人才等可破格的人员类型，使文件具有可操作性。

严格把握工作要求

《意见》是贯彻落实人才强国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是人才工作的重要创新，是多年实践探索的结果，我们要高度重视《意见》的贯彻实施工作，严格工作要求，加强工作规范，确保这项政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统筹管理。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意见》出台的重要意义，加强领导，积极主动作为，做好统筹管理和综合协调工作，确保《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加强组织实施，推动政策落地。各地、各部门和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实施。要健全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要严格评价标准，规范评审程序，不得随意降低条件、扩大范围。要坚持试点先行，及时总结经验，稳步推进。要完善监管机制，加强指导监督。

发挥各方力量，营造良好氛围。要通过舆论宣传引导，做好政策解读，引导和动员广大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积极参与贯通工作。通过典型引路，推动《意见》在条件成熟的单位得到贯彻落实。通过部属媒体搭建交流平台，促进学习交流，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采取“严进宽出”的培养模式，大部分学生在大学经过3～5年的学习之后，不论学业成果如何都能顺利毕业。

在此环境下，高校教学质量方面的改革很难从根本上提升最终的教学质量，而在松散的教育环境中“混”毕业的学生，在进入就业市场时难就业的情况又会通过“就业率”倒逼高校改革。基于这些现实背景，高等教育的改革已到了必须思考如何从“严进宽出”的瓶颈中走出来的问题了。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由于严重的学业问题造成不及格率高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究其原因，除不同生源地学生的质量有所差别，部分学生步入大学之后就放松对自己的学习要求、降低学业目标无疑更为关键。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采取“严进宽出”的培养模式，大部分学生在大学经过3～5年的学习之后，不论学业成果如何都能顺利毕业。

在此环境下，高校教学质量方面的改革很难从根本上提升最终的教学质量，而在松散的教育环境中“混”毕业的学生，在进入就业市场时难就业的情况又会通过“就业率”倒逼高校改革。基于这些现实背景，高等教育的改革已到了必须思考如何从“严进宽出”的瓶颈中走出来的问题了。

高校的“严进宽出”，要从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实行招生、考试、毕业分配统一管理制度说起，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生为了接受高等教育，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筛选。1999年开始扩招之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还是处于“精英教育”的阶段。在高等教育的“精英教育”时期实行“严进宽出”，是基于在当时我国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这种“严进宽出”的人才培养模式使得基础好、综合能力强的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从而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提供大批量的专业人才。

但时移势迁，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当年相对合理的“严进宽出”原则在今天已经悄然随着大规模的持续扩招变为“宽进宽出”。笔者并不反对师资队伍水平影响教育质量的观点，但是要探究目前形势下“宽出”的真正原因，则更需要跳出高校的局限，放眼社会这一大背景。

当前，我国社会各方面都处在转型升级的发展变化时期，多元文化不断碰撞、融合，“规范”和“标准”本身就不断遭到质疑。一方面，在计划经济时代，教师被广泛宣传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有较高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也相对稳定，在此社会环境中，广大教师认为自己的职业无尚光荣，使命感强，全身心投入。而如今，高校教师普遍科研任务重、收入水平不高，“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一再让位于各种科研考核、职称评定、社会兼职；另一方面，学生的心态和学习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过去教育资源紧缺严重的时代，“生存”和“命运”的压力使得多数大学生能够在宽松管理的学习环境中自觉追求高的学习质量。而现在的大学生多数没有亟须“通过努力学习改变命运”的学习动力，优渥的生活条件又缺乏积极有效的精神引导和制度约束，混混沌沌“混”完大学的人自然不在少数。

总之，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是时代的产物。无论是哪种人才培养方式都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出现明显停滞甚至大众评价下降的情况下，“宽进宽出”的培养方式显然已经不适应当前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标准。有关调查显示，53.1%的人建议要改变目前高校的培养机制。截至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2.7%，这说明，绝大多数适龄青年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在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提升人民生活质量方面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从这个角度讲，“宽进严出”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必然选择。然而在“严出”方面，则需进一步改革。

首先，要有正确的教育观念。在人才培养上，一方面要努力改善人才评判“唯分数论”的现象，另一方面又要注重科学严谨地综合评价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精神和综合素养，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及创新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努力培养与时俱进的高质量人才。

其次，建立严格的学生淘汰机制。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美国高校的学生能够在规定年限内完成所有学业顺利毕业的只占56%，这意味着应届学生的毕业淘汰率为44%。实践已经证明，用淘汰率给学生施加一定的压力要比授课教师、班主任的监管和督促更能激励学生学习兴趣和热情，所以，提高高校学生的淘汰率是执行“严出”的有效措施之一。

第三，建立高校间的学分互认制度。学分互认的实践可以从教考分离开始，高校可尝试小范围的校内教考分离政策。任课教师可以把评价学生的权力上移，即把学生平时和最终的考核权力交由教研室主任来进行，从而实现校内的教考分离。校内的教考分离逐渐成熟时，可以考虑实行高校间的教考分离。如果某一学生被学校或专业所淘汰，转入到其他学校或专业学习时，先前学校所修的学分仍然有效，即可通过高校间的学分互认促进学生个性发展。高校间的学分互认可以减少由于淘汰率给学生和家长带来的损失。

总之，高等教育的“精英教育”已经一去不复返，“严进宽出”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被历史尘封。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时期，“宽进严出”的培养方式将会是高校培养人才的必然选择。

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的意见》，并召开了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决定将全面推行以“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新型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的推行意味着我国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变革。各大职业院校应在认真落实教育部2014年颁布的《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的基础上，深刻领会意见精神，推动职业教育及职业院校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

新使命

改革开放40年来，职业教育高速度、高质量发展，培养了成千上万名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职业教育仍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劳动者技术水平与用人方技能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一直存在。企业新型学徒制的出台，将着重破解职业培训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的矛盾。作为职业教育的主导者，职业院校应当肩负起这一重大使命，积极主动地适应产业转型升级，不仅要努力扩大人才培养规模，更要着力在人才培养质量上有所作为，努力培养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技能人才。

新任务

企业新型学徒制是企业主导、院校参与，采取“企校双制、工学一体”的培养模式，即由企业与技工院校、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企业培训中心等教育培训机构联合培养，企校双师带徒、工学交替。使用企业新型学徒制培养学徒，是职业院校在企业新型学徒制中的核心任务。这一新任务，要求职业院校在专业与产业、职业岗位对接，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上有所突破，同时还要求职业院校根据生产一线的用人需求进行培养，在专业、课程设计、教学管理上贴近企业岗位要求。

新机遇

企业新型学徒制的“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与职业院校的“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企、校企双师联合培养”内容一致。企业新型学徒制强调“政府引导、企业为主、院校参与”，确立了企业的主体地位，改变了以往职业院校在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中“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局面。这种转变有利于进一步激发企业主动参与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的开展，更有利于职业院校贴近产业和企业办学。招生与招工双融合、校企师资双融合，使职业院校在招生、培养、就业等方面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产学一体、工学双融。职业院校在“订单培养”“顶岗实习”等校企合作的基础上，通过配合、参与企业新型学徒制，可以突破长期以来产教融合不通、校企合作不畅的瓶颈。

新挑战

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导、院校配合的多方协调联动机制，为职业教育深化改革提供了新理念和新思维，同时也为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教学管理、师资培养、育人管理、实训基地建设、实训装备等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职业院校应采取更加灵活、多元的方式，主动适应时代的变化，不能关起门来搞职业教育；另一方面，职业院校迫切需要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作出改革，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践行技能人才工作本位培养方式，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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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思政厅函〔2018〕4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部属各高等学校党委、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党委：

根据《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高校党组织“对标争先”建设计划的实施意见》（教党〔2018〕25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新时代高校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的通知》（教思政厅函〔2018〕23号，以下简称《双创工作通知》）安排和评审工作方案，经资格审查、专家通讯评审、教育部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集中审议、结果公示，遴选产生10个高校党委、100个院系党组织、559个党支部分别作为全国党建工作示范高校、标杆院系、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名单见附件1、2、3）。自本通知发布至2020年8月，为首批全国党建工作示范高校、标杆院系、样板支部培育建设时间，有关工作安排和要求如下。

一、认真培育创建

各建设单位要按照《实施意见》和《双创工作通知》要求，坚持软件建设和硬件建设相结合、统筹规划和分步实施相结合、整体提升和品牌塑造相结合，按计划、分步骤开展培育创建工作。教育部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http://www.sizhengwang.cn/）上，为每个建设单位搭建网上工作平台（平台登录账号另行通知），各建设单位要及时在平台上发布工作进展、经验成效。同时，教育部将结合基层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高校党建教材编写、典型案例结集出版等工作，面向全国高校推广应用建设成果。

二、加强管理考核

坚持目标管理和过程管理相结合，加强培育创建工作管理考核。各建设单位于2019年8月底前，提交年度工作总结和成果报告。教育部组织对各建设单位培育创建情况进行中期评估。各建设单位于2020年5月前，提交工作总结报告、培育创建成果。教育部对各建设单位开展项目验收工作，2020年8月公布验收评定结果。建设单位所在属地党委教育工作部门和高校党委，要加强工作指导，落实必要保障，推广建设成果，加强示范引领，确保建设实效。

三、严格经费管理

建设周期内，教育部按年度划拨党建工作示范高校、标杆院系培育创建单位专项建设经费。第一期经费统一划拨（划拨方式见附件4），后续根据中期评估结果视情决定是否继续予以支持。各建设单位要严格执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教财〔2018〕13号）及有关财务管理规定，专款专用、规范高效、合理使用建设经费。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教育部思政司：张明杰，010-66096684；许敏敏，010-66097682；传真：010-66096560；电子邮箱：zxc@moe.edu.cn。

全国高校思政网：杨璐遥，010-58582384；西绕加措，010-58581696。

附件：

1.首批“全国党建工作示范高校”培育创建单位名单

2.首批“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培育创建单位名单

3.首批“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名单

4.经费划拨方式说明

教育部办公厅

2018年12月10日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的关键历史时刻，党中央、国务院隆重召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的光辉历程，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高度赞扬了中国人民为改革开放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郑重宣示了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明确提出了把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目标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战略性、指导性，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是指导我们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前行的动员令、宣言书。我们一定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并将这一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贯彻到新时代教育新征程的奋斗中。

40年斗转星移，40年春华秋实。40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我国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带给人民群众越来越多的获得感，中国实现了从一个人口大国向教育大国、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跨越。第三方评估表明，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已进入世界中上行列，不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更是不断在更高水平上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回顾过去的40年，是为了展望更加美好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已经充分爆发出来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教育起着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承担着光荣而繁重的历史使命。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我们要把磅礴的力量汇集起来，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节点上，面对未来，教育事业重任在肩，大有可为。40年来，是改革驱动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也是靠改革才有了中国教育今天的辉煌成就。4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动下，教育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教育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相比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出的新问题，教育仍然任重道远。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这一代人保持信仰、信念、信心，在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给出答案，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的美好期盼。

风雨多经志弥坚，关山初度路犹长。“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对改革开放40年最好的庆祝，就是要弘扬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更加努力创造美好未来，在新时代创造教育的奇迹，创造中华民族新的奇迹。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用辛勤的劳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在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全国教育大会隆重召开，充分表明党中央对教育事业这一“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指导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献，强力发出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动员令，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也必将引领职业教育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新征程。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山东省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着力做好谋篇布局，继续以勇于担当、求真务实的精神深化改革创新，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狠抓政策落实，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再出发”，进一步提升全省职业院校整体办学水平和发展质量。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确保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更加顺应时代要求，继续走在前列，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海洋强省、军民融合和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更好地服务经济文化强省建设。

一、着力创建山东省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

将职业教育摆在教育强省和经济文化强省建设的大格局中系统谋划布局，紧紧围绕破解制约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突出矛盾，推动省部共建山东省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在职业教育考试招生、人才培养、“双师型”队伍、产教融合、办学制度、保障机制、管理体制、服务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方面，先行先试，为全国创造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建设职业教育制度创新高地。着力调动各地、各职业院校创新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创新发展激励机制，遴选一批职业教育发展基础好、改革创新意识强的市、县（市、区），省地共建省级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支持青岛市、潍坊市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示范区，为全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探索新路径、提供新样板。修订《山东省职业教育条例》，将职业教育作为对市、县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的重要内容，按照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和企业家的标准配强职业院校领导班子。

二、着力构建从中职、专科、应用型本科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体系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系统规划职业教育培养体系，扎实推进中职与高职、中职与本科、高职与本科、本科与专业学位研究生衔接，推动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联合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为学生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搭建“立交桥”。加快推进高校分类考试招生，优化改进春季考试招生制度，畅通中职学校毕业生进入高职院校、职业院校毕业生进入本科高校渠道，高职院校招收中职毕业生、本科高校招收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比例逐年提高，吸引更多优秀学生主动学习技术技能，使春季高考成为技术技能人才选拔的主渠道。鼓励支持高职院校辐射带动更多中职学校举办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建立优质本科高校参与春季高考招生和对口贯通分段培养的激励机制及责任机制，以新设本科院校、独立学院和优质高职院校为主体积极探索建设应用技术大学，支持高职院校深度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践培养环节。优化高中阶段教育结构，遴选具备条件的学校开展综合高中试点，推动高中阶段教育特色化、多样化发展，为更多初中毕业生提供选择教育类型的机会。

三、着力构建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育人机制

坚持立德树人，增强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着力培养学生的科学人文素养、工匠精神、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坚持标准引领，健全职业教育教学标准，主动对接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和流程再造，开发400个左右专业教学标准，形成既分层分类又系统衔接的职业教育教学体系。启动课程改革攻坚战，推进“课堂革命”，大力推进做中学做中教、育训结合，促进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探索建立“学分银行”，在中职学校探索实施学分制，在高职院校全面推行学分制。实施德技双优“齐鲁工匠后备人才”培育工程，用5年时间培养10万名“齐鲁工匠后备人才”。健全省级统筹规划管理和协调，市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职业院校分别组织选用中、高职教材的工作机制。深入推进中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推行“文化素质+专业技能”中职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分专业制定职业教育培训标准，支持引导职业院校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海洋强省、军民融合和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提升培训能力，建设高素质劳动者大军。

四、着力建设全国一流职业院校和专业（群）

在各类规划中充分考虑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同步规划职业教育发展，健全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紧密对接的学校和专业布局结构，与区域产业对接，实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实施职业院校优质特色发展工程，以设区的市为单位制订五年实施方案，明确路线图，建设100所左右示范性及优质特色中职学校、30所左右优质高职院校, 争创中国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健全专业设置与调控机制，完善专业设置“负面清单”、分类拨款和信息发布制度，定期发布职业院校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吻合度状况报告，研究探索以专业评估结果为基础的职业院校排名机制，重点建设新兴产业相关专业，着力升级改造传统产业相关专业，扶持农林牧渔地矿油和涉海类等艰苦专业，引导职业院校建立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全省建设200个中职品牌专业、200个高职品牌专业群，争创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

五、着力构建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合作办学长效机制

制定校企合作推进办法，加快构建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社会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积极承担国家职业教育“十百千”产教融合试点。落实校企合作办学财税激励政策和收费政策，鼓励支持企业在职业院校建设生产性实训基地，职业院校在企业设立二级学院（系）。推动市、县级人民政府设立职业教育发展基金，建立接收学生实习实训成本补偿机制，将规模以上企业接收学生实习实训和开展职业教育情况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支持建设校企一体化合作办学示范校和企业，全面推进现代学徒制，建设一批骨干职业教育集团。制定政策措施，允许职业院校面向社会提供有偿服务，所得收入可用于提高教师待遇和教育教学奖励。推进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社会力量改造办学活力不足的公办职业院校，举办混合所有制性质的二级学院。

六、着力建设高水平“双师型”师资队伍

落实职业院校用人自主权，推动由职业院校自主制订单位内部人事管理制度、管理岗位设置、安排和执行用人计划、招聘各类人才、组织竞聘上岗和人员聘用管理、确定本单位绩效工资分配方式，并由事前备案改为事后备案。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推进齐鲁名师名校长建设工程、青年技能名师建设计划，培育一批专业（学科）骨干带头人、教学能手、教学名师、教学团队和职教名家，支持聘请一线优秀教师担任兼职教研员，造就一批职业教育领军人物。创造条件建设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师范院校，鼓励支持具备条件的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设立职业技术师范二级学院，培养职教师资。推进非营利性民办职业院校教师养老保险与公办学校教师同等待遇试点。

七、着力建立与办学规模和培养要求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

坚持新增教育经费向职业教育倾斜，建立稳定长效投入机制，继续加强对职业教育办学条件改善和内涵建设的支持力度，探索实施“基本保障+发展专项+绩效奖励”的财政拨款方式。全面落实职业院校生均拨款标准，并适时提高和实行差异化生均拨款，形成奖优扶优、支持特色发展的机制。用足用好教育费附加不低于30%和地方教育附加不低于30%用于职业教育政策。推动建立市、县级人民政府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绩效评价、审计公告、预决算公开制度。鼓励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捐资、出资举办职业教育，拓宽办学筹资渠道，化解公办职业院校债务。

八、着力提升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水平

依托山东与澳大利亚南澳州和德国巴伐利亚州、赛德尔基金会、手工业协会、焊接协会及鲁台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研讨活动等平台，支持职业院校有计划地学习和引进国际先进人才培养标准、专业课程、教材体系和数字化教育资源，与国际高水平院校建立一对一合作关系，举办合作办学项目，派遣访问学者系统学习先进办学模式，建设海外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等。推动高水平职业院校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支持职业院校发起成立“一带一路”职业教育联盟，在沿线建立办学和研发机构，与沿线院校联合举办高水平职业技能大赛，支持沿线国家学生来鲁留学，支持承揽海外大型工程的企业与职业院校联合建立人才培养基地，加快培养适应山东省企业“走出去”的技术技能人才。

教师的工资水平不仅是影响中小学教师供给的重要因素，更影响着教师职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也对全党全社会尊师重教提出新的更高要求。”“随着办学条件不断改善，教育投入要更多向教师倾斜，不断提高教师待遇，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自2009年绩效工资政策实施以来，包括非义务教育阶段各地中小学校陆续实施绩效工资，在提高教师工资、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上起到了一定作用。本文通过调查认为，在实施好绩效工资政策的同时，应认识到绩效工资分配考核是工资系统工程的重中之重和关键环节，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工作量大，政策性强，牵涉面广，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专业性，在实施过程中显露出的各种各样的执行疑难，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教师绩效工资分配考核中的执行疑难

2009年以来实施的绩效工资政策在提高教师工资、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显露出各种各样的执行疑难。

一是多数教师对学校绩效工资分配考核方案的认同度不高，思想认识不到位。按照规定，教师绩效工资水平参照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水平，执行中部分区县教师70%的基础性绩效工资一般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水平，只有加上30%的奖励性绩效工资才能保证工资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部分教师对绩效工资文件中表述的“30%”奖励性工资认为是拿了自己“30%”的工资进行重新分配。部分地方未处理好绩效工资与当地原有政策的关系，在执行中存在不合规定的行为，加重了教师对绩效工资分配的疑虑。此外，一些地方受教职工思想认识不到位以及传统大锅饭思想等因素的影响，认为教师工资差距不能过大。

二是学校中层干部和班主任岗位津贴的体现不好把握。中小学中层干部在学校属管理人员，负担学校大量的事务性工作，同时又要承担教学任务，工作量确定方面如何把握缺乏政策依据。班主任岗位津贴的体现也是一个棘手问题，存在总量少、管理缺乏灵活性问题。目前关于班主任津贴的标准仍然是人事部、国家教委、财政部［1988］23号文件中确定的，小学8元至12元/月，中学10元至14元/月，建议各省市自治区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状况，按照不同学段、班额择机调整和提高班主任津贴的标准，具体标准在300～1200元之间。

三是学校绩效考核方案不完备、绩效考核机制不完善。大部分地区在绩效考核方案制定的粗细上难以满足所有教师的需求，单位对岗位说明和岗位职责界定存在不清晰或不易考评的问题，不同类型教师工作量缺乏依据。绩效考核指标不科学，评价指标笼统模糊；评价方式单一，仅将绩效工资与职称紧密挂钩；缺乏基于团队的绩效考核，削弱团队凝聚力。部分学校碍于不好平衡、不得罪人等各种原因，以简单的津贴补贴平均化方式应对，没有按照规定要求严格实施。

四是教师职业边界不清晰、工作难以绝对量化，重大疾病及请假等有关事项有待统一规范。调查中许多学校反映，在摒弃了“升学率”这个硬性的量化指标以后，教学的过程、效果以及教师的师德、工作主动性、奉献精神、合作意识等一些“软指标”很难用数值或百分比去衡量；学校的管理人员、教辅人员工作量很难量化，如何平衡这部分人员与一线教师之间的工作量非常困难；量化考核指标体系以数量追求为导向，会造成“重数量轻质量”。许多省市反映目前上级教育部门没有关于癌症、重大精神类疾病和借调、请假人员绩效工资发放的明确规定，导致学校在制定绩效工资分配方案过程中，缺乏文件依据，分歧较大。

五是部分主管部门和责任人思想认识不足、履行职责不够到位。调查发现，一些地方政府行政部门、学校行政主管部门没有充分发挥管理指导职能，对学校绩效工资工作指导监管不够有力，政策宣传不到位。部分学校绩效考核不到位，没有真正体现按绩分配。一些校长作为第一责任人存在畏难情绪，不敢碰硬，不敢突破瓶颈，对拉开差距搞活分配缺乏决心和措施，习惯用收入增量来调动教职工积极性，没有用好绩效工资的政策杠杆来充分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使绩效工资改革成果在教育改革实践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如何改进和完善教师绩效工资分配考核

一是制度设计上要注重“三个相适应”、实现“三个转变”、推进“两个统筹”。

“三个相适应”，即教师绩效工资分配要与教师的实绩贡献相适应；与学校教育教学特点和规律相适应；与有效约束和激励教师相适应。通过绩效工资分配，营造“薪随事转、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氛围，让激励贯穿收入分配的全过程。

“三个转变”，即变“人均均摊”为“总量统筹”，按业绩分配，强化以投入的总量进行绩效管理的理念，做好总量的文章；变“增量简单叠加”为“增量撬动存量”，以增加总量为契机进一步加大考核和激励的力度，学校要根据工资总量和任务变化情况，动态调整绩效工资分配方案；变“增资部分普加”为“向承担重点难点任务倾斜”，把教师实绩和考核结果纳入考量，不以职务职称简单划分等次，切实体现优绩优酬并向重点人群倾斜。

推进“两个统筹”，即明确各县区级统筹总量为本县区学校绩效工资总量的10%，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学校年度发展进步情况，加大对学校绩效奖励力度。通过加强对学校年度绩效考核奖励合理拉开学校差距，营造校校争先、改革进取的氛围。学校层面，搞活分配的总量不低于本校绩效工资总量的50%，对承担重点改革任务的教师予以重点奖励。

二是鼓励开展学校年度考核，破解校际大锅饭，设立学校年度工作考核奖，构建全方位考核评价体系。

在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绩效考核分配时，鼓励教育行政部门为激发学校活力，将学校办学业绩、发展水平、年度工作考核结果与学校绩效奖励经费分配额度、领导干部个人年度工作考核奖励、教职工年度考核评优比例分配等相捆绑，有奖有扣。如考核优秀、考核合格的学校，其实际可支配使用的绩效奖励分配总量达到财政核拨数的115%、110%左右。通过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统筹掌握的奖励经费，打破校际、教职工之间绩效分配的大锅饭，向教学任务重或建设成效明显的学校倾斜。

三是以人为本，充分发挥绩效工资激励特殊贡献者作用，针对性设立各类绩效考核奖。

建议各省市县绩效工资实施方案时，梳理完善区级层面统筹项目，在统筹经费中列出“基本类激励项目”“综改类激励项目”“机动激励项目”的激励和补贴，进一步发挥绩效工资的激励导向作用。其中，“基本激励类项目”包括：校长职级制绩效工资、校长书记年考核奖、义务教育阶段按随班就读学生人数给予工作补贴、对特殊教育学校和承担特殊教育工作的专职教师给予补贴、对于承担民族教育工作给予补贴、对承担援疆、本市郊区支教工作的教师给予补贴、对学生寄宿的学校进行补贴、特级教师、特级校长奖励、见习期教师规范化培训带教津贴、对于缺编单位进行大班额工作量补贴等；“综改类激励项目”包括：学科带头人津贴、区域教学类评比奖励、对集团化办学学校进行补贴等，每月发放。区学科带头人是从获得中学高级职称教师中按比例和条件，由专家评选产生的，原则上3年一个任期，任期结束后重新评选。“机动激励项目”主要用于在文明校园创建活动中获奖单位给予奖励、激励在勇于承担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大项目和重大领域任务、教师团队专业发展中发挥辐射引领作用、勇于承担对口交流和支教任务、勇于承担旨在提高学生综合素养的素质教育任务等项目中作出突出业绩的单位和个人等。

四是以增资为契机，奖励优秀骨干教师，坚持保障、聚焦改革和重点任务。

建议各省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在统筹经费中设立了区学科带头人津贴，每月发放。同时，充分考虑教师承担的改革任务重、工作内容多、责任大，以及“二孩”政策下人口增长带来工作量的刚性增加等因素，加大区、校对绩效工资总量的统筹使用，从总量中拿出一定比例，通过奖励的方式，保障重点改革任务的推进，特别是推动高考综合改革、规范义务教育秩序、小学“零起点”教学、晚托班、“等第制”学业评价、“快乐30分钟”活动及学生补缺补差等工作。

五是改革教师职务聘任和工作量要求，组织好岗位竞聘以及做好定岗工作。

为做好学校绩效分配考核工作，鼓励基层学校要求在校教师每学期末填写岗位课务意向表，学校根据其意向以及学校实际情况确定其岗位，校领导班子以及办公室人员开学初召开专题会议，讨论特殊岗位的工作量计算，把握好客观尺度并调动好教师的积极性。对各学段不同学科教师作出基本教学工作量量化规定，并将教学工作量达到基准要求作为教师申报职称评审、参与“县管校聘”和绩效考核奖励的必备条件，提升教师配置效益和队伍发展活力。

六是要积极应对新形势下涌现的新问题，及时调整政策，不断完善考核指标体系。

学校考核指标的制定设计要讲究三个“结合”，并在考核指标的制定中努力体现。其一是设计考核指标科学性、全面性与人性化结合。在制定绩效方案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教师各个方面工作的价值，考核内容尽量细致、具体、全面，对考核标准量化指标进行科学的分析，确定其比例，人性化体现在方案着力体现了对于年长的教师的尊重与照顾。其二是考核体系可操作性与导向性结合。在方案的制定与修改上，力求考核指标细致、定性、量化，以保证最大限度的公平公正。其三，考核突出个体发展与团结协作结合。绩效方案以促进优秀人才尤其是优秀青年教师的成长为原则，鼓励教师在教育教学岗位上争先奉献，注重专业发展。一个学校的发展，不能光靠教师的单打独斗，教师的实力再强，没有团队的协作以及学校风气氛围的带动，各方面工作也不会有长足的进步。鼓励学校探索每学期印发《教师工作手册》，涵盖教师的工作量、专业化发展、教育教学成果研究、会议记录、学习记录、教学反思、学期工作汇总等内容，对教师进行定量考核和定性评价相结合，形成性评价和阶段性评价相结合，通过简便易行的方式把教职工的工作数量和质量体现出来，为教师考核和学期绩效奖励提供第一手资料。

总之，完善中小学学校内部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有效体现教师工作量和工作绩效，建立体现以教书育人、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机制，是切实保障和提高教师工资待遇，保障教师权益、保证教师安心从教的基本要求。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要以改革绩效工资为契机，真正激发广大教师热心从教的内生动力，造就出高素质专业化的创新型教师队伍。

48岁的王亮现任大连重工·起重集团下属机电安装工程公司副总经理。来到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工作后，他主持指导100余台/套本企业设计制造的大型设备电气控制系统的安装调试。

作为企业工程师，自1993年至今，他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1500余万元，先后被授予集团公司劳动模范、大连市劳动模范、大连市学习型个人标兵、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和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

王亮说：“近年来，集团公司为加大市场拓展力度，成立了专业化的后服务公司，我领导团队开拓设备后服务市场，后服务业务的订货额从2009年的400万元增长到了目前的1.5亿元，长期服务项目从1个增加到近50个。”他取得的成绩和进步是一名大国工匠在企业成长的缩影。

“初生牛犊不怕虎”赢得客户信任

王亮高考落榜后，来到大重职高电工专业就读。读职高期间，他就阅读大学电气专业的有关书籍，成了正式电工之后，更是积极学习电气理论知识和电工操作技能。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安装工人一年约有300天时间在祖国各地安装施工，而且多为露天作业。

冬天，他在采暖条件差、墙上挂着冰凌的驻地工棚里裹着被子读书；盛夏，在江南水乡驻地为躲避蚊虫叮咬，他就钻进蚊帐坚持学习。日积月累，他掌握了一名电工必备的知识和技能，成长为一名生产技术骨干。

大型装卸机械设备FZ-2C型翻车机卸车线，是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自主开发的国家级新产品。其中，电气控制系统采用全线PLC自动化控制。当设备在石家庄焦化厂即将进入电控系统调试阶段时，原定担任电气主调的电气主任设计员离开了企业。而当时公司内的其他电气设计人员都重任在肩。于是，C型翻车机卸车线电气主调这个重担压给王亮。

“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拿了技术资料和一件棉大衣就从条件优越的招待所搬进C型翻车机的电控室。拿来方便面和电炉子，他在钢板地面上铺了个棉门帘子，既当坐席又当床铺，不分昼夜研读。20多天后，他眼睛布满了血丝，人变得又黑又瘦，体重减轻了4公斤，但却初步弄明白了PLC的控制原理。

由于C型翻车机是新产品，缺少现成的技术参数，只能一个一个地摸索。经过上百次的反复调整和修改，他终于完善了控制程序，在预定时间内完成全线调试，并通过国家验收。FZ-2C型翻车机卸车线先后获机械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从此，王亮学习高新技术的劲头更足了，电控技术需要什么就学什么，电控技术发展到哪里，就跟踪学习到哪里，他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日益增强。用户们纷纷要求他去主持产品电控系统的安装调试。

苦练本领，帮助外国专家纠正失误

机电安装工程公司工作人员汪靖介绍，1995年至今，王亮先后参与了6个大的中外合作生产项目。在外国专家合作中，王亮不仅认真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先进的自动控制理念、先进的工艺方法和严谨的工作作风，还苦练英语，他的英语水平渐渐提高到了借助词典能够读懂英文技术资料、并能用英语直接与外国专家进行技术交流的程度。一次，日方设计的天吊调试时动作不灵。王亮就运用学习所得，找出了日方图纸中过负荷保护装置电气线路设计的疏漏，帮助修改线路，完成了调试。日本专家很高兴，还请王亮设计本应由日方设计的工程外围电气施工图。

与英国某公司在天津港南疆码头合作安装调试两套双车翻车机时，王亮先后发现英方设计问题30余处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一线翻车机调试时，货车车辆有时脱轨，英方现场专家一时拿不出解决办法，心急如焚。王亮用一周时间找到了原因，原来是英方的软件设计中缺少针对中国国情的车辆检测程序段，增设这个程序段就解决了问题。二线翻车机调试时，翻车机卸完煤有时回不到零位，直至重载试车日期逼近，问题仍没解决，现场的英国专家十分焦急。翻车机卸完煤回不到零位的原因很复杂。王亮采用排除法，断定是程序问题。而程序十分复杂，与倾翻装置相关点就有300余个。王亮就利用可编程序控制器夜以继日地一个点一个点地查找原因，终于捕捉到英方软件设计中程序扫描与结果输出不匹配的失误，经修改程序，使重载试车如期进行。

从此，虽然合同规定这次合作由英方指导安装调试，中方配合，但英国专家却主动与王亮交换位置，请王亮主持安装调试。

拒绝英方高薪邀请，全力为企业发展作贡献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团委书记马亚男介绍，王亮通过对本企业几大类产品安装调试的经验进行归纳总结，设计出了一套散料装卸机械、港口装卸机械、焦炉机械和连铸设备电控系统安装调试的软件，使复杂技术含量较高的安装调试变得相对简单，易于掌握，使质量和效率大幅度提高。

在天津港南疆码头双车翻车机项目的合作接近尾声时，英国公司给王亮发来了首签4年合同的邀请函。

在当时，英国公司提供的年薪还是很有诱惑力的。但王亮认为：“英国人之所以高薪礼聘我，是因为祖国和企业把我造就成才。当国家和企业急需人才之际，如果遇到对个人有利的机会就走人，那么要谁来建设我们的企业和国家呢？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去做，我们的待遇迟早也会提高上去的。”为此，王亮谢绝了英方的邀请，继续全力以赴为企业的发展作贡献。

在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宣传部长王琳看来，王亮就像一支燃烧的蜡烛，为他人发光发热。近年以来，王亮作为导师先后指导多名大学本科电气专业毕业的徒弟，他们已成为公司电气安装调试的技术骨干。王亮还结合工作实际，把自己的知识技能传授给共事的青年工人，带动大家共同成长。目前，王亮所在的安装公司高级工的比例已由2001年的6%上升到72%。王琳说，王亮还多次主动放弃集团公司为劳动模范提供的赴俄罗斯、泰国、韩国参观学习的机会，牢牢地坚守在安装调试设备生产一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把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概括为“九个坚持”，强调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要全面落实全国教育大会提出的目标和任务，科学研判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政治定力、价值定力、质量定力。

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看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政治定力。进入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既是战略目标，也是政治定力。以人为本是高等职业教育必须秉承的办学观，让人民群众接受优质高等职业教育是政治定力之要、质量立校之本。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经过3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但是，高等职业教育在做人教育与做事教育上发展不平衡，重做事、轻做人的现象依然存在；在满足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个性发展方面，满足学生对美好大学生活的向往方面仍有一定差距，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供给质量不高的问题。进入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必须拧紧立德树人这根弦，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德树人的前提是立德，就是要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中国心、报效祖国的强国梦；根本目的在于树人，就是要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服务国家建设、成就人生的过硬本领。立德树人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好德才兼备，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立德树人是高等职业教育必须长期坚持的政治使命，要不断增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供给的政治定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艰巨任务看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价值定力。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难啃的骨头在深度贫困的西部地区，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加快发展西部地区职业教育，提高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供给质量。这就是高等职业教育进入新时代的价值定力之所在。公平是质量的基础，质量是公平的前提。因此说，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价值定力，就是要更加注重面向人人办好高等职业教育，更加注重面向深度贫困地区办好高等职业教育。加快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深度合作，缩小东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资源差距；扩大在民族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招生规模，深入挖掘智力扶贫、智力支教的全国资源，完善智力扶贫支教的相关政策。充分发挥高等职业教育面向大众的办学优势和脱贫致富的人才培养优势，使边远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的孩子都能接受高质量的高等职业教育，让边远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的老百姓尽快富起来，一起进入小康社会，过上幸福生活。

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维度看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质量定力。互联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战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都需要发展方式、生产过程、产业结构、驱动要素等方面的深刻变革。但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适应新兴产业要求、服务地方产业发展、人才供给质量等方面既不平衡，也不充分。要改变当前的发展格局，最根本、最核心的要素是人才，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是新时代最前端、最重要的供给侧改革。直面变革，高等职业教育必须转变育人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按照十九大提出的“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要求，强化跨界培养意识，提高跨界培养能力，构建产教深度融合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新体系。

构建产教深度融合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新体系，专业、课程、教学等育人资源的供给质量是重中之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世界第一，但发展质量还不是第一，与人民的期待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专业发展、课程建设、教学改革等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仍很突出。针对发展中出现的矛盾，高等职业教育必须全面把握“人民期待”和“以学生为中心”的精神要义和科学内涵，不断深化人才培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大力气提高高职院校专业、课程、教学等育人资源的供给质量，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进一步满足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需求。

对于方兴未艾的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教育部更趋向于在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以下简称产业学院）率先突破。实践中，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以公办高校引入社会资本为改革的主要潮流和趋势，大体分为深度混合（学校层面的混合）与部分混合（二级单位混合）两种。

相较而言，在国家关于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顶层设计缺位的背景下，许多高职院校更愿意选择采用部分混合，即产业学院的方式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探索。产业学院已然成为高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聚焦点。

目前，产业学院的发展虽有政策倾斜，却缺乏操作规范，体现为产业学院普遍存在法律地位模糊、产权界定困难、现代治理结构缺位、市场运营机制缺失等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学院作为新兴的教育组织形态，却囿于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体系不承认二级学院的法人资格。面对现实的困境与尴尬，产业学院该如何破局，又将怎样发展，成为高职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的重要课题。

名实之辩——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的概念内涵

“产业学院”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所倡导的，并于2000年正式运营的产业大学，即“由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创造的，通过现代化的网络和通信技术，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学习产品及服务的开放式远程学习组织，是学习者和学习产品之间的中介机构”。

实际上，英国产业大学类似于现代的网络学习平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它的办学主旨是依托现代网络和通信技术，为提高企业生产力和竞争力，提高个人知识力和就业力提供教育服务。我国“产业学院”源起于广东中山，典型代表是中山职业技术学院结合中山市产业布局特点与产业战略发展需要，与产业行会和行业龙头企业共同兴办的沙溪纺织服装学院、南区电梯学院、古镇灯饰学院、小榄工商学院和“互联网+”产业学院等多个二级学院。这些二级学院依托优势专业对接当地产业，以服务相关产业集群为宗旨，被称为“产业学院”。

由此可见，我国的“产业学院”与英国的“产业大学”具有不同的内涵，但究竟何谓“产业学院”，学界并未达成统一认识。

由于“产业学院”的内涵缺乏清晰的界定，学者在使用“产业学院”概念时也是各执一词。有的将“产业学院”定义为职业技术学院的二级学院或以二级学院机制运作的办学机构。有的将“产业学院”界定为具有明确产业服务对象以及紧密产学合作关系的职业技术学院类型，以区别于地方性综合高职学院和混合型的高职院校。

概念的混用，不利于研究话语的统一，更加剧了实践的困惑。笔者认为，为推进高职混合所有制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深入，必须首先明确“产业学院”的概念内涵。

本文将产业学院界定为：具有混合所有制特征和产业服务功能，建立现代法人治理模式，实行市场化运作的高职二级学院或以二级学院机制运作的办学机构。产业学院类似于高职二级学院，但与传统公办高职院校的二级学院（以下简称二级学院）又有显著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权结构不同

产业学院的产权结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其中既有公有资本的参与，亦有产业资本的融入，有的还有集体、私有、外资等资本的加入。产业学院的产权结构开放包容，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助力产业学院发展。

二级学院的产权结构具有单一化特色，所有资产都源自公有资本或非公有资本，办学经费由政府财政划拨或由非公有资本出资人出资。二级学院的产权结构，限制甚至排斥不同所有制资本的加入或渗透。这种产权封闭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二级学院的发展。

2.办学指向不同

产业学院以服务特定产业发展为主旨，侧重产业服务性，与产业的对接更加紧密、直接。产业学院教学体系设计更多融入岗位需要，兼顾行业资质要求。设计思路为先明确岗位要求，再确立课程要求，最后聚合专业要求，体现出内生性特点。

二级学院办学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主旨，侧重于区域服务性。二级学院教学体系设计更多地考虑学历需求，兼顾社会评价要求。设计思路为先有学校要求，再确立专业要求，最后分解课程要求，体现出设计性特色。

3.运行机制不同

产业学院的运行模式契合了市场经济的需要，体现出民主治理的特点。市场在产业学院的专业设置、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产业学院有自己的章程和独立的决策、执行、监督机构，实行分权制衡的民主治理。

二级学院的运行模式保留了计划经济的遗痕，体现出行政管理的特点。二级学院的专业设置、资源配置都受院校管辖。二级学院缺少自己的章程和独立的决策、执行、监督机构，依附于学校及相关部门的管理。

综上，产业学院作为教育组织形态创新的全新办学模式，在产权结构、办学指向、运行机制等方面都与传统二级学院有着根本不同。产业学院以产权的混合推进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走向深入，也引发了学界一系列理论争鸣，需要深入研究。

地位之争——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的法律地位

按我国《民法总则》及相关法律规定，高职院校的二级学院是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

在实践中，二级学院作为高职院校的组成部分，只能以学校的名义从事教学、科研活动；二级学院占有、使用的财产并非自己所有，而是学校的财产；二级学院的管理人员非由内部选举产生，而是由学校指派；二级学院从事业务活动的法律后果也由学校承担。

产业学院是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新兴办学模式。对于产业学院办学，由于国家层面暂时缺乏相关法律及政策规范，所以产业学院只能参照二级学院运作。如果将二级学院的上述特质，生硬套用于产业学院，会出现明显的“水土不服”。

笔者认为，产业学院已然不是二级学院的简单升级，而是高职院校组织形态的完全创新。从长远看，未来国家政策层面必然会出台关于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指导意见。产业学院既肩负着为政策出台提供参考的重要使命，更承载着创新职业教育体制机制的诸多期许。

因此，对于产业学院这样一种全新的高职教育组织形态，未来国家顶层设计无需过分拘泥于现有法律制度的藩篱。事实上，法律制度本身固有的“滞后性”缺陷，注定了无法穷尽所有的社会现象，无法为所有新兴事物提供法律支撑。产业学院作为实践探索先于理论探讨的新兴教育改革组织形态，其本身就彰显了突破现有制度束缚的勇气。

笔者建议，产业学院相关制度设计应以符合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律，满足教育组织形态创新的需求，兼顾深化产教融合的使命为根本出发点和逻辑落脚点。未来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可考虑基于独立法人视域，构建产业学院办学模式。这种设计思路，彰显出以下优势：

1.契合了职业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也出现了系列多样性、灵活性、开放性等一系列新特点新趋势。

市场经济体制下，更多的产业组织、行业企业参与到职业教育过程中，进而引发了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的重组，带来了职业教育体制机制的变革。

正因为如此，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会更依托“产业”，更倾向“定制”，即职业教育会趋向于在专业对接产业的框架下，依据产业需求，通过“定制”各种教育课程、生产实训或培训项目，灵活提供覆盖产业生产全过程的，囊括劳动者整个职业生涯各时期的职业教育与培训。

这种发展趋势必然要求二级学院享有更多的办学自主权，更灵活的组织教学科研与培训服务，真正成为一个独立开展教学科研活动的办学主体。虽然传统二级学院碍于资本及管理模式的限制，困守“非独立法人”的法律藩篱，但产业学院毕竟不同于传统高职院校的二级学院，可以考虑在法律制度设计时，依托资本混合的特质，争取“独立法人”地位。这将充分发挥“混合所有制”的优势，契合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创新的需求。

2.促进了职教办学体制的多元创新

把经济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概念引入高等教育领域，将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办学体制创新提供新思路。事实上，技术应用型本科院校已率先开展了具有混合所有制实质的探索，兴办了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独立学院”。一些高职院校近年来也依托国家政策支持，兴办了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

独立学院是技术应用型本科院校利用经营性资产和社会资本合办的依法享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产业学院作为从事职业教育的高等职业院校利用经营性资产和社会资本合办的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理应享有独立法人地位。

实践中，已经有公办高职院校开始探索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产业学院办学模式。如，威海职业学院与山东万斯达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了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威海职业学院万斯达学院。万达学院依法享有举办者投资形成的法人财产权，在章程规定及审批机关核准范围内独立从事办学经营活动，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威海职业学院万斯达学院

3.激发了深度产教融合的内生动力

2017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将产教融合上升为国家教育改革和人才开发的整体制度安排。深化产教融合成为职业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

产业学院以资本的融合破解了产教融合深入发展的瓶颈。但从长远来看，更应关注促进深度产教融合的动力问题，即如何吸引产业资本与教育资本融合兴办产业学院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业企业热衷于兴办产业学院的最大动力是为了规避资本风险，实现资本增值。

事实上，在产业资本寻租过程中，行业企业无论是关注资本风险规避，还是资本保值增长都希望产业学院具有独立法人地位。

从资本风险规避来看，如果产业学院具有独立法人地位，依照我国《民法总则》第六十条的规定，产业学院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作为产业资本出资人的行业企业仅以出资为限，对产业学院的办学经营行为承担有限责任；如果产业学院不具备独立法人地位，行业企业作为出资人则需要与产业学院一起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赔偿责任。行业企业从资本风险控制角度出发，显然不愿意承担无限连带赔偿责任。

从资本的保值增长来看，如果产业学院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在理论上“产业资本”能够通过投资转化为产业学院的股权，行业企业作为出资人可以依股权获得收益，且收益会随着法人财产权的扩大而增长。此时，行业企业获得办学收益的依据是“资本”；而产业学院不具独立法人地位时，行业企业只能依据各出资方共同订立的“合同”获得办学收益。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能自行增殖并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显然，依据“资本”获得收益相较依据“合同”获得收益，更稳定也更持久。

综上，产业学院具有独立法人地位，行业企业才有参与职业教育改革，深化产教融合的持久动力。

属性之明——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的法人属性

前文对于产业学院法律地位的论述，多是从实践层面自下而上地推演，但真正从理论层面自上而下地进行顶层设计时，产业学院一旦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则必须直面产业学院的法人属性问题。明确产业学院的法人属性应把握以下几点：

1.资本所有制形式并不决定法人属性的判定，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才是确定产业学院法人属性的标准

长期以来，我国关于高校法人属性的规定，受《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的影响，公办院校因其财政事业经费支持而被归入机关事业单位管理；而对于民办院校，则依《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的规定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以区别于政府出资的公办院校。

这种学校法人属性的区分是建立在学校资产公有或民有的基础之上的，也使人们错误地囿于所有制视角，将公办与民办作为明确学校法人属性的标尺，以致《民法总则》确立“营利性法人、非营利性法人”的法人分类方式后，很多人仍习惯性沿用所有制区分思维，将公办学校归入“非营利性法人”，民办院校纳入“营利性法人”。可见，高校“非公即民”的资本所有制形式禁锢了人们对高等院校法人属性的思考。

适应我国经济体制变革与职业教育改革需要的混合所有制院校打破了高等院校“非公即民”的分类方式，成为“非公非民”的全新职业院校组织形态。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横空出世，说明单纯用所有制作为确定学校法人属性的标准，已经不适合当下职业教育改革的实践需要。

2017年新实施的《民法总则》将法人分成“营利性法人”“非营利性法人”“特别法人”三个一级分类，确立了以“营利”为标准进行分类的原则。按《民法总则》第七十六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判断法人属于“营利性法人”还是“非营利性法人”关键把握两点：其一，法人是以公益为目的还是营利为目的；其二，能否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取得利润。

产业学院作为混合所有制院校的一种组织形态，其法人属性的确定已然不能遵循资产所有制形式决定法人属性的思路，而应顺应《民法总则》的立法体例，以是否“营利”为标准。

2.公益性与营利性并不导致法人属性的矛盾，二者兼容共生才是产业学院法人属性的特质

《教育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规定“以财政性经费、捐赠资产举办或者参与举办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不得设立为营利性组织”。

该条文为成立营利性的混合所有制院校法人设立了制度限制，也折射出把教育的公益性与办学经费挂钩，将教育的公益性与营利性对立认识思维误区。

事实上，教育的公益性与营利性既不属于同一范畴的一对矛盾，也不存在直接对立关系。

对教育公益性的理解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从国家层面理解，教育的公益性是教育活动的天然属性，这种公益性源自因人受教育而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教育活动不管以何种方式（包括民办教育）提供，都不会影响教育的公益属性。在这个层面，公益性与营利性并不矛盾。从学校层面理解，如果由政府或其他组织和个人无偿提供或低于成本提供教育，那么这种教育就具有公益性质，反之就不具有公益性。在这个层面，公益性与营利性存在矛盾。

人们之所以将教育的公益性与营利性对立，是混淆了理解教育公益性的两个层面。在国家层面，立法者要保障教育的公益性无需过分关注办学资本的来源和产权运作模式，而应该着眼于采用哪种提供方式可以保证教育公益性（公共福利）的最大化。

产业学院以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为己任，必然继承教育公益性的固有基因。同时，产业学院因为社会资本的融入，要兼顾资本营利性的天然需要。产业学院必需满足出资人的投资回报需求，才能吸引资本投资不断涌入，进而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教育产品，使教育公益性最大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学院的公益性与营利性并非水火不容，不能共存。相反，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具有兼容性。产业学院的公益性保证其教育服务为社会带来巨大公共利益，是外显于社会的；产业学院的营利性决定有关办学行为和对办学盈利处理的制度安排，是内含于学院的。产业学院坚持公益性并不代表其不进行营利行为，坚持营利性也不妨碍其造福社会公益。公益性与营利性兼容共生正是产业学院法人属性的独特之处。

3.营利性界定不清并不阻碍法人属性的分类，进行分类管理才是确立产业学院法人属性的旨归

《民法总则》确立“营利性法人、非营利性法人、特殊法人”三种法人类型，其立法本旨在于对不同类型的法人给予不同的配套政策，进行精细化管理。学理界从法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和盈余是否可分配两方面，提供了界定“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标准。但归根结底，遵循这种标准仍然无法准确回答法人属性及类型。因为营利性与否不是一个静态标准，不同社会甚至相同社会的不同时期，营利或非营利的判断尺度或界限会有不同。因此，立法在规定法人属性时，就无需过多关注法人设立的目的，而应更多关注法人属性确定后的立法技术及法律调整效果。

我国《民法总则》在营利性界定的模糊的条件下，对法人分类采用“营利性”“非营利性”非此即彼的绝对化表达，恰好说明这一点。“营利性”与否判断不明，并不能阻碍法律对法人属性分类的诉求，立法需要法人明确其法人属性，以方便将其纳入不同的法律规范调整。

对产业学院而言，由于其兼具教育的公益性和资本的逐利性，很难在《民法总则》法人分类中找到直接归属。但从长远看，产业学院法人属性不明，必然会对其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也不符合立法的本旨。对此笔者认为，既然无法依客观的标准将产业学院归入某类法人，现阶段可以考虑由产业学院对法人属性进行主观选择，以弥补法人属性标准不够客观的遗憾。

对产业学院的立法体例可效仿《民办教育促进法》，允许产业学院自主选择注册登记为营利性法人或非营利性法人进行分类管理。这种立法设计从实践层面满足了国家管理现代化的要求，方便国家各项管理政策措施的落实；从立法层面契合了《民法总则》作为基本法的法人分类，呼应了《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制度安排，维护了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当然，由于社会的发展进步，营利性的标准判断尺度会发生变化，未来也不排除立法对产业学院法人属性作出重新规范的可能。

结语

基于独立法人视角构建产业学院办学模式，或许会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置疑产业学院能否承担独立法人责任，继而诘问设立产业学院的公办高职院校与产业学院的区别何在。但遵循教育发展规律，产业学院完全可以参照独立学院的发展轨迹。独立学院经过十几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从“依附”到“独立”发展之路，说明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必需以独立法人的身份办学才可以真正发挥混合所有制的体制机制优势。正因为如此，具有独立法人地位也将成为产业学院发展的未来制度要求。在当前国家尚未出台混合所有制办学的顶层设计时，对产业学院办学可暂且参照经济领域的“二级法人”，如分公司的模式运作。值得明确的是，此方式只是作为政策法规缺位时的权宜之计，待条件成熟颁布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政策法规时，产业学院必然要明确其独立法人地位才可获得持久发展。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的庄严承诺。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攻坚克难，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保障了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公平，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底色，在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中起到了“稳定剂”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补短板的基础上，聚焦内涵提升质量已成为各级各类教育的核心发力点。公平而有质量，成为教育发展40年来的时代抉择。

从“普九”到人的全面发展，40年来，我国对教育公平和质量的理解经历了渐进的过程，但追求教育公平和质量的脚步从未停歇。

在艰难中迈向教育公平

1996年2月，山东省德州市教委组织50名工作人员，分赴94个提出“普九”验收申请的乡镇，进行评估验收。结果却让时任德州市教委主任的高立泉心里凉了半截——94个乡镇仅有71个基本合格，占全部乡镇的不到四成。

此时，距德州实现“两基”的“军令状”仅剩一年。全市还有七八万名适龄儿童没能入学，已经入学的，因为教室和教师的短缺，出现了八九十人甚至上百人的大班额。在市委常委会议上，高立泉把自己的忧虑和盘托出。时任市委书记莫振奎等领导当场表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完成“普九”，不犹豫、不后退，不拖全省的后腿。一番话让高立泉红了眼眶。

位于鲁西北的德州，1996年地方财政收入仅为7.4亿元。在“普九”攻坚的3年间，共拨出8.6亿元投入教育。1997年12月25日，这是一个让高立泉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德州最后一个县通过“普九”验收，历时3年、上下齐心的“普九攻坚”在德州宣告完成。

像德州一样，上世纪90年代，“普九”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

时间往前推10年，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共和国所面对的现实是，知识重获尊重，教育秩序恢复不久，小学教育刚刚普及，超过两亿的人口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

“普九”就这样被急切地提上议事日程。然而，穷国办大教育，彼时的中国要实现“普九”，何其艰难。但再难，也阻挡不住中国“普九”的脚步，因为这是中国迈向教育公平的必由之路！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首次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九年义务教育写入法律。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提出“到本世纪末，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

2001年1月1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如期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2000年底，全国“普九”地区人口覆盖率达到85%，青壮年文盲率下降至5%以下，为全民教育贡献了中国智慧。

这一页沉重地翻了过去，但这一页远未完全翻过去。剩余15%未达标人口地区更是难啃的“硬骨头”。在本世纪初年，我国80%的人口在农村，农村是义务教育的大头，农村义务教育量大面广、基础薄弱，几乎涉及教育公平所有问题和难点。

2001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对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作出重大改革，明确提出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以县为主”。从实际上的乡镇举办到以县为主，“人民教育人民办”真正转到了“人民教育政府办”的轨道。

2006年春季学期开始，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收学杂费，2007年春季推及全国农村地区，2008年秋季学期推广至全国。随着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两免一补”、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教师“特岗计划”等政策密集出台，环环相扣、整体推进，2007年底，西部地区“两基”攻坚以超常规速度如期完成，西部地区教育实现整体性巨变。

没有教育机会的均等，就谈不上社会公平。成功实现“普九”，昭示着中国向教育公平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也必将载入中国教育乃至世界教育发展的史册。

教育公平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在成功实现“普九”后，中国追求教育公平的脚步并未止步。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教育公平的触角由表及里，在华夏大地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2015年11月，母亲查出乳腺癌时，吉林公主岭市兴治村的王瑞琪正在读高三。拿着8000元的助学贷款，王瑞琪得以迈入大学校门，“助学贷款让我有了追求梦想的可能”。

为保障贫困家庭子女群体的受教育权，1999年，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建立，开启了我国利用金融手段实现学生资助的成功探索。随后，国家奖学金、助学金、新生“绿色通道”等政策不断充实资助体系。2013年，随着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的完善，我国学生资助实现了各个教育阶段全覆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学生资助体系逐步完善，全国共资助学生达到5.2亿人次，资助经费总投入达到8864亿元，成为一项捍卫教育公平的重大民生支出。当前，我国已建立起从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现了各个教育阶段全覆盖、公办民办学校全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

2012年起，高等教育招生向中西部和寒门学子倾斜，这一年，重点高校定向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的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开始实施。如今，这些专项计划已累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27.4万人。自专项计划实施以来，中西部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缩小到5个百分点以内，相当于圆了100多万中西部地区孩子的大学梦。

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特殊教育一直是薄弱环节，也是影响教育公平的一块“短板”。2011年，教育部与中国残联开展了一项摸底调查，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当年，全国实名登记的未入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有近8.3万人。

于是，“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提上国家议事日程。《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提出，3年内将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从72%提高到90%以上；《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提出，到2020年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5%以上。

补齐特教“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的国家承诺正在变为现实。

让孩子在学校吃饱饭、吃热饭曾是不少农村家庭朴素的愿望。2011年，一场民间发起的指向贫困学童的“免费午餐”公益活动，引发了社会高度关注。这年10月，国务院正式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截至目前，全国3700多万农村学生吃上了免费营养餐。

效率与公平、普及与提高，往往是一对矛盾。在这对矛盾的天平上，中国教育在改革发展中一直在寻求平衡。2014年，“划片就近入学”“免试”“杜绝择校费”开始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这年年初，教育部先后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以政策铁腕确保破解择校难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19个重点大城市被下了最后通牒，点名要求整改。2017年，24个热点大城市小学、初中就近入学率分别达到98.7%、97.0%，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改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和历史性突破。

致力办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办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开启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时代，内涵发展成为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力点。

——学前教育方面。2011年起，国务院连续推出3个“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目标直指“扩总量、建机制、调结构、提质量”，在普惠园、民办园上下功夫，向中西部、农村薄弱地区倾斜。国家提出，到2020年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后，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将达到80%。

——义务教育方面。指向教育过程公平及资源配置的“均衡发展”成为新标尺。“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被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2017年4月《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的出台为标志，我国义务教育由“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迈进，进入全面提高质量的新阶段。

——职业教育方面。如何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技能人才，成为职业教育转型发展必须面对的新问题。2010年11月，100所国家骨干高职院校立项建设单位公布，以此继续推进“国家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2011年5月，175所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名单公布，进一步引领我国职业院校提升办学、深化改革。

——高等教育方面。在完成了规模扩张、教育体系日趋完备的前提下，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向纵深推进，内涵式发展取得新突破。2017年9月，“双一流”建设破土而出，成为继“211工程”“985工程”后，中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新起点。以改革为动力，重点高校正探索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同时，以需求为导向，地方院校正向应用型高校转型。坚持“以本为本”，2018年6月，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从“本科教学”到“本科教育”，虽仅有一字之差，反映的却是我国本科教育形势的发展、内涵的拓展和地位的提升。

“内涵发展、提高质量”，靠什么来推动，有没有切实可靠的依据？答案似乎并不难找，那就是靠建立标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探索教育领域的标准体系建设，确保教育质量提升有据可依。《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将我国教育标准化体系建设正式纳入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的范畴，涵盖各级各类教育，涉及管理、教学、教师、学生发展等一系列标准体系相继出台，成为我国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抓手。

内涵发展、质量提升，课堂是主阵地。课程教材改革也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载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不断完善各级各类课程标准、丰富并优化课程专业设置、规范教材建设、各级各类教学改革的政策文件不断出台，为学校课程教材改革提供了方向定位与指导。与此同时，国家通过深化教育评价改革与质量监测、强化教育督导并将其法治化、规范化，从而为提升教育质量提供了重要保障。

通过一系列努力，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得到普遍认同，有效促进了学生的能力提升和全面发展；核心素养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基础教育学校课程与教材体系不断优化，职业院校探索形成了基于校企合作的课程开发机制，高校创新导向的课程与教学探索初见成效。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适应21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自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成为各级各类教育部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自觉行为，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尊重教育规律，成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永恒追求。

40年前的冬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共和国向着改革开放的春天走去，共和国的教育也向着更好更公平更有质量的目标一步步迈进。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正向建设教育强国迈进。

“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解读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党的十九大做出的“办好学前教育”、实现“幼有所育”这一重大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国学前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其中，《意见》对“大力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高度重视，强调了合格稳定的幼儿园教师队伍对于实现普惠优质的学前教育的重要战略意义。

直面问题：剖析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现实困境

自从2010年以来，我国学前教育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在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意见》的制定就是指向解决当前我国学前教育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聚焦难点，精准施策。《意见》明确指出，“教师队伍建设滞后”是学前教育发展的“短板”。具体来看，教师队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步伐难以满足学前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大趋势之下，幼儿园教师队伍在数量上的短缺和专业发展水平上的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学前教育继续前行的关键问题。2017年，我国幼儿园教师队伍的数量已经达到419万人，主体学历提升为专科毕业层次，但学前教育阶段的师幼比依然低至1∶18.9，未评职称的教师比例高达74.4%，公办园班均专任教师仅为1.34人，班均保育员仅为0.34人，均未达到国家规定的相关标准。

二是幼儿园教师队伍管理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部分省份在幼儿园教师的身份地位、工资待遇、职称评聘、培养培训和队伍管理等相关环节缺乏专门性政策和制度化保障，导致幼儿园教师的总体待遇偏低且差异很大，岗位的职业吸引力较差，难以留住优秀人才。一项针对中西部23个省份的调查显示，53.7%的区县没有制定解决公办园非在编教师工资的相关政策，在编教师月均工资为5078元，非在编教师月均工资为2164元，同工不同酬现象严重。

对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问题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一方面说明了国家对“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政府破解师资队伍建设难题的决心。

明确目标：提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清晰规划

基于教师队伍建设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后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现状，《意见》依据“完善学前教育体制机制，健全学前教育政策保障体系，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的指导思想，对未来一段时期内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目标从四个角度进行了清晰而详细的规划。

一是在教师队伍地位待遇方面的目标，《意见》强调“依法保障幼儿园教师地位和待遇”。这是针对目前幼儿园教师社会地位偏低、公办园非在编教师和民办园教师的工资待遇难以保障、部分幼儿园教师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制度化的保障等问题提出的。

二是在教师队伍学历结构方面的目标，《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以本专科为主体的幼儿园教师培养体系，本专科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规模达到20万人以上”。师资培养体系和培养规模直接影响着幼儿园师资的来源，对本专科培养层次的重视和强调，实际上是为了从本源上改变幼儿园教师队伍的学历结构和专业结构。2017年，拥有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幼儿园专任教师人数已经占我国幼儿园专任教师总数的80%，未来三年中规模不断扩大的本专科师资培养体系将有助于我国建设一支高级应用型的专业化幼教师资队伍。

三是在教师队伍专业建设方面的目标，《意见》指出“启动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国家认证工作，建立培养质量保障制度”。目前我国的幼儿园师资有中专、大专、本科和研究生等培养层次，也逐渐形成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大学参与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这种多层次、多元化的幼儿园师资队伍培养体系就需要国家制定培养院校建设标准和专业办学标准，提升培养质量。

四是在教师队伍专业成长方面的目标，《意见》提出“建立幼儿园教师专业成长机制，健全培训课程标准，分层分类培训150万名左右幼儿园园长、教师”。2011年启动“幼儿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以来，我国幼儿园师资队伍专业培训逐步进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进程，明确培训需求、优化培训课程、整合培训资源、提高培训成效是培训改革的基本思路。

应该说，《意见》中对教师队伍建设四维目标的确定，从培养、准入、管理和培训的完整过程为师资建设的每一个环节设立了标准，并力求从根本上解决幼儿园师资目前存在的生源基础弱、工资待遇差、优秀人才留不住、专业发展无后劲等问题，实现全过程、全方位、立体式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机制。

完善政策：制定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具体举措

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目标的实现取决于有效的政策选择和有力的具体举措。《意见》完善了我国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应该从三大方面贯彻实施才能将政策落实为行动。

第一方面是强调依标依法建设队伍的理念。首先，各级政府和举办者要对照标准配备幼儿园师资。其次，各级政府和举办者要按照政策保障教师福利待遇。公办园非在编教师的“同工同酬”待遇保障、民办园教师的基本权益和合理收入保障等都需要依据相关政策严格执行，同时也鼓励各地区探索和灵活运用幼儿园教师特岗计划、免费师范生计划、银龄讲学计划等政策的有效实施方式。

第二方面是强调不断加大用于师资建设的财政性投入的思路。从国际经验来看，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是很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重点领域，优先谋划、优先保障、优先满足。可以说，过去几十年来对师资建设投入不足是导致现阶段我国幼儿园师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意见》从优化经费投入结构的高度提出了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主要用于补充配备教师、提高教师待遇等方面，并且通过设立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鼓励各地设立乡村教师补助基金等方式，补充和完善长效性的师资队伍建设投入机制。

第三方面是强调建设高素质善保教的教师队伍的途径。幼儿园师资队伍建设的最终目标是造就一支师德高尚、热爱儿童、业务精湛、保教融合的专业化教师团队，深化教师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教师队伍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首先，《意见》从幼儿园师资的培养入手，对培养规模、培养层次、培养模式和培养质量都提出了具体策略。其次，《意见》对幼儿园师资的培训也做出了具体安排。最后，《意见》指出实施严格、规范的管理是幼儿园师资队伍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重点是落实教师资格准入与定期注册制度，全面实行持证上岗把好入口关，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加大考评监督力度，让教师明理至善。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

由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中心组织撰写的《2018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16日在北京发布。报告认为，劳动力市场平衡性呈上升趋势的同时，区域劳动力市场平衡性差异仍然显著，而且“高技岗难求”与“金饭碗不金”现象并存。

报告由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副主任孟大虎发布。他介绍，报告围绕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需求、价格、流动性和政府治理这四个方面，构建了由4个二级指标、9个三级指标形成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利用该指数测度了近十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平衡性状况，他认为体现出如下八大特征。

第一，劳动力市场平衡性呈上升趋势。2007到2016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在总指数70前提下，这一平衡性指数从2007年的53.6上升至2016年的64.7。

第二，区域劳动力市场平衡性差异显著。该报告的判断是，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走出了无发展的绝对平衡阶段，正向更高质量均衡发展阶段迈进，在这一循序渐进调整过程中，出现局部不均衡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劳动力市场回复到相对平衡状态的能力较强。政府在积极作为，旨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第四，“高技岗难求”与“金饭碗不金”现象并存。最突出的现象就是部分行业高级技术岗位招人难，而部分可能被新兴技术取代的行业面临垄断性收入下降和失业风险。

第五，政府调控引起劳动力市场供需指数较大波动。劳动力市场供需指数体现出政府的积极作为，也体现了危机期间的过度调节问题。

第六，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性提高但收入不平衡依然明显。

第七，有序流动成为劳动力市场平衡性的“调节器”。

第八，社会保险体系是促进劳动力市场平衡的有效手段。

有鉴于此，报告认为，为致力于实现劳动力市场平衡发展和充分就业，可以从如下五个方面来进行政策选择：一、坚持扩大就业与提高就业质量并举，在实现比较充分就业的同时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二、推动城乡和区域平衡发展，弥合劳动力市场鸿沟；三、消除性别歧视，实现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四、提高劳动力素质，补齐技术进步的洼地；五、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提高效率同时实现公平。

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分会同日揭牌。劳动经济学会是中国社科院主管的国家一级学术团体，作为其二级机构的劳动力市场分会由北京师范大学牵头成立。

【教改透视】

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但长期以来，同质化倾向一直困扰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而国家经济社会对优质职业教育和多层、多样的职业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因那些面向特定行业或者新兴产业而新创建的、建校时间不足五年的非综合性高职院校，该怎样走好自己错位发展、特色发展之路，成为这些院校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做好“特”的文章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高职院校办学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新建高职院校应明确自身发展定位，在办学理念、专业布局、育人管理模式和校园文化等方面做好“特”的文章。

一是确立特色鲜明的办学理念。新建高职院校应立足自身特点，紧密结合时代发展要求，紧密对接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和行业产业特点，以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使命，创新办学理念，充分体现学校独特的个性风格、发展定位，激发办学活力和竞争力。作为一所“起步较晚”的高职院校，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立足自身集“学、军、警”一体的独特优势，主动分析安防产业需求，把握高职教育发展趋势和规律，借鉴国内外高职教育实践的成功经验，秉持“错位发展、特色取胜”办学理念，立足于为平安浙江、平安中国建设提供技术技能型人才支撑。二是打造独特的专业格局。新建高职院校本身就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中国制造2025”以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个大背景下应运而生，专业设置理所当然应该瞄准未来主流技术、新兴产业及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设置、培育一批特色品牌“拳头专业”，充分发挥示范、辐射作用，逐渐形成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相匹配的专业发展新格局。三是创新独特的育人管理模式。以立德树人为宗旨的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新建高职院校应充分把握当前学生特点，以学生为中心，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以创新教育管理模式为手段，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学生教育管理的各个环节中，探索出既适合自身特点又能适应现代社会和行业产业需求的特有的学生教育管理模式。四是培育独特的校园文化。新建高职院校要以办学理念与育人特色为逻辑起点，结合区域文化特点，提炼学院精神，按照“内化于心、固化为制、外化为行、物化为镜”的建设机制，开创体现时代特征和个性的校园文化品牌。安防学院结合办学特色，打造“安全”特色校园文化，并以“温州安全生产学院”“反诈骗研究所”等平台为依托，大力开展特色“安全”类校园文化活动，通过学生志愿活动，践行、传播安全文化，形成一个契合学院办学特色，展示独特形象的有力品牌。

寻找“培”的路径

“本地离不开、业内都认可、国际能交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作为新建高职院校首先要做到“本地离不开”，就要积极在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两大基本职能上寻求发展路径。

一是寻求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路径。密切联系行业企业，直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是职业教育的鲜明特色。新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应紧扣深化产教融合发展主线，以高起点、高质量和高水平人才培养为导向，以服务地方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发展需求和学生就业需求为目标，融合产学研合作机制，探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2+1”模式，开发职业素质本位的课程体系，并有效建立社会、企业参与的监督评价体系，将教育教学与企业生产研发相结合，将传统教育与现代学徒制教育相结合，将专业技能培养与“工匠精神”培育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有持续后劲的德技双馨的“准职业人”，实现高起点办学，学生高质量就业。二是寻求服务区域发展的特色鲜明的社会服务路径。能不能做好社会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院办学和专业建设的水平，也是检验是否“本地离不开”的重要标志。新建高职院校在大力发展学历教育的同时，也要拓展非学历教育培训市场，学会用两条腿走路，培育出“人无我有”、特色鲜明的技能培训品牌项目，使学校成为区域行业紧缺人才“离不开”的技术技能培训基地，并逐渐形成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培训服务并蓄发展的办学体系，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同时要成为实施技术创新、先进文化知识传播和辐射的区域中心。

探索“创”的规律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新建高职院校建立之初就必须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积极探索创新创业教育规律，通过“建体系、建队伍、建平台”，努力提升创新创业教育水平。

一是建立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当前，许多高职院校都建立了大学生创业科技园、创业学院等创业教育实践载体，但创新创业教育大都仍游离于专业教育之外，没有形成课程体系。新建院校虽受限于师生规模和教学条件的不足，但也要及时转变教育理念，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整个人才培养计划中，根据学生创新创业实际需求、行业特点和专业特色，以加强学生创新思维与方法的训练为重点，按不同年级层次开发涵盖课堂教学、自主学习、实践项目等主要环节的课程，建立符合自身实际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培养“敢、想、会、能”的创新创业人才。二是建强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创新创业教育对教师的素质要求较高，要求教师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跨学科综合知识和创业实践技能。新建高职院校要坚持“请进来，送出去，外引内培”相结合的原则，注重从企业行业引进能工巧匠，聘请企业家、创业成功人士担任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导师，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同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创新方法的培训学习，鼓励教师深入行业、企业实践锻炼，打造“双师”素质教师队伍，全方位提升创新创业教育水平。三是搭建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平台。新建院校应有效整合校内外创业资源，逐步建立起创新创业工作室、创新创业实践实习基地，加快创新创业科技园区、创业孵化基地建设，成为本地行业、企业或其他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的“试验田”和“孵化器”。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老师的科研实践项目或进企业参与技术创新实践，为师生积极主动创新创业提供良好条件和支持，此外要积极与企业对接，建立创新创业教育校企合作一体化机制，为学生创业搭建更大的舞台。

破解“融”的难题

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发展我国职业教育的重要途径。要真正实现产教融合、校企深度合作，要在“三个破解”上下功夫。

一是破解政府职能缺位的难题。新建高职院校应争取当地政府支持，尽快出台符合当地实际、操作性强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实施细则或者条例，拨付产教融合专项资金，出台配套制度，保障校企合作有序进行，并通过制定优惠政策来激发企业参与的积极性，比如对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给予适当的税收减免和融资支持等。二是破解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积极性不高的难题。通过法律和政策保障，引导企业在产教融合过程中摈弃功利性思维和短视行为，积极发挥校企合作的主体作用，与院校共建实验实习基地、共办专业、共同研发，要积极参与人才培养，参与制定人才标准，参与高校教育教学过程。三是破解高职院校自身产教融合能力不足的难题。新建高职院校应积极以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开发为切入点，以项目化课程改革为突破口，以动力机制为基础，以运行机制为保障，加强自身内涵建设、提高师资队伍素质，提升办学水平和服务社会能力，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研发过程中遇到的技术瓶颈，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安防学院非常重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通过“一专一平台”“一专一特色”建设，积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突破，深化产教融合。近年来，学院与公安部一所、省公安厅、温州市公安局、安监局等政府部门建立良好的校政合作关系；与北京翔宇通用航空集团、上海水晶石教育、新大陆教育集团、新华三集团等多家知名企业合作开设“订单班”；与浙江中环检测公司共建“温州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基地”，在人才培养、社会化服务、智慧安全企业云平台建设、就业创业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取得良好成效。

“宽进宽出”让职业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但质量却没有同步提升。“宽进”的招生政策，导致职业教育入学没门槛，生源质量低下，使职业教育在“入口”处就处于下风。“宽出”的毕业导向，导致学生学不学都能毕业。

“出口”无门槛让职业教育的教学过程变得很“随意”，学生无需担心学习成绩，教师无需担心教学质量，学生修完学制即可轻松毕业。如此，职业教育对于教师与学生来说只是一个敷衍的过程。

由此可见，职业教育“宽进宽出”虽然解决了很多学生受教育问题，但由于在招生、教学及毕业等各个环节都太过宽松，其教学质量无法让社会满意。毕业生虽然有着较高的就业率，但由于学生没学到多少真本领，再发展能力薄弱，就业质量并不高。

“宽进宽出”只会让职业教育运行在大规模、低质量的低端发展轨道上。越是“宽进”，越招不到优秀生源；越是“宽出”，教学质量就越低。要想办出让社会满意的职业教育，必须要从“宽进宽出”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坚守质量底线，用“严进严出”取代“宽进宽出”。

“严进”是办好职业教育的第一个关口。各职业学校应根据自己的师资水平、办学能力，对专业及学生规模进行缩减。撤并质量不高及与同类学校重复设置的专业，认真进行专业设置，重点建设一两个特色专业和品牌专业。当专业减少后，招生规模自然也随之减少，在招生时应根据生源情况确定录取分数线，并严格按分数线录取。

“严进”会让被录取的学生产生一种“过关斩将、越过门槛”的成就感和尊严感。因为他们是达到录取分数线被学校择优录取的，他们的学习责任感一定高于无门槛“宽进”来的学生。他们会珍惜学习机会，对当下负责，对未来负责。

用“严进”的招生方式录取学生 ，就要对学生高度负责。学校应在教学与管理的过程中始终以质量为生命线，以追求质量为办学的第一目标，制定严格的教学质量标准并认真践行，真正让学生学到知识、掌握技能，真正让学生适应企业对人才的需求，真正让学生有再发展的能力。对于达不到质量要求的学生，坚决不予毕业，应采取重修的方式适当延长学生的学习时间，让学生在规定时间内达到质量要求。对于延长学习时间后成绩仍不合格的学生，根据学生意愿，可以继续延长学习时间，直到达到毕业质量要求。对于既不愿意延长学习时间，也达不到毕业质量要求的学生，应进行劝退或做肄业处理。

“严出”能使学生端正学习态度，能让学生学到真本领，能让学校教学活动高效进行，能为企业输送有用的人才，能让国家的教育投入得到应有的回报。只有“严进”，没有“严出”，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会大打折扣，学生的发展质量也会大打折扣。

“严进严出”在短期内对职业教育发展会产生一些影响，会影响大部分学校的办学规模，可能会让部分社会满意度较低的学校生存困难。但是，不经历“严进严出”这个过程的“阵痛”，是办不好职业教育的。“严进严出”是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的抓手，是坚守质量底线、办好职业教育的必经之路。

一年一度的职业学校学生技能大赛，作为职业教育内涵发展的抓手和制度创新的载体，通过层层选拔和逐级比赛，既提高了学生的技能素质，也提升了学校专业建设软实力，更为社会培养实用型人才拓宽了通道。

但是笔者遗憾地发现，当下不少职业学校对技能大赛的认识和做法却存在着严重偏差。一是高调提出了“职业技能大赛就是职业教育的高考”，“技能大赛成绩就是职业学校的惟一生命线”等错误理念，二是采取了“丢卒保车”的对策，既集中尖子学生和最优秀教师，又高价外聘培训专家，通过“封闭式”训练，把取得技能大赛优异成绩的“宝”押在参赛学生身上；学生一旦获得大奖，更是不惜一切地发动宣传机器，通过大打学校形象的广告牌，招揽生源。然而，在参赛“精英化”和大赛成绩作“嫁衣”的背后，却放弃了绝大多数学生。

其实，技能大赛“精英化”，影响了职业学校教育教学的正常开展。为了获得更高和更多大奖，不少教育行政部门会把参赛指标和得奖任务传导和下压给学校，学校为此又把指标和任务转移到教师和尖子生身上，迫使教师把有限的精力和心思，一股脑儿都集中在尖子生的辅导上，而对正常性教育教学就敷衍了事，尖子生们也只好为竞赛而“加班加点”。笔者由此发现，不少职业学校的课堂里经常见不到教师上课的身影，实训车间和实习工场也都被参赛的学生霸占了。

技能大赛“精英化”，致使普通学生被“放羊”。考入职校的普通学生，不少都有初中教育“失败”的心结，其实他们更需要心理安抚和具有获得感的学习环境，可是学校和教师因为专注于大赛，而忽视了对他们的教育和管理，致使他们既缺失有效的学习环境，又缺乏必要的学习压力，因为无所事事，所以上课时间有的逛街，有的看电影、打游戏，有的睡觉，有的逃课逃学，甚至赌博、酗酒和打架……各种违纪事件因此而滋生。

技能大赛“精英化”，导致教育教学的不公平。职业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实践，学校应该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譬如服装工艺、机械制造、电子电工、汽车维修等专业，本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学校既要提供宽阔的实习场地，又要让学生“真刀真枪”地干，所以要购置且消耗一定的原材料，可是受教育经费的制约，学校不可能在有限的经费里挤出更多资金用于参赛，只能“巧做”“加减法”，把有限的耗材从正常性的教学实习中转移到竞赛上来。这样一来，大多数学生只能在黑板上“做衣裳”，只好在纸面上“车零件”“修汽车”，必要的专业实习不仅成了“水中月”，面向全体更变成了“镜中花”。

如果技能大赛脱离了校本，这种大赛看似闹猛，其实是容易倒塌的“空中楼阁”；如果技能大赛脱离了全体学生，技能大赛势必失去其真正意义。所以，注重全体学生的技能培养和潜能开发，注重未来劳动者的素质提高，这是职业教育作为教育重要组成应有的基点，也是组织技能大赛的基石和底线。

各级领导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应该自觉端正教育思想，切忌头脑发热，盲目给职业学校下达技能大赛得奖指标，同时要把更多“蛋糕”切给职业学校，引导和鼓励他们沉下心来提高办学内涵。

校长要明确办学目标，坚决遵循教育教学规律，要调整心态扎扎实实抓好日常教学工作，切忌技能大赛的“精英化”和得奖任务化，切忌以改变学校形象、提升办学档次为目的的功利化，要降低学校管理“重心”，注重管理过程化，要把眼睛瞄准学校和学生，把全体学生都发动起来，唤醒他们的学习良知，激发他们的内驱力，把每一天的实习和实训都视为技能大赛，让技能大赛真正走进教学，走向全体学生，在此基础上再向上输送参赛苗子，这样从下到上、逐级而上的技能大赛，才能真正培养和提高全体学生的技能素养，这样的技能大赛才有生命力，这才是我们应该倡导的技能大赛。

发改社会〔2018〕146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教育厅（教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国家开发银行各分行：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决策部署，抓实抓好实训基地建设这一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制定了《关于加强实训基地建设组合投融资支持的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关于加强实训基地建设组合投融资支持的实施方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开发银行

2018年10月10日

12月12日，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工作推进会在阿里巴巴集团北京总部阿里中心A座光明顶召开。本次会议是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北京市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推进北京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行动计划落地生根的创新行动。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挈领数字经济  建构产教生态”。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王扬南、教育部职成司综合处调研员郁洁、北京市商务局巡视员闫小彦、中国电商协会副理事长、全国电商行指委副主任陆春阳、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谢志华、北京祥龙公司副总经理冯志国、北京市财政局教育事业处副处长杨宝旗、北京市教委职成处处长王东江、北京市教科院职教所所长吉利、北京博导前程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段建、阿里巴巴集团公共事务部 北京总经理刘葳、阿里巴巴中小企业国际贸易事业部商家发展部负责人康平、阿里巴巴中小企业国际贸易事业部北方大区总经理罗光强、北京市商业学校党委书记史晓鹤、北京市商业学校校长侯光等领导和嘉宾共同出席推进会。

作为全国首家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是在教育部、北京市教委、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的支持指导下，阿里巴巴中小企业国际贸易事业部与北京市商业学校携手成立的。学院充分发挥阿里巴巴平台型企业的主体作用，将阿里巴巴经济体资源与北京市商业学校优质教育资源链接，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发特色课程，共享阿里多平台与优质资源，共同研发行业标准、协同开展技术创新，共担社会培训和企业服务，服务国家扶贫战略，协同建设人才培育、资源共享、技术创新、社会服务四位一体产教融合平台，政行企校协同、产学研创一体化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贸易人才，打造智慧商业模式下高素质数字贸易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全国示范基地和北京实践新样本，精准服务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人工智能等十大高精尖产业发展人才及其终身发展需求。

阿里巴巴中小企业国际贸易事业部商家发展部负责人康平在主旨发言中介绍了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成立的意义和使命，康平表示，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致力于打造商业型人才、跨境人才、管理人才、市场人才四类人才，并为此引入商业化的生态服务模式，做到课程共建、基地共建、专业共建，把职业人才打造成为被行业、被社会、被企业所认可的人才，真正帮助到企业的发展，同时响应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进产教深度融合的号召，最终实现让中小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初心。

北京市商业学校侯光校长从数字贸易学院战略定位和未来构想两方面作了介绍，他表示，北京商校与阿里巴巴中小企业国际贸易事业部成立的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是依据首都四个中心的功能定位，服务高精尖产业快速发展，面向智慧商业、新零售等新业态发展而建立的，校企双方未来将在人才培养、社会服务、资源共享、技术创新全过程开展更为深度的合作，共建3+X多层次递进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数字贸易教育服务、产教融合公共服务、国际化资源共享三大平台，探索“双轮驱动、双轨管理”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建构产教融合智慧实践育人生态。

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谢志华、北京博导前程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段建，分别以《新技术与教育变革》《迎接数字经济浪潮，主动融入产教生态》就学院下一阶段工作发表了主旨讲话，认为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符合未来教育的趋势，希望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在行业企业专家的共同努力下，积极拥抱数据经济时代，由专业学习向跨界学习转化、由知识型教学向专项场景教学转化、由结论性学习教育向问题导向的学习教育转换、由重复性学习向创新性学习转换，把北京商校—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建设成产教融合样板项目。

领导和校企双方为学院第一期学生代表颁发阿里巴巴跨境电商初级实训人才证书后，阿里巴巴中小企业国际贸易事业部北方大区总经理罗光强在发言中表示，阿里巴巴与北京市商业学校合作的数字贸易学院工作推进会的召开，意味更多的跨境电商企业培养符合数字化跨境贸易能力的跨境人才平台及落地行动开始了。阿里巴巴力求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联盟的模式，对在校生提供企业岗位对接的课程体系和实战训练平台，阿里巴巴与北京市商业学校共建的数字贸易学院满足了当下和未来跨境电商人才的需求，前景值得期待。

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冯志国在讲话中表示，作为隶属于北京市国资委系统的大型国有企业，多年来，祥龙公司始终坚持以发展产教深入融合的职业教育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途径，遵循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发挥国有企业的资源优势，不断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和祥龙公司的事业发展提供优质的人才与服务支持。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是对校企合作、产教深度融合模式的创新和有益探索，也是学校在优化专业设置，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内涵建设，深化产教融合的具体实施，未来祥龙公司将继续全力支持数字贸易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希望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促进就业的“稳定器”、人才红利的“催化器”，成为全国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的典范。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副理事长、全国电子商务行指委副主任陆春阳在讲话中表示，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在市教委、市财政局、市商委的支持下，阿里巴巴和北京商校共同建设的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是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加快发展职业教育重要批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和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实际行动。北京市商业学校在国企办学的基础上，依托专业群优势开展的这项强强合作，践行了“以商立校、以德育人”的时代使命，站在了以数字经济为挈领的新商业时代潮头。相信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必将探索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有效模式，必将引导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生态建设，必将为新商科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驱动赋能。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职成处处长王东江在讲话中表示，2018年上半年，北京市教委联合市发改委、市财政局、人力社保局、市政府教育督导组五部门联合下发的《北京职业教育改革行动计划》中提出，将建设十所特色高水平世界一流的北京职业院校及100个骨干专业、100个工程师学院、为企业在职职工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100万人次，“四个一”工程目标的实现需要我们在思想观念的变革、人才培养方案的变革、课程内容的变革、课堂教学的变革、教学评价的变革等五个方面加大学校与企业的合作。相信在政府、行业、企业、研究单位和学校的相互配合下，北京职业教育必将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王扬南表示，北京市商业学校和阿里巴都是各自领域的杰出代表，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是一个双方强强联合的项目，最终将构建数字贸易产业链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相互协调、融合、对接的生态圈。王所长期待通过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构建出一个产业链与人才链相互协调、融合、对接的生态，实现数字贸易产业链上相应的人才需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对接，并为目前的发展状态和今后趋势提供指导，为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真正起到引领、示范和标杆的作用。

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源自阿里巴巴“在数字经济时代，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一使命，坚守初心和北京市商业学校培养德能兼备现代职业人的梦想交织，更是新时代阿里巴巴助力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标志。面向数字经济发展的未来，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将紧密契合首都“四个中心”战略定位，坚持企校协同创新，共享“开放创新·拥抱变化”的阿里文化，以首善标准推进北京职业教育现代化，引领带动首都高精尖产业发展，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时代数字经济人才，建构产教融合生态，打造校企合作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