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教职成〔2015〕10号），我部对2019年经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高等职业教育（以下简称高职）专业设置情况进行了汇总，并依法组织对申请2019年新设的国家控制高职专业进行审批。现将汇总备案结果和审批结果予以公布。

　　一、2019年，经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高职专业和我部审批同意新设的国家控制高职专业共计744个，专业点58085个。

　　二、经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非国家控制高职专业点57860个，备案结果数据库已与招生来源计划管理系统相衔接，数据共享。汇总备案结果可在全国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管理与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网址：www.zyyxzy.cn）查询。专业名称、代码及修业年限以平台公布的内容为准。

　　三、截至2018年11月1日，我部共受理2019年拟新设的国家控制高职专业点申请469个。经过专家评议和公安部、司法部、卫生健康委、中医药局等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2019年新设的国家控制高职专业点225个，自2019年起可以招生，其专业名称、专业代码、修业年限等均以本通知公布的内容为准。不同意2019年新设的国家控制高职专业点244个。

　　请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严格按照本通知公布的备案和审批结果合理安排高职招生计划。

　　附件：2019年新设的国家控制高职专业审批结果

教育部

2019年1月10日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有5种模式：企业主导的员工培训模式，政府主导的援外培训模式，院校主导的留学教育模式，配合企业“走出去”办学模式和跨境合作办学模式，这些模式反映了不同的社会需求和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社会各界掀起了“一带一路”建设和讨论的热潮。在教育领域，教育部印发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教外〔2016〕46号)提出了聚力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致力于推进民心相通、提供人才支撑、实现共同发展的愿景。与产业发展联系紧密的职业教育，具有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天优势，在若干年的实践探索中，形成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不同模式。对这些模式进行梳理和分析，有利于总结和推广经验，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在WTO框架下，教育被纳入国际服务贸易的范畴，包括初等教育服务、中等教育服务、高等教育服务、成人教育服务以及其他教育服务等5类。根据联合国《中心产品分类目录》(Central Product Classification)，中学后技术职业教育服务、中学后副学位技术职业教育服务属于高等教育服务范畴，大致与我国的职业教育尤其是高职教育服务相当。十多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在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国际化水平的实践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服务贸易活动，形成了以企业主导的员工培训和政府主导的援外培训为基础，以院校主导的留学教育和配合企业“走出去”办学为重点，以跨境合作办学为发展方向的多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模式，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但也面临着若干的问题。

一、企业主导的员工培训模式

企业主导的员工培训，即在“一带一路”沿线布点的我国企业对自己的员工进行职业培训，以满足“一带一路”建设对人才知识和技能提升的需要，它也是构成我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职业院校“走出去”之前，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模式。

毋庸置疑，在我国职业院校国际化提上日程之前，就有大量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进行投资，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活动。这些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离不开大量的人才支持，故不得不自己承担所需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任务，以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一方面，企业派出的中方人才大多不熟悉当地的政治经济制度、宗教、语言、文化习俗等，这就必须结合当地情况进行一些必要的培训。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普遍较低，技术技能型人才缺乏，企业使用当地员工也不得不进行职业培训，使之能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企业拓荒期，企业举办的员工培训是早期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途径和形式。例如，陕西运维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自2008年开始“走出去”发展，在海外参与建设大小电站项目20余个，这些项目多数分布在亚洲和非洲“一带一路”沿线。为巩固和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该企业重视员工培训，培训合格的人员可以获得在非洲、中东等地区具有相当权威的电力岗位培训毕业证书。[1]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在肯尼亚拓展业务的过程中，由于在当地很难找到企业所需的操作工人，不得不组织开展职业培训并策划非洲职业技能挑战赛(Africa Tech Challenge)，以此来培养和选拔技术工人。从2014年至2017年，该公司已连续策划了四届非洲职业技能挑战赛，培养了数百名具有良好机床加工技能的人才，在满足企业自身发展所需技能人才的同时，也为当地工业化发展储备了人才。[2]

企业主导的员工培训模式具有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产教深度融合等优点，这使培养出来的人才实践动手能力强，也熟悉企业的工作岗位、标准和文化，从而能够迅速适应岗位需求。但是，企业作为生产建设者，遵循的是“效益”原则，在人员培训中一般是用最短的时间进行具体技能的实操训练，这也是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长处，即能在较短时间里使员工达到“训练有素”，但一般没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员工长远的职业发展需求。作为非教育机构，企业并不熟悉教育的规律，故难以培养出完整的、具有长足发展能力的职业人才。与此同时，以生产建设为主要任务的企业，其开展的教育培训一般规模较小，难以满足大量的社会需求。

二、政府主导的援外培训模式

政府主导的援外培训，即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相关政府部门配合对外援助政策而组织实施的人力资源开发项目和措施。由于援外培训的大多数对象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而我国越来越多的职业院校也加入援外培训的承办单位中来，因此这种培训也就成为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模式。

新中国的援外培训始于1953年，开始主要对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埃及等国家的实习生进行培训，内容涉及农林、水利、轻工、纺织、交通、卫生等20多个行业。[3]目前，在教育部、外交部、商务部、科技部等政府部门的主导下，我国许多高等学校承担了援外培训任务，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培训任务，包括各种技术技能培训、教师培训、官员研修等。其中，不仅有普通大学面向“一带一路”建设开展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由职业院校承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种教育培训也随之产生并逐渐增多。例如，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作为教育部首家“教育援外基地”(2003年)和外交部“东盟教育培训中心”(2014年)，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指导巴基斯坦建设“旁遮普天津技术大学”，援建“埃塞――中国职业技术学院”；截至2018年4月，学校派遣援外教师200余人次，培养、培训当地师生2万余人；为60多个国家开展各类职业教育培训，培训学员1100余人次。[4]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自2007年起就承办商务部的人力资源援外培训项目，2012年设立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援外培训基地，已为印尼、斯里兰卡、坦桑尼亚、赞比亚、肯尼亚、埃及等111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培训了近1700名产业界、教育界官员和院校教师。[5]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则通过与中国铁建、西南交通大学和肯尼亚铁路学校合作建设肯尼亚铁道学院，对大量肯尼亚本地学员开展铁路技术方面的援外培训。[6]此外，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山东外贸职业学院、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陕西职业技术学院、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湖南外贸职业学院、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福建新华技术学校……越来越多的职业院校承办了政府部门的援外培训项目，而这些项目大多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援外培训作为一种“授人以渔”的援助方式，是彰显大国责任担当的一种重要途径和形式，在我国援外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援外培训无论是派出教师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培训还是接收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员来校参加培训，由于培训的周期一般较短，受双方语言交流障碍的影响，培训项目的设计可能不尽合理，培训的效果也可能会受到影响。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援外培训从培训的对象范围、培训规模、培训内容和形式上都将得到拓展，有条件的职业院校应该积极贯彻相关政策，敢于承办援外培训项目，并通过组织实施培训工作找到自身的缺点和不足，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水平。

三、院校主导的留学教育模式

院校主导的留学教育模式，即我国职业院校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通过招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留学生，培养“一带一路”建设所需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一种服务模式。不论是接受学历教育，还是来华短期留学、访学或研习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后大多回国工作，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建设。因此，随着我国职业教育向国际化发展，职业院校招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也逐渐成为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模式之一。

为从更高层次人才培养上支持“一带一路”建设，2015年3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就提出了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的目标。在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又明确了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为沿线各国专项培养行业领军人才和优秀技能人才。根据教育部网站信息，2017年全国共有来自204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外国留学生48.92万人，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31.72万人，占总人数的64.85％；前10位生源国依次为韩国、泰国、巴基斯坦、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和老挝。[7]可见，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占多数。这当中，职业院校招收留学生尽管是近年来的事情，但已快速起步。《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6)》、《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7)》显示，我国高职院校接受国(境)外留学生(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的数量从2014年的2799名增加到2015年的3847名，再增加到2016年的7000名。这一规模增长说明，高职院校逐渐成为来华留学的新发力点。[8]从区域来看，江苏省高职教育在招收留学生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7)》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江苏省共有29所高职院校招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主的留学生2669人。[9]例如，无锡职业技术学院为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招收来自印尼、老挝、尼泊尔、泰国、土耳其、伊朗、孟加拉国等国家的来华留学生；学校已有12个专业共招收了30余个国家的700多名留学生来校学习。[10]在我国沿边省份，一些高职院校如南宁职业技术学院、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等，也积极发挥自身的区位优势，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教育。云南民族大学已与瑞丽市政府签约，要在畹町口岸共建云南民族大学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职业学院，对外主要招收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等国留学生，培养该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所急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可以预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交流日益增多，相应的就业岗位不断增加，民心逐渐相通，加上我国高职院校的国际化水平提高，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来华接受高职教育。但是，在我国与各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技术标准互通和学历互认之前，来华留学教育的规模和质量都会受到限制。与此同时，留学成本较高，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学生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也很难调动他们留学中国的积极性。而现有的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惠及高职教育的却很少。此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已被国际证明是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基本模式和共同经验，技术技能型留学生培养远离其就业地区办学，难以紧密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能力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四、配合企业“走出去”办学模式

配合企业“走出去”办学模式，是我国职业院校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我国企业合作，针对企业发展对人才、技术和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需求，与企业合作开展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社会服务活动，从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一种模式，也是当前我国政策积极倡导、比较容易推进且能体现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一种国际化模式。

大量的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企业有1万多家，但与高校合作的并不多，以致非常缺乏相关的专业人才：一是既掌握相关国家语言又熟悉当地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了解当地宗教文化和生活习惯的项目管理人才；二是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一线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企业所在国家为了促进本国就业，一般会限制从中国选派工人的比例；企业在发展和升级过程中，其自身组织的员工职业培训又无法满足这样的人才需求。例如，中国电力建设集团的业务分布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该集团推行劳务作业层和项目管理团队的本土化，但在境外的本土化招聘中很难招到合适人才，想自办学校培养又存在师资和设备上的困难。[11]为配合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提出了“推动与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相配套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注重培养符合中国企业海外生产经营需求的本土化人才”的要求；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进一步明确：“鼓励中国优质职业教育配合高铁、电信运营等行业企业走出去，探索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合作办学，合作设立职业院校、培训中心，合作开发教学资源和项目，开展多层次职业教育和培训，培养当地急需的各类‘一带一路’建设者。”在这种背景下，我国职业院校开始配合企业“走出去”发展的需求，赴“一带一路”沿线与企业开展各种形式的境外合作办学，培养企业在当地生产经营所需的人才。例如，我国有色金属企业在“走出去”发展的过程中，就对高水平职业教育和员工培训有较大需求，于是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牵头，在有色金属行业开展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并于2016年确定了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8所职业学校作为首批试点项目学校。同年，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等国内18所高职院校校长与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和行业协会负责人，在北京发起倡议成立“一带一路”产教协同联盟。[12]

配合企业“走出去”办学，培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资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本土化人才，不仅是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必然要求，也是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有效途径，具有自身的先天优势，其本身也符合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的规律和培养的基本要求。与普通教育输出相比，职业教育配合企业“走出去”，强调实用知识和技能的培养，这些内容与意识形态无关，更容易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接受，从而不会被视为一种“文化侵略”而遭到排斥和抵制。因此，职业院校应当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与“一带一路”沿线比较成功的中资企业深入合作，既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本土化人才，又通过境外办学提升自身的国际化水平和竞争力，从而实现校企“双赢”的结果。

五、跨境合作办学模式

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跨境合作办学模式指中国学校、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校、企业、政府或其他机构合作，通过在中国境内或“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设立各种形式的办学机构和项目，共同培养“一带一路”建设所需技术技能型人才，从事技术研发和社会服务的一种办学模式。可见，与在中国境内举办且主要招收中国学生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相比，这种办学模式具有更宽广的外延，有利于职业教育灵活地应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诉求。

中外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已经证明，作为与地方经济社会密切联系的一种专业教育类型，在积极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的同时，必须结合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实际探索出一条本土化的发展道路。因此，我国职业教育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探索中，也必须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特别是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产业结构、人口、教育基础、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等因素，实现职业教育在当地的本土化。上述的配合企业“走出去”办学模式虽然已经结合了当地实际情况，但办学目的更多考虑的是中方企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深层次的跨文化交流并不多。由于民族的复杂性、宗教的多样性以及相应的文化差异性等都会给中国职业教育的本土化融合带来巨大挑战。[13]因此，要使我国职业教育真正融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体系并为社会所广泛接受，就必须突破与当地中国企业、学校合作的限制，与所在地的学校、企业、政府或其他机构合作，设立跨境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从政策支持来看，《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了“探索和规范职业院校到国(境)外办学”的要求，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提出了积极推进与沿线各国在青年就业培训等共同关心领域的务实合作，在沿线国家之间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的倡议。从实践来看，我国职业院校在提升“一带一路”建设服务水平的探索中，建立了多个跨境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例如，2016年9月，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国赢联盟、几内亚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部合作成立了“几内亚―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韦立船员学院”；2016年10月，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与非洲贝宁的CERCO学院合作成立了中非(贝宁)职业技术教育学院；2016年3月，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和泰国大城技术学院合作建立了首个海外“鲁班工坊”，到2017年11月，天津市部分中、高职院校已在泰国、印度、英国、印尼、巴基斯坦等国家建设了6个“鲁班工坊”。[14]同一时期，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与埃塞俄比亚将军温格特职业技术学院签署共建“鲁班工坊”合作协议，广西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东北皇家理工大学合作成立“泰中轨道交通学院”……各种形式的跨境合作办学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纷纷设立。

跨境合作办学是一种双边或多边的合作办学形式，它超越了“中外合作办学”的范畴，能够以灵活多样的形式适应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因此成为当前我国一些职业院校提升国际化水平，增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能力的一个发展方向。可以预见，随着越来越多的职业院校跟着中国企业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随着这些职业院校在当地办学活动的拓展和深化，将有越来越多的跨境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出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在当地的本土化进程，从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而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和竞争力也会因此不断提升。当然，这个过程也充满着许多困难，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异、教育体制和文化习俗的不同、学历和技术标准的不相通、非通用语言的障碍、国际化师资的欠缺等，都可能制约跨境合作办学的实施，这需要职业院校做好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准备。

六、结语

以上总结梳理出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5种主要模式，其发展呈现出办学主体从单一到多元、合作方从单边到双边或多边的一个发展趋势。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拓展，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能力在逐步增强，国际化水平也得到了快速提高。

以上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5种模式是围绕人才培养展开的，而伴随着职业院校社会职能的发展，从事技术研发和除社会培训之外的其他社会服务，也是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途径。从实践上看，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实践已不仅仅局限于这5种模式，一些职业院校开始为“一带一路”沿线的企业开展技术服务，或探索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智库建设，有的开始探索利用“互联网+”模式，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优质的课程资源，还有的开始探索推动毕业生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就业的途径和措施等。因此，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向纵深发展，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模式也将更加多样化。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职业院校应该认真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需求和中资企业发展情况，结合自身的情况，如所在区位、专业设置、师资等因素，选择适合自身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模式。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学深悟透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要遵循教育规律，坚持五个融入，做到五个全面落实，以高质量教育支撑高质量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高职教育。

一是坚持融入学校党建和思政工作大格局，全面落实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全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聚焦立德树人，紧密结合行业、地域、专业特点，结合学校实际，采用多种形式，把学校党建工作贯穿于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全过程，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人才培养体系，融入专业教育，融入课程，弘扬主旋律，奏响大合唱，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振兴地方经济助力。

二是坚持融入学校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全面落实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是大学的核心职能。人才培养体系必须立足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来建设，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这是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使命和责任。要立足湖南，对接产业，坚持学历教育和社会培训并举，将人才培养目标与产业政策对接，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交替、现代学徒制等模式，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充实教学资源，打造特色专业，提升学生专业技能，为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

三是坚持融入学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全面落实激活教育发展内驱力。党的十九大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必须扭住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这个“牛鼻子”，梳理制约职业教育事业发展体制机制的障碍、漏洞与短板。

四是坚持融入学校卓越校和双一流建设，全面落实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创新发展。争创一流，追求卓越，服务发展，引领产业，是高职卓越校和双一流建设的共同目标与价值追求。卓越校和“双一流”建设是学校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培育优质教育资源、提升办学实力，推动学校内涵发展、创新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要按照办学理念特色是灵魂，专业建设特色是龙头，人才培养特色是基石，师资队伍特色是关键，科研服务特色是标签，治理能力特色是保障，学校文化特色是雨露阳光的发展思路，将专业建设深度融入轻工产业链，促进区域经济以及轻工行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着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轻工产业人才。

五是坚持融入地方经济发展，全面落实“高质量教育支撑高质量发展”。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词，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大量高素质劳动者。高职教育应该担负起立德树人的职责，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需要，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近年来，我校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2015年，学校聚焦国家精准扶贫战略，成立精准扶贫的专门机构“新农村建设学院”。2018年，我校按照十九大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将“新农村建设学院”更名为“乡村振兴学院”，并对贫困地区的人才培养、技术提升、产业发展、教师培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精准帮扶，学校共计培训企业员工和社会各类人员6万多人次，其中免费培训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村级带头人8000多人、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2000多人以及全国贫困地区学校骨干教师1500余人。

解什么：行业企业参与的内生动力不足，省级人民政府统筹力度有待进一步增强，“双师型”教师总体不足。

怎么解：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启动1＋X（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证书制度试点。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开展产教融合建设试点。总结现代学徒制试点经验，全面推广现代学徒制。

为推动职业教育进一步发展，未来可考虑建立多元协同联动机制——中央与地方上下协同联动、相关部门横向协同联动、政行企校多位协同联动机制。目前，国家层面已建立国务院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各省及地市也要相应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同时，部门之间的协调很重要，比如1+X证书制度试点，就需处理好技能等级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的关系，技能等级证书和学历证书的关系。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既是老问题又是新文章，这包括法规和政策的完善与配套、校企合作平台的供需对接、专业和课程标准的适销对路以及技术成果的创新和转化等问题，均需有步骤地解决。而现代学徒制在已经开展了三批试点的基础上，下一步将会全面推广和铺开。

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应在质量品牌和特色上下功夫，与新时代产业转型升级、服务乡村振兴等紧密对接，为地方经济服务，培养更多高素质复合创新型技能人才。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与生俱来的高等性与职业性和独具魅力的中国性，决定了“扎根中国大地办高等职业教育”的必然与应然。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办出中国特色，坚持解决中国问题，高等职业教育才能深深扎根中国大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撑和人力保障。

    坚持政治方向是办学的第一要务

    习近平同志强调，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把握立德树人主题。人才培养体系要一以贯之立德树人，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课程体系、教学体系、实训体系、管理体系，形成系统化的育人模式。教材体系要一以贯之立德树人，在教材编写、教材选用、教材评价等环节贯彻立德树人的教育思想。教学过程要一以贯之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堂教学、企业实践、顶岗实习和课外活动等教学过程，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紧扣人才培养主线。一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教学标准的拟定、培养目标的设定和培养方案的设计与实施，不能只简单定位于“技能传承”，还必须强化时代使命和责任意识。二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从事关民族复兴伟业、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人民群众福祉的思想深度和战略高度来认识和确保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三是培养“胸怀天下”的国际人，把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标准、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胸怀天下”的国际人，作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目标。

    弘扬意识形态主旋律。一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引导大学生踏踏实实修好品德，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二是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在课程体系的构建、课程内容的设计、第二课堂和学生社团的组织中强化学生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自信心和主动性。三是弘扬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二级院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牢牢掌握课堂教学的政治内容与政治方向。

    坚持中国特色是发展的时代使命

    习近平同志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

    四个自信，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职业教育。坚持理论自信，构建服务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理论体系，丰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文化自信，开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现代工匠精神的研究，引导劳动光荣、不懈奋斗的价值取向，形成特色高等职业教育文化观。坚持制度自信，推进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协同开展技术创新、就业创业、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形成适用于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特色制度。坚持道路自信，完善现代化高等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满足社会成员多样化学习和终身教育需要，形成适应中国国情的高等职业教育模式。

    四个统一，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大师。一是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做“思想引领”和“价值引领”的传播者。二是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做把论文写在大地的实践者。三是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做始终跟党走的政治者。四是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做循规不逾矩的思想者。

    四新特质，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人。有新思想，牢固树立正确的政治路线，立志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有新素养，崇尚劳动，在劳动中提升职业道德素养，塑造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有新能力，在具有一技之长服务社会的基础上，具备开拓创新的精神、艰苦创业的志向、终身学习并不断自我增值的能力。有新知识，站在移动互联和人工智能新时代的前沿，勇立科技创新与应用的潮头，不断丰富自身的知识结构，成为新知识的应用者和新技术的推动者。

    坚持解决中国问题激发自信新动能

    习近平同志强调，新时代新形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对教育和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他还强调，要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

    服务国家战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智力支持。一是服务“精准扶贫”。高等职业教育要发挥职教集团或产教联盟作用，联合企业构建精准扶贫平台，以工匠精神“扶技扶能”，以人民之心“扶心扶志”。二是服务“一带一路”。高等职业教育要拓展与沿线国家及地区的产教协同，助推企业“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人才支撑。三是服务“环境治理”。高等职业教育要主动布局新能源、生态养殖、现代旅游、园林景观设计等专业集群，培育绿色经济发展急需的人才，推进绿水青山的保护与建设，服务中国又好又快发展。

    服务区域经济，自觉担起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之责。一要有时代特征，按照社会的发展需求制定相关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机制，根据岗位需求设置相关专业，调整课程设置，适应新的技术发展带来的岗位核心能力新要求。二要有地方特点，布局结构要与经济发展的布局结构相适应。三要高质量发展，包括高质量人才供给，培养高科技应用和产业急需的高端科技应用人才；高质量技术服务，建设高质量的产学研创新平台，促进创新成果与核心技术产业化。

    引领职教时尚，为世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一要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制定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职业教育体系和标准，培养世界一流职业教育人才，向国际社会贡献优质资源、分享经验。二要彰显民心民意，专业设置与调整动态化，积极回应人民对更多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的诉求和期盼；人才培养方案与模式多样化，满足社会成员多样化学习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人才培养过程有情怀，增强学生和家长的自信心。三要凝聚民智民力，引导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都参与到人才培养、技能培训、实训基地和教学资源的建设之中，形成多元办学格局。

    彰显人人出彩，让家庭骄傲、学校自豪、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人人出彩”让学生拥有一技之长，脱贫致富，家庭骄傲；“人人出彩”让教师的优良作风和精湛技艺得到传承，学校自豪；“人人出彩”让经济与文化得到蓬勃发展，国家富强；“人人出彩”促进与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人民幸福。

在工作中频繁接触到职业院校的领导和教师，他们给人的共同感觉是疲于应付、忙碌不堪、缺乏存在感、没有成就感。说起来，他们忙的都是当前职业教育领域的大事要事，比如各类评比、各类大赛、各类检查、各类项目申报验收。显然，这些大事要事的组织者、设计者、推动者不是职业院校自身，而是来自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教育行政部门的初衷当然不是为了折腾职业院校，而是为了引领职业院校快速、健康、优质发展。事实上，在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大背景下，教育行政部门具体落实宏观政策，办了很多大事要事，有力地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但值得讨论的是，这种发展模式是否存在隐忧？单纯依靠行政驱动是否制约了职业院校的自主发展？

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其使命是要让每一个学生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这样的使命就需要职业教育安静下来，回归常识、回归课堂、回归学生。这样的使命也决定了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不必是轰轰烈烈的，而应该是静悄悄的。诚然，在特定的时期推出一些特定的项目，以达到特定的目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倘若“项目推动”变成了制度化、常态化的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恐怕就远离教育本质、违背教育规律了。

以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为例，的确能起到展示职教成果、树立职教形象、促进教学改革、扩大社会影响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技能大赛成绩成为衡量各地职业教育政绩的指标，这一赛事便开始变味，成为职业院校的“常规工作”，校赛、市赛、省赛、国赛环环相扣，一些职业院校集中一批骨干教师和不到1%的尖子选手进行封闭式训练，日常教学任务受到冲击。从政策看，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虽然要求做到全覆盖，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变成了层层选拔，绝大多数普通学生仍然是技能大赛的局外人。

回到常识看问题，学校教育是一个人影响一群人的活动，但行政驱动的巨大力量，使得职业院校乱了阵脚，乱了方寸。而且既然是驱动，其动力源就不能停止，于是，政策规定不断翻新，检查评估不断进行，试点项目不断推出，各类标准不断出台，各项大赛不断举办……于是，领导忙得团团转，中层忙得连轴转，教师忙得不停转，经年累月，永无休止。

笔者认为，职业教育不能太闹腾。这会让校长没有时间考虑学校自身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教师没有足够的精力投入教书育人，在一片喧嚣声中，学校获得了一些“外部认可”，教师获得了一些荣誉，学生获得了毕业文凭，但职业院校里是否发生了“真正的教育”？

职业院校能不能安静下来？能不能让校长安下心来办好学校？能不能让教师潜下心来教书育人？能不能让学生静心度过“从教育到职业”这一重要人生转折？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考量的大问题。

制度改革从“探路试水”进入“全面突破”，为国家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扎扎实实提供高水平的人才储备

近日，各大艺术院校陆续启动招生报名工作。几天前，由某报名APP故障引发美术专项考生报名难的问题，使得“艺考热”再次引起舆论关注。如何进一步规范考试流程、完善招录设计，倡导积极理性的备考观念、杜绝招生乱象、营造清朗的艺考环境，也成为家长与考生的普遍期待。

当前，文艺创作方面存在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一定程度上与艺术人才培养“重专业、轻文化”有关。从培养端来看，部分艺术行业成名早、赚钱快，对艺考生文化课成绩要求相对较低，导致部分考生视艺考为进入高等学府的“绿色通道”或迅速成名的捷径，因而扎堆报考、突击报考等现象也就随之出现;由于高中教学与“艺考”不能有效衔接，一个巨大的艺考培训市场应运而生，但存在行业垄断、恶性竞争、干扰院校招考正常秩序等乱象，破坏了艺术类专业招生和培养的健康生态。

为此，教育部针对时弊，对症下药，连续几年对艺术类专业招生进行规范，规范专业考试，加强信息公开，改进投档模式，严格入校管理，完善优化招录程序。其中，尤以提高文化课成绩门槛和鼓励省级统考力度最大、受关注最多。不久前印发的《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基本要求》就为“省级统考”明确了时间表，给提高“文化课成绩”提出了要求，体现了教育部门分类指导的管理理念，释放了营造健康、理性的艺考环境，提升艺术生招收与培养质量的积极信号。

随着艺考改革红利不断释放，考生的获得感逐渐增强。一方面，通过加强省级统考、减少校考，减少学生赶考劳顿，改变以往艺考生拖着箱子四处奔波、八方转战的疲惫状态，同时通过省级统考为逐步推动平行志愿录取提供可能，从而最终提升考生的志愿满足率;另一方面，通过提升文化课门槛，重视考察考生艺术文化素养，着眼学科和学生的长远发展，强化艺术考试的专业性与严肃性。近年来，一大批院校主动放弃校考，认可省统考，提高文化成绩，再一次印证了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应该说，相关改革举措直指“要害”，为规范艺考开出了系统药方，从招生、考试、录取等多环节、全链条入手，不仅让招生考试的制度设计本身更为优化，也有利于使与艺考有关的行业和产业更为健康理性。这不仅意味着以艺术类专业招生为代表的特殊类型招生的制度改革已渐渐从“探路试水”进入“全面突破”的新阶段，也从深层次为虚高的“艺考热”降温，为国家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扎扎实实提供高水平的人才储备。

“艺术应当担负起哺育思想的责任”。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相信日益完善、规范的艺术类专业招生，会更多些理性、少些功利，早日回归本位。

一、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

1.艺术类专业范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中“艺术学门类”下设各专业，以及《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年)》中“艺术设计类”“表演艺术类”下设各专业和“民族文化类”“广播影视类”等部分专业，统称为艺术类专业。

艺术类本科专业不得设专业方向。对因培养工作需要，确需在招生考试环节加以区分的，有关高校可设立招考方向(专业后加括号注明)，如舞蹈表演(民族舞方向)。不得作为招考方向的情况包括：本科专业目录中已有的专业门类、专业类、专业名称(或变相更名);与本专业选拔和培养无合理相关性的方向;改变本专业所在类别属性的方向，如体育运动项目方向;具有管理类专业属性的方向等。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参照艺术类本科专业管理要求统一规范属地高职(专科)层次艺术类专业范围。高职(专科)的招考方向原则上以相应专业目录中列举的专业方向为准。

2.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高校艺术类专业选拔应重视考察考生艺术文化素养，着眼学科和学生长远发展，根据考生艺术专业课成绩和高考文化课成绩，综合评价、择优选拔录取。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应简洁明了、通俗易懂、体现公平。同一高校同一专业(包括下设各招考方向)应采用同一种录取办法。

高校应合理安排艺术类专业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凡设立招考方向的专业，高校还应公布各招考方向的招生计划。

鼓励高校艺术学理论类、戏剧影视文学等专业不组织专业考试，商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安排在普通类专业相应批次录取并执行相应批次录取规则。

3.艺术类专业考试。艺术类专业考试分为省级统考和校考。省级统考已涵盖的专业，高校一般应直接使用统考成绩作为考生的专业考试成绩。确有必要补充考核的艺术类本科专业，高校应面向省级统考合格生源组织校考。省级统考未涵盖的艺术类专业，高校可组织校考。

省级统考由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独立或联合组织，校考由招生院校组织。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应为本行政区域内考生组织美术学类和设计学类省级统考，积极创造条件增设音乐类、舞蹈类、戏剧影视文学类及表演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书法学专业省级统考。联合组织省级统考的省份，可协商合作命题或委托一省命题、分省组织测试、分省采集考试信息、联合阅卷(评价)或委托一省阅卷(评价)。本地生源极少的非美术学类和设计学类专业，可暂不组织省级统考，报省级招生委员会同意后向社会和高校公告。

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应以教育部发布的专业目录为指导，考虑高校人才选拔需求，合理细分统考科类(如音乐类统考分设声乐、器乐，舞蹈类统考分设舞种)并公布其对应的艺术类专业范围。推进省级统考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探索和建立公平、科学、合理、有效的测试方式和评价机制，切实提高统考质量，严格控制合格生源规模和比例，积极探索在合格线上进一步细化分档。统考成绩发布后，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须在本单位官方网站发布各科类考试科目、成绩分布等统计信息，满足不同层次、类别高校选拔需求。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不得在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中组织非艺术类专业考试。

高校应在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中明确告知考生须参加所在地省级统考的类别。若高校对省级统考科类所对应的艺术类专业范围持有不同意见，应主动与有关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沟通，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向社会公布。除经教育部批准的部分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含部分艺术类本科专业参照执行的少数高校)外，2019年高校美术学类和设计学类专业一般不组织校考;2020年起使用省级统考成绩，不再组织校考。其他艺术类专业校考原则上在学校所在地组织，确有必要在异地设立考点的，须经考点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同意，且校外考点数量最多不得超过5个。高校应加强校内外考点管理，确保校内外考点的组考工作标准一致、程序一致、监管一致。艺术类专业点设立不足四年的高校，凡省统考涉及的专业，一律不得组织校考，应直接使用省级统考成绩。高校确定的校考合格人数不得超过上一年度组织校考的艺术类专业招生计划数的4倍。

4.艺术类专业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要求。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应因地制宜、分类划定、逐步提高艺术类各专业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其中，艺术类本科专业高考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在未合并普通本科第二、三批次的省份，原则上不得低于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的70%;在合并原普通本科第二、三批次的省份，原则上不得低于合并后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的75%;在仅保留一个普通本科批次的省份，原则上不得低于合并后本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的75%;舞蹈学类、表演专业可适当降低要求;确需过渡的省份，应在三年内调整到位。适度提高艺术学理论类、戏剧与影视学类(不含表演)等有关本科专业高考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高校的相关专业不得低于普通类专业所在批次控制分数线，设计学类专业参照执行。艺术类高职(专科)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不得低于本省(区、市)普通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70%。录取期间，各省(区、市)和高校不得为了完成招生计划而降低初次划定的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

5.艺术类专业投档模式。艺术类专业录取工作安排在各省(区、市)相应普通本科、高职(专科)提前批次。鼓励各省(区、市)积极推进在艺术类专业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模式，增加高校和考生的双向选择机会，提高考生志愿匹配率和满意度，更好地满足高校艺术人才选拔需求。试点开展艺术类专业一档多投模式的省份，应统筹兼顾，适当提前投档工作时间。

6.部分独立设置艺术院校招生工作要求。按照遵循艺术教育规律、严格规范管理的原则，经教育部批准的部分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含部分艺术类本科专业参照执行的少数高校)的艺术类本科专业，继续试点不编制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面向省级统考合格生源可组织专业校考(包括美术学类、设计学类专业)、高校划定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下简称自划线)，其他事项均执行教育部统一要求。上述高校要认真研究各省(区、市)考试招生方案，按照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原则，严谨、规范制订本校招生章程，报学校主管部门审核备案。高校要详细、准确告知考生应知须知的内容及单独考试招生工作事项(如不编制分省招生计划的艺术类专业，须逐省明确考生参加专业课省级统考科类、参加校考的资格要求、录取规则、专业合格线、自划线划定办法等)。对于实行高考综合改革省份，以及高考考试科目、成绩呈现方式特殊的省份，高校要单独明确相关要求;录取时应在本校网站公布高考文化课成绩自划线，自划线原则上不得低于生源省份艺术类同科类本科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艺术学理论类、戏剧学、戏剧影视文学、电影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播音与主持艺术及设计学类等专业应提高要求，舞蹈表演、表演(戏曲方向)专业可适当降低要求。

7.可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的非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非艺术类专业不得执行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对于可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的艺术教育、服装设计与工程、风景园林、文化产业管理等4个非艺术类本科专业，须编制分省分专业计划，安排在普通专业批次录取。高校若对考生有艺术专业基础要求，须在招生章程中明确告知考生应参加的专业考试科类及录取要求(凡省级统考涵盖的专业，学校不得组织校考)，高考文化课成绩要求不得低于本校非艺术类专业所在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其中允许开展艺术类专业单独考试招生的高校，不得低于生源省份普通本科批次或普通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对于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份上海市、浙江省，按当地普通专业录取有关政策执行。与上述专业对应的相关高职(专科)专业，由各省(区、市)参照上述要求制订办法。

8.其他。凡艺术类专业录取的学生，入学后不得转入非艺术类专业。

二、高校高水平艺术团招生

1.试点工作定位。部分高校试点建设的高水平艺术团(如合唱团、交响乐团、民乐团等)、舞蹈团(如民族舞团、芭蕾舞团、现代舞团等)、戏剧团(如话剧团、戏曲团、曲艺团等)(以下统称艺术团)，应立足推进高校美育工作开展，活跃校园文化生活，承担校园艺术文化普及和对外交流演出任务，引领、辐射和带动全国高校相关艺术团的发展和提高。艺术团招生主要招收艺术团首席表演者或对幼功要求高的相关专业项目的艺术团成员，不得招收与艺术团无关的艺术特长生;大力加强从普通在校生中选拔培养艺术团成员，使其逐渐成为高校高水平艺术团的主体。已开设有艺术类专业的试点高校不再单独招收相应专业项目的艺术特长生(如高校已安排小提琴方向的艺术类专业招生，则艺术团不得再招收小提琴项目)，美术、书法、播音与主持专业不得纳入艺术团招生范围。试点高校要配齐配足艺术团建设所需相关师资、设备、场地、资金等，不具备建团条件或未设立艺术团的试点高校，不得安排相应艺术团招生。

2.艺术团招生办法。考生根据试点高校确定的报名条件，提交材料并申请参加学校组织的艺术团相关项目专业测试。试点高校根据专业测试情况，确定并公示合格考生名单及享受高考文化课成绩优惠的相应录取要求;按照本校公布的录取规则，择优录取专业测试成绩和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相应录取要求的考生。

试点高校须编制并公布艺术团年度分项目招生计划。高校应在合格考生所在省份安排相应科类招生计划，艺术团录取考生的专业应在当地公布的招生专业范围内。

3.资格初审及测试。试点高校应明确考生报考资格条件，根据考生提交的相关资格证明、本人表演视频等材料，组织专业领域专家进行初审，择优确定参加考试的考生名单。鼓励试点高校在专业测试中采用“考试全程录像、考评分离”的办法。试点高校根据测试成绩择优确定并公示合格考生名单，公示合格考生人数不得超过学校艺术团招生计划的2倍。

4.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要求。试点高校要按照本校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要求，适当提高本校艺术团录取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最低要求，一般不低于本校在生源省份本科第一批次最终模拟投档线下20分。对于极少数艺术团测试成绩特别突出的考生，高校可适度降低文化课成绩录取要求，但不得低于生源省份本科第一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高校录取此类考生人数不得超过学校当年艺术团招生计划的10%，按不超过拟录取考生数的2倍确定公示合格考生名单。2020年起，取消对“极少数艺术团测试成绩特别突出的考生”进一步降低文化课成绩录取要求的优惠办法。

在实行高考综合改革的省份，试点高校应将“不低于本校在生源省份本科第一批次最终模拟投档线下20分”的高考文化课成绩最低要求方案，调整为在有关省份确定的相关最低录取控制参考分数线上增加一定分值(如相关最低录取控制参考分数线上X分，每所高校的X分应为唯一确定正数值)。对于少数艺术团测试成绩特别突出的考生，高校可适度降低文化课成绩录取要求，但不得低于有关省份确定的相关最低录取控制参考分数线，其他工作要求不变。试点高校应与有关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加强沟通，对相关考生数据进行合理转换，不得降低录取要求，确保平稳过渡。

5.高水平艺术团管理。试点高校须制订本校艺术团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目标任务，作为长期和年度考核依据。高校艺术团学生要接受所在院系和艺术团双重管理，既要按本专业培养方案完成专业学习任务，也要认真履行参加排练和演出的义务。试点高校要针对艺术团学生专门制订艺术团培养方案，将艺术团排练演出作为艺术团学生附加必修学分进行考核。试点高校要在本校官网或校内网上开设高水平艺术团活动情况公示专栏，公示艺术团成员名单及参加排练、演出、比赛和获得荣誉等情况，接受全校学生监督。

三、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

1.试点工作定位。试点高校要按照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以下简称运动队)建设的有关要求，进一步明晰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试点工作定位，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项目、全国学生运动会项目范围内，结合本校实际，优化项目布局。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项目、非全国学生运动会项目，或相关项目没有运动员等级证书的，或生源严重不足的，有关高校应主动研究停招方案。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高校组建高水平足球、冰雪运动队。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对象不限年龄。试点高校要配齐配足运动队建设所需相关师资、设备、场地、资金等，凡不具备组队条件、未设立专项运动队、无法继续承担建队任务的试点高校，不得安排该项目高水平运动队招生。除足球项目外，本校体育类专业已涉及的运动项目，高水平运动队不再进行招生。要加强从普通在校生中选拔培养运动队成员。

2.运动队招生办法。考生根据试点高校确定的报名条件，申请参加相关项目专业测试;试点高校根据考生专业测试成绩择优确定合格考生名单及享受高考文化课成绩优惠的相应录取要求;按照本校公布的录取规则，择优录取专业测试成绩和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相应录取要求的考生。试点高校要遵循运动队建设和发展规律，聘请有关体育领域专家，研究制订本校运动队建设规划及招生需求，根据急需程度，合理安排并公布运动队各项目(分性别、分位置或小项)招生计划，其中集体项目每年招生人数不得超过该项目赛事规定的一方最多同时上场人数(如排球项目男女队每校每年最多各招6人)。运动队招生规模不得超过试点高校上一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1%，并须在教育部核准公布的运动项目范围内招生。

3.资格审核及测试。试点高校应根据教育部要求确定本校报名条件，细化学校认可的比赛、名次、主力上场队员标准等，不得低于教育部现行规定要求。加强考生报名资格审核，考生所持本人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中的运动项目应与报考高校的运动项目一致(原则上运动小项也应对应一致，田径项目须严格对应);高校可通过中国运动文化教育网“运动员技术等级综合管理系统”查询核验运动员等级证书;对考生提供的相关赛事组委会出具的证明材料进行核验，以集体项目(含团体项目、接力项目)比赛成绩取得运动员等级证书的考生，试点高校应通过明确的程序和标准认定考生是否为主力上场队员。

专业测试采取全国统考、高校联考和高校校考等多种组织方式。跆拳道、击剑、棒球、射击、手球、垒球、橄榄球、冰雪、赛艇、攀岩等10个项目实施全国统考，各地各高校不再组织相关项目的省级统考、校考。有关高校根据全国统考成绩分布情况提出本校相关项目专业合格成绩要求，结合报名资格审核结果，确定并公示本校专业考试合格名单。其他项目暂由试点高校独立或联合组织。试点高校要完善专业测试办法，确保测试流程设计及实际操作公平公正，特别是集体项目要综合考虑运动专项基本技术、实战能力及位置效能等考评因素。试点高校要严格按照测试结果择优确定合格考生名单，公示合格考生人数不得超过学校运动队招生计划的2倍。

试点高校应面向广大考生开展反兴奋剂宣传教育，可联系国家体育总局开展兴奋剂检查工作，体育专项测试之前，应与考生签订《反兴奋剂承诺书》。拒不签订承诺书或拒绝接受兴奋剂检查的考生，视为主动放弃考试资格。

4.文化课成绩录取要求。试点高校要按照本校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要求，合理确定本校运动队录取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最低要求方案，一般不低于生源省份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对于少数体育测试成绩特别突出的考生，高校可适度降低文化成绩录取要求，但不得低于生源省份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的65%(对于合并本科批次省份的情况，高校可参照艺术类专业文化课划线有关要求予以适当提高)，高校公示的此类考生人数不得超过学校当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计划的30%。试点高校面向一级运动员等组织的部分运动员单独招生工作，文化课考试与运动训练专业单独招生文化课考试统一组织，高水平运动队录取此类考生的文化课最低线不得低于运动训练专业统一划定的文化课最低线，高校确定并公示的此类考生拟录取人数不得超过学校当年运动队招生计划的20%。

5.高水平运动队管理。试点高校须制订本校运动队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目标任务，作为长期和年度考核依据。高校运动队学生要接受所在院系和运动队双重管理，既要按本专业培养方案完成专业学习任务，也要认真履行参加训练和比赛的义务。试点高校要针对运动队学生专门制订运动队培养方案，将运动队训练比赛作为运动队学生附加必修学分进行考核。试点高校要在本校官网或校内网上开设高水平运动队活动情况公示专栏，公示运动队成员名单及参加训练、比赛和获得荣誉等情况，接受全校学生监督。

四、高校保送生招生

1.保送资格条件。根据教育部等有关部门规定，2019年，省级优秀学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成员、部分外国语中学推荐优秀学生、公安英烈子女、退役运动员等5类人员仍具备高校保送资格。高校均可以从上述5类人员中招收保送生，其中公安英烈子女按有关规定只能保送至公安类院校。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2017年秋季及以后进入高中阶段一年级的学生，获得“省级优秀学生”称号的，不再具有保送资格条件。高校要安排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招收外国语中学推荐保送生，并向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所需非通用语种专业倾斜。

2.保送录取程序。具备保送资格的考生应向有关学校或部门提出保送申请，提交高中学业水平成绩和综合素质档案，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考试招生机构、有关部门及考生所在中学审核确认并通过多级公示后，参加有关高校组织的保送生综合考核。高校根据综合考核成绩和学校选拔要求，确定拟录取保送生名单并进行公示，未经公示的考生不得被录取。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按照相关职责分工，加强对保送资格名单的审核、公示，并对审核结果负责。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应于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前，对拟录取保送生信息进行审核确认，办理录取手续。已确认保送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录取。

3.保送工作管理。有关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在本单位网站公布省级优秀学生评选办法、公示获评的省级优秀学生基本信息及事迹材料。严禁高校以保送生招生形式将外国语中学推荐保送的学生录取或调整到非外语类专业。鼓励运动员发挥专长，申请保送至高校体育学类本科专业。

教学厅〔2018〕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各自主招生高校：

为全面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建立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进一步增强高校选才的科学性和公平性，现就做好2019年高校自主招生工作通知如下。

一、严格执行招生政策

1.严格报名资格条件。高校要进一步完善自主招生简章，科学合理确定报名条件，强化对学生的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要求，不得简单以论文、专利、中介机构举办的竞赛(活动)等作为报考条件和初审通过依据。对拟认可的赛事证书，要以权威性高、公信力强的学科竞赛为主，并组织相关专家对赛事的科学性、规范性进行认真评估。高校应于2019年1月底前将自主招生简章报教育部备案。

2.严格制定录取标准。高校要根据学校办学定位和专业培养要求，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降低给予自主招生考生的优惠分值。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份也要相应提高要求，确保生源质量。

3.严格控制招生规模。高校要在上一年录取人数基础上适度压缩招生名额，合理确定参加高校考核和具备入选资格的考生人数，提高人才选拔质量，宁缺毋滥。

4.严格确定招生专业。高校要根据学科特色，从选拔具有相关学科特长、创新潜质学生的角度出发，科学确定自主招生专业，原则上以基础学科和特色学科专业为主。

二、全面规范招生程序

5.严格审核申请材料。高校要按“谁审核、谁负责”的原则，进一步健全考生材料审核机制，落实审核工作责任。成立专门自主招生审核专家组，明确审核规则和标准，采用多名专家“背靠背”分别独立审核、复核等方式，确保审核工作质量。要加大对学生申请材料的核查力度，通过专家鉴定、联系主办方核实等方式对考生提交的有关证明材料进行全覆盖核查。考生申请材料中有关获奖证书等应在高校规定的报名时间之前取得，不得事后补报。

6.严格组织高校考核。高校要结合相关学科、专业特色及培养要求，确定相应的考核内容和形式，强化对学生道德品质、身心健康、艺术修养、劳动实践的考查，重点考查学生的学科特长、创新潜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增强综合素质。高校考核管理要参照国家教育考试安全保密工作规定和考务管理规定执行，落实安全保密责任制，确保命题、制卷、运送、分发、回收等试卷流转环节的安全保密，确保试题试卷绝对安全。加强面试专家等相关人员名单的保密管理，认真执行回避制度。严禁委托个人或中介组织开展自主招生高校考核等有关工作。高校考核的笔试应安排在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进行，面试采取专家、考生“双随机”抽签的方式，过程全程录音录像。要在校考中增设体育科目测试，测试项目由高校根据中学教学实际自主确定，测试结果作为录取的重要参考。

7.严格执行公开公示。完善教育部、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高校和中学四级多次信息公开制度，向社会明确告知公示网站，做到详实、准确、及时公示。在报名申请阶段，所有申请自主招生的考生名单、考生提交的成绩以及反映其综合素质的相关材料(竞赛获奖证书等)均须经中学审核并在学校网站和班级详尽公示，公示结果须由中学校长签字确认。在考核招生阶段，高校要及时准确公布参加考核的考生名单、入选资格考生名单、录取考生名单及相关信息。公示时间不少于10个工作日，公示信息须保留到当年的年底。

8.严格开展新生复查。高校在对录取的新生进行入学资格复查时，要将省级招办提供的电子、纸质档案与自主招生考生的申请材料逐一进行比对，有需要的可组织学科专家开展复测。各高校原则上要在2019年9月30日前，将新生入学资格复查情况报告属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本校主管部门。

三、切实加强监督管理

9.严格落实主体责任。高校自主招生是国家教育考试的组成部分，高校主要负责同志是维护自主招生考试安全和公平公正的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同志是直接责任人。中学要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档案及其他高中阶段德智体美劳发展情况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校长是直接责任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中学在办学和综合素质评价档案建设方面的监管力度。

10.严格惩处造假行为。对查实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的学生，由高校依照相关规定取消其自主招生相应资格，并将有关情况通报考生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由有关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依照相关规定取消其高考相应资格，入学后发现的取消其学籍，毕业后发现的取消毕业证、学位证。对于自主招生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严肃处理。对于因疏于管理，造成考场秩序混乱、大规模舞弊、招生严重违规的，对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并追责问责。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28次会议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在加强科学管理上下功夫，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办学质量和发展水平。

    孙春兰指出，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取得新的进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很多是因为管理上不去造成的。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关于改进高等教育管理方式的重要指示，围绕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以改革创新精神、求真务实作风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不断开创高等教育发展新局面。

    孙春兰强调，要严格学生教育管理，全面整顿教学秩序，加强学生品行和学习过程考核，以硬约束倒逼学生自主学习，让他们在大学期间真正忙起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把师德师风作为教师评价第一标准，引导教师改革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优化学科专业设置，立足优势、找准定位，坚持特色发展，对办学水平低、长期脱离需求的，该消减的消减、该停办的停办。加强基础科学研究，推动科研反哺教学，及时把最新科研成果纳入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坚持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解决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问题，切实维护高校安全稳定。

1月18日，201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发展抓公平、改革抓体制、安全抓责任、整体抓质量、保证抓党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作工作报告。他指出，刚刚过去的2018年，党中央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五次、新时代第一次全国教育大会，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教育系统迎难而上、扎实工作，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成功实施“奋进之笔”，致力于变革育人方式、增强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回归教育规律、完善教育管理体制机制、扩大教育开放、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教育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突破性进展。

　　陈宝生指出，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开局之年，教育系统要深入实施“奋进之笔”，“深入抓、抓深入”，攻坚克难、狠抓落实，为教育新发展新跨越开好局、起好步、奠好基。一是把“两个大计”转化为教育优先的实际行动，在强化组织领导上多想办法，在超前规划上多出主意，在资源保障上多下功夫，使教育优先发展真正成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二是从薄弱处着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德育要朝着体系化努力，教育教学改革要深下去，体育美育要有刚性要求，劳动教育要有效开展起来，家庭教育要高度重视起来，以新的方式推进立德树人工作。三是在全社会重振师道尊严。抓好师德师风建设，加大对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倾斜和支持力度，持续提升教师能力素质，下大力气为教师减负。四是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要取得决定性进展。牢牢兜住底线，抓紧补齐短板，加快缩小差距，实现“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任务进入关键阶段的决定性进展。五是克服“顽瘴痼疾”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把教育评价改革作为“最硬的一仗”来推进，继续大力度深化教育管理方式改革，瞄准服务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破解继续教育发展难题，深化开放促进改革，在一些标志性、引领性、支柱性改革上取得突破。六是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确保教育系统和谐安全稳定。

　　陈宝生强调，完成好今年改革发展稳定各项繁重任务，必须提升狠抓落实的精神状态、方式方法和效果要求。一是用高政治站位抓落实。要深刻认识到，抓落实就是抓政治建设。要在高政治站位中强化责任落实、提升抓落实的本领、增强抓落实的自律。二是用务实的作风抓落实。围绕清单干、聚焦重点干、瞄着问题干、创造性地干，坚决杜绝形式主义、机械呆板、不讲效果、不计成本、选择性地落实。三是用奋进的状态抓落实。要拉升奋进目标、形成奋进合力、深化奋进效果，把“奋进之笔”转化成奋进之效。四是用学习的自觉抓落实。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注重学用结合，主动掌握新知识、把握新趋势，养成学在平时、持久推进的学习习惯。五是用研判的习惯抓落实。围绕全局、变局、布局、格局等做好研判，综合各方信息，深化认识过程，进行科学决策，找到抓手和突破口，变苦干为实干、能干。六是用法治精神抓落实。要加快教育领域立法、修法进程，坚持有法必依、于法有据、依法行政，用法治的理念、方法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北京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甘肃省、青海省作会议交流发言。教育部党组成员、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教育部各司局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中央有关部门相关负责人，教育部机关处级以上干部、直属单位司局级干部及有关社团负责人，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直属高校、合建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及中层正职干部，分别在主会场和分会场参加会议。

教职成函〔2019〕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教职成〔2015〕10号），我部对2019年经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高等职业教育（以下简称高职）专业设置情况进行了汇总，并依法组织对申请2019年新设的国家控制高职专业进行审批。现将汇总备案结果和审批结果予以公布。

一、2019年，经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高职专业和我部审批同意新设的国家控制高职专业共计744个，专业点58085个。

二、经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非国家控制高职专业点57860个，备案结果数据库已与招生来源计划管理系统相衔接，数据共享。汇总备案结果可在全国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管理与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网址：www.zyyxzy.cn）查询。专业名称、代码及修业年限以平台公布的内容为准。

三、截至2018年11月1日，我部共受理2019年拟新设的国家控制高职专业点申请469个。经过专家评议和公安部、司法部、卫生健康委、中医药局等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2019年新设的国家控制高职专业点225个，自2019年起可以招生，其专业名称、专业代码、修业年限等均以本通知公布的内容为准。不同意2019年新设的国家控制高职专业点244个。

请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严格按照本通知公布的备案和审批结果合理安排高职招生计划。

附件：2019年新设的国家控制高职专业审批结果

教育部

2019年1月10日

最近，一批民办高职院校相继宣布经教育部批准升本。综合各校信息，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明确学校升格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实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二是校名保留“职业”，待下一步测评后更名为“职业大学”或“职业技术大学”。升本不变质，更名不改姓，无论实与名都锁定了职业教育属性。正因如此，这次升本具有更为特殊意义、更大发展空间，也面临诸多考验挑战。笔者对此有三喜、三忧与三盼。

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的破茧而出，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积极意义有三：

一喜，释放重视职教的政策信号。以往民办高职院校升本后，大都脱离了职业学校身份，改办普通高等教育。办好了就走、走了才能上层次，会使人认为，职业教育低人一等，转轨到普通高校才有出路。这次专科高职不升为普通本科、职教体系学校不外转到普教体系，表明了官方“把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传递了更加重视职业教育、大力办好职业教育的决心信心，真正“到了下大力气抓职业教育的时候”。

二喜，创新本科职教的实践形式。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以来，业界期待已久。其后实施的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是否就是举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相关文件表述语焉不详，学校也游离于职教体系之外。这次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实质性落地，丰富了职业教育的层次，提升了职业教育的规格，将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牵引方向、创新模式、注入力量。

三喜，有望突破系统培养的瓶颈。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缺失，是制约技术技能人才系统培养的突出瓶颈。中职、高职与本科的贯通培养只能依托普通本科高校，容易偏离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方向。这批新建本科职业学校有望弥补缺位，下连中职高职、上接专业硕士、左右衔接普通本科，在技术技能人才系统培养中发挥枢纽作用。长学制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能够更好地适应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更高要求。

本科职业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和办学模式，能否实现预期目标，还存在不确定因素。

一忧，愿不愿办本科职教？大多数普通高校以“学术型”“研究型”为追求目标，唯恐站在职教队列降低身份和地位，在向应用型转变中“本科高校谈职色变”现象就比较突出。这次民办高职院校升本，起先的“申请建校名称”既更名又改姓，都去掉了“职业”，所申请校名与普通本科无异。最终政策要求办职业教育，这和学校申报之初是否存在认识偏差、心理落差，是否需要一个思想再统一的适应过程？办职教本科，是勉强为之、为政策所迫，还是乐见其成、乃自身所期？

二忧，能不能办本科职教？升本院校经过了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的考察和评议，办学的规模、条件和水平达到了相应要求，但能否满足办本科职业教育的需要呢？比如，一些院校专业结构以经济、管理、文学、艺术等为主，能否适应服务区域、产教融合的要求？师资队伍能否达到“双师结构”“双师素质”的要求？办学条件能否满足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三忧，会不会办本科职教？教育部《关于2018年拟批准设置高等学校的公示》开篇第一句表明“根据《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和《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并没有提及本科职业学校的要求，事实上本科职业教育办学标准也是付之阙如。一种全新的教育形态，办成什么样、怎样办学，需要及时的指导和规范。“生不易，养更难”，颁发“准生证”只是开端，后续的制度、标准都要跟上，否则难免穿新鞋走老路、甚至走错路之虞。

本科职业教育已头戴光环、走上舞台，备受瞩目之下，如何尽快赢得认同、探出道路、发挥作用？

一盼坚定方向，探索特色的类型道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类型不同、同等重要，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缺一不可、各有所长。本科职业学校应坚守职业教育类型属性，坚定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坚持职业教育办学规律，增强办好职业教育的认识自觉和行动自信，形成不可替代、独具特色人才培养优势。尽快明确发展定位，坚持需求导向，科学定位服务面向，优化专业布局，形成与区域产业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格局。尽快补齐办学短板，坚持问题导向，对师资队伍、实训条件、校企合作、内部治理等主要领域进行比较剖析，下大力气夯实发展基础。尽快创新培养模式，瞄准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目标，构建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人才新要求。尽快融入职教体系，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找准位置，发挥作用，带动中高职协调发展。

二盼支持到位，形成全方位的保障体系。教育行政部门应按照职业教育类型特点，完善高校分类体系，对本科职业学校实行分类指导、分类管理、分类评价，使其成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制定本科职业学校建设与评价标准，出台本科专业目录，研制教学标准，推动招考改革，引导学校以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为核心，深化内涵建设，提升对产业的支撑度、对区域的贡献度。加大对本科职业学校的支持力度，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促进学校健康发展。重视经验总结与宣传推广，形成“高看一眼、厚爱一分”的良好氛围。

三盼政策更给力，壮大本科职教的群体力量。这批升本院校“折得春风第一枝”，率先探索本科职业教育。盼望这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成为制度性安排，站在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优化教育体系结构的全局统筹本科职业教育，敞开大门、畅通大路，明确标准、明确程序，使符合条件的高职院校能够有更大发展空间。伴随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职业教育高移是必然趋势。目前德国正在推进《职业教育法》修订，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明确高层次职业资格与高等教育学士、硕士学位等值。我国各地也有迫切需求，有的省份已在地方文件中提出，探索在高职院校的特色专业举办四年制本科职业教育。期盼以这次民办高职升本为切入，撬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破冰、启航。

（作者：郭庆志，日照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第十一届中国—东盟教交流周总结会暨第十二届交流周工作启动会近日在贵阳召开。会议建议，2019年为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交流周平台建设为此要紧紧围绕服务构建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服务夯实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支柱，服务贵州乃至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交流周主题将围绕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深化教育领域务实合作的内容来构思。交流周将在原有五大系列活动基础上新增“一带一路”合作系列活动板块，为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学前教育接轨“一带一路”建设人才培养探索新路径。

据央视财经报道，我国高级技工缺口高达2200万人，技校却面临招生难。有数据显示，2017届高职高专毕业生的就业率，首次超过了本科。与此对应的却是高职院校招生不易的现实。近年来，全国高职院校生源呈下降趋势。

教育与人才需求的正常逻辑是，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教育就应该根据社会需求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尤其是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应完全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但是，一边是技工缺口巨大，另一边却是技校办学萎缩，这表明我国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已经脱节，而导致脱节的原因是全社会存在的学历情结与学历导向。近年来，这一问题更加突出。要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只喊口号，必须全面调整教育管理和评价体系。

技校办学萎缩，高职生源下降，是如何造成的？追根溯源，是地方政府办教育追求升学率，当前的教育管理和评价体系，都在反复刺激学生和家长追求更高的学历，也在有意无意中，把职业教育学校列为低一等的学校。大家所见的是，不少地方拿当地基础教育有多少人考进北大、清华，考上一本，作为政绩加以宣传；而几乎所有小学和初中，老师都会教育学生树立考大学的目标，这让学生从小就把技校、高职院校视为“烂学校”，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度极低。

去年，某省有关人士提出增加普高招生，减少中职招生，得到家长们一致叫好，这迎合了家长们希望孩子读普高、考大学的想法，但这会进一步导致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脱节。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做的不是进一步刺激学生和家长的学历需求，而要致力于办好每一所学校、每一类教育，给学生多元选择，让学生认为上技校、进高职院校也是有价值的选择，而非进不了大学无奈的选择。

以学历为导向管理评价教育、人才，也让我国学校办学出现不安于定位，盲目追求上层次的问题。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进行职业教育的高校应该占90％，包括很多本科院校，也应该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和应用技术人才。但是我国许多本科院校，都想办学术型大学，开展研究生教育，这是办学的严重错位，直接导致人才培养“悬在空中”。而不少高职院校也不安于进行职业教育，为升格为本科费尽心机。

要形成淡化学历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最为关键的是，必须认清政府部门发展教育的责任。政府部门发展教育的重要责任，是让所有学校、教育平等竞争，给学生多元选择。简单来说，地方政府不能只重视能制造高考政绩的普通高中，还必须同样重视中职、技校。在国家层面，则需要全面清理把大学、教育分为三六九等的做法。把高校分为三六九等，高等教育资源再丰富，也消除不了社会的学历焦虑。新高考改革中，取消了高考录取批次，这是很大的进步，但把大学分为等级的管理办法还继续存在，需要进一步清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如何做到坚决克服？就必须以问题为导向，直面问题，扭转各级政府不正确的教育政绩观，真正做到让每个学生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平等的，也是高质量的，这才是我国教育发展的方向。

（作者：熊丙奇，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平度职教中心通过30年卓有成效的农业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为我国农村职教发展提供了可充分研究参照的“平度样板”。梳理教改历程，其成功在于对“双元制”教学理念30年持之以恒的学习、本土化改造，使其真正扎根中国的大地，引领支撑地方农业产业发展升级。平度教改的成功显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在农村产业发展中引领者的角色，担负起历史的责任与使命；在学习借鉴他国先进教育教学理念时，必须处理好学习与本土创新的关系，使其更好的在中国茁壮成长。“平度样板”表明，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生命在于高质量培养服务农村发展的人才，而其核心是高质量的教育教学实践。

一、学习到引领：平度农业职业教育教改30年历程

平度农业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从平度中德“双元制”合作协议来划分可以分为10个阶段，从大的历史纬度可以分为3个时期。

引进借鉴：

学习引进德国双元制教学理念与实践，促其在平度落地生根

这一时期时间跨度大约是1989—1999年，期间，中德双方签署三次合作协议。这一时期主要是对德国双元制的模仿、学习与吸收。

在1990年选派10名教师赴德国进行为期一年培训，完成师资准备后，学校确立了农机、农学、果林3个专业开展双元制教学改革引进，与德国专家一起制定具有农村特色的双元制教学大纲与教学计划，建立基本专业技能训练车间，并争取市政府提供相关政策环境支持。

随后，学校模仿德国双元制体系，实施“农学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打破学科为中心的知识结构体系，代之以跨学科的综合课程结构，确立了以职业能力为重点的“宽基础、活模块、复合型”智能课程；改革考试考核方法，教考分离，成立双元制职业教育考试委员会，等等。

上述改革在这一时期的集中体现是“三点一线式”教学改革。当时，职业院校教学过程主流是先完成专业理论学习，再组织统一的专业实习。“三点一线式教学”改变了这一模式，在课堂、校内实训基地、校外生产组织3个场所共同完成理论和实践教学。各专业实施模块化教学，将教学内容分解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的环节，每个环节都是理论与实训相结合的单元体系。这一模式将理论与实习实训3∶7原则贯彻到各单元教学环节中，真正实现了“学校教育与企业培训相结合，以企业培训为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实践为主”的原则。

改造创新：

吸收精华，本土改造，让双元制教学模式在平度茁壮成长

这一时期时间跨度大约为2000—2011年，期间中德双方签署了5项合作协议。这是一个重要的起承转合期，在学习吸收德国经验基础上，平度职教中心开展了双元制本土化改造创新。

在这一时期学习吸收中，“原装”的德国双元制在理念引领的同时，实践中也集中暴露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事实证明，原样照搬并不符合平度自身人才培养的真正需求和学生的根本利益。因此，学校开始系统有规模地实施双元制本土化改造，创新性地发挥双元制优势。

在具体教学改革方面最为核心的是校企合作瓶颈的破解。

校企合作是双元制的核心，但恰恰在这个环节，平度双元制教学改革被死死卡住。虽然平度市政府给予了多项政策措施予以支持，例如，要求国有或集体农业企业配合学校开展双元制教育。但在市场化改革风起云涌的时代，企业很难将注意力放在职业教育上，而且很多企业也未能经受住市场竞争冲击，有心无力。这就导致双元制中企业一端的跛脚，也导致德国专家很多理念无法落实。

针对这一问题，学校一项重要举措是大力发展校办企业，变“产教分离”为“产教结合”。此时学校已建立了实力雄厚的校内实训基地，拥有40余个教学实训车间，建立了果品加工培训中心、汽车维修培训中心、数控加工培训中心。随着培训中心功能的完善，学校将其慢慢转变为校办企业，并在工商部门注册，正式成立企业实体，为双元制企业端问题解决提供了保障。

在创建校办企业同时，学校大力开展引企入校。2005年开始，先后与青岛创兴等多家企业签订联合办学协议，由企业为学校提供技术指导、设备、必要的教育教学设施、实习场所，提供专业实习指导师傅。学校则利用专业师资、实训车间、设备，承担企业部分生产加工任务。通过合作，校企共同建立深度的互信合作模式。

在缺乏社会条件背景下，通过创建校办企业和引企入校，平度职教中心走出了一条产教结合、工学结合、校企合一的有中国特色的“双元制”之路，为后续的创新深化、推广辐射奠定了基础。

辐射引领：

在持续创新中，发挥“平度样板”辐射引领作用

这一阶段时间跨度为2012年至今，这一时期在继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同时，平度职教中心通过创新示范，进一步发挥辐射引领作用。

经过第二个时期对区域经济发展人才需求的调整适应、德国双元制本土化改造后，平度职教中心开始在新的起点上，开创教育教学改革新历程。这一阶段，学校形成了“双创闭环，专业跨界”培养模式，实施学生为中心专业跨界组织模式，学生评价方式引入企业质量管理理念。

“双创闭环、专业跨界”培养模式核心是依托示范企业，围绕畜牧业“育种、养殖、饲料、防疫、加工、营销”和种植业“选种育种、种植、肥料、植保、加工、营销”完整产业链，以及从实验、示范到孵化推动的完整技术创新链，彻底打破了种植业、养殖业的专业界限，以现代农业、绿色农业、循环经济家庭农场为核心，学生全程参与学习完整的产业链生产全程，建构“种植-畜牧-保鲜-加工-营销”专业链群，形成一个农庄式的完整闭环。

这一培养模式核心是培育具有自主生产经营能力的“现代农庄”经营者。因此，尤为注重学生创业能力培养，在专业学习中强调生产经营能力的培育。

学生为中心专业跨界学习组织模式与“双创闭环、专业跨界”培养模式紧密相连，学生可以根据未来就业创业方向，打破专业界限实施专业跨界学习。如，果树栽培专业可以根据需要学习农产品保鲜加工课程，或者根据复合农业经济需要，学习养殖类课程；农林牧渔类专业可以学习农副产品加工、营销、物流等方面课程，充分发挥专业链、企业群的整体优势，拓宽学生发展空间。

这一时期，平度职教中心一方面通过教育教学改革发挥技术人才在本地农业发展的引领作用，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农村发展带头人的培养，推动了当地农业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发挥学校作为师资培训基地的作用，将平度双元制教学改革成果进行辐射推广。

二、曲折与成功：从照搬模仿到本土创新的成功探索

回顾平度职业教育双元制改革30年历程，有学习的喜悦、挫折的痛苦，还有着共克艰难后的创新升华。

平度职教中心双元制教学改革赢得了中德双方高度评价。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王继平说，“双元制是平度职业教育的一张名片”“与德国双元制办学合作比较成功的，全国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南京高等职业学校，一个是青岛的平度职教中心”。

德国专家、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前中国处处长于尔根·维尔克回顾平度双元制项目时说：“平度职教中心双元制项目是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在华13个项目中唯一为农业培养人才的教育项目，也是建立最晚、发展最快、规模最大、办得最好的示范项目，是德方在华的明星项目”。

30年中，德国援助平度职教中心资金合计600万欧元，特别是在项目启动前期，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技术设备支持，保证了起步阶段的强劲马力，也为中期学校依靠实训中心创建校办企业奠定了基础。

与资金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德国职业教育理念的输入。30年中，平度职教中心始终坚持送教师赴德国培训，充分利用德国驻平度的中、短期专家组织开展教师培训。

一名老师在德国经过3周考察学习后撰写了上万字的报告。报告中除了对德国职业教育体系进行介绍分析外，绝大部分篇幅重点阐释了德国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的教学组织结构与形式、教学法、师资结构与要求等，内容详实，配有丰富的图表数据。

德国长期派驻学校的中短期专家也在不断地转化着学校教师的思维与习惯。例如，德国专家在食品实训车间，每次用完抹布后马上消毒且每个环节都有专用抹布。而学校有些老师则习惯把所有抹布集中起来一起消毒。德国专家要求实训教师必须按标准执行，最终所有教师都养成了及时消毒的习惯。

再如，20世纪90年代初，基金会通过调研发现，平度大泽山葡萄全国闻名。他们判断随着中国人生活质量提高，葡萄酒需求将增加，因此，基金会将农产品保鲜与加工专业选为双元制专业，并帮助学校投资建立了一条葡萄酒生产实训车间。

这种重视细节、重视标准的教育与工作理念，时刻关注产业发展提前进行人才培养规划的发展视角，都成为平度职教中心在双元制改革中习得的核心内容。

但是，良好合作之外，中德双方也有着诸多冲突和争吵。这些冲突与争论主要原因是德国办学方式与实践在中国的水土不服。

农学专业学校一名教师在对第一大阶段双元制改革总结中说：“双元制办学至今，我们享受过成功的喜悦，也品尝过失败的痛苦。”“教训最为深刻的是1994年双元制农学专业联合招生工作中，计划招生34名，实际勉强招够半数，毕业时，学生仅为16名”。

事后，中德双方专家仔细分析发现，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在改革开始，除课程设置等有所改动外，其他方面几乎完全模仿德国办学方式。由于中德农业生产方式与教育理念的差距，许多德国运行良好的教学安排在中国难以落地，甚至适得其反。

以农学专业为例，在开始模仿照搬德国的教学计划中，在专业二、三年级，学生每周有4天回家实习。但德国有发达的大型家庭农场（少则40~60公顷，多者逾200公顷），机械化程度很高，从小型的庭院旋耕机、剪草机到大型的播种机、联合收割机一应俱全。而当时平度，农民只有少量耕地，文化水平低下，经营生产方式落后，完全不具备实训基础。加上实习点过于分散，交通不便，实训变成了无所事事的放羊，引起学生和家长极度反感。

惨痛教训下，学校开始系统反思并调整改革实践，中德双方都认识到推广双元制必须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绝不能盲目照搬。

1993年，学校双元制改革再起步，重新制订教学计划，对教学大纲、教材和实训方式进行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实训方面，针对农村生产实际，将学生回农村实习实训改为进入国有或集体农业企业实训，将周周有实习改为1：2（即一周校内理论，二周校外企业实训），后又应企业要求改为2：4。后续，在国有和集体农业企业面临困难，校企合作难以为继后，学校又创造性地创办校办企业，解决企业一端困难等。一系列创新都建立在对前期挫折的深刻认识上。

合作前期的挫折对平度教学改革意义重大。它并没有击破中德双方改革的信心，进而分道扬镳，而是促进双方清醒地认识到，双元制改革必须符合中国实际，进行本土化改造，惟此才能真正发挥双元制优势；同时，在地方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面前，农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并不是适应而是要引领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的升级。这两点成为后续20多年改革的核心共识。此后，德国专家与学校虽然在诸多问题有所争执，但双方始终都能精诚合作，正视现实，推动改革30年持续不断。

三、经验和启示：平度农业职业教育教改30年探索的启示

平度双元制职业教育通过30年卓有成效，持续不断的改革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样本，可以仔细梳理思索职业教育在学习他国先进经验时如何将其精华落地，真正发挥作用，农村职业教育在地方发展中到底承担着怎样的责任和使命。它给予我们的启示，笔者认为可以集中在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在坚持正确学习借鉴他国职业教育精华基础上完成本土化改造。在中国职教发展历程中，学习借鉴他国理念和实践经验，始终是职教发展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来源。但是，这些经验和模式都深深扎根于他国本土的历史文化与制度背景中。学习借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水土不服。这就要求“学习者”必须处理好学习借鉴与本土化改造之间的平衡。平度职教中心成功的重要一点就是把握住了这个平衡。

平度职教中心30年改革，无论成功还是挫折，都未曾对德国双元制教育理念的学习有丝毫动摇。其专注农学结合、产教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建设模式，行业企业主导的评价机制，都深刻反映了德国职业教育的精髓。

而在经历前期挫折后，学校与德方专家能够迅速联手进行分析反思，调整并开始了“双元制”模式本土化改造也为后续改革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学校两位老师20多年前撰写的一份学习总结报告中，在分析了德国职业教育具体实施以及优势后指出：“借鉴本身就是要求思想上进行一次革命，思想的转变是成功的关键……但借鉴绝不是照搬，要用德国双元制教学模式精髓，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职教新路”。

从这份学习报告中可以看到“虚心学习，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在合作前期即以成为平度职教中心的共识。这保证了30年改革中既充分吸收了德国职业教育的精髓，又实现了在中国土地上的创造性成长。

第二，必须清醒正确地认识到中等职业教育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定位。平度职教中心双元制改革得以成功的另一个核心是准确把握了农村职业教育在农村产业发展中的定位与作用。与第二、三产业不同，农村以及农业产业的小型化、零散化，生产经营模式的落后，使农村职业教育在产业发展中并不是扮演着“跟随者”“人才提供者”的角色，而是农村产业发展的引领者。不仅要了解地方农业生产经营情况，还要根据产业发展前瞻性进行人才培养，进而带动产业发展。

如，前文所述的大泽山葡萄，笔者考察时，这里已经拥有众多的葡萄产业园，经营方式多样，包括新品种培育、度假采摘、观光休闲等，其周边密布着众多葡萄酒厂。在我们走访的“爱迪尔”葡萄酒厂，厂长及骨干员工都来自平度职教中心。

再如，1998年，学校从德国引进奶牛养殖教学现场，而当时平度本地包括学校师生只见过黄牛，广大教师是在德国专家手把手教导下，全面接受奶牛养殖技术培训后，再传授给学生与学员。2016年，平度市牧业年产值55.2亿元。平度市统计局副局长位孟雷说：“鲜牛奶、面包上了平度百姓饭桌，肉、奶、蛋质量保证，供应充足，这都离不开职教中心的努力”。

如今，学校着力推动的“双创闭环，专业跨界”培养模式，就是在当前地方农业产业进一步升级，传统种植养殖业向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家庭农场迈进的背景下，学校开始打破专业界限，着力培养符合现代农业产业园需求的混合型农业创业者、经营者、技术员。如今，平度市土地规模化经营达到75万亩，家庭农场2 128多家，农业专业合作社近3 200家，农业观光园区31个。

平度职教中心的实践显示，与发达国家农业的现代化、工业化、机械化相比，我国农业总体经营生产还比较落后，因此，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实质上担当着“领路者”的角色，这是二、三产业职业教育少有的，这也赋予了农村职业教育更重的责任和更广阔的天地。

第三，必须有地方的政策支持和持之以恒的骨干团队，持续推进改革发展。平度职教中心30年改革不断线，持续推进，卓有成效，一个重要背景是地方政府对平度职业教育的有力支持。30年来，为推动平度双元制职业教育改革，平度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涉及招生、实训基地建设、培训企业确定、兼职教师等各个方面。在资金投入方面，抛去基础办学条件建设、公用财政经费保障外，仅双元制项目各类配套资金就达到8 000万人民币。记者采访期间，平度市领导在介绍平度市目前还是“吃饭财政”经费紧张情况后，仍然对平度市教育局和职教中心校领导说，“可以向市里再申请一些经费。”有力的政策和资金保障，推动了平度职教中心双元制改革30年来的高水平运转。

政策之外，学校30年来始终保持着连续性的骨干团队是另一项重要保障。平度职教中心历任校长都长期参与了学校双元制改革。在本次荣获国家教学成果奖团队中，张显德、宋瑞昌等成员也都是长期参与学校双元制改革的骨干成员。领导与骨干团队的连续性有力保证了双元制改革30年来一以贯之。

“虚心学习、承认实际，勇挑重任，敢于创新”，始终伴随着平度职教中心双元制的改革历程。它用30年的改革说明了如何有效地学习借鉴他国经验，如何脚踏实地地开展教学改革，如何真正承担起农村职业教育的使命。平度职教中心成果表明，中等职业教育的真正价值在于培养出真正的有用之才，教学成果的真正价值在于“实践与探索”，在于“坚守与创新”。

教基厅函〔2019〕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根据各地上报统计数据，现将截至2018年12月30日整改情况通报如下：

一、各地的县（市、区）整改情况

全国2963个县（市、区）已启动专项治理整改工作，其中2758个县（市、区）已基本完成专项治理整改任务，县（市、区）完成率93.08%。

其中：北京、天津、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西藏、甘肃、新疆等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有县（市、区）已全部完成整改。

二、校外培训机构整改情况

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401050所，存在问题机构272842所，现已完成整改269911所，完成整改率98.93%。其中，北京、天津、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西藏、甘肃、新疆等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存在问题机构已全部完成整改。各地整改情况详见附件。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未完成整改的省份要加快进度，尽快完成整改工作。各地要结合近期开展的各省份交叉核对工作，强化自查和督查，巩固治理成果，严禁弄虚作假，确保培训机构整改质量。要抓住寒假这一关键节点，加强热点区域巡查，严格审核备案，加强培训管理，坚决杜绝问题反弹。同时，要加快“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的信息录入工作，方便社会查询和监督，教育部近期将通报各地录入进展情况。

附件：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情况汇总表

教育部办公厅

2019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