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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清职业中专的学生正在实践操作。

  长清职业中专2013年进入省级规范化学校创建行列以来,学校抓住机遇,内抓管理,外拓就业;积极建设,快速发展。长清区职业中专一贯秉承情理兼容、宽严相济的管理制度,培养“专业技能过硬、职业素养良好”的合格技能型人才。

  本报通讯员 陶宏伟

  “导师制”

  成就学生技能梦

  学校投资近千万元新建了机加工二车间(20台普通车床、16台数控车床、一台带锯床、一台电子普车)、实训考核室,焊工二车间、电工二室、电工三室、电子单片机实训室、大赛综合实训室、金属焊接车间,流压气动实训室、钳工二室、汽修实训室、网络综合布线实训室、汽车检车维修车间、汽车模拟仿真实训室,采购了485台电脑和48套教室多媒体系统,为学生增建了6个新微机室,计算机四、五、六、七室、数控仿真一、二室等实训室。学校所有教室都安装了现代化多媒体教学设备,安装了闭路电视教学系统。

  为进一步推进技能教学、提高教学效率,长清区职业中专2013年实施导师制教学。导师全面负责学生的学习、生活、纪律、心理、思想,重点负责学生的技能训练。全校共计确定导师34名。

  导师从全日制在册学生中选择一部分优秀学生,作为自己的辅导对象,每周至少对学生进行6个小时的技能训练和指导,每月至少对学生进行2次全面谈心和交流,了解学生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每学期至少对学生家长进行2次交流,学期末要对学生做出系统的书面评价。

  2013年组织学校23名学生选手参加了济南市职业技能大赛,有15名同学获得市级二等奖与三等奖。

  “千分制”

  打造一流职专生

  长清区职业中专特别制定了适合长清区职业中专自身的学生德育“千分制”考核办法,有效地促进学生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都得到生动活泼的发展,并根据“千分制”考核成绩向就业单位推荐优秀毕业生。

  长清区职业中专“千分制”考核办法以学校各项管理制度为标准,以学生的行为表现为依据,实行量化考核。考核内容:1、日常表现;2、学习成绩;3、文体活动;4、实践实习。

  学生在校期间每学期考评总分为1000分,起评分800分,采取增减分办法进行考核,每学期为一个“千分制”考核的时间单位,每个学期考核一次。期末统一结算,结算结果为学期实得德育分数。

  根据职业教育的规律和特点,长清职专着眼于学生的长远发展,构建起较完善的德育工作体系。

  学校把“文明风采”活动与学校“校园文化、技能艺术节”“学生礼仪”“职业生涯规划”结合起来,形成五大类十三个小项目的德育教育活动,人人都参赛、班班有组织。第十届文明风采大赛,经过评选、指导、修改,共有105份征文类、职业生涯规划类、摄影类作品报省级复赛。获得省级一等奖6个、省级二等奖27个、省级三等奖29个。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十余年来中国在职业教育方面的政策出台既多又频繁。如此多的政策文本,恰恰反映出中国职业教育方面的重大问题。还需要更多具体的详尽措施及一系列保障制度,才能真正促进职业教育发展。 

金星霖 王雨迪 李同吉 

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要求并提供保障,职业教育发展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有力支撑,这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基本规律和经验。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422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这次会议强调了发展职业教育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重要作用。同时,中国政府对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视也体现在经费投入上。中国中等职业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近年来一直处于增长态势,据石伟平主编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11)》,2011年比2010年翻了一番,总经费支出达到488亿元。 

贡献:7265万技术技能人才 

基于对职业教育重要价值的认识,中国在职业教育发展方面投入了大量财力,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一,助推经济增长:7265万技术技能人才走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据统计,职业教育对中国主要劳动人口受教育年限增长的贡献率为21%2002年到2011年,中国职业院校平均每年有700多万毕业生。中国制造业从业人员受教育年限从2005年的11年增加至2010年的13年,全国高技能人才数量从2004年的1860万人增加至2009年的2631万人,职业教育在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有研究表明,职业教育对中国主要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的贡献率为21%。据统计,2011年,全国高职毕业生有60%300人以下规模企业就业,有30%50人以下规模企业就业;2011届高职学校毕业生中的66%进入民营企业就业。职业院校学生成为助推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有生力量。 

其二,提高就业能力:中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连续六年在95%以上,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87%以上。数据表明,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平均为87.6%,平均月收入为2171.3元,两者均处持续上升状态。2006-2011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 

其三,促进社会公平:90%以上的中职学生和20%的高职学生享受国家资助。针对85%左右的中职学生来自农村和经济困难家庭的现状,“十一五”期间,中央和各地方财政共安排600多亿元用于中职生资助,90%的中职在校学生享受到了每年1500元的资助。2009年起,国家对中职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逐步免除学费。 

其四,优化教育结构:中职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数的48.89%,高职占普通高等教育招生数的47.67%。通过大力发展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和在校生的规模分别从2002年的473.55万人、1190.96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813.87万人、2205.33万人。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和在校生规模分别从2002年的161.70万人、376.28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34.86万人、958.85万人,初步实现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规模大体相当的目标,有力改善了劳动力结构。 

其五,推动区域发展:60%以上职业院校的毕业生留在本地发展,东西部联合招生合作办学规模达30万。2006-2011年,中等职业学校60%的毕业生都选择在学校所在地区就业,越来越多的学生毕业后留在了家乡。2003年,国家启动东西部合作办学,近3000所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开展了办学合作。2011年,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中,60%选择在学校所在地就业,从趋势上,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回到家乡就业,同年高职学生中35%毕业生选择在学校所在市就业,68%的毕业生在学校所在省就业。这些比例均高于普通本科学校。 

中国大多数职业院校分布在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这些学校是促进当地发展的重要手段。如,吉林省集安市职业教育中心根据其专业成立了集生产、开发、购销、培训于一体的蜂业公司,实行教学开发、技术服务一体化办学。该公司开发多种产品,年产值近600万元,在全国建立数十个销售网点,覆盖22个省市区,市场开拓到海外。这是职业教育促进地方经济的典型例证。 

瓶颈:吸引力不足

虽然中国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存在十分致命的问题,其中最大问题是吸引力不足。学生数量提高,不代表职业教育对学生真有吸引力。有调查显示,只有不到5%的家长希望子女进入职业学校学习。调查显示,56.3%的独生子女家长担心职业学校质量差。7.5%的独生子女家长认为上职业学校等于断送孩子继续深造的机会。36.6%的中职学生家长顾虑子女毕业后社会地位低。 

其实,职业教育吸引力低下是国际性难题,并非中国独有。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用“不受待见的继子”形容美国职业教育的生存状况。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海召开会议,探讨如何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地位。与会代表共800多名,其中不乏来自职业教育大国的代表。虽然澳大利亚的TAFE职教模式在世界范围内被认为属先进水平,但其代表也承认,近年来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大多数青年优先选择大学教育,少数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毕业后往往不满现状,进入大学继续学习。职教吸引力的问题之所以普遍存在,原因很可能是,不论在哪种社会文化中,技术工人的地位始终不如白领职业者。职校毕业生的长期发展也始终不如高学历者。 

与职业教育吸引力有关的因素十分广泛。如文化因素,中国自古特有的官本位文化要求“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而通过体力劳动和技术性职业谋生,则被认为是不那么有价值的工作。再则,职校学生缺乏上升通道,学生一旦进入职业学校,通常毕业后会进入工厂成为一线工人,该发展预设严重危害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习动机。另外,福利待遇因素也起着作用,虽然现在很多企业给技术工人的福利待遇有所提高,很多岗位的月薪高于普通大学生工资水平,但长远看,高学历者的未来发展、未来可获得的薪水福利等都高于技术工人。 

此外,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问题一直存在。早在1980年代,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发布了《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其中多次提到职业教育方面的措施,如“有计划有步骤地增长职业技术教育在整个高级中等教育中的比重”、“职业技术教育的办学经费,各市、地、州、县在编制地方财政预算时,分别列入教育、劳动部门有关事业费之内”等。可看出政策明显向职业教育倾斜,并试图大力补足职业教育。这些正反映了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问题。21世纪后,职业教育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驱动机制,给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了危机,导致职业教育招生比例不断下降,同时职业教育的社会声誉也持续降低。 

路径:26年不懈努力 

国家为加强职业教育建设、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不懈努力,最早可追溯至1978年邓小平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他提到,应当考虑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专、技校的比例。改革开放以来,这是首次将职教发展问题提上国家工作议程。此后,一系列职业教育政策出台。上世纪80年代,除了《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外,还有一系列提高职业教育地位的政策,如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它要求“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并规定招工单位应优先录用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倾斜政策。这些使此后十余年间职业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上世纪90年代,除了宏观的补助引导外,还对职教师资进行了更具体和明显的鼓励。1995年,教委和财政部共同发布了《关于职教师资班学生享受师范生待遇的通知》,要求职教师资班学生享受师范生待遇,且面授学费、提高奖学金等,这些政策大大保障职教师资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受这些政策影响,职业教育有了明显发展。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间,中职在校学生数由52.9万猛增至1128.9万,年均增幅高达16.5%,在校生职普比也从0.03上升至1.201 

但进入21世纪,职业教育发展受高等学校扩招影响,数量有所下降。职教吸引力也持续下降,出现明显的招生难。于是,国家又提出一系列措施,如“十一五”期间,国家提倡对高等教育发展进行政策革新,提出高职招生规模应占高等教育总招生规模的一半以上。“十一五”期间,国家和地方财政为职业教育提供了多种资助。 

此后,国家开始更重视职业教育的质量问题,鼓励职业学校进行质量改进,要求学校探索更多有效的办学措施,从而使职业学校的学生素质提高,提升就业情况。如2002年《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2005年《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等。这些政策主要集中在几方面:首先,扩大职业教育办学规模,拓宽入学途径;其次,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增强职教竞争力;最后,加强对职业教育学生的补助,增强社会吸引力。 

此外,李克强总理在2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也要求: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和调整、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大力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三对接”,积极推进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做到学以致用;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鼓励中外合作;积极支持各类办学主体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举办民办职业教育。这些都反映了国家对职业教育办学的要求以及对职业教育质量的期待。 

就职业教育本身而言,学校、学生、教师的数量近年来都有所提高。学校办学质量、教师水平也有所提高。截至2011年,高等职业院校总数已上升到1280所,占全国高校的53%以上。此后,虽然高职院校总数不断保持增长,但其增长率逐渐下降,近年保持在2.6%~2.7%。而职业学校在校生人数已达1969.2万人,职普比也达到了0.80。有数据表明,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中,比例最大的为本科学历的专任教师,占总教师比例的80.85%,获得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教师比例合计为4.55%。这个数据比往年有所提升。 

病因:口号多,办法少 

不难看出,十余年来中国在职业教育方面的政策出台既多又频繁。如此多的政策文本,恰恰反映出中国职业教育方面的重大问题。还需要更多具体的详尽措施及一系列保障制度,才能真正促进职业教育发展。 

政策落实失效,可归结为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法律保障缺乏。虽然中国已出台《职业教育法》,但其规定大多属宣言、口号式,不能真正保障职业教育的权益。比如,《职业教育法》规定了职业教育的办学经费来源,同时要求社会各界支持职业教育发展,但其描述只有两句话:“国家鼓励通过多种渠道依法筹集发展职业教育的资金”、“国家对社会主体的参与给予指导和扶持”。何谓多种渠道,如何筹集?社会主体参与职业教育后,国家能给哪些指导和扶持?这些没有细化。如此草率的描述,怎能确保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其次,配套体制不完善。比如,缺乏专业严格的职业证书制度、缺乏普职衔接和中高职衔接制度等。由于缺乏职业准入制度,很多本应由专业技术工人从事的工作,现在被很多没有任何学历的农民工替代。而职业学校的学生花费几年时间,获得职业学校的证书后,不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所以他们宁愿不读,直接去企业工作,只需要短时间培训,就能掌握相关设备的大致操作。 

再次,促进方式单一。大部分政策文件主要是依靠减免职校学生学费、加大对学生补助力度、提高职校教师薪金福利水平等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在大量物质补助之下,我们看到了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增加,但大多数学生似乎只是被迫就读。有调查显示,大多数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来自相对较贫困的家庭,其中有农村户口的人数大于70%。在调查学生为何选择读职业学校时,选择“达不到普高分数线”、“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这两项的学生占绝大多数。因“对所学专业感兴趣”而就读的学生,只有极小部分。 

此外,对学生进行完全免费的职业教育,很多时候有副作用。首先,它增加了对学生的管理难度,上学不用交钱,学生不用担心学校对自己的惩罚,就算学校开除自己,也能在别处找到免费学校就读。其次,学生学习主动性不足。学生对免费得来的学习机会通常不珍惜,不会下苦功,导致中途辍学的几率增加。最后,不收费所招收的学生,通常是因家庭贫困等原因被迫就读,不一定真正喜欢某个专业,甚至根本不适合某个专业,不能胜任该专业的学习和发展。 

最后,中国的人才评价体系长期依靠考试分数区分学生。在这种评价体系下,很难真正实现职业教育吸引力提升。因此,应着力于建立更全面、多元化的人才选拔体系,在高考中重视技能考察,使社会意识到,技术能力也是个体应具备的能力,个体通过技术能力来获得报酬也应同样受到尊重。高考改制的工作,山东省近年来做得颇有成效。该省从2012年实现了高职的单招考试,并将其划入高考的一部分,称之为“技能型高考”。高职单招考试在春季进行,普通高考在夏季进行,两类考试允许学生兼报。这一举措明显促进了中高职衔接、普职贯通。据悉,该省未来将致力于建设一体化培养的课程体系,最终实现职业教育纵向层面上的完全贯通。 

走向:再造职业教育体系 

探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一大原因在于,它无法使家长、学生看到希望。2013年,围绕高校转型、建立应用技术型大学,教育部做了四方面工作。一是组织研究机构系统研究欧洲实体经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应用技术大学的发展,开展高校转型发展课题研究。二是指导、支持35所地方高校成立应用技术大学联盟,组建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研究中心。三是研究和起草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指导意见。四是为高校转型工作开展广泛宣传、试点,为改革营造氛围。未来将出现一大批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职业院校的学生将有更宽广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体系缺陷会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方方面面,导致职业教育质量低下、毕业生能力素质差,反过来影响职业教育吸引力。对此,国家2010年出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中提到:“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之后又发布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2-2020年)》,对现代化职教体系的总体要求、基本框架、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等多方面进行了系统、具体、全面的规划。在这些政策引导下,围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教育部已在着手许多工作,如巩固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改革创新高等职业教育,探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等。 

(作者金星霖系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王雨迪系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本科生,李同吉系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专题编辑王昀,主笔任大刚亦有贡献 )

 

 

童心飞扬,快乐成长。


职业院校学生在参加实训。


  近年来,德阳教育改革与发展亮点频现、成效显著,呈现出一派花开香满园、桃李结硕果的喜人景象。高水平通过国家“两基”(即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督导评估、2个县(市、区)通过省政府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普通高考本科上线率位居全省第三位、全国高职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得到教育部专家组肯定、四川工业管理职业学院“专升本”高票通过国家高校设置委员会专家组评审、3所中职学校成为国家级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建设单位、12所高中成为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

  均衡发展 争创新业绩

  德阳教育近年来能够取得显著成绩,秘诀之一就是紧紧抓住基础教育这根主线不放松,追求基础教育的高位均衡。

  距离德阳市区110公里的清凉中学,是德阳市最偏远的乡村学校之一。却吸引了周围十里八村的1200多名学生来读书,其中45%的是外地学生。学校为何有如此强大的魅力?清凉中学校长张玉林深有感触:“这还是得益于政府大力推动的均衡教育。办学条件好了,教师留得住,教学质量也提高了。”2013年,全市共有145所初中参加中考,清凉中学位居第24位。此前,该校已连续多年名列德阳中考前茅。

  德阳追求基础教育的高位均衡,体现在当地决策者对教育事业的超前谋划。努力实现城乡学校教育资源的高位均衡,校际之间教育质量的高位均衡,城乡学生教育机会的高位均衡,从而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个人未来发展奠基—这就是追求基础教育高位均衡的“德阳路径”。德阳的目标很明确:力争通过5-10年的时间,实现基础教育高位均衡。

  近年来,德阳强力打造师资建设工程,推行中小学教师素质能力建设“三大计划”,即:骨干教师成长计划、农村教师专业发展计划、教师学历学位提升计划,构建省、市、县、校四级骨干教师队伍。市级财政每年安排100万元用于教师培训,实施名师、名校长培训培养工程,激励城区中小学教师到农村任教服务,县域内教师定期交流轮换,目的是让师资水平均衡提高。目前,全市已建立中小学名师工作室15个,加速骨干教师队伍建设,助推教师专业成长。

  在均衡师资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实现教育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德阳市特别注重过程管理和常规管理,开展常规管理年、教育质量提升年等主题年活动,对小学、初中学业水平进行检测,完善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高中教育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升。2012年、2013年普通高考本科硬上线率分别为43.89%、48.02%,均居全省第3位,其中2013年高考,全市本科上线总人数达9127人,共有15567名考生被各类高校录取,均创历史新高。

  德阳并不给学校升学率、培养第一名的瞬时压力,而要求着力提升素质教育,建设特色学校,提升学生创新、创造能力,培养孩子积极乐观,包容坚韧的品格。一句话,重在孩子的未来发展。

  改革发展 增添新活力

  20世纪初,职业教育在国家层面再次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德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也深刻地意识到:“德阳要实现工业强市目标,不仅取决于先进的技术设备,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能够熟练操作和使用先进技术设备的高素质劳动者。”2004年8月,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诞生了!德阳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建设“中国西部职业教育基地”的重大决策。

  职业教育这艘承载着德阳经济腾飞的巨轮,正式起航了。

  德阳市发展职业教育实现的第一个重大突破是理念的更新—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德阳以“用”为先,在发展职业教育中打破部门、行业、地域和所有制界限,在财政、土地、招生、就业、税收、贷款等方面予以政策扶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德阳市委书记李向志,德阳市领导多次强调:“抓职教就是抓经济,就是关注民生,就是构建和谐社会。”

  职业教育是德阳市体制机制创新的试验田,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固有的观念被打破之后,德阳市迎来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疾风暴雨,实现了体制机制创新这又一新的突破—省市共建、校企共建。

  省市共建,资源整合,德阳市通过这一创新逐步形成共建共享的办学体制。目前,德阳市政府与省经信委、省建设厅共建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与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共建“国家综合性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德阳市图书馆,为本市公众、企业和其他学校提供信息和产学研公共平台。罗江县政府投入2450万元在四川工业管理职业学院共建图书馆、体育馆、体育场、军训基地等,既为师生所用,又向市民开放。

  校企共建,行业引领,这让职业学校和行业企业都饱尝甜头。在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近年有企业参与共建或共管的实训室49个,校外实训基地576个,设备产值达到近亿元,钢结构实训室、陶艺实训室等还能应企业要求实施生产。院长李辉说,学生在校3年,超过一半的时间在“真刀真枪”操练,实训课占到学生课程设计的60%,学生毕业就可以直接上岗,不需企业二次培训。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产学研办公室主任何贵说,学校鼓励学生参与产学研,这是为了培养学生现代工艺能力和现代企业管理的能力。

  如今,德阳的职业教育规模和质量跟她的经济发展一样令世人瞩目—拥有6所高职学院,其中国家级示范2所,还有1所正在建设中;20所中职学校,其中国家级示范(重点)8所,职教在校生14万人,比普高生多4万人。

  与此同时,德阳职业院校的“外向度”大增,2004年至今,德阳职校每年培训企业职工10万人次,农民40万人次。9年多来,总计为德阳企业输送技术工人10多万名,还有更多的“德阳造”职校生被外地企业抢走。

  按照省相关部门的统一部署,从2009年起,德阳市积极开展藏区“9+ 3”免费教育工作。近两年,“9+3”学校毕业生就业率均为100%,其中2013年“9+3”学校毕业生,参军入伍24人,高职单招上线57人,参加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双招考试”244人,考取率位列全省第3名。

  在令人仰望的职教高地上,德阳市没有懈怠,仍在勇攀高峰。2010年,德阳市被列为国家高等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着力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体制机制,建设以中高职衔接为重点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关注民生 彰显新气象

  近年来,德阳市创造的“警校共育”平安和谐校园建设经验,得到各级管理部门的充分肯定,并向全国、全省推广,成为教育关注民生的一个典型。“警校共育”经验为什么能够走向全国?在构建平安校园过程中,德阳市着力推动构建起了“党委政府推动,公安教育互动,学校社会联动”的良性融合模式,把贯彻落实“警校共育”纳入政府目标管理,进行逗硬考核。

  更关键的是,德阳对校园及周边发生重大治安、刑事案件和交通、消防事故的,实行一票否决。教育、公安局长成了维护校园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校长(园长)是直接责任人,各警种、派出所领导、联系学校的民警和社区居委会主任是具体责任人。

  调查表明,实施“警校共育”、创建平安和谐校园工作以来,德阳市取得了“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明显提高,学生法制安全意识明显增强,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明显好转,学校公共安全建设力度明显加大,青少年维权水平明显提升,党群、政群和警民关系明显改善”等“七个明显”的突出成效。

  “警校共育”仅仅是德阳市通过改革创新改善教育民生的一个缩影。

  德阳改善教育民生的基本思路是,用发展的眼光,通过改革、创新,扩大民生教育的覆盖面,让更多学生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德阳市教育局局长尹艳表示:“通过改善民生教育,推进教育公平,这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改善教育民生,德阳市首先是强化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城乡义务教育全部实行“两免一补”,实现真正意义的免费义务教育。其次是落实高中阶段国家资助政策。第三是开展大学新生入学资助工作。2010年到2013年,9002名大学新生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5167.7万元。2012年到2013年,1038名大学新生获入学交通补助资金66.9万元。此外,德阳市按照“以所在地政府为主,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原则,100%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选择1所省级重点中学设立“甘孜州普通高中班”,每年接收藏区100名学生免费就读;选择6所国家级、省级重点中职学校开展“9+3”免费教育,2009年秋到2014年春,共接收1905名藏区学生免费就读。

  德阳教育已然硕果累累,党委政府依旧信心满怀。德阳市委、市政府提出,未来10年将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宏伟蓝图高瞻远瞩,德阳教育昂然前行的激越鼓点振奋人心。我们坚信,在德阳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德阳教育一定会再次扬起改革风帆,在中国西部的沃土上创造更好的经验、取得更大的成就!


   图片由德阳市教育局提供

     4月23日,中国和英国在北京举行2014年中英教育峰会暨中英高级别人文机制交流会。

    双方在高级别人文交流会议上所签署的协议,为未来三年两国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领域的合作设定了新的目标。双方同意,继续推进两国学生的双向流动,加强科研合作,提升教育标准,鼓励中英文的学习。

    在峰会期间,双方举行了中英文学习研究项目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这将为英国政府未来的政策制定和资金投入战略作出指引。英方表示,将增加在英国的中文学习人数,并在2020年前达到40万人的目标。英国政府同时宣布,作为“英国未来计划(GenerationUK)”项目的一部分,英国正努力实现2020年前派送8万名英国学生到中国学习或实习的目标。

    英国政府还表示,英国政府不会对前往英国学习或毕业后获取工作经验的中国学生设定人数限制。 


 上海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在进行一场航空乘务项目的比赛。


  最近教育部明确说,600所近年来升格的本科要改办为技术应用型大学。这是职业教育一贯制的要求,为我们过去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命题。虽然上海的职业教育在培养质量、产学结合等方面居于领先,但仍然不能回避其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高职相对薄弱,导致职教体系整体有失衡的趋势。

 

以就业为导向的课改

  上海的职业教育特点非常鲜明。这体现在学校的内涵建设上,其核心就是课程建设。这方面上海走在全国最前面。

  上海的课程建设经过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自上世纪90年代起,按照能力本位思路进行课程建设。上世纪80年代末,由于人们认识到学校课程和实际用人需求脱节较严重,我们就从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接触到了“能力本位的课程改革”(CBE),又把这些引进到上海。于是就有了中等职业教育的“10181工程”,即“10个重点专业”、“重点开发18门课程”以及“1个现代化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这是1990年代的课程改革。

  第二个阶段,是从2004年到现在。2004年,上海出台了一个深化课程改革的行动计划,提出要开发“任务引领性课程”。我们现在把它归纳成“任务引领、项目驱动”的课程模式。这次课程改革,在全国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上海首批完成了66份专业教学标准的开发,涵盖了996门课程标准,编写了109册示范性教材,建成了92个专业的精品课程。这一轮改革,我们确定了五大改革理念,不少中职的教师都能背得出来,对学校专业教学的影响非常大。

  第一条是,以职业生涯发展为目标,定位课程。上海的中职教育课程,基本出发点应该是促进学生的生涯发展。

  第二条是,以工作任务为依据,设置课程。与过去根据知识边界来设置课程不同,我们不设置“工程力学”这种课程,而设置一项在企业里实际使用、操作的工作任务,如产品质量检测,以此将学校的课程和企业的工作任务更好地结合起来。

  第三条是,以职业能力为依据,确定课程内容。课程设置好之后,每年这门课程教些什么内容,需要根据职业能力确定。比如,做产品质量检测,相应所需哪些能力,要一条条梳理出来,每一条能力对应何种课程内容,是一线技术专家帮我们确定的。

  第四条是,以典型产品为载体,设计教学活动。课程和内容定下来之后,教师怎么教这门课呢?我们要求,所有的知识和技能,教师都要以具体的产品为载体来教,要让同学去实践。

  第五条理念也很重要,是以职业资格证书为参照,实现双证融通。也就是说,我们的标准不是学校闭门造车而来的,一定要和劳动局开发的职业资格证书对接。

  这五条理念,是包括我在内的上海课程改革专家组的贡献。大家曾对此反复研究。就个人来说,我觉得这五条理念是相当完整的。

  应该说,1990年代“10181工程”的实施,让职业教育的课程有了很多突破,较有效地改变了课程理念。但我们也感到,很多课程改革的内容,没有很好地推进和深入,实际的课堂行为,还不能令人非常满意。因此,在后面这次改革中,我们强调,一定要抓课堂教学。如烹饪专业,过去教师上课,一上来让学生学刀工,要切菜,小孩子切着切着,就没兴趣了。现在课堂上教学生烧一个菜,在烧菜的过程中,他会体会到很多标准,比如萝卜要切到多细,在这一过程中掌握技能。

  原来的课程,是先储备知识,再运用知识。教师会对学生说,书到用时方恨少,这些东西有价值,需要学好,准备好了才能做。但最后准备好的时候,学生往往就快毕业离校了。而且,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还发现,尤其是对中职学生,不适合采取先储备再运用的教学方式,因为学生没有这种预见力,不知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所以,需要用任务引领学习。我们现在让学生一上来就接触第一线最鲜活的东西,由这些东西引领学生学习知识。因此,上海课程改革被称作“任务引领”的改革。效果总体非常好。

 

职业教育一贯制的挑战

  前面的五条理念,总体是以就业为导向的,强调课程如何与岗位衔接。

  最近明确说,600所近年来升格的本科要改办为技术应用型大学。这是职业教育一贯制的要求,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概念。让我们的职业教育不再是断头的,能从中职到高职再到应用型本科。也有说法,要将专业硕士甚至专业博士纳入职业教育范畴。专业学位教育是不是职业教育?这一点我持保留态度。但应用型本科属于职业教育,这是毫无争议的。

 

考试科目设置不合理

  在这种改革中,如何看待中职、高职学生的升学和就业呢?从我个人从事的课程开发角度说,这是不矛盾的。无论高职还是本科,都要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理论上说,一个学生如果就业能力很强,他的升学能力通常也会很强;一个升学能力强的学生,必然是能够就业的学生。

  但现在,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中职学生职业能力很强,却似乎不具备升高职和本科的能力;选择升高职、本科的人,其中一部分也是职业能力相对较弱而无法在就业市场上寻觅到好工作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考试上。当考试不突出专业能力、职业能力,而是突出文化课、理论时,这个矛盾就出现了。理想状态中,升学和就业应该是一体化的。如果一个高职学校或应用型本科学校,招来的学生本身就是从中职学校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那一部分,这个招生很难说是合适的。

  考试的问题在于,科目设置不合理。或者是,科目设置本身看似合理,但后果不合理。比如说,文化课考试占百分之三十比重,专业课考试占百分之七十比重。形式上已突出了专业课,但实际上,职业学校的学生文化课程度很差,为了这百分之三十的分数,学生可能需要付出很大精力。因此,这很可能导致学校教学偏重文化课,把大量精力放在百分之三十的文化课上。因为专业课很容易拿分,学校有办法训练一个月就让你通过。

  文化课是应该考的,不能取消。这件事情比较麻烦。我所说的第一点就是,中高职贯通的理想状态下,就业和升学是不矛盾的,之所以出现这个矛盾,问题在于考试制度。

 

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失衡

  但中高职贯通这件事,的确会让我们产生一些新的思考。

  我的基本想法是,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职业教育的体系框架,应当是纺锤形,中间大,两头小。纺锤形的中间部分应是高职。上海需要的一线操作人员培训,应该主要通过高职这个层面实现。这是上海城市定位的需要,也是个体接受教育的需要。

  上面这头,是上海一定要积极发展的技术应用型本科。因为一些尖端的技术、高端服务业等产业,需要高技术(而非高技能)的从业人员来支撑,这些从业者不是通过学科教育培养的,而主要是通过技术应用型高校培养的。

  下面这头,是中职教育。我认为,在上海,中职教育应逐步演化成以职业基础教育为主,很多专业应该是为升入高职、应用型本科打下知识和技能的基础。当然,中职教育也需保留一部分就业导向专业,因为有些专业实际上没有升学的对口专业,学完之后,就需要直接面向市场就业。

  总体来说,我认为理想状态应该是纺锤形框架。

  那么,现在上海职业教育的状态是怎样呢?是两头大,中间小。中职这头,招生规模与普通高中教育大体相当,生源一部分来自上海本地,另一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应用型本科这头,在全国比较有影响,比如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上海电机学院、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都很不错。最麻烦的恰恰是中间的高职,这是一段软肋。学校普遍数量少,招生规模小,办学实力不强。

  理想的职业教育体系,应该是中职升高职,高职再升应用型本科。但实际上,职业教育升学序列与普通教育升学序列并列存在。升高中比较困难的初中生,就到中职里去了。因为中高职贯通,一部分中职毕业生可以升到高职,而大部分高职学校招生,生源还是来自普通高中。而高职学生基本没有升上应用型本科的,因为考试上不去。应用型本科几乎都是从普通高中招生的。

  现在高职升应用型本科这块正在搞试点,主要通过成人高校的途径,学历不衔接。正常的衔接是通过“3+2”,高职读三年,本科读两年。但这条路不是很畅通。“3+2”相当于一般的专升本,三年高职读完,还要参加专升本考试,再读两年把文凭拿下来。理想状态下,中职和高职、高职和应用型本科的衔接,应该是直通车。但原来的设计是以就业为导向,并没想到要贯通。现在要贯通,难度很大。

  首先,应用型本科不愿招高职的学生。本科宁愿招普通高中的学生,不愿意招高职。能从高职升到应用型本科的学生,是非常少的。

  我们现在做中高职贯通,很多高职学校也是咬着牙做的。一部分高职学校,把一些不好的专业、招不到生的专业拿出来,做中高职贯通,好的专业到普通高中去招生。人家还是喜欢普高的学生。

  对中高职贯通这件事积极的是中职学校,它希望有中高职贯通的专业,以吸引较好的生源。但高职学校完全可以去普高招生,普高的学生文化基础比中职的学生好,因此高职学校缺乏设置贯通专业的动力。从政府的角度,设置中高职贯通,是为了通过这样的长学制,培养具备更高技能水平和更深专业理论知识的人才。这三方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当然,有些学生能把中职读得很好,但确实不擅长读高职。因为中职主要是简单操作,高职要面对较复杂的岗位,如汽车或精密设备的维修,以及高端服务业。本科要面对的岗位则更复杂。因此,合理的情况是:中职的一部分学生,适合升入高职,高职的一部分学生,适合升入本科;这个过程里又有一部分学生到市场上就业。

  但在应用型本科、高职这两段,都有两种生源,又带来一个问题:如何达成两种生源的培养目标。从普通高中上来的学生,文化知识可以,但没有技能;从职校上来的学生,也不愿再重复学习已经学过的技能。比较理想的办法是,一届招两个班,设置两份培养方案。但事实上,这一点很难做到,因为来自职校的学生和来自普通高中的学生,人数很难刚好一致,分班会分不匀。另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是实行选课制,把专业最核心的课定好之后,其他的通过选课处理,规定来自普通高中的学生必须多选些技能课,来自技校的学生必须多选些理论课,两边稍微补一补。

  最后,我们还要发扬美国社区学院的那种精神。国人一般喜欢把美国社区学院比作我们的高职,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有很大区别。我们高职的主要功能是人才培养,而美国社区学院在人才培养之外,和社区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我们的高职顶多可以开放图书馆给社区,而美国社区学院是服务社区,社区居民对社区学院有主人翁精神。比如,社区居民开会,也会去社区学院,我们就做不到这一点,围墙围得牢牢的。我们也强调高职和社区的互动,但互动停留在如何服务产业发展、如何听取社区意见这些方面,做不到与社区完全像一家人那样。

 

高职相对薄弱

  上海职业教育对人才的培养质量应该说还是不错的。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这一结构的失衡,应由目前两头大中间小的状况,转化为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现在这个形态,影响学生生涯发展空间。

  中高职贯通的前提,是必须有高职学校。但目前高职学校数量不足,好学校也不多。几次中高职贯通做下来,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中职学校找不到高职学校。现在规定一所高职学校要“一拖几”,就是要让它带几个中职学校。三四个是合理的,可现在往往报上来就是“一拖七”、“一拖八”。

  这样一来,在高职人才培养这个层面上就存在断档,因为有好多工作是中职学生不能胜任的。今年我们调研下来,很多行业明确表示,这个岗位必须是高职学生,不能是中职学生。比如轨道交通方面,司机、调度员,都不能是中职学生。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是,中职学生年龄太小,不成熟,万一出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高职学校的薄弱影响人才的供给。只有中职学生,没有那么多高职学生,企业怎么办?一些企业就去浙江、江苏,拼命招人。我知道的一个例子是大众汽车,它从浙江成批地招高职学生,为了保证汽车质量,企业也不会要中职学生。

  另外,上海的高职学校中,民办的太多。人们对民办学校存在偏见,但民办学校自身也有问题。专业设置方面,民办高职学校所设置的,大多是服务类专业,是那种不需要花很多钱、一开就可以开很多班的专业,如工艺美术设计,主要内容就是画画。但如果新设一个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学校要买很多机床,一投入就是上千万,机床消耗很厉害,维护也要投入。民办高职学校大多对此不太乐意。

  去年起,我在帮市教委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规划。我们的规划里提到,上海的职业教育,一直在微观上下功夫,课程、教学、师资培养、实训基地等,做得很好也很踏实,但整个职业教育的结构,中职、高职、本科这三段,不是特别均衡。

  上海的职业教育,优势在内涵,弱势在结构。如果大的结构失衡,内涵再足,效果也会难以展现。

 

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

  职业教育对上海经济发展,应该说是功不可没。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首先需要一流大学,这样才有底蕴和积淀。但上海各产业的发展,也需要一线服务人员、技术人员,尤其在建自贸区后,上海在商业服务、金融、港口物流等方面的发展应该说很有前景,这些工作不能完全依靠外来劳动力。

  其他地方也在发展,如果未来不再有那么多打工者来上海,出现劳动力空心化的情况,企业招不到合格的劳动者,怎么办?职业教育的特点是,学生学完后,基本是要留在当地、服务当地的,不像普通高中、本科的学生,学完很可能出国。所以,上海从长远战略看,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尤其是大力发展高职。

  发展高职,一方面是满足家长对小孩受教育的需要,另一方面,学历越高,规范性就越强。一个人是用整个人在从事一项工作,而不是单纯用一项技能在工作。一个人的文凭、修养、学识,都会体现在工作中。不能仅用机械的、庸俗化的眼光去看待教育和产业发展的关系,不能认为职业教育只培养企业需要的能力就够了。教育反过来也会推动产业发展,丰富的高端技能人才,可以提升产业水平。

  上海的职业教育,另一为人瞩目的内容,就是科研。其他地方的职业学校,达不到上海学校承接企业项目的水平。外地学校来考察的人,对上海职业学校的实训基地,也只有羡慕的份。

  上海职业教育师资特别雄厚。全国有些地方,中职学校的毕业生,现在还能在自己所在学校当教师。上海这里,研究生是教师最基本的学历要求,很多教师有博士学位,还有些教师是从行业过来,有过企业工作经验。

  上海职业学校办学比较专业化。产学合作不仅在学生实习、就业、教学层面,还有一批企业的专家队伍,持续参与课程开发。我们的专业教学标准,也需要行业专家来审。还有相对固定的专家,参加职业教育制定标准的活动。总体而言,上海职业学校与企业的合作突破了物质层面,进入到智力层面。

  这是因为,上海有不少职业学校是行业(集团)办学,如医药学校是医药集团的,交通学校是交通集团的。全国范围看,原先行业办的中专学校,有的后来升格成高职,留下来的就成为职业高中(“三校”指的就是中专、职高、技校),这些学校多数属于教育局,和企业已没有任何来往,在校企合作上是白手起家,因此需要政府推动。

  而上海没有中职学校直接升格到高职的情况,只有一些中职学校是通过职工大学等渠道升格(编者注:如上海电机学院)。目前上海由老中专保留下来的中职学校,资产都属于行业,故而学生的实习和就业、请行业专家开发课程等合作都很紧密(编者注:包括上海电机学院在内的四所学校,资产最近划归教委)。

  因此,上海职业学校专业划分也非常细。全国范围内,不少职业学校的名字都是模糊概念,比如杭州有所西湖职高,宁波有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光听名字,不知它是做什么的。而在上海,大部分职业学校的名字就对应了明确的行业,诸如建工学校、港湾学校、商贸学校、医药学校等。

  全国许多地方,正考虑大力调整职业学校的专业布局。因为,大部分职业学校都是综合化的,同一个专业往往有十几所学校在开,比如许多学校都有汽修专业,但真正需要的专业却又匮乏。上海在这方面则不用花太多心思,布局较清晰,如医药学校和商贸学校,本身不可能有太多重合专业。当然,也不是说上海就没有集中开设的专业,如数控专业,就有很多学校在开。

  上海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紧密,也与企业的经济实力有关。上海的企业经营相对较成熟,企业对校企合作有积极性。我们在和各行业接触时,感到上海的企业家,无论国企还是民企,往往对人力资源一事有清醒的认识,会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员工,观察他们在工作过程中有哪些问题。上海的企业家会对我们明确提出,你们职业教育学校应该培养一些什么样的人才,我们的企业需要什么。而一些江浙乡镇企业的老板,对他讲产学合作,他的反应就像听天书一样。

 

应用型大学:

提高职业教育地位

  上海早就意识到了技术应用型本科的重要性。教育部这次说,600多所高校要转为应用技术型大学,其实要的是技术应用型本科,而不是说要把学校降等。全国高职学校多的是,干嘛要把高校降等呢?

  如果要把高校改成应用技术型大学,也不好一刀切,有些专业适合改,有些不一定适合改。汉语言文学没法改应用型,但机械专业可以改。原先高校对机械专业的定位可能是机械设计,培养机械设计师这类工程型人才。实际上,企业不一定需要大量机械设计师,但需要大量的工艺师、设备维修维护人员,后者就是应用型人才。

  社会的人力资源是一个大的系统,人才有各个层面。比如修一座大桥,有人做规划,有人画施工图,有人去勘测,有人到现场组织施工,有人具体操作混凝土和钢筋。如果再往上走,还有人研究工程力学,最最上面则是基础科学,如物理化学等。所以,转为职业学校的学校,要看它怎样定位自己。

  我始终觉得,要把一类教育办得好,一定要突出特色,重在给社会带来什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简称“MIT”,中国人将此翻译成“理工”,仿佛很高级,可“MIT”中的“Technology”就是技术的意思,这个名字本来是技术学院。在技术人才的培养梯度中,这所学校做到了世界知名。但我们这里,为了让别人了解自己的水平,会把自己拼命往上拔,好像学校培养的人才所在梯度越高端,这所学校就越高端。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

  这里还有一些很奇怪的概念是,教育问题所在的梯度越高,相应的研究者的水平也就越高,比如,研究高等教育的似乎就比研究职业教育的水平高,其实这只不过是问题领域不同,研究者的水平应该由研究出的成果决定。

  我觉得,这600多所高校如果有远见,应该要意识到,国家把它们划出来,改成应用型本科,很可能会有配套措施,会追加投入。以财政政策来引导,是政府常采取的方式。在原先的高等教育梯队中,你是小弟弟,前面有许多老大哥,争取不到资源。而高校如果加入职业教育梯队,后面的高职、中职就要跟着你这样的应用型本科来走。

  这就是中国人说的鸡头凤尾,看怎么选择。做鸡头,若能把它做实,也是有好处的。国外很多大学的发展路径,都是先提升自己为社会服务的能力,然后逐渐为社会所认可,自己等级最后也就提升了。这600多所高校的领导,应该有这样的远见卓识,不能因为眼前一点面子问题,而看不到长远发展。职业教育是对经济发展贡献最直接的一种教育,没什么不好。

  还有很多外省市职业学校的校长和我说,有些本科生找不到工作,会去他们学校重新再学习,重新就业。其实,即便有这样的案例,也不能说明人们认识到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对于就业,职业教育肯定有支撑作用,但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先把大学读完,拿到一个学历,然后再学一门手艺。他们并不排斥职业教育,但需要拿到学历,取得类似敲门砖的东西,在这个框架里获得相对自由的地位。

  这也是我们要把职业教育提高到本科层次的一个出发点。中国毕竟是学历社会。没有办法,强调应用型本科,也是提高职业教育地位的一个途径。

 

缺乏专业设置规范

  有些人做了大量研究,发现大多数职业所需要的能力,都是半年训练就可以培养出来的,根本没必要实行这么长学制的职业教育。在国际上,这个问题也很有争议。实际上,学历是一种身份。教育年限的设计,需要考虑到多方面的需要,其中不仅有岗位技能的实际需要,还有个人发展的需要、地位实现的需要,等等。

  不过,归根结底,我们缺少的是设置专业的规范,不知道究竟哪些应该作为专业来设置,哪些应该仅作为培训内容。比如,我从来就不认为烹饪专业需要作为职业教育中的一个专业来设置。

  中职学校报一个专业,是缘于其自身的考虑,比如要迎合学生、家长的心态,而不一定有对专业设置的全面宏观思考。学校会认真去把握市场上的人才需要,而不太会考虑,为满足这种人才需要而开设一个专业,这本身究竟是否合适。

  因此,需要做好学校的专业目录,做好学校对专业的审批。这两块内容很重要。专业目录是教育部设定的,各学校依照这一目录来开设自己的课。这里也不是上海本身的问题。

  家政服务是否适合作为一个职业教育的专业来设置呢?肯定有很多人会说,家政服务不适合。但我们在与家政行业的行业专家深入分析以后,感觉这是要专业化的。按照行业专家的理解,家政服务不仅是带孩子、扫地、烧饭,还是老年护理、小孩早教。这么复杂的事,肯定需要学校教育。

  还比如呼叫中心专业,电视机坏了,用户就要给企业的呼叫中心打电话,服务人员需要解释许多东西,如果没有专业知识,是解释不好的。有人说,通过短期培训也可以上岗。但这个行业的人认为,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如果解释不好,会给企业带来很多麻烦,包括政府的窗口服务也对应呼叫中心专业。

  因此,对于开设一个专业,我们现在的要求是,一个学校说自己能办这个专业,就要把课程全部开发出来看看,我看了之后,内容说得过去,能把教学计划排满,而且你教的东西确实是学校应该去教的,那我就会同意学校开这个专业。

  其实,开设专业还是需要制度化。现在确立一个专业是否要开设,随意性较大。我们做新的专业目录,也是从上到下一次性搞起来,而不是时时常态性更新。

  德国的职业教育专业目录更新,就是常态化的。德国有专门的联邦职教研究所。修订联邦教育培训条例,是他们常规和长期的工作。职教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会保持观察,发现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业后,会去进行调研、分析,看这个职业是否可以通过人才迁移满足。如果可以通过人才迁移满足,就不需要再开专业了。

  比如电子商务,原本可以通过人才迁移满足。我认为电子商务没必要设置为专业,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再学一点计算机就可以了。当时,学校一窝蜂都开电子商务。之后大家才看到,这个行业里不需要这么多人,其他专业毕业的人也可以从事这项工作。现在电子商务专业已被列入就业最差的几个专业之一,被亮红灯了。

  德国职教研究所对专业进行评估后,如果认为有必要开,就会把专业开起来。所以,德国的专业目录一直处于修订状态中。不像我们,对专业目录三年、五年一修订,不修订时就不管。说到底,规划、设计、决策都要建立在对职业教育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凭主观去操作。

  不过,即便如此,上海职业教育绝大多数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也都处于缺人状态,中职和高职都是如此。长期以来,总体形势是技工荒,企业找不到干活的人。我们在生活中也会感觉到,现在的劳务工资很高。比如,上海奇缺酒店服务管理专业的人才,小孩子不愿做,家长也不放心,所以就招外地的三校生过来。还有旅游管理、医护,都需要招大量外地打工者。一些需要吃苦的行业,比如机电,人手同样很紧缺。

  中职学校报给我们的就业率,都在95%以上,总体态势是供不应求。目前的态势是,大学生就不了业,研究生可能也就不了业,但中职生肯定能就业,而且待遇和收入不一定比大学生低。

  有一些行业,说自己的人才很紧缺,比如管道工、给排水。而实际上,这些技能不应由学校培养,用人单位找人短期培训一下就可上岗。但职业教育中,又有一些专业,明明就业比较难,毕业生在市场上找不到工作,学生还死命地考,比如说会计专业,又比如计算机。

  中高职学校的校长也会说自己服务产业,但他们比谁都清楚,重要的是家长怎么看。所以,财会专业就业明明偏难,学校还在拼命招生,因为家长喜欢小孩去读这个专业。问家长为什么要让孩子读这个专业,家长就说:读了再说。家长是这种心态。

 

项目制投入:

消耗教育教学大量精力

  我们的工作需要进行系统化和制度化,而不是项目化。目前,职业学校中大量的事务是被项目化的。要等项目发布出来,大家才去做。先规划,再出台项目,根据项目拨款,等到钱用完了,这个项目还有没有人管,就不知道了。

  上海这方面还算经费充裕。但是,包括课程改革在内的工作,其实应该是常态的。项目制的问题是,因为是预算制,有钱时要拼命花,后期就不能持续。比如,一个项目刚批下钱的时候,大家都死命地买硬件设备,这样一来,把运行成本提高了,后面的运行维护,往往要投入更多钱,但这时项目可能已经结束了。这是我们教育投入机制中比较大的问题。

  教育部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今年就规定各个地方,一定要确立职业教育的生均经费。很多省份连生均经费都没有确定,目前定下来的只有十几个省份。

  我们的想法是,应该尽量降低项目化的投入,不要去搞运动式的突击花钱,要稳定下来。既然已经确定教育经费占GDP的4%,应该有一个长远规划,看看哪些经费是可以持续下去的,把它纳入生均经费中。教育部已经在做这件事了,这是好的。

  同时,我认为应该再继续减少项目化投入的经费,否则不仅会使资金的利用率低,也让学校因准备材料、验收、评审、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等这些不必要的工作而感到忙碌和疲劳,使校长无法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对教学工作的思考上。这是比较致命的问题。

  检验学校教育的唯一标准,是看学生的收益。但现在的情况是,因为要对学生进行教育,而衍生出其他内容。项目制就是其中之一,让学校不得不为之付出大量精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句话提得很好:要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在其他领域,改革的眉目越来越清晰。可职业教育这边,我们的感觉是乱,各种活儿很多,但有多少是大家真正愿意去做并能做好的?这方面,也不光是职业教育有问题,整个教育领域可能都差不多。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本文由王昀采访整理,经作者审订。)

    香港文汇报讯(记者田一涵 北京报道)今日下午,第三届京交会教育板块媒体访谈会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本部举行。据中国国际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林佐平介绍,将有13个国家和地区的60余家国际教育机构参与,与国内16个省市的教育机构进行交流对接,洽谈优质国际教育项目合作。 近60%的参展参会单位来自境外或是其在国内的代表处。

  第三届京交会教育展主题为“创新 融合 发展”,重点围绕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绿色教育三大热点领域,着力推动教育国际化发展进程,突出项目引进与本土教育相融合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为让更多的学校,特别是职业院校及培训机构有机会在京交会上展示优质教育项目及优质教育资源,方便广大教育界人士参观和交流,本届京交会教育展专门设立2014 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发展交流大会,同时在邀请国外权威职业教育机构,重点推介服务于职业院校的课程引进、专业资格证书培训项目合作、校企人才订单式培养、毕业生实习及就业安置项目等。

  此外,本次活动还将首次通过展示优秀绿色校园建设项目和解决方案,试点展示和推广绿色教育理念。幷将在后续的活动中为广大学校提供绿色专业级课程引进、教师和人才培训、人才培养及就业安置等系列国际合作支持,幷将举办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特殊教育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还首次邀请了英国自闭症协会的专家对自闭症儿童的康复进行专门的培训。

中新网广州429日电 (许青青)广州市中等职业教育专业委员会(简称“广州市专委”)29日在广州成立。 

今年22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会议认为,发展职业教育是促进转方式、调结构和民生改善的战略举措。以改革的思路办好职业教育,对提升劳动大军就业创业能力、产业素质和综合国力,意义重大。 

广州市专委是由广州市教育局组建和管理,由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行业组织、企业和学校参与,开展中职专业办学的调查和研究,为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和大型企业提供决策咨询和专业意见的咨询和服务机构。 

广州市专委下设土木水利等15个专业指导委员会(专指委),各专指委根据国家和地方经济 、科技进步以及社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结合广州市中职学校办学实际,开展专业办学的政策和制度对策研究、人才培养规格要求和人才需求预测、教产合作校企合作和职业教育集团建设,以及专业设置、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实训中心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建设和选用等方面的调查和研究。 

据悉,广州市专委和15个专指委成员共计362名,其中政府职能代表21人,教科研机构代表14人,行业、企业代表155人,中高职院校和其他办学、培训机构代表172人。 

广州市教育局表示,筹划组建广州市中职教育委员会及其下设的15个专业指导委员会,是搭建政、校、企合作新平台,健全校企合作机制的重要举措。将进一步提高广州市中职学校技能人才的培养水平,提高广州市职业教育的产业服务力和经济贡献力发挥积极作用。

        政府的作用不仅是号召引导,而更多地应因“市”利导,在就业市场准入,职业资格认定,艰苦职业学费减免等方面尽快出台政策,使职业教育市场日渐利好。

        ■刘林

        在日前召开的产教融合战略国际论坛上,参加论坛的178所高等学校共同发布的《驻马店共识》指出,要以产教融合发展为主题,共同探讨“部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和“中国特色应用技术大学建设之路”。据媒体报道,论坛上有论者称,“职业教育的‘断头路’格局必须打破,为技术技能人才打通上升通道。”要通过转型发展,推动地方高校科学定位,全面深度融入区域发展、产业升级、城镇建设和社会管理;构建从中职、专科、本科到专业学位研究生各个层次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在今天的中国,认识到职业教育重要性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如果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可以选择的话,把职业教育作为子女升学优先选择的人越来越少,这就是当前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中国式困境”。

        20年前,笔者曾亲历我国职业教育突破中等职业教育层次,向高等职业教育层次发展的艰难历程。当时,视中等职业教育为“终结性教育”的传统观念所产生的巨大阻力,使得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以至于当时有关领导不得不一再强调:要不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必须试点后用实践来验证。所幸的是,试点院校没有辜负社会各界的期望,用高就业率证明了中央提升职业教育层次这一决策的远见卓识。

        1999年1月,教育部和国家计委发布了《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决定在1999年的招生计划中安排10万个招生指标,用于发展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从此,高等职业教育(专科)蓬勃发展,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5年后的今天,职业教育又到了层次要不要提升的十字路口。回顾这段经历,我们就可以明白打破职业教育“断头路”的紧迫性。

        当前,现实中阻碍职业教育上升发展之路的惯性势力依然很强大。如何扫除障碍,实现突破?笔者有几点建议。

        首先,如今的职业教育是两头都“断了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笔者认为,职业教育向上发展的同时,先要向下发展,即必须实现初等职业教育的再发展,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础夯实。取消或弱化初等职业教育的本质是视职业教育为“终结性教育”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当然,初等职业教育的再发展,不是恢复当年的职业初中,而是把初等职业教育纳入现行普通初中教育中,走职普融合之路,在中学生中普及职业知识,增强基本技能,树立劳动观念,增强动手能力。从长远来看,这既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综合职业素养,又为青少年将来选择职业教育作为成才之路打下了重要思想基础。

        其次,现有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为应用技术类高校,办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不但要以人为本,还要以校为本,需因“市”利导。据笔者调查,一部分地方高校对转型发展并不积极,多持观望的态度。观望什么呢?笔者认为无外乎有利于学生就业和学校发展的政策。校长们对家长和学生的需求心知肚明,担心改为职业教育本科后,政策环境不配套,就业和生源两头受损,从而费力不讨好。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心态本也无可厚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的作用不仅是号召引导,而更多地应因“市”利导,在就业市场准入,职业资格认定,艰苦职业学费减免,院校设置要求,教学评估指标、教师职称评审、校企合作育人机制,合作企业税收减免等方面尽快出台政策,使职业教育市场日渐利好,校(院)长们肯定“不用扬鞭自奋蹄”,争相转型,争做本科职业教育发展的先锋。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一重大战略,但现代职业教育的内涵是什么?知识经济和现代信息化社会条件下如何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终身教育背景下,职业教育发展的“立交桥”如何搭建?这一系列问题有待从理论层面先回答,再从实践中来验证与破解。理论研究到位,从顶层设计入手打破职业教育发展“断头路”格局,就能筑建职业教育发展的通天大道。

        (作者系北京城市学院院长、党委书记)

 李华 绘

  编者按

  “善政必简”。转变管理理念与管理方式,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教育系统的一项重要任务。当下政府主导的职业教育,学校缺乏自主办学的主动性,企业难以有效参与。实现职业教育的善治,需要政府充分放权,发挥市场的引导作用,寻找到多元主体的利益平衡点。本期,我们邀请三位专家从不同视角,就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阐述各自的观点。

  政府主导,为何会偏离社会需求

  刘亚荣

  李克强总理在2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明确指出了职业教育发展的背景和策略。“现代职业教育,是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举措;”但他同时指出:“完全由政府主导的职业教育,很可能偏离社会需求。”这让很多职业教育人既喜悦,又困惑。为什么国家将职业教育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却又强调不应该由政府主导?

  政府不能替代市场的根本原因

  社会发展基本的资源配置有两种,一种是市场,一种是组织。组织一般提供确定性的产品或服务方式。组织向市场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但交换产品的方式,大都采取市场方式。只有那些大家都需要的产品,才采取政府组织的方式生产,并由政府组织的方式向所有人提供,如法律、制度、社会公益产品。

  为适应经济的发展,为经济体不断提供各级各类人才的职业教育,也必须适应经济发展不断变化的状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即教育可以是组织的方式,但教育服务与经济体之间的供求交换,必须通过市场机制,这样才能有效激励教育组织随时关注市场变化和需要。如果通过政府来传递变化信息,并组织生产,将永远滞后于市场需求。这是政府不能替代市场,引导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原因。

  政府必须提供哪些公共供给

  政府主要的作用是弥补市场失灵的环节,而不是替代市场本身。在劳动力市场中,市场失灵可以列举以下几个表现:

  一是健全的劳动力就业信息。

  人人都需要劳动力需求信息,但是信息的搜集、建库和发布需要高度权威的机构,只有各级政府才能胜任。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国家和区域的劳动力大数据平台的建立已经成为可能。政府提供这一服务的方式可通过市场方式购买,这样既可以防止公共服务成本增加,也可以持续不断地为信息的更新提供资金支撑。

  二是公共需要的制度和环境。

  市场交易既需要制度支持,也需要平等的环境。劳动力市场违约现象频发,法律制度是必要的公共服务,也是为维护所有市场契约达成的必要手段。另外,核查办学资质,保证办学的长期有效和办学质量,也都是公共需要。市场环境下,教育机构的竞争环境需要公平性,政府需要在其管辖区域内对所有教育机构保持中立,才能创设公平竞争环境。

  三是战略性需要和公共教育服务产品。

  所谓战略性需要,是基于战略发展规划,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内,政府通过委托经营和市场购买方式,更有效地推动战略目标的实现。例如,宁波市政府基于本地产业大量需要工科学生而向民办高校按生均进行拨款、齐齐哈尔市政府委托本地民办高职管理一个县域的职业教育中心。

  公共教育服务包括两类教育服务:一类是社会必须的劳动岗位,市场无法提供,政府可以购买,例如偏远地区的教师特岗补贴。另一类是素质教育。这是任何类型教育都必须提供的内容,是所有人的共同需要,任何国家政府都愿意为此买单。

  大多数国家从两类公共教育服务出发,对教育进行分类。教育分类是组织专业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教育机构相互分工、提高办学效率。体现在政策上,也便于按不同教育分类出台不同的政策,因为不同类型教育在人、财、物和事方面的需求上有所区别。

  具体到职业教育,由于职业教育是非义务教育,财政低潮时最先削减的预算是这类学校的拨款,所以在财政充盈时要多储备人才,帮助国家或者区域迅速走出经济低谷。同时,职业教育直接面对市场、面向就业,这类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一种经济投入行为,这种投入和生产由于需要形成多方面的技能,培养方式复杂,因此具有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和直接生产成本高的特点。如果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需要,不能通过严酷的市场检验,无论是教育者个体,还是学校个体,都无法单独承受市场“之重”。政府可以在生产环节和市场交易环节提供信息服务,帮助职业教育的相关利益者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促进职业教育迅速适应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

  如何在市场引导下自主办学

  职业教育无论何种层次,有几点是共同的:1.从入口看,生源多样化,表现在年龄没有界限,素质和职业能力也有很大差异性。2.从出口看,面向一定职业领域就业,存在着市场不确定性风险。3.教师要有专业知识,也要了解专业技能,甚至是某领域的职业人。4.教学内容是知识传授、技能培训、职业素养教育的杂糅。5.教学方法多样化,需要更多的实践、更多样化的时间安排和更复杂的教学环境和条件。

  基于以上几个共同特点,职业教育机构发展需要具备以下几方面条件:

  一是职业教育机构必须成为市场主体,有更自主的发展环境。

  纯粹的公办教育机构在自主管理能力和适应多样化方面,具有先天的机制性缺陷。因此,面对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中公办职业教育机构占大多数的现状,放开职业教育的投资领域,激励民间资本投入职业教育,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二是面对市场的职业教育机构必须有良好内部治理环境和能力。

  良好的内部治理组织纳入和能力包括:1.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学校领导。市场需要企业家精神引领的组织,这是市场创新的首要条件。2.良好的内部组织管理。组织发展需要良好的治理,管理出效益是人人皆知的公理。3.改善人力资源市场环境,打通企业和学校用人。我国事业单位性质的职业院校和企业之间由于劳动力市场不统一,给人力资源流通带来壁垒,因此需要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系统和薪酬系统。4.相对民主的管理环境,以及民主环境下产生的教学方式改革。行政化是我国公办学校的主要特点,在这种体制中,教育不能满足社会个体的需要,也不能适应现代信息社会学习者的学习环境需要。

  三是面对市场的职业教育机构对政府提出自主的政策需要,可促成政府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和管理服务。

  政策能不能有效贯彻执行,取决于是否符合基层需要。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必须要因地制宜,区域化、地方化甚至个体化都可能是将来各级政府所要面对的职业教育政策环境。(作者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校管理教研部主任)

  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三重核心命题

  邬志辉 李涛

  命题一:建构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何以紧迫

  改革开放30年来过度依赖第一、二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的中国产业结构需要向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其背后的核心是要全面提高普通老百姓的经济收入水平和日常消费能力,与之相配套的首要因素则是提高单位时间内劳动力的技术含量和生产价值。

  在新阶段,需要加快升级换代的“中国模式”的核心命题,也正是普通公民个体自身劳动技能水平的全面提高。与新兴产业链和最广大社会成员最为紧密关联的职业教育,无疑将在其中扮演革命性的角色。

  一方面,“中国创造”这一时代诉求呼唤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理性化建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职业教育发展中所长期面临的产教脱节、市场滞后、培训低质、观念落后、社会诟病、管理低效等重重危机也亟待自我革命与外部改良。由此可见,建构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十分紧迫,而其当下的核心则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性建构。

  命题二: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何以可行

  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考虑四个核心层面的问题:

  一是治理主体问题,即“谁治理”的问题。职业教育是一个涉及多元主体的庞大系统,它不仅是政府和学校的事情,还包括企业、行业、社区、家庭及“相关市场主体”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因此,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之首,就是要立法保证多元主体在职业教育中的合法性,确保强势主体对其他主体诉求的及时回应和有效调试,赋予多元主体在法治保障范围内合理的可问责和可评价权利。

  二是治理方式问题,即“怎么治理”问题。传统的职业教育体系存在“单向管理”和“多头管理”并存的症结。“单向管理”主要是指政府热衷于在职业教育各个环节中扮演全能化的控制角色,管、办、评三者互不分离,导致学校主体缺乏自主办学的主动性,进而使人才培养同质化、学校建设行政化、专业设置封闭化。企业主体一方面难以招聘或订制到高素质的契合型劳动者,而要靠自身培养合适员工,提高了成本,加重了负担;另一方面,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很难积极有效地参与到人才培养中,而国家日益增加的职业教育拨款又进一步强化了职业学校行政化办学思路,从而导致企业参与的“挤出效应”。“多头管理”主要是指在行业与政府之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越位或缺位的交叉或无主管理,凡有利可图之处,如资格认定、考级收费等,则各主体都尽其所能将之揽入怀中,但无利可图或吃力不讨好之处,如长期性的经费投入、无利的常规管理等,则各主体都会尽量推诿或低度参与。基于此,治理方式层面的改革不仅仅要求多元主体都参与到职业教育的发展中来,而是要寻找到各主体积极参与和有效参与的利益平衡点。

  三是治理结构问题,即“治理什么”的问题。主要包括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结构,前者主要是完善职业学校的治理结构,提高自主办学和高质办学的能力,后者主要指建立健全治理法律结构、治理资质结构、治理信誉结构等。其中治理法律结构指明确职业教育中各组织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治理资质结构主要指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标准设定、目标预计、政策达成、督导程序等要素通过何种网状结构得以有效实践;治理信誉结构主要指学生就业率、企业用户满意度、家庭认同度、社会影响力等的排名,和师资认定、课程评价以及理论学习、实践学习环节中的过程评价等因素如何达成合理共识。

  四是治理评价问题,即“怎么知道治理得好不好”问题。包括同行评价、企业评价以及社会评价三个层面的公共性意见,其中社会评价需要学生、家长和媒体的共同参与。

  命题三:职业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何以可能

  现代职业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三个核心维度:

  一是治理的咨询决策能力的现代化。

  它包括三个层面的子能力:一是决策的科学性能力,这就亟待建立职业教育发展多维度、全方位、公开化和真实性的数据库,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提高现代职业教育公共决策的分析能力和治理水平;二是决策的有效性能力,中央政府不能也不需包办所有的公共决策,而要艺术性地适度分权。很多决策若交给地方政府或学校、行业、企业,决策的有效性会更高,并能提高决策渐进试错的能力。三是决策的民主性能力,决策不仅是政治家的事情,也是当事者、学者以及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事情,如何生成决策治理的民主机制、畅通决策治理的渠道,是决策民主性能力研究的核心要素。

  二是治理的智能纠错能力的现代化。

  它也包括三重子能力:一是自我发现错误的治理能力;二是自我调适错误的治理能力;三是错误合理兼容度的治理能力。

  三是治理的高效运转能力的现代化。

  治理的结果不是导致职业教育运转的低效率,更不是诱发新的混乱,相反,善治是在制度理性化、方式民主化、过程法治化、程序透明化、手段文明化、结构网络化、技术现代化、结果可预期化的实践中达成目标推进的低阻力和高合作,从而保证职业教育事务的高效优质运转。(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

  推进善治:实现现代转型

  于志晶 李玉静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中国职业教育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善治改革指明了方向。

  所谓的善治,强调的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多元化,核心内涵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职业教育管理是社会治理的范畴,是政府的基本职能。长期以来,我国的职业教育由政府包揽的特征比较突出,直接的后果是行业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社会力量介入不充分、办学活力不足。在我国推进职业教育的善治,重点是要解决好政府与行业企业、学校等之间的办学主体关系、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动力作用关系,以及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关系。

  从操作层面看,当前推进职业教育的善治要抓紧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加快修法,推进依法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善治首先需要法治保障。我国的《职业教育法》颁行于1996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法律的滞后性和不适应性日益突出,加快法律修订工作十分迫切。职教法修订的重点是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行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的治理体系,进一步明晰法律的行政主体和法律责任。建设职业教育法治秩序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严格执法,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实现职业教育的治理从管控规制向依法办学转变。

  二是理顺关系,推进统筹发展。在我国具有管理职业教育职能的部门除教育与人社部门外,其他一些部门如农业、工业、卫生等也都负有管理本系统职业教育的职责,职业教育发展多头管理、政出多门、资源整合乏力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另外,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职业教育管理权限也不十分清晰。从部门管理角度看,要从目前的职业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逐步转向职业教育的统一管理;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看,中央主要把握教育发展的宏观战略和方向,提供标准,地方侧重于整合资源,最大化发挥资源提供最好的教育服务,并进一步加大省级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统筹职责。

  三是简政放权,推进自主发展。按照“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的原则,扩大和落实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高职院校自主制定招生方案、设置专业、评聘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招聘高技能人才、确定内设机构;中职学校自主确定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方式、设备配置和教材使用、教师聘用和收入分配、校园规划和资源配置。职业院校依法制定体现职业教育特色的章程和制度,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坚持和完善中职学校校长负责制、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建立学校、行业、企业、社区等共同参与的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实行企业经营管理和技术人员与学校领导、骨干教师相互兼职制度,形成新型的政府-学校-社会关系。

  四是激发动力,推进合作发展。把职业教育作为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的优先领域,允许以独资、合资等多种形式举办职业教育,允许举办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的职业院校,允许公办和民办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税收优惠以及财政补贴等多种方式引导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参与职业教育的课程与教材开发、教育管理和质量评价。通过政府补贴、授权委托等方式,支持行业组织履行好发布行业人才需求预测和就业信息、指导专业设置和教学工作、开展人才培养质量评估等职责。

  五是市场引导,推进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作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企业要根据市场的供求变化,自主地选择投资、选择转型升级的路径,职业教育也要从过去依赖政府主导办学转而要遵循市场的引导办学,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六是透明公开,推进科学发展。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是面向全社会的教育,一些重大政策的调整和改变,如考试制度的改革、实施资助和免学费政策、职工教育经费的提取、确定生均拨款标准、职业培训的补贴等,都涉及广大群体的切身利益,所以要在信息充分公开的基础上,开展广泛协商,广集民智,形成科学化、民主化和公开化的职业教育决策机制。

  七是强化监督,推进高效发展。把职业教育纳入教育督导范围,实行职业教育督导制度和监督问责机制,坚持督政与督学并重、监督与指导并重,建立督导监察结果公告制度和限期整改制度。各级人大和司法机关要加强对职业教育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司法监督,加强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积极开展第三方评价,创新职业教育评估机制。(作者单位:吉林省职业教育研究中心)

    上周,400余家企业代表走进四川城市职业学院,举行第五届校企合作大会。与学校合作紧密的6位企业负责人被聘请为客座教授。据了解,近年来学校校企合作已由过去的企业到校做讲座、学生单纯的实习,演变为了深度合作模式。企业工程师走入课堂与教师一同编写讲义,讲授的内容均是一线实战技术,让学生“用得上、能发展”,毕业即能踏入社会。


    “目前,我们大一有岗前实习,大二大三有小实习与岗前实习,这能让学生充分把课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管校企合作的袁丁处长表示,学校除了继续做好扩大企业订单班培养等工作外,还将深化举办校企艺体的独立法人公司、企业员工培训中心以及开发学生学习课程。而在今年年初高校与高招改革为高职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提出了更实际的挑战。 华西都市报记者肖笛

 

  本报讯(记者 姚晓丹 通讯员 罗泽中)近日,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出台新规定:学生对教师教学效果不满意,教师将走下讲台。该院院长朱厚望介绍,这是学院推行课堂质量承诺责任制的重要举措。 

  朱厚望告诉记者:“我们制定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对全院公布,务求每位学生都了解考核详细内容。在评价教师的课堂效果前,举行班级全体学生座谈,了解教师教学情况,并结合班级信息员、督导检查的结果综合评价教师的课堂效果。目前看来效果不错。” 

  对于淘汰下来的教师去向,学院人事处处长刘永明说:“学校会安排转岗,若没有合适岗位会出现待岗或被解聘。” 

  据了解,多年来,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先后通过青年教师培训、示范课竞赛、教师说课比赛、教师下厂锻炼等活动,提升教师的综合能力。专业教师王志敏说:“承诺前和承诺后心态完全不一样了,既激动兴奋又忐忑不安。课堂是展现自我的最佳平台,对学生承诺后我感到激情满怀,要把每堂课都上成公开精品课。”青年教师王江说:“今后我要考虑怎么让课堂更能吸引学生的眼球,拥有更多的‘粉丝’,课下也要通过世界大学城空间教育平台、QQ群、微博、微信与学生及时交流。”

    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日前授予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国家棋牌文化教育基地”,这既是全国第一个棋牌文化教育基地,也是第一个落户高职院校的体育类教育基地,将进一步拓宽学院人才培养方向,增强服务社会能力,实现学校与行业的无缝对接。

  2011年,在成都市政府主导下,成都棋院与成都职院联合主办了全国唯一一所棋类学院——成都棋艺学院,培养棋牌文化传承人才和能从事棋牌运动管理、教学、普及推广、棋牌古谱整理、软件开发及商业运作等方面的应用型人才。

  近3年来,成都职院与成都棋院合作,形成双主体办学、社会棋牌俱乐部作为补充的新型合作模式。截至目前,学院招收包括4名一线专业运动员在内的棋艺专业学生32名,开展了一系列棋艺文化传承活动。在体育赛事方面也成绩瞩目,组队参加全国围棋甲级职业联赛,扩大棋艺专业影响力;组队参加全国国际跳棋乙级联赛,冲甲成功;参加2013年全国大学生国际跳棋锦标赛,收获男子个人冠军;学生周伟在2013年亚洲国际跳棋锦标赛上获得季军,不仅获得世锦赛参赛资格,还荣获“国际棋联大师”的头衔,成为国内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男棋手。
        本报北京4月26日电(记者 练玉春)近日,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出资30万元,资助西藏100名高中以上阶段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同时,该院还向受助学生赠送了《四书》《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等传统经典书籍和理论读物。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院长杨波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受助学生在提高品德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树立远大志向中,自觉成为中国梦的践行者。

 中职学生可直升本科


  上海技能人才走上成长立交桥

  很多中职院校的校长把中国的职业教育比作一条“没有未来的断头路”。一名初中毕业生,一旦选择进入中职院校学技术,他未来的学业就能“看到头”了,“撑死了上个高职”。

  4月10日,在上海市教委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一名少年报小记者的提问,引起了在场所有官员、校长们的深思。“我做过调查,很多同学喜欢烧饭、做手工,可是学烧饭、学手工也能上大学吗?”问题抛出后,立马收获一片笑声,但笑声过后,现场“冷”了10秒钟。

  “学职业技术很难上大学”的情况,如今有望最先在上海出现“转机”,因为一座成长立交桥已经呈现。

  日前,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高调宣布,他们将在今年“招生季”与3所中职学校合作启动“3+4”中职本科贯通学制。120名优秀初中毕业生,将在7年学习期满后,拿到一张高级技师或技师从业资格证,外加一张学士学位证书。

  招生季往年难熬

  今年奇迹般火爆

  上海石化工业学校校长苏勇最近心情大好。遥想去年春季,一年之隔,学校的招生形势已然大变。与现在的“得意洋洋”相比,去年此时,苏勇正与学校招生办老师一起挠头犯难。

  每年的四五六月,是中职学校的“招生季”。在这个时间段里,过去是中职学校校长们最难熬的日子。近年来,随着普通高中入学率、大学本科入学率的快速提高,中职学校招生陷入窘境。

  很多地方的中职学校在“贫困线”上挣扎,有些地方甚至曝出招生要靠动用“七大姑八大姨”关系的新闻。尽管中职学校就业形势看好,每年就业季都有企业来学校“抢毕业生”,但仍鲜有家长愿意“撕下脸皮”把孩子送进职校。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进了职校,就铁定上不了大学。家长们有一个较为普遍的想法,大学生工作都不好找,更何况中职毕业生?

  “很多家长跑上来就问,能不能考大学”,曾经一度被问及“能否上大学”的问题时,苏勇就瘪了,“没什么好谈的,就是不可以。”

  但今年,苏勇底气十足地向前来咨询的家长们介绍,“可以上大学,而且连高考都省了。”上海石化工业学校是上海第一批吃到“3+4中本贯通”学制“唐僧肉”的中职学校。苏勇说,今年,学校不仅能招到学生,而且还要从那些普通高中、甚至重点高中嘴里“抢”一批好学生,“很多成绩可上可下的学生家长现在开始纠结了,不用高考就能上大学,诱惑挺大的。”

  上海信息技术学校校长邬宪伟今年也扬眉吐气了一把。这两天,前来找他咨询“3+4”学制的家长络绎不绝。邬校长毫不客气地设了两道槛——第一,成绩能不能考得上普通高中,能上高中的才能报这个项目;第二,仅是成绩过关还不行,还要来学校面试一番才行。

  邬宪伟说,今年他要“挑一挑”生源了,“光是成绩好的学生我还不要呢,要对化工专业确有兴趣的,未来有潜力成为出色工程师的学生,学校才考虑。”

  本科高校转型应用技术型大学

  中职学生有了一个漂亮“出口”

  实际上,中职学校校长们的底气来自中央高层对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2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亲自部署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要求建立学分积累和转换制度,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

  苏勇的理解是,有了应用技术型高校,中职教育就有了一个漂亮的“出口”,续上职业教育这条“断头路”,中职学校未来就有了发展的希望。

  他尤其推崇一些“德语系”国家的做法。“在德国,高校中只有15%左右的综合学术型高校,剩下的85%都是应用技术型高校。”苏勇说,德国的应用技术型高校培养工程师、高级技工、高素质劳动者,而学术型高校培养的则是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等研究型学者。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陆靖曾去德国调研过,那里的应用技术型高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人家的技校老师,带着学生团队给西门子产品设计芯片,给知名药厂做药剂试验。”陆靖说,职校、技校只要能办出高水平,不怕没有生源。

  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就曾在这个教委领导面前展示“雄厚实力”,“人家的目标是,办成全亚洲最好的警察学校。”陆靖曾在这所学校的“外训楼”参观,亲眼看到世界各国的警察来这所学校参加培训。

  记者注意到,与教育部高调助推成立“应用技术大学联盟”不同,很多地方高校对“转型成为应用技术型大学心”心存疑虑。

  江苏苏南地区一所高校教务处老师告诉记者,因为“听上去总是不怎么舒服”,学校高层决定只拿出校内一个应用技术学院做转型试点,“真变成应用技术型高校了,感觉档次好像就低了。”

  与教育部官员一再强调要调整应用技术型高校和学术型高校占比的“美好愿望”相反,近年来有不少院校热衷于“学院升大学”、“专科变综合”,并以建设学术型研究性大学为主要目标。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曾指出,我国目前的高职和高校是四六开的比例,40%的高职和60%的本科,而60%的本科当中有30%是“失业的常数”。与之相对,欧洲国家学术型大学和应用技术型大学的通常占比则是二八开。

  由于职业教育地位低,长期招收不到优秀生源,职校学生的就业情况如今也陷入尴尬境地。“国企很明白地告诉你,他们不收中专生;外企担心得罪你,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地不表态,但背地里偷偷去江苏、浙江、山东招大专生、本科生。”苏勇说,中职学生要找到好工作、要练好技能,绕不开“向上深造”这条路。

  7年一贯制不是终极目标

  给每个中职学生以希望才是

  邬宪伟校长曾到很多企业做过调研,得出的结论是,企业现在最缺“现场工程师”。

  “中专3年顶多培养一个操作工;加两年大专,算能培养一个操作工里的班长;如果加4年本科,能出一个技术上乘的工艺员;再积累两年经验,才能成就一个现场工程师。”邬宪伟尤其赞善“3+4”学制,为了培养第一批优秀的“现场工程师”,他决定从生源入口开始把关,与高校专家共同设计一套全新的教学方案。

  他的担心是,让一个15岁的初中毕业生决定未来可能会从事一生的职业,会不会早了些?

  “孩子们毕竟还小,他今天觉得化学工程与工艺不错,明天可能就想修汽车了,后天没准想攻学术研究了。”记者注意到,与邬宪伟一样,面对火爆的“3+4”学制招生咨询,很多先“吃唐僧肉”的校长开始担心,能不能把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留在同一个专业长达7年之久。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娄斌超专门负责教学,他最担心,学生们会不会在7年时间里产生厌学情绪,“现在读4年书的本科生都翘课,厌学情况严重,我们有什么方法留住那些更小一些的孩子?”上海二工大的做法是,重新设计一套7年制的课程。以调研得出的企业需求为导向,全程邀请企业工程师共同参与教学。

  为了不让学生们觉得枯燥,上海应用技术学院也采用了校企合作、工学交替的全新课程设计。7年里,学生们会先在学校里学习文化基础课,然后去企业体验生产;在学校学习专业基本技能,然后去企业进行岗位实践;在学校提升专业知识和通用能力,然后到企业训练综合工程能力。

  毕业后,学生们除本科学位证外,还将获得化工总控工(高级)、化工生产运行员(高级)职业资格证书。

  然而,设计精当的7年一贯制特殊培养模式,远非上海市教委的终极目标。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陆靖透露,上海要做的,是彻底打通中职学校学生向上深造的通道,给每个孩子以希望。而“3+4”学制只是最先的探索,未来理想的状况是,念完3年中专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报考自己喜欢的“技术型大学”。

  “难在一个‘转段’的问题上,什么样的课程设计,可以让中职学生跟普高学生一样,在学完3年后,有自由选择接续或者转到另一个专业的路径可循。”陆靖也预计到了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学生转专业或者中途退出的情况,“怎么给那些中途要转的学生学业上半部分,画一个句号,也是难题。”
    目前,高职院校对素质教育越来越重视,但仍存在素质教育内容单一、形式枯燥、缺乏系统规划的碎片化现象,每个学科都是各讲各的,给学生的知识是零碎的。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希望打造一个平台,让不同学科、不同课程能够围绕培养目标互相协作、关联、影响,将教育教学行为统一到教育主体自主性的激发与引导上。

  大学语文和英语课的作业是平面设计,思想品德修养课的作业是四格漫画、思维导图、荒诞话剧……一场别具一格的作业展,近日在江苏省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拉开帷幕,300多份作业吸引着众多师生驻足观赏。

  “另类”作业展是苏州工艺美院开展“双融合”课程育人体系的一个缩影。该校正在着力构建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通识课程与公共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与公共基础课程相融合的模式,形成“双融合”育人体系,培育既具备设计技能又具备设计素养的全面人才。

  据苏州工艺美院党委书记王建良介绍,所谓双融合,一是融合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二是融合专业学习与文化学习。“我们希望知识传授与学生专业职业的兴趣点紧密结合,同时要避免专业教学沦为单纯的技能训练,必须在专业教学中融入人文素质教育,实现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公共基础课“三位一体”

  “目前高职院校对素质教育越来越重视,但仍存在素质教育内容单一、形式枯燥、缺乏系统规划的碎片化现象。”王建良说,以公共基础课为例,语文课讲讲课文、思修课谈谈理论,调动不起学生兴趣,更别说提升学生素养了。

  2012年6月,苏州工艺美院将原社科部、体育部、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等八大学科合并为公共基础部,整合教学资源,构建了网络教学、课堂教学、实践教学“三位一体”的课程范式。其中网络课程中有64门公共基础课,配备了课程资源库、教学视频资源库、优秀毕业设计资源库等。据该校课程信息中心主任施教芳介绍,系统中特别设置了过程跟踪、学习进度统计、课外自测等环节,让学生自主安排学习时间、养成良好学习习惯。

  “因为学生有了提前自学的过程,带着疑问来到课堂,我们就可以实施问题式教学,告别‘一言堂’,在讨论式的氛围中提升学生的主体地位。”教授“艺术概论”的教师董波说,以往公共课的作业基本上都是试卷,课堂上教师从头讲到尾;现在的作业都是开放式的主题,载体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没有标准答案。

  4幅园林装饰画,是数设艺术系学生戈敏洁完成的大学语文课后作业。“老师布置的题目是吴文化,让我们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我选择了园林。”戈敏洁通过课程平台找到语文老师提供的文学作品以及各种素材,认真研读分析,然后拿出这份令人惊艳的语文作业。事实上,同样是吴文化主题,学生的语文作业呈现形式的丰富多样让人惊叹,有的是海报风格的江南民居,有的是卡通风格的昆曲戏文,还有的是水墨风格的宋锦介绍等。

  专业课程身临其境

  在苏州工艺美院装饰艺术系的首饰设计课上,只见学生与教师邀请来的嘉宾一对一、面对面访谈,了解嘉宾的职业、年龄、兴趣爱好,分析嘉宾的性格、价值观,然后设计出与嘉宾匹配的首饰……下了课的学生感叹道,这更像是新闻专业的课程,新颖且有趣。

  “这种专业课教学方式,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设计技能,还将沟通、解决问题等能力培养融入其中,帮助学生提前进入职业状态。”在苏州工艺美院院长廖军看来,设计行业具有强烈的时代性,面对风云变幻的市场竞争,必须让学生在学校阶段就身临其境,实现精细化培养。

  廖军说,让学生确立主攻项目、有的放矢,苏州工艺美院形成了“大专业平台+小专业方向”的专业体系,学院6个系21个专业,形成21个专业平台、54个小专门化方向。“同时,学校还建设了42个工作室、5个国家级和省级实训基地与教学示范中心、200个左右的校外实训基地。”

  在苏州工艺美院的“纤维大师工作室”,学校引进了顾文霞、梁雪芳等苏绣大师,为学生举办讲座,言传身教。学校还建设了顾文霞刺绣史料馆,让学生近距离接触刺绣的工具、作品和原始稿等。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还可以到苏绣之乡——镇湖观摩绣娘们的工作,直接伏绷走线进行刺绣创作。

  “因为一直追求身临其境,学生的技术和创新能力迅速提高,为桃花坞木刻年画这一古老艺术注入新生机。”苏州工艺美院桃花坞年画社社长华黎静说,学生完成了40套年画设计方案;成功复制乾隆版“和合致祥—一团和气”木刻年画,填补了复制清代中期桃花坞木刻年画的空白;开发设计了几十种木刻年画礼品、旅游纪念品,深受市场欢迎。

  实践课程丰富多彩

  “衡量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就业率、第一个月工资多少不是标准,而是靠人文素质、思维方式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等体现出来的。”王建良表示,创设出丰富多彩的实践课程,是学校实现“全人”教育的关键所在。

  据介绍,苏州工艺美院策划的“雷山苗族元素”旅游品创新项目设计实践,以“项目+主题+跨界”的全新形式开展,视觉传达系、环境艺术系、服装工程系和装饰艺术系的230多名学生参与其中,完成特色旅游品设计30项。“各专业的着眼点不同,我们的观点会互相碰撞,有助于突破专业边界、打破思维定式,让作品更具特色、更加人性化”,参加实践的学生感触颇深。

  “平时,学校会组织一些趣味性的课外实践活动,像‘磕磕碰碰’论坛,增强讨论热情;‘异想天开’学生创意作品展,调动我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学生曹光阳说,每年的“毕业开放周”和“自我展示一条街”会把校园变成创意的海洋,各种手工创意小礼品、手工饰品随处可见。

  据廖军介绍,为了让学生的创意设计接受市场考验,学校与呈辉中国工艺文化城合作成立设计成果转化中心,借鉴“宜家”发展模式,对学生作品进行包装、宣传、输出,实现销售收入720万元。

  如今,苏州工艺美院学生的创新和探索精神得到激发,并转化为持久竞争力。参与苏州轨道交通苏州乐园站“七巧板”文化墙制作的张镱馨说:“图画采用的金属板丝网印工艺,是我们去无锡拜师学来的。经过摸索,作品的色彩饱和度甚至比‘师傅’做得都高。”(通讯员 许学建)

  院校观点

建立生态育人系统

  高等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必须兼具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属性,既要提升能力,更要提升素养;既解决就业问题,更服务于人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来说,职业教育发展很快,但实践中的思考不足,容易出现唯技术、唯就业的教育偏差,开展优质的职业教育需要通盘规划,做到全面育人、育全面的人。

  艺术设计类的高职教育具有非常鲜明的人文社会科学特点,学生的作品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学生通过设计创作,赋予器物以实用功能,并将自己的感情、价值观附加其上,传达了包含独特情怀的文化价值,这就必然对艺术类高职学生的设计技能、设计素养、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作为一所专门的艺术设计类高职院校,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具有“融合”的天然属性,构建一个能符合和达到培养目标的“双融合”生态育人课程体系就成为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学院开展的公共基础课程“三位一体”教学改革,有机地渗透了教学对象所处专业课程的相关知识,学生获得了丰富的网络课程知识信息,在课堂上尝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在第二课堂上寻找到运用知识的快乐;专业课程搭建了“大专业平台、小专门方向”进阶平台,形成“工作室制”人才培养模式;组建了素质教育教研室,建设人文资源库,在主题教学、项目教学等专业教学平台上开发了新的文化设计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意思维、创意表达、创作实践等能力。

  “双融合”课程体系是一个有机的生态育人系统,通过课程结构和内容的改革,实现课程相融、校企结合、师资互补、评价共享,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提升学生的设计技能、设计素养,提高职业能力、拓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具有批判意识、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艺术设计专门人才。(王建良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20多年来,关于素质教育的认识大体上有两种。一种认为素质教育就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另一种认为素质教育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但它是与专业教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一种教育观念和活动。

    素质和素质教育虽然有联系,但他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素质教育的重要任务是促进人的优秀品格的形成。这种优秀品格应该是基于社会共同的价值观,被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
 
    关于职业院校的素质教育,我有两点体会。一是素质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题中之意、重要贡献和基本职责。二是强化职业教育特色是职业院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着力点。为说明这两点体会,我讲3个小故事。
 
    故事一:在北京的一所中职学校调研时,有位班主任讲他工作差不多10年了,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同学有的已经是正教授,他挺失落。我问他当年为什么来?他讲是因为想留在北京,有个北京户口。我问他为什么没跳出去?他给我讲了个故事:他来到这个学校后当班主任,班上有位同学有严重的自虐倾向。他每个星期抽半天时间为这个孩子做心理辅导。毕业后,这个孩子第一个来看他,也是这届孩子中最有成就的一个。这使他非常感慨,也让他留在学校没有跳槽,因为他觉得自己真正帮助这些孩子重新收获了信心,解救了一个家庭,他也真的不忍心离开这些孩子一走了之。
 
    故事二:现在正在开展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教育部每个司局都有若干个联系点,我们到其中一个联系点调研,这所职业学校建设得非常好,教育质量也很好,毕业生供不应求,用人单位反映毕业生好用,爱岗、敬业、出活。在参观学校的心理干预室时,我问需要心理干预的学生占多大比例。管教学的副校长告诉我,大概占80%。我非常吃惊。学校领导讲,心理干预虽然主要面向学生,其实也面向学生的家长,在很多情况下,在为学生提供心理干预服务的同时,也要为学生的父母提供心理干预服务。
 
    故事三: 2010年中央颁布《教育规划纲要》后,针对如何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问题,北京一所高校的老师从学生的视角,对一个90年出生的孩子进行了多次访谈。这孩子在北京上了完整的普通高中,没能考上大学,然后又到中职学校读了一年的职业教育。这位老师记录了访谈的全过程,写成了文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个孩子表达的三层意思:一是职业学校是真正实施素质教育的学校;二是职业学校是真正实施人人成才教育的学校;三是职业学校是增强学生自信心的学校。
 
    关于职业学校实施的素质教育,用孩子的原话讲“在一些普通高中里,学习成绩在中等以下的同学总是会被排除到学校组织的活动以外,而在职业学校里,每个孩子都是孩子,每个学生都是学生。”老师总是鼓励、动员每一位同学参加学校的各类活动,不会、不敢,没关系,试一试,获得了成功,就找回了自信。
 
    我曾请教外国专家Skills Education 和Vocational Education的区别,他们讲,Skills Education是指技能、动手能力的培养。Vocational Education包括但不限于这些,还包括人文修养、思想道德素质等。据此,关于强化职业教育特色是职业院校素质教育重要着力点的认识,我有三个层面的理解。
 
    第一层,养成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社会责任感)应该是职业院校素质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培养学生人文精神、艺术修养等是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精神品格,所有的教育活动都要围绕这些养成来展开。
 
    第二层,增强学生的信心、信任和诚信可以是职业院校素质教育的重要切入点。无论中职、高职,在现有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到这里来学习的,自信心多少受到一些打击,对他人、对社会,包括对自己的信任,多少受到一些损伤。从增强信心、信任和诚信切入,可以打开职业院校素质教育的一扇窗户。
 
    第三层,既重视课堂和活动中的“言教”、更重视实践中的“身教”和“养成”必然是职业院校素质教育的基本途径。重视“身教”和“养成”是职业院校素质教育区别于其他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
 
    职业院校的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是培养人才这一活动的两个有机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专业教育更多强调以什么样的课程和内容来培养人,素质教育则更多强调以什么样的思想境界和精神状态来培养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像培养建设者与培养接班人、发展经济基础与改革上层建筑一样相辅相成。
 
    对高职院校来说,研究和实践素质教育,标准更容易判别,成效更容易测量,也更贴近社会的需要,相信会成为一个有活力的研究和实践领域。
 
    (作者:葛道凯 系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于全国高职院校素质教育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有删节。)
    4月27日上午,以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刘敬民率领的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专题调研组,到三亚开展现代职业教育调研。副市长李柏青、市政协副主席林国辉和省政协有关负责人陪同调研。

    在当天下午的座谈会上,刘敬民一行详细了解三亚市贯彻落实十八大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的落实情况,仔细询问各校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与三亚各高校、职业学校负责人共同探讨,研究解决办法。

    据了解,三亚市职业教育现有职业院校8所。其中,高等职业学院或设置职教专业的学院5所(公办1所、民办4所),在校生42000人;中等职业学校3所(公办2所、民办1所),在校生近7000人。

    在高等职业院校方面,三亚市唯一的公办高校——琼州学院先后与三亚鸿洲国际游艇会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建立实习实践基地,共同培养人才;三亚学院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联合培养“卓越工程师”,建立了车辆工程“卓越工程师”人才班,还与万豪集团三亚万丽度假酒店、喜达屋集团等联合培养“订单式”酒店管理人才。

    在中等职业学校方面,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实施“工学一体”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先后与近百家企业签订了就业协议或“订单式”培养协议;农垦三亚中专学校也与多家企业开展合作,特别是汽修专业的毕业生深受三亚多家汽车企业欢迎。

    刘敬民充分肯定了三亚市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取得的成绩,尤其对各学校职业教育中开展“校企合作”模式表示称赞,并希望三亚市重视并营造现代职业教育的环境,在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中,善于总结成功经验,牢固树立抓职业技术教育就是抓民生、抓发展的思想,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大的力度,推动现代职业教育大发展。

    李柏青表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努力克服困难,在土地、资金等方面,不断加大对高校、中等职业学校的支持力度。他表示,市委、市政府将继续加大扶持力度,推动全市职业教育工作迈上新台阶。 

 职业学校“挑战杯”首次启动


聚焦创新创效创业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中国科协和全国学联在原有大学生“挑战杯”系列竞赛基础上,结合职业学校学生特点,自今年起共同组织开展“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大赛每两年举办一次,首届大赛决赛将于今年7月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

  大赛以“同圆中国梦想,共创多彩人生”为主题,以提升增强职业学校学生创新理念、创效意识和就业创业能力为重点,以促进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的社会氛围为导向,着力将大赛打造成为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促进学校、企业、社会进行人才培养、项目孵化、资源整合的综合平台,逐步构建职业学校开展学生就业创业教育的有效载体和特色阵地,为培养数以亿计的工程师、高级技工和高素质职业人才服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大赛设中职组和高职组两类参赛组别。中职组设创意设计竞赛、创业计划竞赛;高职组在中职组基础上增设生产工艺革新与工作流程优化竞赛、社会调研论文竞赛。凡在今年7月1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各类中职学校和高职院校在校学生均可以个人或团队形式参赛,参赛作品以学校为单位申报。大赛官方网站(http://www.tzbchrs.net)近期将开通,依托官方网站进行参赛项目的网络报备和申报。

  据悉,大赛主体赛事将分省级预赛和全国复赛、决赛3个阶段进行。4月至5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大赛要求组织省级预赛或作品遴选。6月,举行全国复赛,全国评委会将对参赛项目进行评审,选出若干参赛项目进入决赛。7月,举行全国决赛,全国评委会和组委会将通过集中答辩和现场展示、问辩等方式评出作品奖、单项奖、优秀组织奖及优秀指导教师奖等奖项。 
    本报北京4月25日讯(记者 翟帆)由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承办的职业院校中国梦宣传教育研讨班今天在京开班。

  广东、江苏、贵州、重庆、大连等省市教育部门有关负责人和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宁波市北仑职业高级中学、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等学校负责人,总结交流了前一阶段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活动的进展、做法和经验。研讨班学员就如何进一步深入推进中国梦宣传教育,形成职业院校中国梦宣传教育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进行了讨论。
    本报讯(通讯员王懂礼)近日,中国高教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高职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杭举行,中国高教学会名誉会长周远清、会长瞿振元、浙江省教育工委副书记、教育厅副厅长鲍学军出席成立大会,并分别讲话。会上,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当选主任委员。

  本次大会以“素质教育与高职的使命”,来自全国80余所示范性高职院校、骨干高职院校近200名代表参加成立大会。大会就如何在高职教育中实施素质教育践行立德树人分“思想素质”、“文化素质”、“职业素质”三个子主题进行充分交流。

  据悉,成立后的全国高职院校素质教育工作委员会将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精神,进一步加强全国高职院校的学生素质教育工作,深化高职素质教育研究,全面提升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本次大会由中国高教学会、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指导,中国高教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主办,浙江省高职教育研究会和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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